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胆吸收借鉴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的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迅速发展论文,资本主义国家论文,当代论文,大胆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的主要经验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暴露出不可自救的缺陷和弊端，但是，事实上它仍继续推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其成功的经验主要有：
1、利用科技革命推动社会组织变革、创新， 使之适应急剧变化的市场竞争和容纳迅猛发展的生产力。
从资本主义产生到现在，发生过三次科技革命，科技革命使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使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是，为什么科技革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能产生如此巨大和持久的作用，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环节是什么？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科技革命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变革力量，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能清醒地认识到科技这一独特的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作用，适时地借助这一革命力量，进行了社会组织结构的变革，并为科技和社会组织的创新试验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使生产力的发展呈现持续、加快的趋势，从而又推动新的科技革命的产生，由此形成良性循环。众所周知，人类社会有组织的生产活动必须要以社会组织的存在为前提。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任何一种社会结构都不能永远保持稳定，生产水平、社会生活的增长和社会结构自身功能的异化都会破坏社会原组织结构。同时，任何一种社会结构对生产水平的发展都有一个固定的容量。超过这个容量，或变革社会结构推动社会发展到新的阶段，抑或扼制生产的发展，阻碍科技进步。社会组织结构对科技进步的阻碍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和社会各企业、经济实体内部组织结构对科学技术及其它创造性活动同样只起到一定的功能作用，有一定的容量限制。纵观近现代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三次科技革命，虽内容不同，但结果却是一致的：科技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组织结构的变革创新，使新的社会组织结构适应了生产力更大发展的客观要求。从宏观来看，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自由竞争阶段和一般垄断阶段后，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其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显然都相应发生了较大改革和调整。从微观来看，社会经济实体的企业组织也在不断创新，工厂制度取代了手工作坊，现代公司制度又取代了工厂制度。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必须重新学习制造物体以及进行人际沟通的全新办法，传统大型组织中的职位确定，由原来组织谋求最高工作效率的有效管理方法，变为今天组织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所必须进行灵活的积极反应的障碍。因此，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能否在变化中不断创新，已经成为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从50年代到现在，与大型计算机、个人计算机和交互式世界网络的发展相适应，企业组织结构也发生了从层级结构形式到“扁平”、“松散”组织结构形式和现在的权变组织结构形式的更替。先进的科技、优秀的人才、广大的市场都必须通过不断创新的组织，才能充分发挥作用。面对信息技术的发展，迅速变化的世界，每一个机构的内部组织结构都是不断流动、变化的，而且变化的目的性非常明确：每一个组织都在竭尽全力提高对市场需求、顾客服务要求的反应性和灵活性，制定新的战略和开发新的产品。每年，甚至每月、每周都要更替产品、服务的方式。为了实现新的战略，每一个组织都把对变化的管理引进其机构，经常检查在自己的组织结构和系统中，是否仍然存在对变化灵活性和积极反应的障碍。
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变革与创新，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持续、加快发展意义重大。它推动和影响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变革。它使生产过程中旧的交往形式不断被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迫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其范围内作出一定的调整；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变革与创新，迫使人们改变过去的思维定势，接受新的组织制度及由此而产生的新的社会价值观。正是这些调整，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获得了更大容量，也加快了资本主义社会对自我否定的过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面对科技革命的挑战，不断使社会组织结构发生由下至上的变革、创新，从而推动科技和社会进步、发展，应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其发展、变化规律的揭示：“资本主义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1〕
