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及其民间文艺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民间论文,思想论文,钟敬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钟敬文，1903年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公平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散文家和诗人，但他对于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更重要贡献，还是集中在民间文艺学、民俗学（注：民间文艺学，按照目前国际上较普遍的分类原则，是民俗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但又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在中国，它经常被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与民俗学相并列。）领域——他是学界公认的中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其杰出领导者和最高学术成就的集中代表之一，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声誉。
钟敬文是在汹涌澎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潮的冲击下，走上民间文化研究之路的，从此，他把民族民间文化的“发采扬辉”作为了自己毕生的事业——把一生中最主要的时间、精力和睿智，都奉献给了祖国的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事业，而其中又尤以在民间文艺学领地跋涉较早、用力最勤。在长达80余年的学艺生涯中，钟敬文基本奠定了中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学科体系的理论构架，陆续开拓了中国神话学、传说学、故事学、歌谣学、近现代民间文艺学史、民俗文化学等多种学术领域，开始并坚持在高校开设相关课程，培育了大批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的专门人才，而且参与组织或发起与恢复了包括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即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民俗学会等在内的许多重要专业机构和学术团体（注：参看许钰《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中国一百人》，经济日报出版社1994年，第325—330页；刘魁立《为构建、推进民众学问而奋斗不息的人》，《民间文学论坛》1993年第4期； 王文宝《中国民俗学运动的“世纪之星”》，《民间文学论坛》1998年第2期，等等。）。至今，他虽已是97岁高龄的老人了，却仍然奇迹般地奋斗在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学术探索和教书育人的第一线上。
综观钟敬文的长期民间文艺学活动，其中特别突出的学术思想有以下几点：强烈的学科整体建设意识、强调民间文艺学是一种特殊的文艺学、倡导多角度的综合研究、浓厚的历史关怀、注重实证研究，以及重视学科教育功能等等。限于篇幅，这里仅就前三点进行论述。
一、强烈的学科整体建设意识
一般人进行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往往多关注于具体问题的探讨，对于学科的总体建设则比较缺乏自觉的或强烈的意识：或者即使一时关注学科的整体建设，但持续时间一般也不会太长久。而钟敬文则在关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以建成独立的中国民间文艺学学科体系，而且日益自觉地通过自己的一系列实践活动，不遗余力地推进这门学科的总体建设和发展，表现出强烈的学科整体建设意识。这使他在现代众多民间文艺学家中卓然特立，别具一格。
早在本世纪30年代初，年青的钟敬文就已经从理论上初步认识到建设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必要性。1935年底，他正式写出了《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不仅首次创用了“民间文艺学”的术语，而且第一次提出了把民间文艺学作为文化科学中一门独立的、系统的学科的构想，并就其对象特点、建立的社会条件、所应当采用的方法及主要任务等，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和主张。
1949年以后，特别是“文革”十年结束之后，劫后余生的钟敬文“涌起了恢复和振兴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勃勃雄心”，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或讲话，重新强调建立独立的民间文艺学学科体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根据实际情况，指出为发展这门学科需要努力的工作方向。例如在《关于民间文艺学的科学体系及研究方法》（1981）、《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自序》（1982）、《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1983）、《新的驿程·自序》（1986）等中，钟敬文都或多或少地谈及了在他的脑海中己逐渐自觉和不断清晰起来的民间文艺学体系的构建问题。尤其是《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明确指出“我们建立的民间文艺学，概括地说，应该是这样的一种人文科学——以马列主义指导的、从实际出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民间文艺学”，并指出所谓“系统的民间文艺学”应当包括：原理研究、历史的探索和编述、学术评论、方法论及资料学（注：见杨利慧编《钟敬文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第16—22页。）。这个构想，显然比30年代时深入、系统了许多，它是经过多年发展后钟敬文个人学术思想日臻成熟和民间文艺学自身多有进步的结果。尽管至今看来，这个构想带着明显的时代政治的色彩，但它大致廓清了民间文艺学作为一门系统科学的主要内容，为建立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成熟学科体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的这一富有开拓性的体系构想，至今还是人们了解和建构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基础。
