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马克思考察了共同体发展的历史样态，在批判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抽象共同体”和国家“虚幻的共同体”基础上，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进行了热切的展望，从而构建了具有内在逻辑和系统结构的共同体思想。区别于其他共同体理论，马克思将“现实的个人”基于生存诉求的实践活动作为共同体生成的前提，开启了阐释共同体的全新思想境域；而关系思维的确立则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提供了辩证式审视的伦理前提，从而在个体与共同体、自由与责任的矛盾与张力中指明了迈向理想共同体的现实路向；作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的一条重要逻辑主线，利益维度的切入使得作为生成机制的共同体逻辑更具有现实感；以个人自主性的显现及程度为依据，马克思考量了共同体对于个人自由的意义，敞显了其共同体思想深厚的价值关怀；基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经验事实，马克思揭示了共同体所内蕴的“世界历史性”，从而使“自由人联合体”不再是虚幻的、乌托邦式的空中楼阁，并由此展现出其共同体思想强烈的时代穿透力和价值超越性。
关键词：马克思；共同体；价值超越
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宏大叙事体系中具有旨归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马克思考察了共同体发展的历史样态，在批判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抽象共同体和国家“虚幻的共同体”对人的异化的基础上，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进行了热切的展望，从而构建了具有内在逻辑和系统结构的共同体思想。应该说，对共同体的追求和反省是西方学界的一个重要主题，“许多思想家——黑格尔、马克思、杜威等，包括几个教皇——都曾寻找可能的选择，在他们看来，要用共同体主义来代替一种枯竭的道德，以及对人类社会认识的不足”［1］4。然而，区别于其他共同体理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以独特的现实立场敞显了其价值超越性。马克思不是从抽象的、观念性的“本质”（Essence）意义上的存在出发，而是从具体的、现实的“实存”（Existence）意义上的存在出发，将道德的、价值的批判与历史的、科学的批判相结合，将规范性与科学性相统一，以个人自主性的显现及程度为依据，考量了共同体对于个人自由的意义；基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事实，深刻地揭示了共同体所内蕴的“世界历史性”，从而使“自由人联合体”不再是虚幻的、乌托邦式的空中楼阁。
1.5 统计学分析 使用SPSS 19.0软件行统计学分析，验证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后使用均值±标准差表示，并行t检验，使用百分率(%)表示计数资料，行卡方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一、基于实践的解析：共同体前提重置的必要性
共同体是伴随人类思想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共同体。亚里士多德把共同体界定为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关系团体，其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共同体”。中世纪的奥古斯丁用共同体概念阐释了基督教神学思想，论述了基于爱及所爱的事物的友爱共同体。在近代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后，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霍布斯、洛克和卢梭分别从社会契约论的视角论证了共同体的形成及其正当性，孟德斯鸠从法的精神角度指出共和制是最能体现法的精神的好的共同体，费希特提出了基于人的主观意志的意志共同体，康德揭示了道德对于建立政治共同体的作用，黑格尔则从人的存在的精神层面提出了基于理性和伦理理念演绎的共同体思想。在经典社会学理论中，滕尼斯论述了基于人的“本质意志”或“本能意志”的共同体，涂尔干认为共同体生活必然依靠作为“集体意识”的道德来维系。在当代，以麦金太尔、沃尔泽、桑德尔、泰勒等为代表的共同体主义主要从一种抽象而思辨的政治哲学角度论述共同体及其价值。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超越性深刻地体现在其前提的超越性上。与西方一般共同体思想谱系的抽象表述不同，马克思不是依据某种主观精神要素的逻辑演绎诠释共同体，而是将“现实的个人”基于生存诉求的实践活动作为共同体生成的前提，由此开启了阐释共同体的一个全新的思想境域。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共同体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范畴或一种特殊的社会实体，而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它指涉的是人们生存、生活的组织样态的形构，不同形构的共同体表征了人类历史性生存的不同实践形态。因此，对于共同体的理论阐发只能着眼于“现实的个人”基于生存诉求的实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类历史的基本前提是“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2］519，而现实的个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一开始就不是依靠单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而是只有通过“社会结合的各种形式”才能进行。任何共同体都是由一定时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决定，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制度的性质、社会生活的面貌和社会组织的结构，进而决定了共同体的历史样态和性质。马克思把现实的个人的生存实践作为历史活动得以展开的人的具体的生成活动，将遗忘存在的、思辨的致思取向颠倒了过来，确立了实践的理论范式和生存论的致思取向，并由此开辟了以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为宗旨，以实践批判和实践反思为基点，以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为旨归的“真正的共同体”生成的道路。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内蕴着人类社会生活实践的致思逻辑。