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时空下早期沪上文化市场与“时尚叙事”的流行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行色论文,文化市场论文,沪上论文,时空论文,时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众传播是二三十年代上海文化市场的流行色。随着现代新传播技术(广播、电影)的 引进，商品经济、文化市场的繁荣，以大众文化和通俗化为主要特色的大众传播，在上 海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时尚叙事”，是与时尚消费和商品经济密切相关的一个文化概 念，主要指商品经济背景的文化领域里出现的一股新潮的叙事方式，(注：笔者在本文 中所指的“叙事”和叙事学中“叙事”，其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专指社会各种文化形态 展示性的显性存在方式，譬如外滩的殖民地建筑的显性存在，既是现代化展示，又是殖 民侵略史展示，更是上海本土性现代性的显性叙事。这样一种“叙事”概念，完全脱离 了以往只拘泥于文学现象的虚构性现实研究视觉，而是将“叙事”直接融入了火热的社 会生活中，运用“叙事显性”的表达方式，透视社会的不同层面和角度，迅速占领社会 各个领域，进而达到展示社会、叙述社会的意义。)这种叙事方式借助通俗杂志报刊、 广播、电影(电视)等传媒手段，彼此共谋，展示商业性意义的时尚文化艺术，达到透视 社会文化生存状态的目的。“时尚叙事”的形式多元囊括了文学作品(以通俗文学的创 作为主)、美术摄影作品(名画名作、名人肖像、电影明星照、封面美女、三十年代流行 的月份牌美人等)、广告作品(日常消费类广告和文化娱乐广告类为主，如日用品，时装 、美食、健美、彩票、跑马、休闲游乐场所等广告)，甚至杂志的时尚专栏和社会热点 特刊等等均可以成为时尚叙事的具体形式，可以说时尚叙事就是大众传播的一种重要方 式，这种叙事方式根植于商品经济的发达时代，在社会经济与商业文明竞相繁荣的社会 环境中，与社会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相联系，尽其所能地顺应并推动着上海的现 代化建设和社会的现代性进程。
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大众传媒，人的社会化也与此紧密连接。美国学者杰 诺维茨认为：“大众传播由一些机构与技术构成，专业化群体凭着这些机构和技术，通 过技术手段(如报刊、广播、电影等等)向为数不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广泛的大众传播 符号与内容”。[1]其实，人的社会活动本质上就是一种信息的传递、吸收与反馈的过 程。譬如，无线电广播自二十年代出现于上海后，到三十年代初步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为 中心的传播网络，民办电台上海占了40座。[2]交通部国际电台16处均设于沪上，国内 短波电台83处，上海占了44处，占53%[3]。这些电台每天播出十几小时，在上海的上空 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无形网络，将各种现代生活、艺术、文化、教育、时事、社会新闻信 息源源不断地撒向上海人，迫使他们接纳吸收。由此，听广播、看报纸、读书成为上海 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古代的上海文化是中国封建大一统文化中的一个支脉，其自身并没有鲜明的个性。
开埠以后，随着商贸经济的日益繁荣，各地移民的大量进驻，现代科技迅速发展、西 方文化的不断输入等方面的因素，上海的文化很快改变了古代传统那种保守封闭的特点 ，走向了开放而富有个性的文化发展阶段。最集中的体现在这样两方面：