除此而外，钟敬文的强烈学科整体建设意识还突出地表现在：为了推进这门独立学科的整体建设和发展，他呕心沥血、百折不挠，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活动。
钟敬文是受到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的影响，走上民间文艺学之路的，但他坚定终身从事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的方向，并且把推进它的建设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这还是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的杭州时期（注：钟敬文《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序》，见董晓萍编《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钟敬文自选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页。 ）。从这以后，在他的一系列相关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中，——无论是组织、编辑、教学、宣传，还是专题研究、对外交流……往往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贯穿着较强的学科整体建设意识。这种意识较早便己萌生，而在近些年来尤为突出。例如钟敬文在谈到自己早年（1934—1936）毅然放弃教职去日本留学的原由时说：
在这一个时期的最初阶段（指1928年秋到1934年春——引者按），我虽然对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理解及探索有了一定进步，但是总觉得自己的专业知识及跟它密切相关的学科知识都太薄弱，只靠它不可能在研究上取得较大成绩。如果要进而推动全国这方面的学术运动，就更没有多大把握了。因此，必须有个机会，让自己去打好学业基础才行。（注：钟敬文《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页）
在《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自序》中，钟敬文在回忆并总结自己在民间文艺学上的第二个重要时期（“文革”后的20多年）里的学术特点时也说：
这时期，我深感到我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两个人文学科，还很稚弱，必须加强有关机构和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否则学科的发展是比较渺茫的。因此，我积极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如建立民俗学会，恢复民间文艺研究会，开办民间文艺学、民俗学讲习班，组织力量，编纂《民间文学概论》、《民俗学概论》等教材，培养专业人才，如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和访问学者等。这些活动，已经日见成效。
强烈的责任心和学科整体建设思想在上述两段话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仅如此，钟敬文还不断写文章或发表讲话，对过去一段时间内的学科发展状况进行总结，同时往往指出当前学界存在的问题，谆谆告诫同仁们需要努力的方向；他积极促进祖国民间文艺学与国际的学术交流，认为这“无疑是促使我们学科前进的一个动力”（《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自序》）……即使是在进行专题学术研究时，钟敬文也往往会考虑它对于学科总体建设的意义，比如他认为民间文艺学史是中国民间文艺学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国学者必须完成的硬任务，因此，他就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率先写作了几篇有关晚清民间文艺学史的论文，并在新时期里继续写作有关文章，对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作出了拓荒性质的贡献；他认为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应该采用多学科综合的方法，所以迅速运用新发现的民族志资料，写了《论民族志在古典神话研究上的作用——以〈女娲娘娘补天〉新资料为例证》以为范例；他甚至不惜牺牲自己进行学术研究的时间，而把节省下来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培养学生、编写教材、宣传学术等方面去，就因为“以上这些活动，虽然本身不是我的学术研究活动或成果，但它对于推动我国整个民间文艺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却有着重大关系。”（《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用他自己充满诗意和豪情的话讲：“我们希望看到，也是一定能够看到的，是那‘满园’的‘春色’。