马克思从实践出发观察人类社会历史和人的活动，透过“现实的个人”的感性存在把握到了能动的实践活动对于人的存在方式的意义，并以此为理论原点诠释了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以及不同样态的共同体对于个体发展的意义。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消灭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基础上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变“私人劳动”为社会成员联合占有基础上的“联合劳动”，“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3］198，实现“劳动的解放”，“虚幻的共同体”才能得以解构，“自由人联合体”才能真正得以生成。“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4］96在联合劳动的共同体中，“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又是同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2］582。汉娜·阿伦特曾指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作为人类营生活动的劳动，不再被严格地看作属于私人领域里的行为，而堂堂正正地进入了公共、政治领域里的事实，才是他学说的重要部分”［5］13。正是以现实的个人基于实践的存在论为前提，马克思超越了将人的存在搁置起来，并剔除出本质世界的抽象的运思方式，最终寻找到了以劳动解放为旨归的个体与共同体和谐共生的现实路径。
二、关系思维的确立：辩证式审视的伦理前提
2.3 两组患者的纯音听阈测试气导平均阈值对比 治疗后，实验组患者的纯音听阈测试气导平均阈值的改善程度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0.089，P<0.001)，见表2。
以个人自主性是否显现以及显现的程度来观照共同体，可以清晰地勾勒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所蕴含的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的逻辑线索。马克思指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11］6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社会，个体力量的有限使其必须依附于共同体，个体并不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存在，个体价值湮没于共同体之中，个体发展和需要被漠视和牺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打破了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人身依附关系，个体摆脱了对共同体的依赖，个体的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逐渐形成，个体利益日益突显。然而，处于货币-资本“抽象共同体”中的个人却陷入了对“物的依赖”之中，物的力量使得“这些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的生活内容，成了抽象的个人”［2］580。马克思指出 ：“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相互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12］114在货币-资本“抽象共同体”中，个人的自由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不受阻碍地利用偶然性的权利”［2］574，这种权利仅仅表现为个人之间的一种异己必然的联合。与此同时，作为政治共同体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因其不可避免的虚幻性而成为个人自由发展的桎梏。在抽象共同体和“虚幻共同体”的宰制下，个人的自由和发展呈现出片面和畸形。
犊牛肉的主要挥发性风味物质为酮类、醛类和醇类，其中醛类多为不饱和醛，前腿肉中的主要成分为醛类，其中庚醛、正辛醛和壬醛含量分别为19.07(106/g)、27.25(106/g)、108.10(106/g)，显著高于其他两组(p<0.05)。里脊肉中的主要成分为醇类，其中1-戊醇、1-辛烯-3-醇、2-十六烷醇含量分别为31.66(106/g)、9.85(106/g)、4.27(106/g)，显著较高(p<0.05)。后腿肉的主要成分为酮类，其中3-羟基-2-丁酮、甲基庚烯酮含量分别为32.02(106/g)、8.88(106/g)。成年牛肉的酯类和醇类数量显著较高(p<0.05)。
三、利益维度的切入：作为生成机制的共同体逻辑
利益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的一条重要的逻辑主线，是马克思批判和解构市民社会与“虚幻共同体”，构建“真正的共同体”的内在逻辑。任何共同体本质上都是利益共同体，不同的利益关系型构着不同样态的共同体。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始社会，人与人之间结成了命运相联的共同体，在这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中，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具有最初的、抽象的原始一致性。“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2］536，为了协调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以国家为基本形式的政治共同体应运而生。然而，标榜为共同利益代表的国家不过是统治阶级实现其自身特殊利益的政治形式，“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2］571。显然，实现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重新统一是走向“真正的共同体”的关键。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当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和谐一致时，共同体才能真正代表一切人的共同利益，才能成为自由个人的联合形式，从而成为人的本质存在的实践表征。“黑格尔在对古希腊国家伦理生活的扬弃中保留了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之间的差异，目的是在调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基础上重建一种新的共同体伦理，马克思却设想在清除的意义上扬弃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之间的差异，建立一个在公有经济和公有财产的联合劳动基础上的绝对共同体。”［10］为此，需要超越“虚幻的共同体”，构建“真正的共同体”。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体利益的满足同时意味着共同利益的实现，而共同利益的实现也表征着个体利益的满足，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两者具有同构一致性。可见，正是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推动着共同体的历史演进，并赋予共同体发展应然的历史趋向。
