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与复兴——略论鲁迅传统与中国当代杂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杂文论文,中国当代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现代杂文，始终繁荣昌盛，蓬勃发展，不仅名家辈出，佳制连篇，而且出现了像鲁迅这样世界一流的杂文大师。这种景观，在中外文学史上也是一种罕见的奇观。茅盾在文学回忆录中说：“中国的现代文学史有一个既不同于世界各国文学史，也不同于中国历代文学史的特点，这就是杂文的重大作用。”（注：茅盾：《多事而活跃的岁月——回忆录（十六）》，《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作为这个历史阶段现代杂文成熟的最主要的标志，是鲁迅的博大精深、永垂不朽的杂文创作，是鲁迅的极富独创性的杂文理论体系，是鲁迅开创的“鲁迅风”现实主义杂文战斗传统。
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杂文是“古已有之”，但是找不到任何一位杂文作家，能像鲁迅这样，自觉运用杂文这一战斗武器，进行如此持久、广泛、深入、生动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能像鲁迅这样，在杂文创作领域开创一代文风，开拓了一条革命现实主义的宽广大道，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正如冯雪峰所指出：鲁迅的“杂感”，“开阔了世界战斗文艺的一个伟大的生面”（注：冯雪峰：《文艺与政论》，见《冯雪峰论文集》（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历史证明，对鲁迅杂文的战斗传统的理解和态度，即是师承和发展鲁迅杂文的战斗传统，还是对它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不仅仅是对鲁迅个人的评价问题，实际上对这作为现代民族的灵魂和良知以及现代民族的最高宝贵性格象征的认识和态度，甚而关系到中国现当代杂文的命运和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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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各种文体充满生机，新作迭出，唯独在现代文学史上取得辉煌成就的杂文却处于一种停滞与徘徊的局面，甚至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这一方面是由于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对中国人民来说，无异于是一场辉煌壮丽的日出。建国之初，社会万象更新，人民欢欣鼓舞，但人们对建设社会主义缺少必要的思想和理论准备，“对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客观的、充分的、全面的认识”，“从空想社会主义以来就没有解决过这个问题，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个最理想的社会，应该一切都是和谐的，都是合乎理想的，……都以为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一帆风顺地前进”（注：胡乔木：《对〈历史决议〉学习中所提问题的回答》，见《胡乔木文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根本没有认识到有几千年封建主义传统又是小生产者王国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必须在不断的实践中探索，在失误和挫折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完善自己的认识和实践，是异常曲折艰难，甚而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的。因此，“新社会刚建立的几年，人们（包括杂文家）大多好意地简单化地把新社会当作一帆风顺地前进、经济高潮文化高潮接连不断的过程，当作一片光明、纯净无杂质的实体，那么杂文也实在不见得需要”（注：张华：《三秦花边文苑·序言》，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
另一方面，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运动消极一面的影响，杂文作者心有余悸，视杂文创作为危途。1941年底，丁玲、萧军、罗烽等人纷纷著文，倡导在延安写作“鲁迅式”杂文，在肯定革命根据地的前提下，尖锐揭露和批评革命队伍内部的缺点、落后面和阴暗面。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对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展开猛烈批判，丁玲等人也被迫作了自我批评和反省。从此，这类杂文在解放区荒凉沉寂了。当年在延安发生的这桩历史公案以及1948年东北局的批评萧军，成了笼罩在建国后杂文创作头上的一道历史阴影和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1957年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和“文革”的批判“三家村”，在杂文界一再重复的是“以言治罪”的历史悲剧。正如邵燕祥所说：“总之，在‘对于人民的缺点’进行‘批评’时，没有‘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杂文的写法’没做到‘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以至没有‘废除讽刺的乱用’等等，都属于‘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换言之，即成了敌人。许多杂文作者，从徐懋庸到邓拓，就是这样陷于万劫不复的。”（注：邵燕祥：《重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自己的酒杯》，群众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
