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稗血缘说略——兼论中国古典小说的史传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典小说论文,血缘论文,中国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中国古典小说又称“野史”，最早是由正史衍变生成，它不仅脱胎于史乘，而且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中国最早的小说家——稗官是史官之属；中国小说最重要的民族特征是史传性。
【关键词】 稗官 野史 中国小说
史传特征
中国的史官文化异常发达。孕育生长于中国文化土壤中的古典小说，与史官文化的关系可说是血肉相连，密不可分的。中国小说源出于“纪实”——而这是史官的功能——并与史籍共生共存，以至于逐渐分化、独立。由于与史的这种血肉联系，中国小说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史传的胎记，而这就是它最重要的民族特征。下面就管见所及，依次论之。
一、稗官（最早的小说家）——古史官之属
我国典籍最早有关“小说家”的记载，是《汉书·艺文志》：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这里除描述了小说的形态——道听途说、街谈巷语之谈，同时指出小说家“出于稗官”，也就是说，稗官是我国最早的小说家。稗官为何官呢？颜师古注云：“稗官，小官。”又引如淳曰：“细米为稗。街谈巷语，其细碎之言也。”说得还是比较含混。
为揭开稗官真面，我们还得先弄清“小说”的性质。《汉志》所列十五家小说，皆佚，唯存《青史子》遗文三条，皆言礼仪风俗，由此难窥全豹。鲁迅推测“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着近史而悠谬者也。”〔1〕浅薄、悠谬者，诞而不经之意也。 袁行霈以为在似子，近史者之外，还有方士之书一类。〔2〕可见已包括我国小说的传统内容：志人、讲史、志怪。无怪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谓《汉志》小说“近似现在的所谓小说了。”
那么，这些小说是稗官自创，还是记录他人创作而来？从班氏所谓“街谈巷语、道听涂说”可知，应不是自创而是记录。因而，班固所说的“稗官”我觉得与史官是有联系的。二者的职能都是“纪实”（记言记事），以供王者——封建统治者借鉴。从这一点上说，可称“史稗同源”。
史官是封建统治者为记录君国大事而设立的，商代已有之，与巫并列。周朝史官称为太史，并取代了巫的位置。《隋书·经籍志》云：“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记言行。后世多务，其道弥繁。夏殷以上，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周则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诸侯之国，亦置史官。”〔3〕稗官地位低微， 但其作用却与史官有共通之处。正如如淳所说：“王者欲知闾巷民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也说，《汉书·艺文志》所列小说，“不过古时稗官采集一般小民所谈的小话，借以考察国之民情、风俗而已。”这也就是说，稗官的职能与史官一样，也是“纪实”，记录和反映国情民风。
那么，稗官是否即史官呢？我们还是先从《汉志》来着手分析。班固所列小说家著作十五种，多为依托之作，且散佚不存。可考者唯有《青史子》一种而已。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云：“先秦诸书既多依托，其可信者《周考》、《青史子》、《宋子》三家而已。《周考》七十六篇，班固注云：‘考周事也。’今已无一字之存。《青史子》五十七篇，至梁仅存一卷，刘彦和尚见之，故《文心雕龙·诸子篇》云：‘《青史》曲缀于街谈。’论小说不举他书，独引《青史》为证，正以当时现存之书，此为最古耳。”〔4〕然而班固在《青史子》下面注云：“古史官所记也。”也就是说，现在已知的最早的稗官是史官。《通志·氏族略》第四引《英贤传》欲把青史子落实到人，说“晋太史董狐之子，受封青史之田，因氏焉。”对此，梁玉绳提出驳议，认为史有内外大小之别，且疑“古史官之职，四时分掌之，故有青史氏，南史氏，青史主春，南史主夏。”〔5〕余嘉锡以为此说“殊为近理”， “崔抒之难，齐太史尽死，南史氏始执简以往，则南史自是小史，青史氏当亦如之。……《周礼》，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而小史则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此真古之稗官矣。其书见引于贾谊《载德》，最为可信，立说又极醇正可喜，古小说家之面目，尚可窥见一斑也。”〔6〕他认为稗官是周代的“士”，为“小史”之属。
