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海关贸易数据摘编本存在的问题分析——以全国年进出口额和各关直接对外贸易额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贸易额论文,为例论文,近代论文,摘编论文,海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13)04-0011-10
长期以来中国旧海关出版物只有小部分的图书，通过海关赠送和极其有限的书店销售的渠道，为研究者所知。为了便于学界研究国际贸易，一些学者便着手摘编他们便于查阅的海关出版物中的数据。如杨端六、侯厚培所编的《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以下简称杨著)，Hsiao Liang-lin(萧亮林)的《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1864-1949》(以下简称萧著)，是两种应用较广的基于旧海关资料的统计摘编。二者都称数据来源于旧海关贸易统计，前者称“其内容，系根据我国六十余年来税关所发表之对外贸易统计，编制各种有系统之统计表”①；而后者如Dwight H.Perkins在序言中所说，“在这卷书中，作者从原始统计中挑出了最有用的数据，并以一种连续的、容易理解的结构来展示它们”②。
然而，长期以来这两种数据的使用者，并不清楚它们与旧海关贸易报告的数据是否一致，这两种摘编数据之间有何差异。我们经过比对，发现这两种摘编数据之间存在差异，二者与作为它们来源的旧海关贸易报告的原始数据之间也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有的因摘编的统计时间跨度、货币单位或数字的精确度不一样所造成，也有的因摘编作者的表述模糊或疏漏以及使用方法的不同造成。同时我们还发现，海关贸易原始数据本身也存在一些必须进行说明并引起注意的问题。原始数据和摘编的这些问题，必然会对运用海关数据应用研究产生影响。
下面分别以海关贸易原始数据、各种摘编和应用研究中涉及全国年进出口额和各海关直接对外贸易额的部分为例，按照直接错误、引用不当、表述模糊、方法存疑四种类型分析这些数据，借以评估这些相关数据和应用研究的可靠性。
一、直接错误
计算错误多出现在早期的近代中国海关贸易原始统计数据中，而多被近代以原始数据为基础的摘编和应用研究所继承。
杨著的“六十一年来出入货价值港别统计表”③和萧著的“CHINA'S IMPORTS AND EXPORTS，BY PRINCIPAL PORTS，1867-1941，1946-1948”④涉及数据均为各海关直接对外贸易额，二者表格形式一致，分为土货出口(Exports)、洋货进口(Imports)和总计(Total)三栏。必须注意的是，二者均有一些数值错误，而这些错误直接继承自海关原始数据本身。
如1871年海关贸易报告的表格Value of the Direct Foreign Trade of Each Port⑤中所列各关直接对外贸易值之和，即“Total”一项为155，275，259，但将各关直接对外贸易值相加，可以发现其和为155，305，259，二者相差30，000(单位：两)。对照分国别统计的表格Annual Value of the Trade with Each Country⑥可以发现，该表格中“Total”一项的数值与Value of the Direct Foreign Trade of Each Port中“Total”一致(这两份表格分别采用分关和分国别两种模式统计直接对外贸易，总额具有一致性，因此可以互校)，故认为应当是Value of the Direct Foreign Trade of Each Port中某个海关的直接对外贸易值出现错误。继续将各关“Imports”和“Exports”两项分别相加进行观察，可以发现，上海的这两项相加与其总值不合。故可以推知上海的总值计算错误，多加了30，000(单位：两)。查萧著中Table 7a上海部分⑦，可以看见1871年的总值为“97，144”(千两)。也就是说，由于作者直接抄录海关报告的表格Value of the Direct Foreign Trade of Each Port中数据，故1871年数据延续了海关报告中的计算错误。杨著对应表格中的问题⑧与萧著相同。
另一个例子来自1876年，表格Value of the Direct Foreign Trade of Each Port⑨中所列各关直接对外贸易值之和为153，241，410(单位：海关两)，但将该年各关直接对外贸易值相加，所得之和为155，245，410，二者相差2，004，000，对照分国别统计的表格Annual Value of the Trade With Each Country⑩可以发现，该表格中“Total”一项的数值与Value of the Direct Foreign Trade of Each Port中“Total”一致，故认为应当是Value of the Direct Foreign Trade of Each Port中某个海关的直接对外贸易值出现错误。继续将各关“Imports”和“Exports”两项分别相加进行排查，可以发现，汉口、广州的进出口相加与其总值不合。故可以推知汉口、广州的总值计算错误。查汉口的“Imports”和“Exports”分别为“20，688”、“7，250，763”，将二者与汉口错误的直接对外贸易值“9，271，451”对照，经观察可知，该统计错误的产生是由于在对进出口值相加时，数据错位的结果。而1876年汉口正确的直接对外贸易值应当为7，271，451(单位：海关两)。而广州的正确直接对外贸易值则应当是17，435，253(单位：海关两)。