因此，许多杂文作家都产生了“不是杂文时代”的想法。秦似在撰写了一批歌颂性的杂文之后（歌颂毕竟不是杂文的长处），开始把兴趣转到戏剧方面。（注：参见《秦似杂文集·前言》，三联书店1981年5月第1版。）公刘说：“解放了，我和许多同志一样，万分虔诚地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圭臬，确信‘杂文时代’、‘鲁迅笔法’和旧中国一道，从此一去不复返了。于是，我的精力集中于诗。”（注：公刘：《孽缘——谈谈我和杂文的一段亲情》，见《杂文创作百家谈》，河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邵燕祥也指出：“解放以后，我业余写一点诗，不写什么杂文了。一是当时少有报刊发表杂文这种体裁的东西。一是我似乎也相信了‘现在’已不是‘杂文时代’，不再需要鲁迅式的杂文了。”（注：邵燕祥：《与其说是关于鲁迅，毋宁说是关于自己的一些回忆》，见《热话冷说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
面对当时杂文界沉寂的现状，最早敏锐地感觉到“杂文的沉默”的是上海的杂文家黄裳，他于1950年4月4日在《文汇报》上发表《杂文复兴》一文，主张“复兴杂文”。黄裳指出，杂文“这一种文体的运用，在过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之下是曾经有过极辉煌的成果的，也尽了它的战斗的最大的任务。解放以后，大家都在怀疑：是不是杂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问题似乎并未得到结论，然而事实则是杂文的沉默”。他认为，“为了争取革命的胜利、巩固胜利的成果，批评和自我批评都是重要而有效的武器”，为此，文艺工作者要继续使用“他们过去曾经运用过很久、向鲁迅先生学习得来的那种武器——杂文”，意即继承“五四”以来的现代杂文传统。
围绕黄裳的观点，上海《文汇报》、《新民报·晚刊》和《解放日报》展开杂文问题的讨论，参加讨论的文章有金戈的《杂文的道路》（注：见《文汇报》1950年4月11日。）、辛禾的《杂文小论》（注：见《文汇报》1950年4月11日。）、喻晓的《关于“杂文复兴”》（注：见《文汇报》1950年4月11日。）、夏衍的《谈杂文》（注：见《新民报·晚刊》1950年4月14日。）、袁鹰的《对“杂文复兴”的一些意见》（注：见《解放日报》1950年4月16日。）、萧曼若的《略论“杂文复兴”兼及讽刺问题》 （注：见《解放日报》1950年4月30日。）、张淇的《关于杂文的写作》（注： 见《文汇报》1950年4月21日。）、杜高的《杂文应该属于谁》（注： 见《文汇报》1950年5月16日。）、庄真的《我对“讽刺”的认识》（注： 见《文汇报》1950年6月5日。）等。讨论内容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一）关于“杂文复兴”。
喻晓认为，杂文“在这全国形成空前未有的统一局面，残余敌人即将完全被消灭的今天，我们说需要是需要的，对于敌人——四大阶级以外的反动派，我们还需要杂文的讽刺形式，揭穿他们的阴谋，……对于人民内部，杂文的形式已经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所代替，用不着‘冷嘲’与‘热讽’”。袁鹰也认为：“对于杂文，与其说‘复兴’不如说‘发展’，鲁迅式的杂文已经光荣的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它在对敌斗争的文艺战线上，留下了一定的光辉战绩。那样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的，到来的是和平建设的时代，时代在前进，杂文也就得从原来的基础上再提高一步。”萧曼若不同意喻晓的意见，他认为黄裳提倡“杂文复兴”的目的，就是“不要荒废了杂文这个轻便而有力的战斗武器”，“应该重新让它发挥出它曾经发挥过的效用”，但他同时又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复兴’鲁迅式的杂文”，应该复兴的只是“鲁迅杂文中那种明确的阶级观点和强烈的爱憎感，和由此集中表现出来的鲜明、泼辣的战斗精神”。萧曼若对袁鹰连“讽刺”也一般的反对应用，认为这是“矫枉过正”，“因噎而废食”。
（二）关于“杂文时代”。
袁鹰说：“杂文的时代，如果仅把它解释成‘在反动政权统治下，在白色恐怖的区域里，人们不得不用隐晦曲折的文艺形式来向敌人进行斗争的时代’的话，那么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喻晓认为像杂文这种文学形式已不是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鲁迅先生的杂文是尽到它的时代任务了。……既然你出发于热爱，站稳了立场，又何必一定要采用杂文的形式来表示你的思想呢”。金戈则指出，不应该把“时代”和“杂文”这两个概念相混淆，他说：鲁迅生活在“吃人”的大动乱时代，因此他的杂文替受难的中国杀出了一条血路，但是，这样“可咒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因此，可以肯定的说：‘杂文时代’是完全过去了。但这也并不是说今天的时代是‘杂文没落的时代’；否定杂文的时代，决不等于连带的否定杂文的存在价值”。夏衍认为“杂文的时代已经过去”或“现在不需要杂文”的说法未见得是妥当的，他借用一个比喻来说明杂文仍然是需要的：《三国演义》里有两个故事，其一是曹操讳疾忌医，杀了华佗，另一个故事是关羽刮骨疗毒，神色自若；前者的结果是他的毛病成了不治之症，而后者的结果，却是药到病除，霍然而愈。萧曼若也认为具有明确的阶级观点和强烈的爱憎感的战斗的时代“现在并没有过去，遥远的将来也不会过去”。
（三）关于“新的杂文”。
除喻晓外，其余论者都肯定“杂文是应该写，可以写的”，并采纳了“杂文的形式就不应该和鲁迅一样，可以大声疾呼，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的观点。夏衍指出，鲁迅是因为“在那个政治立场，在那个反动统治的环境中，他才用那种技法说那样的话”，新时代杂文的写法不能简单地与鲁迅一样，“而就在鲁迅的杂文中，也并不完全是一味的辛辣讽刺，他是最知道怎样对待敌人和怎样爱护朋友的，他的杂文中也有不少对于同志的充满热爱的作品”。夏衍认为要学习鲁迅写杂文，首先必须学习他那正确的政治立场、勇敢无畏的战斗精神和强烈的爱憎感情，并说：“假如鲁迅先生还健在，这时候不会再写那样的杂文了，但是他一定还是写他的杂文的，写新时代应有的杂文。”
