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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主导全球贸易格局的深层次改变 近十多年来，国际分工越来越表现为相同产业不同产品之间和相同产品内不同工序、不同增值环节之间的多层次分工。国际分工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逐渐由产业间分工发展为产业内分工，进而演进为以产品内分工为主的国际分工体系。以产品内部分工为基础的中间投入品贸易称为产品内贸易，从而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全球价值链分工”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最终产品经过两个或两个以上连续阶段的生产；二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参与生产过程并在不同阶段实现价值增值；三是至少有一个国家在其生产过程中使用进口投入品。 在全球价值链主导贸易新格局的大背景下，依据原产地原则进行的传统总量贸易统计至少存在两个弊端：第一，由于大量中间品贸易的存在，统计跨境总量贸易而非净增加值会产生大量重复计算；第二，由于没有反映出产品在生产环节上的流动，所以双边贸易统计中包含了他国中间投入品价值。如在“三角贸易”模式中，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中就包含了大量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进口的中间投入品，因此国际贸易统计方法迫切需要更新。 当前，一种能够真实反映全球贸易运行和贸易秩序的全新核算方法——贸易增加值（Trade in Value Added）统计越来越受到关注。由于基于全球价值链的附加值统计方法是在统计各国价值贡献的时候，扣除了传统通关统计中折返增加值，避免了重复计算，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各国在全球贸易中的状况。这样，每个国家（地区）出口货物中本国附加值和外国附加值的比例就反映了该国（地区）的贸易获益率。根据世贸组织和IDE—JETRO（2011）报告，以增加值贸易方法测算，全球失衡的状况并没有全值统计那么严重。 贸易增加值统计还原中国的贸易统计幻觉 在全球价值链上，美国主要以其掌握的核心技术专业化生产高附加值部分，而中国由于长期以来高端技术研发能力不足，主要以其丰裕的劳动力承接产品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部分。这样的分工决定了中国势必进口大量中间投入品；而美国主要是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和销售，表面上大多表现为中间产品的跨境出口，事实上是国内生产在世界范围内的布局和延续。 垂直专业化分工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始于20世纪90年代，以加工贸易持续快速增长为标志，中间品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也随之大幅上升。加入世贸组织的十多年来，中间品货物贸易量的年均增速明显高于消费品和资本品。中国的中间品贸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用本国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禀赋，生产层次较低的中间投入品再输往国外；二是从国外进口中间投入品，利用本国的劳动力禀赋对其进行加工和组装，生产成最终产品或中间品后出口到国外（即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已经成为中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主导模式。 目前，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占总出口的四成左右。中国在工业制成品加工组装环节仍具有相对比较优势，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品生产国和出口国，美国、欧盟等是最主要的终端消费市场。由于大量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环节由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转移至中国，这些国家和地区原来对美国、欧洲的顺差也转移至中国。这种转移可以通过复进口来体现，即“货物出口后再进口至该国”。 通过对中国出口加工区考察发现，由于中国香港的物流和基础设施能力先进，产品经过中国香港运输成本低廉且节省时间。出口加工区出口产品可以享受出口退税，中间货物进口用于加工，加工后也可以享受优惠税收出口。中国是迄今世界上主要的复进口国。中国的复进口自2000年来已经增长超过12倍，复进口正成为中国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失衡的成分被严重夸大。 根据我们利用投入产出模型测算，在出口部门中，含国外增加值比重较高的部门集中在制造业，其产品出口中国外增加值的平均比重为26.3%，即主要制造业部门的出口超过四分之一的增加值非中国本国创造。如果以贸易增加值统计方法计算的中美贸易顺差将缩水36%左右，中欧贸易顺差、中印等双边贸易顺差也将大幅下降，中日贸易逆差则进一步扩大。 更为严峻的是，“虚胖”的贸易规模非但没有给中国带来利益分配的增长，反而加剧了中国与贸易伙伴的摩擦，而中美贸易摩擦尤为明显。以世贸组织公布的数据为准，中国已连续19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是连续9年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总之，中国仍然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国。 积极推动产业升级提升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水平 未来十年全球产业竞争将是价值链上的竞争，价值链竞争将决定中国制造业乃至产业竞争力和未来经济的前途与命运。面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浪潮，以及国内传统比较优势流失等多种挑战，中国必须建立起新的竞争优势，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推动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全面升级。 