由此还可联系到古之采诗观风制度。《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户牖而知天下。”《汉书·艺文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证也。”“行人”与“采诗之官”为何官，未言明。而《孔丛子·巡狩篇》云：“古者天子命史采诗谣，以观民风。”可见，采诗曾是史官的一种职能。那么很明显，采集街谈巷语，只不过是这种功能的一种延展罢了。
当然，我们并无法考定稗官都是史官（如《虞初周说》之后，班固注明虞初为武帝时方士。此书为虞初自撰，还是稗官采录，不得而知），不过也无那种必要。无论“方士”也好，“史官”也好，或者如余嘉锡所言的“士”也罢，作为小说家，他们发挥的都是史官的功能——纪实。从这个意义上说，稗官是史官之属。
稗官之与史官，虽然职能相近，却有高低贵贱之分。因而小说与正史相较，就有了雅俗文野之辨。概而言之，有如下数端：（1）小说的作者——源出地位低下的稗官，而非高贵的史官（如太史）。（2）小说的内容——记里巷细故、刍荛狂夫之议，而不是象正史那样记君国大事。（3）小说的形式——“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7〕，而不象正史那样可洋洋洒洒，连篇累牍。（4）小说的功用——供封建统治者观民风、知民情，而不象正史那样“鉴君臣之善恶、载政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8〕（5）小说的价值——浅薄虚妄，不象正史那样征实可靠。即如鲁迅所言：“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谬者也。”
总之，中国小说的雏形即纪实的“丛残小语”，有史的性质；稗官为史官之属，与史官同出一源。这也许可称为“史稗同源”罢。
二、野史（史之变体）——中国小说之祖
关于中国小说的产生，现今的文学史和小说史多溯源于古代神话传说、先秦诸子中的寓言故事，有的还述及先秦两汉的历史散文，但都是作为影响和孕育了小说的非小说作品来论述的。而正式论及小说，则多从魏晋六朝的志怪、志人小说开始。这实际上就是承认魏晋六朝是我国小说的发端。
然而事实上，我国小说至迟在汉代即已产生。这不仅在于《汉书·艺文志》列有小说家一类，而且《汉志》所列小说“已近似现在的所谓小说了”（鲁迅语）；也不在于明清学人已屡屡论及汉代之前的“小说”。而在于小说创作的实际。
“宏诞迂夸，多奇怪俶
之言”〔9〕的《山海经》，曾被胡应麟称为“古今语怪之祖”〔10〕。清代纪昀则称其“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11〕。但由于《山海经》主要是一部地理博物著作，没有完整的情节，故而很难说是小说。社科院编《中国文学史》称其为“小说的萌芽”，是附合实际的。胡应麟还曾据《太平广记》所引《琐语》之文，称其为“诸国梦卜妖怪相书”，“盖古今纪异之祖。”但其依附于史的体例使之和六朝之志怪不大相同，也还不能说是独立的小说。
明代追溯古小说源头的还有通俗小说大师冯梦龙，他在《古今小说叙》中说：
史统散而小说兴。始乎周季，盛于唐，而浸淫于宋。韩非、列御寇诸人，小说之祖也。《吴越春秋》等书，虽出炎汉，然秦火之后，著述犹稀。迨开元以降，而文人之笔横矣。……
冯梦龙认为，小说始于东周以后，韩非、列子等人的散文中的寓言故事是中国小说之祖。持相近观点的是宋人黄寰，他在《黄氏日钞·谈诸子·庄子》中说：“庄子以不羁之才，肆跌宕之说，创为不必有之人，设为不必有之物，造为天下必无之事，用以眇末宇宙，戏薄圣人，走弄百出，茫无定踪，固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也。”近来有人据此断言，庄子是中国小说之祖，庄子中的用作说理的短篇故事不仅仅是寓言，而且是小说，是中国小说之滥觞。〔12〕此说能否成立？那些附丽于诸子论说之文中的历来被认为是寓言的故事，能否具有独立的小说的品格？恐有待进一步探讨。
然而冯梦龙所提到的作为汉代小说代表的《吴越春秋》，却更值得我们引起关注。和它产生于同代的《越绝书》，还有类似的《燕丹子》，都已经是完整而独立的历史小说了。说它们是中国小说的真正滥觞，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穆天子传》还只是小说的萌芽）。
《燕丹子》描写燕太子丹谋刺秦王事，不仅具有完整的结构、曲折生动的情节，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而且有富于奇幻色彩的艺术描写。其写法已完余超越了史传的樊篱，完全小说化了。说它是一篇小说，是毫无疑问的。今人霍松林称之为“艺术上接近成熟的小说”〔13〕；侯忠义详细分析了它与史书的不同写法，并把它列于其《汉魏六朝小说史》之汉代小说篇首。然而《燕丹子》于《汉志》无目，《隋志》未著撰人，至《唐志》始题为燕太子丹，其年代及撰人都迄无定论。孙星衍《燕丹子叙》称其为“先秦古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谓为汉以前之书；罗根泽《〈燕丹子〉真伪年代之旧说与新考》认为是“萧齐之世”〔14〕；李慈铭《孟学斋日记》甲集以为是“宋、齐以前高手所为”；今人除侯忠义以其为汉末作品外，李剑国则定为西汉初作品〔15〕。社科院所编《中国文学史》说：《燕丹子》“近似于小说，而著作者和产生年代都难于考定。”也许正因为其年代之难于考定，它在小说史上的地位才受到影响罢？