至于‘一枝红杏’的是否‘出墙来’，又有多大关系呢？”！（《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自序》）直到96岁的高龄，他依然以引导整个学科前进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并以此为标准，对自己的学术特点和弱点进行真诚的反思，并对后来人提出殷切期望，拳拳之心，令人深受感动。（注：钟敬文《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反思与体会》，《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正是由于始终怀有对民间文艺学的执着热爱和逐渐自觉的学科整体建设意识，钟敬文才能时时胸怀全局，致力于学科宏观体系的建构并竭尽一切力量促使它的实现。也正由于他的这一学术思想和特点，使钟敬文逐渐成为中国民间文学的“蓝图设计者、城堡建筑者和忠实的守门人”（注：借用日本学者武田淳泰的说法。见加藤千代《钟敬文之日本留学——从日中交流方面论述》，何乃英译，见钟敬文主编《民间文艺学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77页。），成为该学科当之无愧的领导者和引路人。
钟敬文这一学术思想的形成，和他长期与这门学问打交道是分不开的。大家知道，钟敬文并不是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民俗学运动的最早发起者和组织者，在他之前，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顾颉刚、常惠等人，己发起了北大的歌谣学运动，并把注重民族民间文艺的新思潮影响到了全国许多地方。但是，这些学者往往是从其他学科领地而兼及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的，所以一段时间过后，他们又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自己专长的领地中去了。钟敬文却自加入到民间文艺学的队伍中来，就始终没有移易，并且逐渐执着坚定地以之为毕生的事业，虽清贫于斯，困顿于斯，却无怨无悔，不改初衷。正是由于钟敬文的这一学术历程，所以他在长期的科研、教学、组织和宣传过程中，十分谙熟民间文艺学的情况，能时时从全局出发，思考民间文艺学的独立学科体系性质，不断从总体上对学科加以设计和指导，并积极把自己设想的蓝图变成现实。
二、强调民间文艺学是一种特殊的文艺学
钟敬文的这一重要思想也经历了一个由模糊到自觉的发展过程。 1935年，钟敬文在《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中，已经指出民间文艺是“和普通的文艺（文人的文艺、书本的文艺）有着很不相同之处的”，主要的不同点或者说民间文艺的特点在于制作过程的集团性、表现媒介的口传性、形式和内容上的类同性和素朴性以及二者机能上的差异等，主张为使民间文艺的研究精密化、系统化，应该创立独立的民间文艺学。这篇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在几十年以后得以继续深化，成为日臻成熟的钟敬文民间文艺学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不过在当时，钟敬文对于民间文艺与一般作家文艺的区别，认识还不很清楚，他自己后来反省说“对它与作家书面文学的疆界，概念始终比较模糊”，而这种思想由模糊到比较清晰明确，是在80年代前后，是“近年来学界解放思想大浪潮影响的结果”（《新的驿程·自序》）。在这一时期，钟敬文针对当时学界较普遍存在的把民间文学仅仅当作一般文学现象来认识和研究的问题，在一系列文章或讲话中，——例如《把我国民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1979）、《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新的驿程·自序》等等——反复强调民间文学的特殊文学性质。他指出：民间文学是广大劳动人民口头创作、传承和享用的一种语言艺术，它是总的“文学”的一部分。但是，它跟文人作家的书本文学乃至于通俗文学是有差异的，它有自己艺术的性格：它所表现的事物，是劳动人民熟悉和关心的；它所用创作和传播媒介是活生生的口头语言，而不是书面的文字；它不仅和人民的道德、思想和社会观、宇宙观密切相联，而且其中许多部分还与群众实际的生产生活直接连接着；在艺术形式上，也有自己的特殊性。“总之，由于作者和传播者身份的不同（并由于它所产生的思想、感情、想象的不同），由于文学艺术传统的差异，结果，民间文学和一般作家文学，是两株树上开出来的形状和色香各异的花朵。”（《把我国民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
钟敬文的这一学术思想，通过他的科研、教学、宣传等活动传播开去。在他主编的全国高校文科教材《民间文学概论》中，这一思想得以体现并随之影响到了全国。近20年来，这本教材先后重印了8次， 在数以万计的年青人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近两年来，钟敬文的这一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由于学界一些人较多地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去研究民间文学，注重探索民间文学的社会文化内涵，较少关注或完全忽略了民间文学的文学性，针对这种新情况，钟敬文敏锐地重新提醒大家注意“民间文艺学是一门特殊的文艺学”，不能因为注重民间文学的特殊性，就完全抛弃它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任何极端的作法都是不妥当的。
钟敬文的“民间文艺学是特殊文艺学”思想的形成，有人认为是受到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影响的结果。（注：加藤千代《钟敬文之日本留学——从日中交流方面论述》，《民间文艺学探索》，第74页。）对此，钟敬文似乎并不完全赞同。笔者以为，更基本的原因，也许在于钟敬文本人对于文艺学和民间文艺学两门学问的深刻把握和比较。大家知道，钟敬文原本是志在文人文学的，他的旧诗、散文创作都有很高的造诣，30年代他的散文曾获得“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的后武”的高度评价（郁达夫语），他的文学评论也因为建立在具有亲身创作实践的基础上，而常常独具慧眼、深知其味。在他长期的学艺生涯中，还曾多次教过文艺理论课程。因此，在他接触并立志终身从事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事业之后，自然就会从实际情况出发，将“文人的文艺”与“野人的文艺”的联系与差异进行比较，最终形成民间文艺学是一门特殊文艺学的思想。