首先是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和对新兴文化的崇尚。一些过去被视为经典的传统文化思想 ，如文化大一统观念、文化等级观念、文化中心论观念，在近代的上海普遍遭质疑和否 定，而新兴的文化思想如文化发展、文化平等和多元的观念等等，则受到近代上海人的 认同。在传统社会中，文化的创制权和享受权均为上层统治阶级所有，代表市民群众审 美情趣的通俗文化形式并没有很大的市场。近代以后，随着上海的都市现代化建设和现 代性意识的推进、自由平等思想的传播和市民阶层的崛起，上海都市中的通俗文化迅速 繁荣起来，各种通俗小说戏剧、通俗画报，以及形形色色的娱乐场所如回力球、跑马场 、舞厅、电影院风起云涌般发展起来。他们与中国传统的高雅文化，如诗、书、礼、乐 等等形式既有联系但是差别颇大。
其次，本地文化与异质文化的多方位碰撞、渗透融合。近代时期，随着商贸经济的发 展和大量移民的涌入，不同风格、不同形式的文化纷纷进入上海，并与上海的本地文化 产生了多方位的冲撞和融合，例如在上海都市饮食文化中各种帮派菜系的出现，语言习 俗中各地方言的掺杂等等，“近代上海都市中所出现的那种京、沪、越、昆、徽、闽、 甬等不同剧种并行共存，京、徽、川、扬、杭、苏、锡等本帮派菜系各色纷呈，以及苏 、甬、京、粤、本地方言交融的现象，都是这一特点的鲜明体现。”[4]并且，上海的 开埠通商也为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在上海都市中的碰撞交融创造了条件。譬如当时 上海都市中出现的一些社会现象：天主教、基督教的传播、“洋泾浜”英语的盛行、西 菜、西服、西洋马车、汽车的普及、尤其是西方文化学术思想的散布等等，都潜移默化 地改造并创造着新上海都市文化。
这样的文化个性构成了近代上海文化的发展走向：大众化和多元化。
但是作为一个商业大都市，上海文化氛围中无处不有、无时不在的浓郁的商业气息， 应该是上海文化最大的特性。所以在二三十年代的沪上世界里，经商牟利与文化建设， 在发达的文化市场中不可分割地纠结在一起，时尚流行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成为上 海文化市场上最主要的角色，尤其是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引进，商家借助图书出版、报纸 、杂志、电台广播、电影、戏剧、商业广告等传播手段，在二三十年代与商业社会共谋 ，筑造了上海繁华多元、以大众传播为主的文化市场。
一
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在内涵上时常重叠，以致人们常常将它们混谈。二三十年代上海 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既有联系又相互区别。
上海的通俗文化最早从晚清崛起，如果说，通俗文化兴起之初还需要一批前卫文人如 王韬、梁启超、严复等“新学家”加以“开民智”、“新民学”鼓吹的话，那么到了三 十年代已奠定了它不可动摇的社会地位，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是沪上通俗文学和期刊 的乐园，随着上海现代化进程和文化(文学)艺术市场化倾向的不断演进，与商业文明直 接接轨的通俗文学在此刻的沪上如鱼得水，庞大的市民读者群和职业作家队伍的壮大， 更为它们的存在创造了条件。
商业社会里文学的商品化倾向，导致了文学创作职业性的存在。近代社会，由于1905 年科举制的废除，及其随后封建王朝的覆没，大批封建时代的文人由传统的“做官、入 幕、教书”三条道路中被驱赶出来，惶惶如丧家之犬。在这样一种王纲解纽的社会历史 背景下，生活在上海的文人们依靠着得天独厚的商业和现代化社会环境，大踏步地转向 了市场，将人生终极理想与文化市场接轨，一方面获得人生价值的另类实现，如梁启超 的办报宣扬；另方面，在“稿酬制”(注：1884年6月，《申报》刊登“招请各处名手画 新闻”的启事，宣称“如遇本处有可惊可喜之事，以洁白纸新鲜浓墨绘成画幅，另纸书 明事之原委。如果惟妙惟肖，足以列入画报者，每幅酬笔资两元”。(袁进著：《近代 文学的突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第048页)这是为《点石斋画报》征 稿，也是近代报刊开始建立的稿酬制度。)新的文化价值观念驱使下，将文学与商品密 切结合，置身文化市场，卖文为生，以独立的自由职业者身份，最早地完成了知识分子 的近代转型。这一切使得上海的文人们本能地认同商品经济、亲和市民社会。“亭子间 作家”的衣食父母不是少数的精神贵族，恰恰是张爱玲坦言的：“我的衣食父母不是‘ 帝王家’而是买杂志的大众”。[5]