2、与科技进步相适应的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更新， 以及在社会各部门的推广和运用，促进了社会的持续和全面的发展。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实践证明，科技和管理是社会发展的两个轮子。科学技术对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变革无疑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科学技术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化为生产力，也不可能保证变革社会的稳定有序发展。它需要一定的条件，管理就是其中重要的条件。管理，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首先表现为管理理论的发展与科技进步、工业发展同步，成为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西方管理理论在十九世纪末到20世纪初开始受到社会的重视与承认，其后日益广泛地参与工业发展的大潮。从西方管理发展的三个阶段来看，每一发展阶段都与一定的科技发展水平和工业发展程度相联系。早期的古典管理学派的管理理论的产生与大型、复杂的工业企业发展相联系，其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提高企业的效率，通过科学管理达到最优的投入产出比。本世纪20年代后管理理论开始了对人际关系方面的研究，提出有效的管理，必须了解人的行为，特别是集体行为，不能把工人单纯看作为钱工作的“经济人”思想，管理者必须考虑人的社会性方面、人的各种需求等问题。这是管理理论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使人们开始对管理的社会方面和行为方面有更多和更深的研究。管理理论发展的第三阶段是战后到现在。这一时期把系统科学的观点应用于管理，以适应于生产规模扩大，高新技术的应用，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把经验性的管理提高到科学化、数量化的水平。目前，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了适应由于多变的全球竞争所带来的日益高涨的组织变革，为了使每一个雇员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组织里，能够在自己的经营活动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管理领域正在经历一场广泛的、革命性的变革，提出管理的责任就是创造（或培养）组织的学习能力。任何一个企业拥有比对手更快的学习和变革能力是企业在信息社会里所必须获得的唯一实质性的竞争优势。
西方管理理论发展的历程，实际上就是近现代西方企业制度发展及其调节手段更替的历史。如果说，与工场手工业和古典、家族式企业制度发展相适应，其调节手段是市场调节的话，那么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市场的扩大，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相适应的就是现代管理协调。高效率的管理协调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生命之源。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就是“现代工商企业的成熟过程，就是市场内部化的过程，是管理的有形之手取代市场的无形之手的过程。”〔2〕
其次，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还在于他们把管理理论运用于对政权、机关和社会团体的管理之中。人们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各种政治力量和利益团体之间矛盾的缓和，安定、发展为主流的社会环境中，就可以看到其管理国家权力、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经验日益成熟。其中，注重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的改革，保证政府管理职能的适度，对社会经济稳定持续的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公务员制度全面创立于20世纪初，几乎与管理理论发展同步，这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引起政府管理社会职能强化的必然产物。垄断组织的出现，使政府必须执行大量的管理职能。一方面，它要组织生产、消减垄断的不合理性，同时还要承担大量的公共经济职能，另一方面，它还必须调解劳资矛盾。政府的职能已由先前的“守夜人”转化为积极的“管理者”了，这就是所谓从“调停者”到“服务者”的转化。〔3〕
虽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4〕但是，从实践来看， 政府职能一旦产生，就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张冲动。过度的政府行为产生了各种弊端，导致“政府失灵”。因此，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正常的运转既需要政府管理又必须防止和限制政府管理职能的扩张冲动。因为资产阶级国家管理事务的范围仍然严格受制于资产阶级的经济条件和私人利益。“资产者赋予国家的权力的多少只限于为保证他们自身的安全和维持竞争的必需的范围之内”。〔5〕为使政府管理职能适度， 使之能够弥补市场功能的缺陷，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十分注重和强化对公共行政的管理和人事管理。从战后到现在，为了适应科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他们对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进行了两次大的调整和改革。
第一次是在本世纪的60、70年代。以信息技术为导向的高科技革命的出现，对政府管理职能提出了朝着职业分化和部门专业化方向发展的要求。要求公务员必须更新知识、掌握现代科技知识，重视人在管理中的意义和作用。这一时期人事制度改革的总趋势是：一是提高公务员队伍的知识专业，裁减冗员，以适应现代科技知识的高度密集和迅速发展；二是加强公务员的权利保障，主要包括加强公务员的物质福利保障和扩大公务员的政治权力；三是改革不合理的公务员管理体制，实行开放性管理、强化公务员的流动，强化人事管理机构，使在政府职能更加广泛的情况下，其政府管理队伍仍然保持稳定、精干、高效。
第二次大的调整是从80年代以来到现在。西方各国因经济发展缓慢，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各国对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探索以新的公共行政管理模式，代替传统的公共行政管理模式。主要采取以下有力的措施：一是，精简机构，权力下放，提高政府和公务员的绩效；二是，对政府管理和公务员采用新的管理措施——战略管理和控制；三是，政府公共行政部门的管理服务必须以市场或顾客为取向；四是，建立新的公共人事管理类型。