尽管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著述中有着大量的关于共同体的论述，但他并没有对共同体做出明确清晰的界定。根据马克思从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存角度对共同体的阐述，可以把马克思视野中的共同体概括为：现实的个人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诉求而形成的一种关系模式。由现实的个人基于生存诉求所结成的共同体绝不可能只源于共同的伦理精神、道德意识或价值追求等主观精神性因素，马克思关注客观的现实根基而拒斥形而上学的思辨，赋予共同体生成以本体论上的合法性。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286“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9］187马克思把利益看作是人类历史活动的基本动因和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利益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它构成了共同体生成与发展的现实根基。
仔细观察你的拍摄主体（可能是一片叶子，也可能是一张挂满露珠的蜘蛛网）的色调、形状和纹理，充分发挥想象力，考虑如何将它们填充整个画面。拉近，拍细节方面推荐使用70-200mm的长焦镜头。
四、个人自主性的显现及程度：衡量和检视共同体的尺度
共同体思想是内蕴并贯穿于马克思理论研究始终的一条主线，是具有系统结构和内在逻辑的理论体系。但就整体性而言，它并不是马克思特意建构的一个理论体系，马克思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论述共同体，或者就共同体而论述共同体，从理论旨趣来看，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论证人类解放，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工具。马克思确认“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2］571，但这并不是说他把任何共同体都视为实现个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不同样态和性质的共同体对个人自由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马克思关切和眷顾的是共同体对于个人自由发展的给予度及自由个性的呈现度，他要回答的是共同体为自由个性的实现究竟提供了怎样的条件？什么样的共同体才能够使个人实现本体论上的自由？马克思对共同体的考量正是围绕此而展开的，这种探察敞显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深厚的价值关怀。
近年来，关于共同体的研究已然成为西方学界的一个重要理论生长点，各种政治哲学都纷纷聚焦于共同体价值取向的研究。对此，自由主义和共同体主义各执一词，其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强调个体的自由、权利和利益优先，还是共同体的价值和公共利益至上？自由主义坚持个体对于共同体的先在性以及个体权利的绝对性，而共同体主义则以共同体先在性为价值默认，从理论逻辑上确认公共利益的至上性。从根本上看，自由主义和共同体主义的共同缺陷在于将个体与共同体截然对立起来，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图式从一个极端的角度遮蔽了个体与共同体的本真关系。而马克思既没有以共同体为实体去还原个体，也没有以个体为实体去还原共同体，而是从关系理性出发，在强调共同体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个体生存发展前提的同时并未否定个体价值，相反其同体思想的前提正是“现实的个人”，而其价值旨归也是为了实现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此，马克思提出了能够实现自由个性和共同体和谐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在个体与共同体、自由与责任的矛盾与张力中指明了迈向理想共同体的现实路向，建构了以“个体-共同体”共生互构范式为内核的共同体思想，从而解决了长期存在于人类政治文明中的难题。
关系思维的确立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提供了辩证式审视的伦理前提，而这一思维方式的确立是基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科学理解。纵观西方哲学史，对人的本质的解答有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要么从主观的方面，以理性的形式去把握人；要么从客观的方面，以直观的方式去理解人。这两种思路的共同缺陷在于把人的本质理解为抽象的实体。这种实体性思维以一种“终极实在”的方式理解人及人与世界的关系，用抽象的观念代替现实的主体，把现实的人置换成虚幻的主体，并用同一性支配人及其现实的生活，把人理解为非历史性的存在。马克思颠覆和超越了实体性思维，他将人置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把人理解为“现实的人”。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505现实的人一定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因此，不能把人理解为抽象的“精神实体”，或只具有肉体属性的“自然实体”，而是应当在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去把握人的本质，把其理解为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一种“关系性”存在，因为“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7］98。在此意义上，个人是怎样的，正是由个人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来定义的。以关系理性来阐释共同体，在将人置于现实的事实性维度的同时，也赋予人以应然的价值性维度。按照马克思的理论预设，“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53。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人不再被理解为手段，而是目的，人在生产实践活动中成为“为他人”的存在，因其所具有的“类意识”而成为真正的“类存在”。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个体的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前提和条件，一切人的发展则通过个体的发展得以体现和确证，从而实现了个体发展与类发展的和谐统一。