在黄裳文章发表两个月后，冯雪峰在上海电台上连日播讲带有总结性的长篇论文《谈谈杂文》。他开门见山地指出：“现在有不少的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还需要不需要杂文呢？我觉得，我们能够肯定地回答：我们今天是需要杂文的，而且非常需要杂文的。不过，问题却又在：我们需要的是怎样的杂文呢？”冯雪峰认为，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是由于当时杂文“不很发达”，杂文的观念“有些混乱”，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杂文的指示“没有被普遍地、深刻地引起注意”。之所以如此，冯雪峰说是有些人出于“一种偏见和一种狭隘的心情”，即“只把鲁迅的杂文、或者鲁迅式的杂文，才看成为杂文的”，“只爱曲折的、隐晦的和反语的文章，而不爱明白浅显和大声疾呼的、直剖明析和大刀阔斧的文章”。他主张用“新的革命的杂文”来代替具有“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的奴隶头额上的烙印”的鲁迅式杂文，并认为当时政权已经掌握在人民手上，一切民主的、进步的、革命的论说家都已有“充分的言论自由”；“现在是最有利于写杂文，也最有利于把杂文写得好、写得出色的时代”。
对于这次“杂文复兴”的讨论和冯雪峰的观点，学术界、杂文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种看法认为“冯雪峰这些观点，对建国后杂文创作的繁荣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注：古远清：《建国以来的杂文研究综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1989年第6期。）， “冯雪峰同志的讲话，体现了党在建国初期对杂文创作提出的要求，也体现了广大群众对杂文界的期望。对于一些处在迷茫道路上的杂文作家，无异于是一盏指路明灯”（注：吴隐林：《论建国以来的杂文创作》，《广西师院学报》1992年第4期。）。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杂文复兴’讨论的结果并没有引起杂文的复兴，换句话说，是没有积极效果的讨论，理论落空了”（注：蓝翎：《中国杂文大观（第三卷）·序言》，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3月第1版。），“这次讨论也是以否定解放后还应有杂文或批评性杂文存在的余地而告终。……他这篇文章（指冯雪峰的《谈谈杂文》——引者）的基本观点是悬空的，是解放后第一篇全面否定或打击杂文的论文。这次讨论，实际上是以批判黄裳而告终。但是，全国一解放，政治、思想、文化、舆论的中心立刻就转移到北京去了。所以，上海一隅的结论，并没有全国性的大影响”（注：曾彦修：《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杂文集·导言》，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7月第1版。）。
应该说，作为一个现代著名的杂文家、鲁迅研究专家和文艺理论家，冯雪峰的这篇发言是建国后很有分量的一篇研究杂文的理论文章。但是，正如张梦阳所指出：“由于当时处于建国初期，对社会主义时期的矛盾的复杂性、道路的曲折性估计不足，所以这篇讲话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承鲁迅杂文的战斗传统、如何以杂文为武器与社会黑暗面作斗争、如何正确地进行讽刺等一系列尖锐的现实问题，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没有充分正视这些问题，作出更为全面的科学解释。这是为当时的时代条件所限而形成的缺憾，后来出现的严峻现实，十分明显地反衬了这一缺憾，促使后人严肃思考这一现实课题，想想应该如何弥补这一缺憾”。（注：张梦阳：《鲁迅杂文研究六十年》，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这所谓“严峻现实”是：冯雪峰从1951年4月起在他主编的《文艺报》上开辟“新语丝”杂文专栏，但是其他报刊响应的不多；尽管他满怀激情地呼唤“新的革命的杂文”和“杂文家”出现，但是许多人仍视写杂文为畏途；而且，1957年，包括冯雪峰在内的一大批杂文作者（其实冯雪峰解放后只在1950年10月1 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歌颂新人物的《杂感》，再也没有写别的杂文）都被打成“右派”。这些都足以证明他所说的“现在是最有利于写杂文，也最有利于把杂文写好、写得出色的时代”的提法，是“多少有点天真”（注：袁良骏：《当代鲁迅研究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冯雪峰所宣布的那种“充分的言论自由”，是“极不充分、极不可靠的”（注：牧惠：《鲁迅杂文的历史命运》，见《杂文杂谈》，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冯雪峰自己被粗暴地判为反党集团、右派以至文革中郁郁而死的经历，“从根本上否定了他这个观点的论据”（注：邵燕祥：《批判精神与杂文的命运》，见《散文与人》（第五集），花城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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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杂文传统得不到全面继承和发扬之时，有些报刊尝试引进苏联的“小品文”。1950年11月8日和22日的《人民日报》上， 曾刊登过何疆翻译的苏联小品文作家查斯拉夫斯基（即萨斯拉夫斯基）的《论小品文》和《怎样写小品文》，《新观察》杂志也开设“小品”栏目，并号召“大家动手写小品文”。但是，都尚未形成风气。直到1952年，马林科夫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作总结报告时指出：“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必须在作品中无情地抨击在社会中仍然存在恶习、缺点和不健康现象，……如果认为我们苏维埃的现实没有可讽刺的材料，那是不正确的。我们需要苏维埃的果戈理和谢德林，他们的讽刺像火一样把生活中的一切反面的、腐朽的和垂死的东西，一切阻碍进步的东西都烧毁了。”（注：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人民出版社1952年11月第1版。） 马林科夫关于讽刺的看法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影响，1953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竖排本第三卷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加进了“讽刺是永远需要的”这句话，这为讽刺文学在中国的兴起开了绿灯。