三、倡导多角度的综合研究
钟敬文的这一学术思想与他把民间文艺学视为特殊文艺学的观点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既然民间文艺学的对象具有特殊性，对于它的研究就应该采取相应的有效方法。
在《把我国民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自序》、《给〈西方人类学史〉编著者的信》（1985）、《新的驿程·自序》等文章中，钟敬文反复强调：民间文学不仅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而且还是一种综合的文化现象，它是跟整个历史、社会的事象（如物质生产、原始科学技术、宗教活动、生活习惯、社会制度及各种艺术活动）和各种意识形态联系着，它们具有一定的整体性。这种情况跟一般专业化作家的书面文学有根本或重大的差异。因此，民间文学的采集和研究，决不能限于它的对象本身，而必须跟那些关系密切的人文科学结成亲缘，也就是说，除了从一般文艺学的观点或角度外，还必须运用其他人文科学的观点或角度，即采取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原始文化史以及民族心理学等的观点或角度去研究，这样才能比较全面和深入地揭示它的特点与性质。
这一思想，是借鉴了人文科学领域里大量的研究成果，根据民间文艺学对象本身的特点和要求而形成的，与现今世界学术发展的趋势相一致，无疑是正确的，对目前以至将来的中国民间文艺学发展，都深具指导意义。
像钟敬文的其他许多学术思想一样，这一“多角度综合研究”的思想在钟敬文的脑海中，也经历了一个“较早萌芽、长期发展、逐渐自觉”的过程。钟敬文最早开始对民间文学进行初步探索时，视角还是纯文学的，而且从文学角度研究民间文学的做法，以后在他身上一直有或显或隐、或多或少的存在。（注：钟敬文在《从事民俗学的反思与体会》中，对自己“从文学切入”的学术特点及其局限进行了反省。）但是，多角度研究的思想很早也开始萌芽了。1927年，在《儿童游戏的歌谣》一文中，他已经指出“数年来，我国学者对于它（指歌谣——引者注）的搜集与研讨，大部分是基于文学意味上的……其实，歌谣的研究，除文艺的方面外，尚有风俗的、语言的、心理的、教育的等等。若纯站在文艺的立场上以搜集歌谣，那么，势必至枉屈了许多宝贵的材料，等于置之废弃之地。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畸形的趋向矫正过来。”有研究者认为：这篇文章显示了作者学术思想发展的趋势，即从单纯的文学研究的角度逐渐向多角度的研究发展，但他只是从文学的角度迈出了一小步（注：马昌仪《求索篇——钟敬文早期民间文艺学道路探讨》，《民间文艺集刊》1983年第4集。）。20年代末到30年代， 这一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里，他阅读了大量世界各种学科、学派的著作，例如人类学派、功能学派、社会学派、历史学派、心理分析学派以及马克思主义等。受其影响，他在学术上的指导思想是比较复杂的，在具体研究中，运用多种学科的观点和方法进行探索的努力十分明显，例如《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1932）、《槃瓠神话的考察》（1936）、《老獭稚传说的发生地》（1934）等，都摆脱了纯文学的探讨，而往往把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等的理论、方法结合起来，进一步探索民间文学作品背后蕴涵的文化内容。1949年以后到文化大革命之前，由于全国在政治、文化政策上学习苏联，中国民间文艺学也自然受到苏联有关理论、特别是高尔基的民间文学理论的影响。这种理论把民间文学只作为纯粹的文艺创作看待，在方法上，除了文艺学的角度外，一般不从其他人文科学的角度进行考察、探索。加之这时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都被宣布为“资产阶级学术”，所以包括钟敬文在内的民间文艺工作者，研究角度在另一个层次上又重新回到文艺学上来。1978年以后，随着学界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钟敬文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思想仿佛搁浅的鱼儿获得了活水，重新活跃起来，并且更加明确、自觉了。他不仅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反复强调多学科综合方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教导大家必须要有意识地学习相关学科的知识，以充实专业研究必备的知识结构，指出“这是年轻的民俗学者应该大力追求的方向”，“否则，是很难探得真理的骊珠的”（《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反思与体会》）。
多学科知识的掌握对于钟敬文的学术思想及其学术研究的影响是巨大的，他曾经由衷地说：“它实在开拓了我的学术视野，对我的专业探索也给了一定的启发、协助。现在我对民间文艺和民俗的观察能够看得远些，有时还能对它体会得深些，除了其他原因外，这种补助科学的知识无疑是一种有力的帮手。”（《给〈西方人类学史〉编著者的信》）
钟敬文的学术历程，是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发展轨迹的一个完整缩影；他的诸多学术思想，对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已成为其中宝贵的财富。因此，梳理和总结钟敬文的学术历程及其思想，不仅是现代民间文艺学史、民俗学史的必要内容，对于学科目前和未来的发展也具有重大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