如果说《燕丹子》因著述年代不清而难于断定其为中国小说之祖的话，那么《吴越春秋》等之不被重视则完余是另一回事了。《吴越春秋》一直被文人看作“杂史”，《隋书·经籍志》就站在正统史家立场，认为《楚汉春秋》、《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书都是“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并把它们看成是杂史之滥觞。而事实上，这些作品的问世，正反映了小说由史乘分离出来的早期演变过程，表明了史传向小说演化的趋势和流向。恰如《颖水遗编·说史中》所云：“正史之流而为杂史也，杂史之流而为类书、为小说、为家传也。”这种演化的趋向是：实的部分逐渐淡化，虚的部分逐渐强化；史的性质逐渐弱化，小说的特点逐渐强化。
《楚汉春秋》已佚，无可详考。《越绝书》和《吴越春秋》皆存，都是以演述历史事件为主，杂以异事遗闻，虚实参半。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其“虽本史实，并含异闻。”而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及北大中文系编《中国小说史》则称之为富有“小说意味”的历史散文。事实上，二书完全可说具有了小说的性质，尤其是《吴越春秋》，早就引起了学人的关注。王芑孙《惕甫未定稿》卷二六《题吴越春秋》谓其“参错小说家言”〔16〕；郭希汾《小说史略》将其列入汉人小说，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史简编》则称之为历史小说。这当然是持之有故的，不是无根之谈。
从表面上看，《吴越春秋》叙述吴越两国的兴衰，采取的仍是编年体的史著体例。但它并不象一般史著那样去详细记述两个国家从兴到亡的方方面面，而是集中相对较多的篇幅描写吴越争霸的过程，突出描绘几个重大事件，而在事件的描写中，又浓墨重彩地塑造了越王勾践和吴子胥这两个复仇英雄形象。叙事结构有时二线平行，有时网状交叉。应该说这与史书是很不相同的。更重要的是，作者在选材和行文时不象史家那样言出有据，而是大量采用传说传闻，并大胆进行艺术想象和创造。内传五卷中的伍子胥乞食溧阳、佯狂于吴市，及破楚后回报渔人之子，干将夫妇铸剑；外传中勾践尝粪，越女试剑、老翁化猿等情节，都无据可考。古今学人曾指出该书失实处上百条，可见它决难进入史乘而只能位列“野史”。作者也无意撰史，而是借助史实，锺事增华、心摹意匠。进行大胆的艺术创造。除了篇幅的差异之外，我觉得《吴越春秋》与《三国演义》是一脉相承的不同时代有代表性的历史演义小说。前者是演义小说——乃至整个中国小说之祖，后者是演义小说的扛鼎之作。虽然史著体例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它们独立的文学品格，但二者仍然是有别于史乘的文学作品，是一种虚实相生的艺术整体。
三、史乘——中国小说之母胎与温床
如前所述，中国的史官文化极其发达，同时又有极强的包容性。商代巫、史共掌文化，至周代巫不为所重，史官成了文化的主要掌管者。说中国早期文化就是史官文化，恐并不过分。史官的职责范围极其广泛，《隋书·经籍志》史部总序说：“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二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总序曰：“史官既立，经籍由是兴焉。”被儒家尊为“五经”的诗、书、易、礼、春秋，几乎都是史书。故而章学诚有“六经皆史”的说法。自战国以降，史乘由包罗万象而开始分化。小说当然也是其支流。《新唐书·艺文志序》云：“传记、小说，外暨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也。”
前面我们说到历史小说是由史乘分流而来的，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志怪也可说是脱胎于史乘。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云：“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由于古人把怪异之事当作实有，故而大量记入史书，志怪再从史书中单独分离出来，成为志怪小说。因而“志怪小说乃史乘之支流。”〔17〕古代史官文化的包容性由此可见。说史乘是中国小说之母胎，一点也不过分。
我们说史乘是中国小说之温床，则是另一层意思。即以《左传》、《国策》、《史记》等为代表的历史著作，为中国小说提供了肥沃的生长土壤，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艺术营养。
史书一开始就有小说的成分。比如卜筮、梦验及怪异故事，史书就多所记录。这有一个认识水平问题，史官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由于鬼神观念的普遍存在，不能不影响到史官记事。例如《左传》就记述了许多卜筮灾祥之事。以至于范宁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诬”〔18〕；王充说它“言多怪，颇于孔子‘不语怪力’相违返。”〔19〕清代的冯镇峦在《读聊斋杂说》中则说：“千古文字之妙，无过《左传》，最善叙怪异事。予尝以之作小说看。”《史记》被推为史之经典，但在《高祖本纪》篇首，即是刘邦之母“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的描写。当然，这又与君权神授和神化皇权的封建意识有关。不管怎样，这类描写都对小说产生了重要影响，激发了其想象力。