作为一种人与人结合的方式，共同体反映的是人的一种共同存在状态。共同体之为共同体，总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的。“说到底，共同体是一定关系的整体，是构成一定共同体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它存在的根据，在于调整构成一定具体共同体的各主体之间的关系的需要”［6］，它所关涉的问题域就是如何看待个体与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个体与共同体作为两种基本的价值，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还是两者可以兼得？马克思对此的解答不是在价值上追问何者优先，何者至上，而是以辩证的关系思维揭示了个体和共同体在存在论层面的本真关系，在批判“虚幻共同体”中个体与共同体危机关系的基础上，寻找到实现两者和谐共生的理想共同体，由此实现了对自由主义与共同体主义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超越。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最终的价值指归无疑是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但其能否实现依赖于能否找到实现这一目的的方式和途径。遵循马克思的致思逻辑，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中，个人不再屈从于虚幻的共同利益，每个人都作为独立的、具有高度自主性的个体而存在，而共同体的存在正是为了保障个人作为个体的高度自由，充分发挥个人的自主性。马克思指出：“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革命无产者的共同体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个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各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2］573“自由人联合体”是一种有别于“虚幻的共同体”的“真正的共同体”，是社会化的自由个人自觉联合而成的共同体，“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2］571。个人自由发展的实现和自由个性的形成表明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本真意蕴和价值诉求，以至于罗尔斯在提出他的正义社会的理想时特别强调指出：“马克思倾向于把充分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看作是每一个人能够充分实现他的本性、能够表现自己全部力量的社会。”［13］83因此，要从个人自主性的显现以及自由个性的实现来理解和把握共同体，而绝不能够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理解，这样才能达到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本真意蕴。
尽管当代共同体主义也强调和使用“共同体”范畴，但在概念的界定与内涵的把握上和马克思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共同体主义主要是从上层建筑角度界定共同体，基于共同的社会习俗、文化传统和价值追求把握共同体的内涵，如麦金太尔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共同体传统的追寻，基于德性伦理观提出了以最高的善的替代物来重建一种追求共同善的现代伦理共同体；而马克思则基于经济基础的利益关系来界定和把握共同体。利益维度的切入使得作为生成机制的共同体逻辑更具有现实感，展现出马克思对共同体的独特理解。
五、类意识的宽广视野：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共同体诉求
从逻辑维度来看，马克思对于共同体的思考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时间维度和人类交往拓展的空间维度展开的。马克思所追求的“自由人联合体”既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同时，这个过程就其实质而言又是从孤立的、狭隘的、地域的民族历史走向开放的、广阔的、全球性的世界历史的过程。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独特性和科学性在于它超越了狭隘的地域性与民族性，马克思一开始就不是将其事业定位于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发展上，而是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来把握人类历史发展和人类的整体命运，把共同体置于世界历史意义上来建构自己的宏大叙事，展现出宽广的全球视野和深厚的人类关怀。
世界历史是马克思思考和审视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维度。马克思把人类历史发展看作是一个由狭隘的民族地域历史转向广阔的世界历史拓展的过程，在他看来，世界历史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普遍化发展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结果。自新航路开辟以来，在资本逻辑主导下，跨民族、跨地域的交往成了资本主义时代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特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8］35资本的扩张必然冲破地域限制，在形成世界市场的同时使各民族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交往的普遍发展是生产力普遍增长的必要保障，而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有生产力普遍增长和交往普遍发展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2］541只有当“地域性的个人”“摆脱了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2］541，从而“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2］541-542时，个人之间的联合才能形成“真正的共同体”。换言之，只有由“世界历史性的个人”结成的共同体才是真正的社会化的人类，才是马克思所向往和追求的理想共同体。