值得欣慰的是，除却商业化的负面性，这种大众文化取向同时也构成一种独特的精神 价值，那就是作家可以完全摆脱传统的羁绊，以自我的价值和审美为文，并与世俗社会 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一些都深深地影响着职业作家的创作，这是文学与商业结合的另一 意义所在。
“宁可不娶小老婆，不可不看《礼拜六》。”是当时沪上的一句流行语，这句话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社会对纯粹消闲娱乐商业性文化的需求程度，现代化与商业化的发展使一 般市民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急切地寻找自己喜欢的文化消费品，这一趋势直接成为了文 化市场的重要指向。
上海至近代以来一直是一个以外来移民和流动人口为主的城市，尤其是开埠之后，西 人入侵和租界的建筑，使得上海的市民阶层不断的壮大并日见成熟。其实早在近代时期 ，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大量移民的涌入，代表着都市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新兴社会 群体——市民阶层逐渐形成了，他们居住在人口较为密集的城中，主要从事以小手工业 和小商业为主的职业。这一阶层的价值观念、文化心态、人格特征与传统社会中的农民 差别颇大。当他们抛弃固守的土地(有的甚至以身无分文的社会身份)，投入到充满着机 遇、竞争、陌生、孤闭、动荡、富有挑战性的现代化的商业都市谋生时，性格中更多的 是超前独立的自我和自我奋斗意识，并且在不自觉中完成了现代化的自我改造，在现实 生活中，上海市民通常以精明求实、灵活善变的处世方式，寻找生存的立足点，表现出 极强的生存欲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这些均使得上海人更多地看重现实人生的意义和世 俗生命的享受，对时间和生命的珍视是上海人性格中最有价值的所在。
这样的市民阶层和市民意识，随着二三十年代上海现代化黄金时期的到来，不断的壮 大成为上海人口主要组成部分和所有上海人的性格特征，直接影响了上海的文化心态： 趋奇好胜、奢靡享受。为了适应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文化(文学)从固有的高雅精典开 始走向世俗平民，由上流社会洒落至民间，加上市民阶层普遍性地对人生欢乐的看中和 生命享受的俗世理想，由此，通俗易懂的娱乐性文化(文学)成为上海市民普遍喜爱的文 化状态。
同时，二三十年代上海工商业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幅度发展，投资商市场和劳动力市场 供求不足，导致了移民大量地涌入，“从1927—1937上海人口从264.1万人猛增至385.1 万人……其中移民的大量迁入是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6]从移民的职业构成中我们 可以了解到，除却“农、工、商、党、政、军、交通、新闻记者、工程师、律师、会计 师、医师、士兵、学徒、家庭服务、佣工、杂工、无业”等职别行当中，都有大量的移 民”[7]之外，还有一部分来自国外。“开埠时，尽管外国人近26人，到了抗战中期增 加到15万人”其中多数是来淘金投资的，还有少部分前来享受“纸醉金迷”的租界生活 。这些新型的移民，将商业社会新奇时尚的现代生活观念和生存方式，与上海固有的市 民特性交融，彼此渗透，使得文化心态在“趋奇好胜、奢靡享受”的基础上，更增添了 “时尚休闲、崇尚洋派”的新气象。尤其是“洋派”的精神不仅与传统的上海市民不同 ，而且与当时中国其他城市的市民也完全不一样。[8]