西方国家上述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改革，从注重遵守既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向注重实际工作绩效，特别是顾客（社会公众）满意方向发展；从公务员的常任制向开放性流动，职业自由选择的方向发展。这被人们视为西方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更为成熟的一种标志，也是政府管理职能“适度”的标志。通过对政府管理职能的性质、范围、目的的进一步规范，既充分动员和保证社会经济主体在遵守市场游戏规则中获取最大的利益，又使政府的管理职能在服务于市场调节的理性导向中达到消除市场缺陷的目的，使市场经济正常运转，使经济发展充满活力，为政府强有力的调控提供财力支持。通过人事管理体制的创新，有力地控制和防患了因政府管理职能过度而产生官僚主义和腐败的可能。对公务员常任制的改革表明，西方人事管理注重的不是任职者的常任，而是职位的稳定和功能的常任。
3、积极发展旨在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员工和组织绩效， 提高管理水平和能力的培训事业。
战后以来，当代科学技术发展速度异常迅猛，新技术的运用、新产品的出现日新月异。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市场在变，人们的观念在变，社会环境在变，处在社会环境中的组织也在重构。面对这一切变化，企业和政府管理者不仅要有能够对变化作出迅速反应的能力，而且要有预测变化和控制变化的能力。为了适应竞争需要，迅速提高人的素质，尤其是转变观念接受新知识和应变能力仅靠国民教育是不够的。因此，西方各国大力发展各种社会和行业的培训事业。通过各种技能、知识等培训，培养出高素质的企业和公共行政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生产人员；通过培训使管理人员和员工自身达到观念的转变、技能的提高和全面的发展。增强他们热爱工作、忠诚企业、服务于企业的自信心。使公共行政管理部门和企业的产出始终保持高质、高效。他们的成功经验，一是任何培训都必须根据存在的绩效问题，通过培训需求诊断、评估，确定需培训解决的问题和培训目标。第二，围绕解决绩效问题进行精细的培训教学设计。第三，采用先进的成人培训理论和方法，运用高科技产品作教学辅助手段，使学员能够在培训中充分掌握所学的知识和新技巧。
此外，西方发达国家成人培训还非常重视培训质量的保证。对受培训的学员进行追踪反馈，组织专家对培训质量进行评估、验收，并制订各国培训标准和积极参加国际标准组织有关活动。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正是以科技进步为其发展的动力源，通过变革和对组织变革、创新的强化管理，寻求管理国家最有效的手段和方式；通过发展现代成人培训，提高人的管理技巧和应变素质以适应科技进步，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动力。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因此而畅通无阻，迅速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取得丰硕的成果和获得强大的社会物质力量。
二、若干启示及可借鉴之处
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之一。在一球多制的条件下，一国的发展状况，往往是其社会制度、模式优劣的直接反馈，同时也是其能否在一定条件下吸收、转化他国制度与模式中的优势的直接反馈。虽然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这种代替的前提是社会主义必须能够善于吸收、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积极、进步的文明成果，使之成为新的社会制度完善发展的必要准备。从上述当代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经验来看，不无启迪和可借鉴之处。
1、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变革、 创新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科技进步的作用不是孤立的，必须与组织变革、创新相结合，使科技的发展有良好的环境和制度的保证，两者不可分割、不可偏废。
西方各国发展的事实告诉我们，伴随西方科技革命发展的过程，是一系列现代企业制度和政府行政制度建立、创新的过程。两者的结合，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现实力量。当科技与企业界结合时期，科技的发明及其产品通过企业生产、推向市场；当科技与政府结合的时期，科技发明及其成果通过政府推向社会各个领域；社会组织的变革、创新也由企业发展扩大到社会各个领域和组织团体，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目前，我们已处在科技与全球经济、全球市场相结合的时代，变革、创新也将影响和渗透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任何一处的社会组给制度，如果它的变革创新滞后，那么它的科技的内在冲动就会受阻，或只能停留于某一发明上面，而无法通过市场实现其价值。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组织变革与创新对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的积极意义。
科技革命反映的是生产力的变革，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社会组织结构的变革、创新，是对生产关系做及时的调整，使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其实质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当代资本主义在变革、创新中的发展，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其向新的社会历史阶段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因此，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能积极吸收借鉴现代化进程中世界各国的新成就，遵循现代化发展的共同规律，彻底摈弃原体制中的封建主义的残余，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及时地对各种旧的社会组织结构，乃至旧的经济、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与创新，解决几十年来长期积累的，广泛表现于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社会矛盾，就必定能推动社会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最终取代资本主义。
2、必须注重现代管理的作用，强化对变革的管理， 发挥管理在变革中因势利导的作用，使变革顺利、稳定的发展。