1954年2月，应苏联《真理报》邀请， 以《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为团长的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苏联。《真理报》早在1917年就成立了小品文部。1954年4月18日， 《人民日报》在“苏联报纸经验”栏目中发表了中国新闻代表团成员、《中国青年报》负责人陈绪宗的文章《小品文——进行思想斗争最灵活的武器》，全面介绍了“苏式小品文”。据《真理报》小品文部主编那林亚尼的分类，小品文的形式有三种：一种是小型小品文，它限制在一定事实上，而不谈得很远；一种是概括性的小品文，它并不限于写一种事实，而是通过这种事实揭发一种现象；一种是综合性的小品文，它不是写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把许多人的事情集中起来，创造一个人物形象。这三种小品文都是通过具体的事实和形象来表现一种主题思想的，里面很少议论，顶多像寓言童话一样，在最后两行作一个简单的概括。而鲁迅式的杂文，那林亚尼认为属于政论性的小品文，在苏联只是在国际问题上才有人写，至于国内问题上就没有人来写了。这种不包括杂文在内的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小品文，就是所谓的“苏式小品文”。“苏式小品文”的提倡，不仅没有遇到黄裳“复兴杂文”呼唤那样被反对和批评，而且很快就付诸实施，在中国的报刊上生根发芽。
在陈绪宗的文章发表不到一个月，夏衍在1954年5月16 日《人民日报》上也发表了一篇《谈小品文》。他说：“小品文，也许有人认为是一种新的文体，其实，我们过去习用的所谓杂文或杂感，则自五四运动以来，早就是我们进步文学向各种反动思想进行斗争的一种最有效的武器。”夏衍特别提到：“鲁迅先生的杂文采用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同样的达到了给敌人以打击，给读者以愉快和休息的目的。”因此，他在欢迎“苏式小品文”的同时，也指出小品文可以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可以是“思想小品”，是寓言，是对话，是独白，是不加任何评论的“立此存照”，也可以用“通讯”和“答客问”的形式。文章最后，夏衍呼吁报刊不仅要有“果戈理和谢德林式的文艺作品”，也要有“鲁迅式的杂文”。当时任《人民日报》编辑的袁鹰认为：“夏公文中呼唤的其实是鲁迅式杂文。50年代前期，虽然党中央正式号召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且见之于公开文件，但是在实际贯彻中还有重重阻力，举步维艰。而且思想斗争不断，政治运动频繁，作者也不敢轻易动笔。鲁迅式杂文在报刊上尚不多见。夏公可能有感于此，就借介绍‘苏式小品文’这股风，来为杂文的复兴加一把柴火了。”（注：袁鹰：《“苏式小品文”》，《新闻出版报》1992年4月15日。）
但是，鲁迅式杂文的复兴直到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以后才开始。1956年苏共二十大重申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些基本原则，批判了个人崇拜现象，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人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顺应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问题后的国际国内形势，毛泽东1956年4月25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他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4月27日，在讨论毛泽东的报告时， 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根据这一思想，在发言中总结了科学文化工作中照搬苏联做法的教训，明确提出：“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的、艺术性质的、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来。”（注：陆定一：《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见《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4月28日，陈伯达在发言中也说到，在文化科学问题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这样两个口号去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注：参见朱地《1957：大转弯之谜——整风反右实录》，山西人民出版社、书海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同一天，毛泽东根据会议讨论情况作了总结讲话。他说：“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注：见《论十大关系》的注释，《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双百”方针。这为当时杂文的繁荣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黄裳、夏衍所呼唤的“鲁迅式杂文”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才真正“复兴”起来。