重视培育本土跨国公司，增强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控制力。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要提升对全球资源和经济的控制力，获取更大的贸易利益，就必须培育一批在全球范围内有一定竞争力的本土跨国公司。目前，我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很多国内大型企业的主要业务仍集中在国内市场。因此，我们建议研究制定促进中国企业国际化中长期发展战略。深化和落实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以及“走出去”发展战略，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利用全球高级生产要素，发展和延长国内价值链，并鼓励国内企业向低产业梯度国家转移。政府除了财税、金融、贸易便利化政策支持之外，应在全球主要出口市场设立相应的贸易促进机构，为企业搭建国际贸易网络提供综合性服务平台和境外贸易合作区建设。 着力增强零部件和装备制造业的自主研发创新能力。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进口大国之一。在最大限度促进零部件进口技术溢出的基础上，政府应该制定政策引导国内企业加强零部件产品的自主创新能力，一方面提升我国本土企业的零部件生产质量和工艺，走出我国核心零部件过分依赖国外的困境，突破“为出口而进口”的被动贸易模式；另一方面促进产业内分工，打造和延长国内价值链。短期内，应继续促进成套机器设备进口，加速国内陈旧设备的更新，增加国内资本积累；但从长期看，应该提高研发经费的投入和效率，鼓励我国本土装备制造业的自主创新。 进一步优化加工贸易国内布局，加快产业升级和梯度转移。加快加工贸易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步伐。一是国家要继续强化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发展的差别化政策，鼓励东部地区利用资金和技术优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通过执行差别化税收政策和调整加工贸易商品目录，引导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二是国家应加大资金投入，优先支持中西部地区出口加工区的建设。三是针对我国出口加工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的现状，建议应打破地方利益和市场壁垒，建立全国统一要素市场，保障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并且更多地赋予中西部出口加工区物流功能，建设一批报税物流园区和仓库，提升产业配套和产业集群水平，优化贸易链的区域布局。四是进一步优化利用外资的区域结构，促进中西部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防止东部地区对产业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产生挤出效应。 充分挖掘国内市场需求容量，推动全球高级要素向中国集聚。从趋势上看，中国第一波“全球化红利”将趋于结束，而第二波“全球化红利”正在展开。有别于依托低要素成本参与国际分工所获得的第一波“全球化红利”，所谓第二波“全球化红利”，就是通过庞大的内需市场，吸收国外高级生产要素，如技术、人力资本等来推动中国经济升级。总体看，中国吸收国际资本的综合优势并未明显减弱。扩内需政策将进一步激发国内市场增长潜能，逐步提高的劳动力素质和相对完备的配套能力为吸收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外商投资创造了发展条件。特别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进和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措施的实施为提高外资质量和水平提供了政策支撑，区域差异和多层次劳动力继续为多类型外商投资提供了广阔空间。伴随着本土高增长的市场容量，中国正由全球跨国公司的制造中心转变为战略中心和决策中心，这带来了整个价值链的转移，吸引全球高级要素汇聚。此外，中国应积极顺应全球FTA大浪潮，加快推进中日韩FIA、中国—东盟FTA谈判，以及提前研究中美FIA、中欧FTA等战略协定谈判，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利益分配水平，真正推动中国由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 通过“一带一路”战略逐步构建中国自己的全球价值链。“一带一路”战略将是中国未来的全球化大战略。“一带一路”以推动实现区域内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为重点，促进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立，包括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资源合作、园区和产业投资合作、贸易及成套设备出口等领域，将依托沿线基础设施的互通互联，对沿线贸易和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形成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和“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由于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在国家区域自贸战略，以及互联互通进程的大力推动下，我国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高铁等行业“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快，未来需要进一步通过异地投资、兼并重组、国际产业技术联盟、参与全球创新网络等手段，实现由产品输出到产品、技术、资本、服务输出的转变，实现中国产业链的整体升级。与此同时，根据劳动力成本和各国的自然资源禀赋相对比较优势，未来五年，我国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有望依次转移到周边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动沿线国家产业升级和工业化水平提升，完成中国全球价值链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