一些传说遗闻，也被史书所采录。如宋代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就“遍阅旧史，旁采小说”〔20〕，他说：“《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21〕其实这种做法左丘明在著《左传》时就实行了，大量撷取了民间的传闻。如成公十年“晋景公之死”记述景公因杀赵氏功臣而梦大厉，其小臣又因梦而殉葬，显系传说；“晋灵公谋刺赵盾”、“郑伯有为鬼”也多系传闻。
至于史著的艺术描写可供小说借鉴的地方，就更是不胜枚举了。刘知几《史通·杂说上》这样评论《左传》：
《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咙咶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谪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
后世对《左传》、《史记》等叙事艺术的研究，就更多了，如战争描写、人物描写、叙述语言、人物对话等都有涉及，毋须赘述。笔者在这里仅举《左传》之一例，说明史著与小说之相通：
……（晋灵）公患之（赵盾），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这是“晋灵公不君”中的鉏麑刺赵盾一节，其中包含了作者的艺术想象，近乎小说笔法。封建文人很敏感，觉得这种地方虚假，不合史家笔法。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11云：“c鉏麑槐下之词，浑良夫梦中之譟，谁闻之欤？”李元度《天岳山房文钞》卷一《c鉏麑论》曰：“又谁闻而谁述之耶？”李伯元《文明小史》25回王济川也以此问塾师，且说：“把他写上，分明是个漏洞！”对此，钱钟书先生有精辟的论述，他说：“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分，假之舌喉，想当然耳。……明清评点章回小说者，动以盲左、腐迁笔法相许，学士晒之。……然其颇悟正史稗史之意匠经营，同贯共视，泯町畦而通骑驿，则亦何可厚非哉……《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遽过也。”〔22〕
四、史传性——中国小说之民族特色
中国传统小说最重要的民族特征是“史传性”。
首先是题材的史传性。因中国小说脱胎于史著，故其题材多具史传性。完全脱离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者，十不二三。滥觞于两汉而兴盛于明清之世的历史演义，是中国文学中特有的现象，它既是文学作品又酷似史乘的形态几乎曾困扰了历代学人。在由它分化而出的英雄传奇中，历史的、真实的成分逐渐减少和淡化，但却依然愿意以史为依托。其实，象《杨家府演义》、《水浒传》之类作为，主要人物虽是历史人物，但其所叙故事却多为传说和虚构的，史实的成分已经微不足道。中国小说“史”的印记太重太重，似乎不依傍于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就不能显现其价值。甚至于连志怪者也不例外，从最早的志怪之书《琐语》，到六朝志怪以至于唐人传奇，都喜欢借历史人物敷衍神怪故事。
其次是思想观念的史传性。正统的演义小说作者，大都愿意承担史家的重任，把“羽翼信史”作为自己明确的宗旨。如庸愚子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中，说《三国演义》“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林瀚在《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中，劝读者“以是编为正史之补，勿第以稗官野乘目之”；蔡元放在《东周列国志读法》中，提醒人“读《列国志》，全要把作正史看，莫作小说一例看了。”从历史观念上看，演义小说作家也与正统史家相似。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都通过“以人系事”的写法，表现了“帝王中心论”和“历史英雄中心论”的非历史主义倾向。正如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所说：“较佳的历史小说作者都较愿信奉史官，同他们一样对历史持儒家的看法，认为是一种治乱相间周期性的更迭，是一部伟人们从事与变乱、人欲等不时猖獗的恶势力作殊死斗争的实录”。至于小说对帝王和英雄的神化，也是从史传中来的。