中国报刊的宣传使命决定了它闻风而动的特点。1956年四、五、六月间，《新华日报》、《辽宁日报》、《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已经零星出现了杂文。尤其是为了配合昆曲《十五贯》在北京的上演，巴人于1956年5月6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况钟的笔》，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就有读者写信给《人民日报》称：“这是一篇出色的杂文，我曾经一连读了三遍。我希望像这样针砭时弊的文章，《人民日报》能经常刊登，希望老一辈的作家——像巴人等，今后多多使用杂文这一锐利的武器。”（注：沈展：《希望作家多写杂文》，《人民日报》 1956年7月1日。）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人民日报》从1956年7月1 日全面改版，由原来基本上照搬苏联《真理报》模式的4 个版扩大为符合中国国情和报纸传统的8个版，其中第8版是文艺副刊。据当时《人民日报》编辑蓝翎说：“副刊的任务之一是继承和发扬‘五四’以来的杂文传统，在‘双百’方针的号召下，繁荣当代杂文创作，以改变前些年杂文创作的沉寂局面。”（注：蓝翎：《谁来“打炮”》，见《乱侃白说》，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因此，改版第一天副刊稿约的第一条就是：短论、杂文、有文学色彩的短篇政论、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从1956年7月1日到1957年6月6日，不到一年时间里，《人民日报》文艺副刊共出了303期，发表杂文500多篇，作者200余人。 许多著名作家如郭沫若、茅盾、巴金、叶圣陶、夏衍、老舍、艾青、何其芳、徐懋庸、巴人等，都参加了杂文创作。这一时期《人民日报》的杂文题材，内容丰富，杂文家畅所欲言，禁忌甚少，“它们对我们的社会现象和各方面工作的缺点正是起一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作用，是继承和发扬了鲁迅的分析和批评精神的”（注：曾彦修：《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杂文集·导言》，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7月第1版。）。
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拥护“双百”方针和欢迎杂文的复兴。1957年1月7日，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和鲁勒四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认为“有些小品文失去了方向”，“充满着不满和失望的讽刺文章多起来了”，这“会是不真实的、片面的和有害的”。2月7日，马寒冰又在《文汇报》上撰文《谈小品文》，指责“在报刊上发表的小品文，往往是抨击和讽刺不合理现象，和不良作风的居多”。黄秋耘当时就指出，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发表以后，有一股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寒流”弥漫全国各地，“揭露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缺点和错误的杂文受到无情的非难”，“有时甚至给作者加上一条莫须有的罪名，硬说他们是在有意识地进行‘反党反人民’的勾当”（注：黄秋耘：《刺在哪里？》，见《黄秋耘自选集》，花城出版社 1986年3月第1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杂文家们感到了一种潜在的危机。秦渭首先在1957年4月7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指出由于陈其通等批评家“纠偏”时，笔下总是提到“小品文”，导致“杂感、小品文不如以前之盛了”。这篇文章只是点明了一些现象，并未对杂文的“危机”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真正对这场“危机”起到振聋发聩作用的，是徐懋庸以“回春”的笔名于1957年4月11 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小品文的新危机》。他认为由于许多矛盾尚未解决，小品文（杂文）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第一，小品文是“不民主的时代的产物”，现在是否还有存在的理由呢？第二、小品文的特点是锋利，而现在“作为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治病救人的药”，必须中正和平。第三、小品文的锋芒大都指向较小的干部，很少接触到大干部的思想作风。第四、人们要求小品文“全面”，但它篇幅小，只能突出某一面，而暗示另一面。第五、小品文嬉笑怒骂的活泼天性与许多人的所谓严肃和谦逊发生了矛盾。第六、人们要求小品文“通俗”，但是小品文有时不免要拉扯古人，牵涉外国。第七、老作家退休，新作家出不来。徐懋庸虽然提出七个矛盾，但中心问题只有一个，即民主问题。他说：“杂文是不民主时代的产物，杂文的本身是代表民主的，因为它要代表人民利益来发表意见。现在民主了，所以有人就提出可以不要杂文了。”（注：见《我们需要杂文，应该发展杂文》，《文艺报》1957年第4期。）徐懋庸认为，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 小品文（杂文）就难免会出现“消亡的危机”。
针对“危机”说，1957年4月17日至5月3日， 《人民日报》共发表了11篇讨论文章：焦勇夫的《读“小品文的新危机”》、高植的《强身和治病——读“小品文的新危机”》、胡祖宇的《我看小品文》、候命（蓝翎）的《“病”在何处？》、严秀的《“危机”问题试论》、马前卒（巴人）的《消亡中的“哀鸣”》、雁序的《锋利，正是为了治病救人》、铁航的《谈副作用》、彭伯通的《杂文是否定不了的》、范舟的《我说小品文要消亡》和李跃的《“讽刺”的危机》。这些文章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如焦勇夫、严秀认为当时杂文的危机“首先不在于客观，主要的倒是在作者的主观上”；第二种如侯命、马前卒认为当时杂文所遇到的问题是由于外来的阻力；第三种意见以范舟为代表，认为从危机到消亡，这是小品文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杂文家牧惠指出，不幸的是当时范舟的结论却得到了应验，错误战胜了正确，这其中包含着值得我们深思的历史教训：“鲁迅杂文是不民主时代的产物，但是，鲁迅那时有空子可钻，不民主时代产生的杂文可以用非法出版等等办法得以面世。徐懋庸所处的50年代，已经是社会主义民主时代了；但是，由于封建和愚昧而派生出来的不民主的因素依然存在，有时甚至达到猖獗的地步。这是鲁迅式杂文仍然需要的理由。但是，在这种条件下，进一步的不民主却又能带来杂文的果然消亡或曰产生了畸形的怪胎。这一点，敏锐的徐懋庸，在那时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却无法明确地作出这个判断。这当然不是徐懋庸的过错。为了认识这一点，我们包括徐懋庸的过错。为了认识这一点，我们包括徐懋庸在内，得付出沉重的代价。”（注：牧惠：《不幸言中的〈小品文的新危机〉》，《新观察》1986年第20期。）