管理是人类各种活动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自从人们开始形成群体去实现个人无法达到的目标以来，管理工作就成为协调个人努力必不可少的因素了。由于现代社会依靠集体的努力来完成的任务、事务日益增大，各种组织、机构发展越来越大，且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管理的工作也就越来越重要了。管理者必须在不断变革的管理中，为每一个参与者设计和营造一种良好的环境，使他们都能在群体中高效率地完成既定目标。因此，管理是一切组织发展之根本。现代管理起步于西方，他们在现代企业管理、社会生产组织管理、人的管理，以及把现代企业管理的理论运用于政府组织，社团组织的管理之中所积累的经验，无疑是值得我们吸收借鉴的。
首先，可以吸收借鉴西方企业管理理论，为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管理提供某些经验。我国国有企业在改革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原因很多，其中缺乏科学管理是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还必须大力宣传科学管理的重要性。在总结本国管理实践经验的同时，学习借鉴“克莱斯勒”、“福特”、“苹果”、“微软”等西方大型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起死回生，勤俭办厂，白手起家的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科学管理经验，从而转变观念，重视管理，适应市场，学会用人、改善经营管理，真正建立一套（包括现代财务、成本、质量、项目管理和科学决策制度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其次，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发展中的有益经验，为我国政府的社会经济角色准确定位。战后，欧美各国在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方面作了积极的探索，并积累了一些经验。其中，精简政府机构、人员，权力下放，以及为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把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引入公共行政领域，强调重视效率、重视产出、重视市场需求和顾客的满意与否等方面，可为我国公共行政管理所借鉴，以提高我国公共行政的服务质量和效率。同时，长期以来他们规范政府管理职能的方式、范围和目的，始终以服务于市场作为政府的社会经济角色定位。政府干预的范围和限度，主要是市场机制失灵的领域，政府干预的目的为达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这些做法对我们探索我国政府的社会经济角色准确定位也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3、必须加强以人为中心的管理，重视人在管理中的作用， 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
人是管理工作的核心和动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要靠人。西方企业管理理论研究越来越重视人在管理中的意义。无论是梅奥等人的“人际关系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麦格雷戈的“X—Y理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亚当斯的“公平理论”，抑或当代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等，都不约而同地看到了管理中人的因素的重要意义。这些理论运用在企业管理中，则表现为对员工实行多种的管理模式如：传统模式、人际关系模式、人力资源的模式。强调在研究人的特性的同时，又必须把人作为整体来研究，为了对企业的最宝贵的资源即人的使用达到最大的效益和效率，在不同的情况下需要采用不同的管理方法。这些理论和经验，对我们搞好国有企业的改革，实现管理科学，有着直接的借鉴作用。
4、积极吸收借鉴西方成人学习理论与成人培训方法， 完善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成人培训理论与实践。
社会组织不断变革、创新发展，不仅需要强化管理，而且必须注重培训。科技的发展，组织的变革，管理模式的更新，必然要求组织及管理者和员工必须通过不断的学习，获取新知识、新技能，促进组织发展、管理发展和个人发展。因此，培训又成为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证。目前，为实现我国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两个根本转变，培训面临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繁重的。首先，实现两个转变，要求国有企业改革和管理进入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并举，改组、改制、改造和加强管理相结合的新阶段，为了适应这一变化，无论企业领导，还是员工都必须不断学习，掌握新技术，提高和转变领导方式，提高素质。其次，国有企业改革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安置富余人员和下岗人员，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通过培训使这些人员重新获得上岗的技能和知识，变改革的阻力为动力。第三，在建立和完善公务员制度中，必须通过培训，提高公务员的政治、业务素质，使之更新知识，具有迅速吸收现代科技成果的能力。第四，在各级党委和群团组织中，必须通过培训，使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能够在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具有分清基本界限的能力，具有科学决策掌握现代领导艺术和沟通能力，等等。总之，通过培训，使国家、组织和个人的发展结合起来，使改革得以顺利的发展。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275页。
〔2〕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 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70页。
〔3〕参见田培炎：《公务员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628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第4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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