可以说二三十年代通俗文学和通俗期刊在上海的盛行，与庞大的市民阶层和市民阅读 兴趣的氲氤是无法分割的。
市民社会的形成与市民意识确立，使之自然而然地成为通俗文化的盟友与社会根基。 在一个无所不在的商业社会里，竞争与牟利相伴的文化消费，笼罩并制约着上海文化的 发展方向。在社会世像普遍世俗化、商业化的环境中，高雅文化已远远不能适合商业市 民的口味，各种不同形式的通俗文化形式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尤其是戏剧剧本和通俗小 说的创作，成为文学作品最早向商业化转轨的创作。当然，这主要与传统文学对“小说 ”价值定位(小说并不算文学)有关，但是最重要的原因，仍然与“稿酬”，这一与文学 商品化最直接的价值体现密切相关。“大约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小说付稿酬开始通 行，小说付稿酬差不多已成制度。而同时征集的诗文，却标明以书券相赠。”[9]“当 时报纸除小说外，别无稿酬，写稿的人，亦动于兴趣，并不索稿酬”。[10]
就这样大批量通俗性的文化(文学)作品借助传统的传播手段：出版书籍和期刊，在上 海的文化市场上打下了半壁江山，譬如鸳鸯蝴蝶派的作品铺天盖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仅在上海出版的鸳鸯蝴蝶派杂志和报纸就多达180余种。据郑逸梅不完全统计，民国时 期大约113种文艺期刊中多数为通俗性期刊，其中大部分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版。
通俗文化的一个重要领地是小报，(注：上海是旧中国最早出现小报也是小报最为集中 的地方，据统计，上海小报总数至少有千种以上。(祝均宙：《上海小报的沿革》，载 《新闻研究资料》第42辑。20年代是上海小报发展的鼎盛时期，仅这10年中创刊即占总 数3/4左右(秦绍德：《上海近代报刊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34页。))这 类小报由于以消遣游戏为主旨，通过揭露阴暗、摘零拾遗获得市民社会普遍的青睐。此 外电影、广播、戏剧则以通俗易懂、状摹世俗、制造新梦为人们所迷恋，而且这些通俗 文化的基本成分与主题，统统围绕着“色、食、财”等市民闲暇生活的娱乐与世俗生活 运作。在这里文化就是产品，顾客就是上帝，通俗化是首选的发财之路。
不过当商业化成为文化的主潮时，文化也就失去了神圣和崇高的精神，更为可怕的是 通俗演为极端则变为庸俗和恶俗，沈从文在评价专写三角恋爱与性的张资平时，认为他 不仅“懂得大众”，“且知道大众要什么，比提倡大众文艺的郁达夫似乎还高明”，“ 因为他所赢得的大众，比鲁迅作品还多”。而造了一个卑下的低级的趣味标准，引导市 民往“本能的发泄的兴味方向发展”[11]的黄色文化不限于小说，如在《紫罗兰》杂志 上，时常性的用大篇幅的广告文字为《荒唐世界》《吊膀经》等书籍广告，并且广告词 醒目而耀眼，直接以传授吃喝嫖赌经验为内容，大肆宣传，“吃喝嫖赌，是狭义的荒唐 ，……完全无罪恶可言”，“乃至是发展他人个性，以求得生活上的一种安慰。”[12] 这种即使在传统社会也为人不耻的“荒唐主张”，竟由一向为大众所崇尚的文人发乎纸 上，显示出市场经济覆盖了文化领域后，文化总体的媚俗导向，这是文化的不幸。
二
发端于市民社会的上海大众文化，一开始即以其批判社会、整合社会的鲜明的现实个 性而著称，与通俗文化消极的媚俗趋时性格不同，它更为重视的是对世俗生活的努力介 入与对现实社会的积极改造。强调文化主张——民众的社会责任感与时代感，从而充分 发挥现代文化的教化功能，这也正是30年代上海“大众文化”运动达到要旨与内涵所在 。
二三十年代，上海大众文化的主要内容在于如何改变市民的素质，由此重视科学与文 明的普及、重视社会宣传、重视民众的接受心理，重视利用现代文化媒体和样式如电影 电台等手段贯彻大众文化的主旨。