尽管巴人针对当时社会上有关杂文存废的议论，在《〈鲁迅风〉话旧》一文中发出了铮铮誓言：
我常常想：无以为人，何以为文。杂文尤其如此。杂文的作者必须是个坚强的战士。战士勇于杀敌，但也敢于挖掉自己身上的疮毒，然后更显出战士的光辉。杂文的存废，不在于杂文的体裁、风格与笔调，如果，这世上不缺乏战士，则总会随兴所至，拿起这杂文的武器来。…但处新时代与新社会，以头脑与手足而发挥着大无畏的战斗精神者，何止百鲁迅，千鲁迅，我看杂文是不会自行消亡，更无法加以绝灭的。
尽管毛泽东在反右“龙卷风”自天而降时告诉杂文家林放说：“我爱读杂文，假如让我选择职业的话，我想做个杂文家，为《人民日报》写点杂文。”并说：“杂文家难得，因此，我要保护一些杂文家。”（注：林放：《杂文之春》，《文汇报》1981年5月3日。）但是，许多杂文家仍未能幸免于难。在大张旗鼓地批判徐懋庸等人的同时，《文艺报》1958年第二期开辟“再批判”专栏，重新批判了王实味、丁玲、萧军、罗烽和艾青等人40年代初期写于延安的几篇杂文。直至发动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为“反革命黑帮”，杂文遭受灭顶之灾。这种大搞“以言治罪”、“以文治罪”的批判运动逆流一浪高过一浪，直至“十年浩劫”把中国搞成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下的“万马齐喑”局面，这从根本上摧毁了当代杂文的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
“文革”十年，人们形容当时的文坛是“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虽然鲁迅的杂文尚得以印行，甚至被提到了异常突出的地位，但正如王友琴所指出的，利用鲁迅的人把鲁迅当作偶像、棍子甚至咒语使用，但绝对不准在这之外发生影响，“鲁迅作品独立的、反抗的、富于论争性和讽刺性的风格是绝不准模仿的，甚至连他那种个性鲜明、犀利明快、曲折多变的语言特色也不准模仿。……强权扭曲了鲁迅”（注：王友琴：《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震动》，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文革”十年，如果说中国大陆的正式出版物上还有杂文的话，那只有“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颠倒黑白的“帮八股”了，如《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3期所刊的吴耕畔的《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 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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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过去备受极“左”路线摧残的杂文，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中兴。1979年8月， 杂文家蓝翎在《有感于杂文的兴废》中提出：“杂文废除不得！我们永远需要杂文！”9月， 黄秋耘在《杂文应当复活》中呼吁：“杂文可以复活，也应当复活！”这些呐喊都传达了新时期杂文从复苏到复兴的信息。
面对一个思想解放的新时代，许多杂文家纷纷倾吐了自己的心声。于浩成说：“在我们中国，写杂文不但并不那么轻松好玩，而且说不定还会招灾惹祸。1957年一大批杂文作家的不幸遭遇以及1966年邓拓、吴晗等人的悲惨下场就是前车之鉴。但是好像有一种也许可以称之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的无形的力量，驱使我仍然自觉自愿地拿起了自己的这支笔。因此，我对所谓‘鲁迅时代已经过去’、现在需要什么‘新时代的杂文’或‘新基调杂文’等说法是不以为然的。我确信，鲁迅时代并没有过去，而鲁迅的笔法也仍然还是需要的。”（注：于浩成：《我与杂文》，见《杂文创作百家谈》。）正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自觉的忧患意识以及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驱使大批杂文家积极参与新时期伟大的时代变革，他们大胆直面现实人生，用杂文革故鼎新，激浊扬清，匡正时弊，张扬真理，在与封建愚昧、腐败专制、教条僵化、抱残守阙的思想行为以及种种歪风邪气做斗争中，比较集中地发挥了杂文批判战斗的作用。正如青年杂文家朱铁志所指出：“不是小打大帮忙的搔痒痒，不是‘宁弯不折’的变通灵活，也不是盲目莽撞的随帮唱影。而是要像鲁迅那样，‘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以最硬的骨头，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以及我们民族和人类一切丑恶的东西，进行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彻底、最不懈的战斗。”（注：朱铁志：《杂文的政论，政论的杂文》，《甘肃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1982年1月18日和11月22日，《新观察》杂志两度召开座谈会， 就发展和繁荣杂文创作、努力提高杂文的质量等问题，夏衍、廖沫沙、唐弢、宋振庭、谢云、蓝翎、袁鹰、李庚辰、孙士杰、胡靖、丁聪、方成、刘甲等人谈了各自的看法。青年杂文家胡靖认为“不是鲁迅的时代，不用鲁迅的笔法”的观点需要重新审视，他说：“对鲁迅的杂文传统，首先有个继承的问题。杂文当然需要与时俱进，有所发展，但发展首先需要继承。”因此，他提出：“鲁迅的笔法是值得借鉴的。”（注：胡靖：《借鉴鲁迅笔法》，《新观察》1982年第4期。） 老杂文家夏衍也主张：“杂文复兴，我认为首先是要学鲁迅。”（注：夏衍：《杂文复兴首先要学鲁迅》，《新观察》1982年第24期。）