立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事实，马克思揭示了共同体所内蕴的“世界历史性”。在马克思的视域中，世界历史对于共同体而言不只是外在因素，共同体本身就内蕴有着世界历史的内在规定性。“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8］50普遍交往的发展使得各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全球关联性和相互依存性前所未有的增强。与此同时，资本逻辑带来的全球现代性矛盾造成了世界历史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表现为民族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与人类在事实上的相互依存之间的紧张。在命运与共、利益相关的世界历史场域中，各民族国家开始通过协商沟通、寻求共识等方式化解矛盾、协调利益，这就为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和平共处提供了现实依据，并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因为只有当“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2］538，无产阶级的世界性联合才能得以形成。马克思指出：“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8］50，“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2］538。而“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2］539，实现“世界历史性”的共产主义，也只有到那时，“自由人联合体”才能真正建立。这样，马克思“他把世界历史思想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架起了通过世界历史实现共产主义之桥”［14］。从世界历史的经验事实出发，马克思从时空维度向我们展现了人类社会迈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历史现实性与逻辑必然性。
六、结语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15］394共同体是人的类本质的体现，没有共同体，就没有人的类生活；而没有理想的共同体，也就不可能有人类的解放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当今世界中体现了人类利益相关、命运与共的内在共有价值。在新全球化时代，人们在具有世界历史性的信息共享中深切感受到生产要素和消费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体会到文化的多样性及其对话与融通，同时也遭遇了由资本逻辑带来的复杂的全球性问题。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彼此的共同利益以及共同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由此考虑如何更好地在协商中实现共识，在合作中实现共赢，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意义与使命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传承、发展与创新，敞显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时代精华与时代品格。
今天，站在新全球化时代回顾马克思，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强烈的时代穿透力和价值超越性，从而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依然是我们审视现当今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有力武器。然而，在理想共同体的生成途中，需要在传承和开掘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理论资源的基础上，结合当今时代问题进行理论创新；需要确立符合时代精神的共同体意识，形成各民族国家在解决全球现代性困境中携手合作、命运与共的世界观念和全球视野，以推动人类走向共享发展、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和共同发展，并最终实现马克思所冀望的理想共同体。
式(7)～(8)中，管片的应力水平是其拉、压应力分别与混凝土材料的轴心抗拉、抗压强度的比值。管片混凝土的材料参数选取其强度标准值作为应力水平的计算依据。管片混凝土材料的计算参数如表5所示。
参考文献
［1］菲利普·塞尔兹尼克：社群主义的说服力［M］.马洪，李清伟，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5］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M］.孙传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6］梁树发.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个维度［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3）.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苗贵山，王博文.共同体伦理的嬗变：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詹姆斯·博曼.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M］.黄相怀，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14］张奎良.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深远意义［J］.哲学动态，2013，（10）.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J］.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洪波（1970— ），女，浙江绍兴人，绍兴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项目编号：17YJA710009）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8)04-0015-06 收稿日期：2018-04-09
DOI: 10.19563/j.cnki.sdzs.2018.04.003
［责任编辑：赵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