在现代的传媒技术(广播、电影为主)还未普及之前，印刷媒介是主要的大众传播手段 ，近代以来，上海的印刷媒介在全国一直独占鳌头。二三十年代里，与商业文化直接相 关的通俗期刊和小报就达成百上千种(文中已有所述)，此外上海多达几十家的书局、出 版社也以每年上千的数量超速度地出版发行，1927～1936年，上海出版的书籍占全国绝 大多数，其中，仅规模最大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这三家所推出的新书即 占全国的65.2%。[15]据统计1927～1936全国出版新书共计42718种，其中规模最大的商 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三家上海出版机构即出书27864种，占总数的65.2%，而 商务一家即占48%。[16]而出版的宗旨均在于“以整个的普通图书馆图书贡献于社会” ，于是普及科学知识、适应现代生活潮流成为大众文化的主导方向，我们可以从下表中 商务印书馆的出书比例窥测一斑：
1928年至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书分类比例统计表[17]
类别百分比 类别 百分比类别
百分比
类别 百分比
总类 31史地
10
应用科学
4.6宗教
0.5
社会科学 18语文
4.7 艺术3.5
文学 18自然科学4.6 哲学3
※ 从此表中，我们可以看到普及科学知识，适应现代生活潮流已经成为当时商务印书 馆的主导方向。
新技术传媒(广播、电台、电影院)是现代社会大众文化最主要的载体。二三十年代上 海的大众传媒极端发达，固有的十几家书局、上千种报刊、几万种书籍与时尚新颖的几 十家电台、上百家电影院，构成了一个铺天盖地的文化海洋，在这样的氛围中，民众被 迫着每日接触传媒，潜移默化地接受传媒文化，最终使得文化与大众走到了一起。“至 1929年，上海的中国电影公司有23家，外国电影公司有18家，而且呈明显增长趋势，19 30年上海有电影院37家，电影院不仅放映国产片也放映外国片，尤其是好莱坞电影；19 23年1月，上海第一家私人广播电台开播，(注：1923年1月23日，美国人奥斯邦在上海 设立的中国第一座无线广播电台开始播音，一时震惊沪上，并广播了孙中山的《和平统 一宣言》，孙叹为“可惊可喜之事”，极表“欢迎”。(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月28 日)。)之后以超常速度向前发展。至1936年全市有54家”，[16]尤其是市政府设立的上 海广播电台，充分发挥了介入生活、引导生活的社会传媒功能，该台在1936年主要的节 目内容如下：
“国学教授、国语教授、通俗演讲、卫生常识、英语正音、科学常识、书报选读、英 文教授、故事演讲、一周大事、建国方略、妇女节目、家庭问题、妇女演讲、儿童节目 、儿童音乐故事、无线电教授、电码练习、农产物行情、报时、一般新闻、气象、生丝 行情、邮政行情、大陆报新闻、字林报新闻、电报常识、国货演讲、防卫知识、歌唱、 话剧、平剧、西乐、各种中西歌唱名片如平剧、打鼓、梆子、坠子、昆曲、蹦蹦、学校 歌曲、电影歌曲、粤乐、国乐、口琴、古琴、粤曲、风琴、钢琴、男高音、女高音、男 低音、女低音、乐队、手风琴、歌剧、喇叭、弦乐、凡哑铃(小提琴)、狐步、华尔兹、 探戈、檀岛音乐、圣曲等。各种教育演讲唱片如汪精卫、戴季陶、王世杰、朱家骅、邵 元冲、居正、罗家伦、诸民谊等所讲各种题目，俱已备置。[16]
广播电台一出现就以积极的态度介入大众生活，民众可以轻松地坐在家里，根据各自 的喜好自由地选择节目，既不必受文化程度限制，又不必受时间要求的约束，就这样大 众文化轻松愉快地走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每个听众的心里。