1986年10月4日，北京市杂文学会、《杂文界》、 《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今晚报》联合在北京邀集首都杂文界人士举行座谈，纪念鲁迅逝世50周年。李何林、廖沫沙、于浩成、林非、王景山、李锐、高扬、曾彦修、牧惠、王得后等20多位人士在会上作了发言，就如何继承和发扬鲁迅杂文的战斗风格，推动当前杂文创作的发展提高，更好地服务于改革开放事业，发表了许多中肯有益的意见。（注：这些发言包括：李何林的《继承了鲁迅传统的聂绀弩杂文》、胡昭衡的《满载岁月的纪念》、杜文远的《假如鲁迅先生健在》、林非的《学习鲁迅杂文的关键》、王得后的《发展鲁迅思想，繁荣杂文创作》、林文山（牧惠）的《“韧”的战斗》、李庚辰的《用杂文为改革鼓与呼》、舒展的《论杂文的“鲁化”与“化鲁”》、刘甲的《宜效巴人学鲁迅》（以上载《杂文界》1986年第6期）、 袁良骏的《把鲁迅杂文交给青年》、吕祖荫的《鲁迅杂文的感情色彩》、李明天的《浓缩文学的浓缩艺术》、张金惠的《杂文生命之我见》（以上载《杂文界》1987年第2期）。）在发言中，廖沫沙回忆了他从20年代作为中学生开始阅读鲁迅杂文，进而习作杂文起，到现在50多年的学习鲁迅从事杂文创作的过程后说：“可以说我是吃鲁迅的奶长大的，我的体验就是，要把杂文写好，需要具备的条件当然很多，但有一条是必备的，就是要读鲁迅的东西。我劝当代的杂文作者，一定要多读鲁迅的杂文。”王得后指出，鲁迅思想的最主要载体是杂文，发展鲁迅思想固然有赖于对鲁迅思想的研究、论证和阐发，也可以通过学术论文、学术著作来达到，但最有力的莫过于繁荣杂文创作，特别是鲁迅式的杂文创作了。他特别指出，鲁迅笔法不仅因时，因人，因事而异，也因发表刊物的性质和风格而不同，因此，“我们需要仔细研究鲁迅笔法的多样性，丰富性，并就各人的性之所近，习之所好，择善而从，不断发展”。这些发言，显示出在鲁迅的旗帜下，杂文事业伴随改革将有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新兆头。
但是，杂文界在呼吁复兴杂文和发扬光大以鲁迅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杂文战斗传统时，也有过尖锐的分歧和争论。“新基调杂文”的鼓吹者刘甲就是在《新观察》杂志召开的第一次杂文座谈会上，作了题为《我们时代杂文的特征》的发言，他提出当代杂文应区别于鲁迅式杂文基调的看法，“鲁迅式杂文，从‘五四’运动起到全国解放止，有整整30年的战斗历程，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时代变了，杂文的根本任务也变了，因此，“杂文的基调、特征”就不应该与鲁迅式的杂文相同。（注：刘甲：《我们时代杂文的特征》，《新观察》1982年第4 期。）1984年11月，刘甲在济南的一次杂文座谈会上，正式打出“我们时代新基调的杂文”这一旗号。此后，他在《新时代杂文漫谈》（1984）、《新基调杂文创作谈》（1985）、《新基调杂文浅探》（1987）这三本小册子里，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新基调杂文”理论。他认为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和鲁迅当年所处的时代不同，主张以所谓的“新基调杂文”来取代“鲁迅式杂文”，并一再告诫人们“要警惕和克服鲁迅式杂文基调的积习”，要“洗净鲁迅式杂文基调的残痕”。刘甲的这些言论遭到了杂文家严秀、牧惠、章明、老烈、谢云、陈泽群等人的有力驳斥，并由此引发了新时期乃至建国以后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矛盾最尖锐的一场关于杂文理论的论争。（注：批驳“新基调杂文”理论的文章主要有：严秀的《关于一个“新”杂文理论问题的资料》（见《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杂文集》“附录四”），牧惠的《鲁迅杂文的历史命运》、《鲁迅笔法与隐晦曲折》（见《杂文杂谈》），陈泽群的《“鲁迅笔法”仍有用场》（《杂文界》1987年第1期）， 谢云的《谈所谓杂文的“官民一致”原则》（《瞭望》1988年第44期），高起祥的《“新基调杂文”理论的失误》（《文艺报》1988年11月5日），章明、老烈的《新的〈桃花源记〉——读〈新基调杂文创作谈〉有感》（《羊城晚报》1989年1月26日）， 李一萍的《当代杂文走向辨——驳杂文要有新基调》（《杂文报》1989年3月24日）， 彭定安的《评“新基调杂文”的基调》（《文艺争鸣》1989年第3期）， 姜振昌的《“鲁迅风”与“新基调”——一个长期困扰杂文界的话题》（《文艺报》1996年11月29日）。）
刘甲认为，鲁迅式杂文同新基调杂文的基本区别在于“基调的根本不同”：鲁迅式杂文的作者是受压迫的，他们所代为说话的人民群众，也是受压迫的，因此鲁迅式杂文可以说是受压迫的作者，用了受压迫者的语调，代表受压迫的人民群众，进行呐喊和抗争的杂文；新基调杂文可以说是做了国家主人的作者，以国家主人翁的高度责任感，来为做了国家主人的人民群众代言的杂文。针对刘甲所谓的“鲁迅奴隶论”，陈泽群说，鲁迅始终是生活的主人，是自己命运的信念的主人，统观他的杂文，从笔法到腔调，与其说是奴隶的反抗之歌，不如说是主人保卫自己权利和尊严的正义之声。章明、老烈也指出，笼统地说“鲁迅是一个自觉到自己是受压迫的奴隶”也是不妥当的，鲁迅当年固然身处反动统治的重压之下，但他执笔为文之时精神世界仍是自由的，“心事浩茫连广宇”、“寒凝大地发春华”、“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些诗句都是这种精神状态的反映，如果鲁迅真正自认只是一个奴隶而已，那就根本不可能产生“鲁迅杂文”，也就没有人民文豪的鲁迅。
刘甲不仅主张要“警惕和克服鲁迅式杂文基调的‘积习’”（注：刘甲在《警惕和克服鲁迅式杂文基调的“积习”》（《解放军报通讯》1984年第4期）一文中，列举了鲁迅杂文所带有的封建社会的“积习”， 如“背着因袭的重担”、“中产知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中些庄周、韩非的毒”等。），而且他在谈到1957年6月至1959年底的杂文时，说：“这是我们时代新基调的杂文成长中的一个新阶段——由鲁迅式杂文转变成了我们时代新基调的杂文。”这个阶段的杂文，同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的杂文相比，“鲜明地显露着国家主人翁溢于言表的高昂基调，洗净了前一阶段杂文中的某些鲁迅式杂文基调的残痕”（注：刘甲：《从匕首、投枪到良药、解剖刀》，《解放军报通讯》1982年第6期。）。高起祥认为，由此可以看出刘甲所倡导的“新基调”杂文，不过是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产生的那一类紧密配合反右、大跃进、反右倾等政治运动的杂文，这就注定了所谓“新基调杂文”，无论从理论依据还是从创作实践上，都是不能成立的。