由于史官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小说不可能不深受它的影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云：“自来论断艺文，本亦史官之职也。”这就难免“史家成见。”而“史官文化的主要凝合体是儒学”〔23〕，所以史著或史官文化对小说思想观念的影响——姑亦称小说思想观念的史传性，就表现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中国小说中无处不在的忠、孝、节、义思想，与历代文人之受史传影响是分不开的。
再次，是小说艺术的史传性。
历史演义艺术的史传性最为明显。首先是结构，按照朝代的更替和时间的推移为主线，类似于编年体史书。《有夏志传》、《有商志传》排列历史事件的同时，还抄入整段整段的历史文告，使人读起来更象史书。这种结构形式照顾了史实序列的真实，对普及历史知识是有益的，但却束缚了小说家的手脚，使大多数演义小说未能摆脱沉重的史的包袱，丧失了独立的审美品格。英雄传奇没有这种结构框架之累，因而其艺术价值一般来说高于历史演义。其次是文笔的简洁。由于史著的目的是叙述史实，大多文简事繁。演义小说也深受其影响。虽然《三国演义》等演义小说出现在“说话”之后，但语言却比较简洁，换言之，其描写的细腻却比不上话本小说。这不能不说是受史传的影响，因为史传都是以比较简洁之笔来叙述历史事件。夏志清说：“传统的评注家总强调他们简洁的文体”〔24〕，这恐怕也是一种“史家成见”。我们不能低估它对小说创作产生的影响。再其次是人物的“静止化”，或称静态人物，扁形人物。也就是说，小说人物性格缺少发展。由于历史著作的主旨是要再现历史，而不是描写人物，所以每一个历史人物只占他应占的那么一点位置，不可能过多地展开描写；况且史家在写作之前，对每个人已有了固定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又往往与忠孝节义、善恶贤愚等道德观念相联系，所以出现在史著中，只能给人留下一个主要特征，而不大可能展现多侧面的性格特征。再加上篇幅的限制和文笔简洁的要求，历史著作中的人物大概只能是静态人物或扁形人物，而不可能成为动态人物和圆形人物。历史演义小说既然在结构上和文笔风格上继承了史传传统，其人物塑造也必然受其影响和拘囿。只有到了完全摆脱史的樊篱的世情小说中，我们才能一睹动态人物或圆形人物之风姿华采。
至于非讲史的一般传统小说，也具有相当明显的史传性特征。例如小说结构多为按时间顺序发展的线性结构，而绝少截取生活的横断面；在人物的行动中描写人物，而较少独白式的心理刻画——这在戏剧中却大量出现；对人物的外貌服饰和环境较少细致描绘，而把这种任务留给诗词去完成；重视情节发展过程，重视故事的结局；篇末爱发议论，作者直接介入故事——类似史著之“传赞”、“史评”、“太史公曰”；等等等等，这都是中国小说传统的民族特征。说到底，全都是由脱胎史著而来的。
最后再强调一点，从审美特点来讲，“尚实”是中国小说创作和鉴赏的重要特征，是中国小说美学的重要命题。它表现在小说创作中，小说所叙故事无论怎样荒诞不经，也一定要设法依托于历史或真实人物。表现在小说鉴赏上面，则是对故事、人物的根由的兴趣超过了对作品本身的兴趣，对人物和故事真实性的关注超过了对作品艺术价值的关注。应该说，这种“尚实”的审美特征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普通百姓由于文化素养较低，他们不相信虚构的故事；中国的文人“浸淫于五经四书既久，当然养成他们深求寓意的习惯”〔25〕等。然而鲁迅所说“自来论断艺文，本亦史官之职”，恐怕也应是一个重要原因吧。
注释：
〔1〕《中国小说史略》。
〔2〕《〈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文史》第七辑。
〔3〕史部正史类。
〔4〕〔6〕《余嘉锡论学杂著》。
〔5〕《古今人表考》。
〔7〕桓谭：《新论》。
〔8〕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
〔9〕郭璞：《山海经序》。
〔10〕《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讹下》。
〔11〕《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12〕陆永品：《论庄子是中国小说之祖》， 《河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13〕《〈燕丹子〉成书的时代及其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文学遗产》1982年第4期。
〔14〕《古史辨》第6册。
〔15〕〔17〕《唐前志怪小说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7、75页。
〔16〕《渊雅堂全集》。
〔18〕《〈谷梁传集解〉自序》。
〔19〕《论衡·案书篇》。
〔20〕《进资治通鉴表》。
〔21〕《与范内翰祖禹论修书贴》。
〔22〕《管锥编》第1册，第166、347页。
〔23〕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册。
〔24〕〔25〕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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