此外，与商业社会和现代传媒密切相关的现代娱乐和时尚消费文化，也依赖着“亚传 媒机构”，(注：所谓亚传媒机构，主要是指称那些通过非直接性的技术手段潜移默化 地传播文化，最终依然达到了传播效果和意义的机构、场所和方式，如舞厅、游乐场、 商店和百货公司、商业性的广告等等。)此时的沪上风起云涌。舞厅，“1927年全市第 一家营业舞厅(附属永安公司)的大东舞厅正式挂牌以后，交际舞这一具有魅力的娱乐形 式很快被上海市民接受。据统计，1933年全市共有领照的舞厅39家，舞女千余人。”“ 某报指出：‘今年上海人的跳舞热，已达沸点，跳舞场之设立，亦如雨后春笋，滋茁不 已。少年淑女竞相学习，颇有不能跳舞，即不能承认为上海人之势。‘传授跳舞的学校 也大量问世，‘教授跳舞之速成习所，投机而设者，亦复称是。至张贴于通衢招徕青年 ，学费尽贵，而学者仍肩摩踵接而至’”。[6]游乐场，近代上海第一个按企业形式组 织起来的游乐场是新世界，尽管最初游乐项目不多，但是开大型游乐场的滥觞。上海商 业性娱乐消费文化的建立，主要依靠一群极度精明商人的打造。如郑佰昭是位粤商，见 电影放映有利可图，不惜巨资开设多家电影院；黄楚九原来只是个药商，因为文化消费 市场的人气和高回报的投资，转而斥资开设“大世界”游乐场。上海最早开设大型现代 百货公司的企业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也由于娱乐业的高利润各自又分增了先施乐园和 天韵楼，[6]成为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除“大世界”之外最著名的游乐园。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逊曾这样描述大众传媒对人的现代化的潜移默化：“从新闻、舆论 到时髦风尚和时髦货，传播工具及时报道社会事件和社会变化。它们提供了人们绝对不 可能用别的方法看到的角色模式和生活方式掠影。通过传播，儿童知道了审判中的律师 、西部牛仔、警方侦探，以至像蝙蝠人达思·瓦德尔这样的虚构的人物(其实这些形象 中有许多都不真实，但这未必能削弱它们的影响)。年轻人还从传播工具中的广告中知 道了他们将作为消费者在市场上的角色以及社会对青年、成功、美丽、和实用主义的高 度重视。不断变化的社会规范和价值标准在传播工具中迅速得到反映，并且可以被那些 不靠传播工具就无从了解这些规范和价值标准的人欣然采用”。[19]表面上现代大众的 传播媒介似乎以无规则、非系统的信息，展示着各种城市人格类型与各种生活方式。但 是正是这些看似表面的具象内容的感染、暗示，使得受众的观念与行为，在启发诱导的 过程中不自觉地按照传播形象范式来思考、模仿、行动。
大众文化传播正是这样通过娱乐、消遣的方式，打造时尚、制造流行，以非强制性手 段悄然地对人进行社会化改造，在商家大把地赚足商业性利润的同时，也将现代社会理 念、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行为观，通过传媒日复一日自然流入人的思想意识，在 悄然中轰毁着传统的痼疾，这就是大众传媒对人的社会化作用的最大特色。
从“时尚叙事”的概念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所谓“时尚叙事”即借助通俗报刊、广播 、电影(电视)等传媒手段，展示商业性意义的时尚艺术文化，进而达到透视社会文化生 存状态的目的，“时尚叙事”是时尚概念中不可缺席的重要角色，它与繁荣的文化市场 和发达的商业社会互为依存。
作为现代商业社会中的消费概念，“时尚”以及对时尚的关注和打造，历来是商家关 注的热点，更是商业行为和商业利益重要的手段和驱动力。如果说，“时尚”是商业运 作下的商品性理念，那么“时尚叙事”则是这一理念指导下的具体行为方式，也是时尚 流行和传播的主要途径。“时尚叙事”尽管产生于经济相对繁荣的商业社会，但是其深 刻的内涵远远超出了商业性时尚概念下的意义，而从属于社会文化的范畴。
上海多元、繁荣的文化市场，以及以大众传播为主的文化特色，为“时尚叙事”提供 了丰饶的生存土壤。各种方式不同的传媒手段，依傍着商业社会优厚的经济环境和商业 利润，利用大众传播的社会化作用，彼此交融、共同交织构成了自我独特的“时尚叙事 ”的空间，与社会的现代化密切一致，共同建筑着现代化性的广义空间。
注释：
⑥天韵楼利用永安公司屋顶空地设立，除请戏班外，还有电光活动西洋镜、打磅球、 拳击磅、拉灯柱、高尔伏、射击、弹子房等。天韵楼的游客很多，每天可以卖出2000到 3000张门票，成为永安公司一笔稳定的收入。《上海百年文化史》第一卷，上海科学技 术文献出版社，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