事实上，我们不仅不应该“警惕和克服鲁迅式杂文基调的‘积习’”，“洗净”“鲁迅式杂文基调的残痕”，而且有责任和义务还原鲁迅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本来面目，恢复鲁迅作为中华“民族魂”的伟大崇高形象，发扬光大鲁迅的精神。彭定安也指出，“鲁迅式杂文”无论宏观上，还是微观上，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艺术上，更无论是历史知识、社会剖析、文化内涵上，都是我们了解中国历史、社会和中国人的百科全书式的精粹的文学遗产和思想文化遗产，也是我们今天写作杂文的楷模，决非什么“消极影响”和要加以克服的“积习”和“盲目性”。牧惠回顾了建国后杂文发展的历史，认为既然有不民主和反科学的事实存在，鲁迅式的杂文就有存在和发展的理由，对于我们来说，值得警惕和克服的不是什么鲁迅式杂文基调的“积习”难返，而是对虎虎有生气地同封建专制、愚昧无知、不正之风种种恶德做斗争的杂文的被冷落乃至被压制。
刘甲虽然也承认“鲁迅笔法”在不少方面仍然可以再用，但更服膺“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的说法，主张要大声疾呼，而不应“隐晦曲折”。他指出，鲁迅杂文“在特定的条件下，不得不如此的‘隐晦曲折’的说话方式，不应看作是杂文固有的表现方法；尽管它曾经是鲁迅杂文和鲁迅式杂文的一个显著特色。也不应看作是杂文不可或缺的风采或味道。……当时代变化了，杂文作者由奴隶变成了主人，有了充分说话的自由的时候，自然也就应该克服这种奴隶式语言的隐晦曲折，而设法使广大读者更容易看懂”（注：刘甲：《“隐晦曲折”和“大声疾呼”》，《解放军报通讯》1984年第2期。）。陈泽群说， 一目了然，一览无余，直白了当的杂文固然需要，写得委婉含蓄一些，稍有隐晦曲折的杂文只要不费猜解也无不可，鲁迅当年写得隐晦曲折一点，起初也有和国民党的书报检查官玩点捉迷藏游戏的意思，但经鲁迅的惨淡经营，这种曲折已经成为杂文的一种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美感享受，我们没有必要舍弃这种美，除非想舍弃杂文的本身。牧惠也认为，对于鲁迅来说，隐晦曲折往往是一种艺术手法，是杂文创作的美学需要，因此，把当代杂文的曲折坎坷归咎于杂文使用隐晦曲折的鲁迅笔法，是不公正的。他指出：“隐晦曲折”实际上已经成为打击杂文、置杂文家于死地的一个最顺当的借口，杂文常常被豆腐里挑骨头式地“索”出各种各样连作者梦也未必梦到的“隐”，如有人竟然从邓拓的杂文《金龟子身上有黄金》中索出作者“讲赫鲁晓夫的好话”的隐来！
刘甲认为：“鲁迅式杂文是人民夺取民主权力的一种舆论手段，是争取民主的一种重要的战斗武器。而当夺得这种权力之后，鲁迅式杂文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捍卫和发展这种权力的使命，就让位给同自己一脉相承的新一代的杂文——我们时代新基调的杂文了。”（注：刘甲：《杂文与民主》，《解放军报通讯》1984年第6期。） 并且说：“从四十年代以至于今天，不时还有人以‘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相号召，并有人作过实践方面的努力，但鲁迅式杂文却始终发展不起来，传布不开，偶有出现，首先会遭到读者群众的批评。”（注：刘甲：《新基调的杂文的基调》，《解放军报通讯》1983年第6期。） 按照刘甲的这种说法，鲁迅的杂文仅仅是黑暗年代中反对专制政府的作品，是对敌斗争的产物。其实，鲁迅杂文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在鲁迅杂文里，不仅有对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当局及其帮凶、帮闲文人进行无情的揭批，而且更多的是对毒害中国国民灵魂和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旧文明，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进行过无情的解剖和批评；此外，鲁迅也对中国新文化运动和革命文学运动，对旧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家章太炎，对刘和珍、柔石、殷夫等革命烈士都有过这样那样的批评；当然，鲁迅也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因此，姜振昌指出，鲁迅杂文本身以及鲁迅的“杂文精神”，是中华民族不可多得的宝贵精神遗产，它在中华民族割离自己的精神疮瘤、实现觉醒解放以及走向现代化的漫长过程中永远不会过时，永远值得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断定它的生命随着国民党反动政府政治生命的结束而结束，是一种狭隘的偏见”。李一萍也指出，鲁迅所经历的血雨腥风、黑暗如磐的时代的确已经过去了，但不等于鲁迅的杂文也过去了，更何况如列宁所说旧的思想观念并不与旧的社会制度同时进入棺材，它还像梦魇一样纠缠活人的头脑，既然旧的东西没有完全消亡，何必急急忙忙宣布专同旧事物为敌的杂文过时呢？
总而言之，“新基调杂文”理论作为建国后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唯一出现的成“体系”的杂文“理论”，是“以全面否定鲁迅杂文的现实意义为支点的”（姜振昌语），“反鲁迅，就是‘新基调杂文’的‘基调’”（彭定安语）。因此，尽管“新基调杂文”的鼓吹者也主张要学习、继承和发扬鲁迅的革命精神和战斗传统，但与此同时，他却又认为最能体现鲁迅的这种革命精神和战斗传统的“鲁迅式杂文”要不得，这使他的主要理论观点陷入了惊人的自相矛盾的逻辑悖论之中。这种逻辑悖论由来已久，早在40年代的延安，人们一方面对鲁迅的革命精神、革命品格和丰功伟绩给予了至高无上的评价，另一方面又认为“鲁迅式杂文”在革命圣地不合时宜和不宜倡导。这种有着深刻悲剧意识的惊人的逻辑悖论，妨碍着鲁迅杂文研究的丰富和深化，不能上升到更高的理论层次，也直接造成在建国前的民主根据地和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鲁迅风”革命现实主义杂文战斗传统的失落、杂文创作的极不正常的沉寂和荒凉。这是值得我们记取的深刻的历史教训，只有学习、继承和弘扬鲁迅杂文传统，才能给当代杂文带来繁荣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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