汉口、广州的错误合计，共多加2，004，000(单位：海关两)。
查萧著中Table 7a的汉口部分(11)可以看见1876年的总值为9，271(千关两)；而广州部分(12)的1876年总值为17，439(千关两)。也就是说，对于汉口、广州的数据，作者均未进行修正，而是直接抄录了海关报告的表格Value of the Direct Foreign Trade of Each Port中数字，延续了海关报告中的计算错误。杨著中也有同样的问题(13)。
又杨著中1873年上海的直接对外贸易值的单位有误。
根据郑友揆的说法，“1875年以前，关两仅用于税收及浙海关(宁波)之贸易统计；上海及其他华南各埠之贸易统计，皆以上海规元为单位；华北及长江各埠则用本地两为单位；折合关两之比例如下：关两100=111.4规元，关两100=104～106长江及华北各埠之本地两。”“价值单位，自1868年起改为两制——以前各关两元并用，无从比较。1875年复以各地两制不一，乃引用海关两制；价值单位始行划一”。(14)
现以上海和宁波为例，看各埠统计单位的变化。
根据宁波海关1873年的表格Table No1.-Trade in Foreign Goods-Imports and Re-Exports(15)来看，宁波确实是自1873年开始就使用海关两作为统计单位，杨著的“第十四表六十一年来出入口货价值港别统计表”的宁波相关数据也符合这一情形。萧著中并无宁波关的贸易数据。
疑问在于1873年上海的单位应当是两还是海关两。1873年海关贸易报告的表格Value of the Direct Foreign Trade of Each Port，1872 and 1873(16)中的单位是两，萧著中1873年的上海海关数值单位是两，其应当是据1873年报告得出；而杨著中，自称依据的是同一表格，但得到的1873年的数据却是以海关两为单位。将杨著与1873年海关贸易报告的表格Value of the Direct Foreign Trade of Each Port，1872 and 1873对比可以发现，二者的具体数字是一致的，只是单位不同。故可以认为在这里杨著把1873年上海海关本以两为单位的各海关直接对外贸易额错为以海关两为单位了。
二、引用不当
引用不当的情形主要是针对近代中国海关贸易数据的摘编及应用研究而言。
萧著的表格中没有提及1941年的数据来源。其数字应是据1946年“Survey of the Trade of China，1941-1945” 中 “Value of Foreign Trade for the Year 1941”(17)，以及表格“The Direction of China's Foreign Trade，1941”(18)得出。Value of Foreign Trade for the Year 1941中净进口为2，400(百万元)，The Direction of China's Foreign Trade，1941中总进口为2，420，161(千元)，萧亮林据此认为复出口值为20，161(千元)。但实际上，前述净进口和总进口的精确度是不一样的，据此相加减得出的数值是不够准确的。
查“Imports from and Exports to Abroad:Value of Merchandise(a)Expressed in Standard Dollars”(19)，可知1941年精确至千位的复出口额为19，800(千元)而非20，161(千元)；相应地，净进口也应该是2，400，360(千元)。也就是说，对于1941年数据，萧亮林所引用来源并不恰当。
在使用近代海关资料的过程中，若是某一系列的数据出处不一致，在使用时是需要十分谨慎的。以下是一个具体应用研究的案例。
郑友揆先生在民国时期曾长期担任外贸事务官员，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者，其所著《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以下简称郑著)是运用近代海关史料研究近代经济贸易的权威著作之一。笔者将表中的数据，和《中国旧海关史料》所载的同样年份的对外贸易总计价值核对，发现1875-1910年的对外贸易总计价值，皆与各年海关贸易报告中的Value of the Direct Foreign Trade of Each Port相符合，且计算各年份Value of the Direct Foreign Trade of Each Port表格中各港口对外贸易所占比例亦与表一相符合。故可以认为，1875-1910年各港口的比例应当是以海关贸易报告中相同年度的数据为基础得到的、是可靠的。然而此表中的1870年和1913年两年的数据，并没有在该两年的Value of the Direct Foreign Trade of Each Port中找到，因此仍有对数据进行查对、考证的必要。
既然1870-1910年的数据都来自相关年份的表格Value of the Direct Foreign Trade of Each Port，那么1913年的数据应当来自同一份表格。但在1913年贸易报告的表格Value of the Direct Foreign Trade of Each Port的“总值”中却没有发现与表一中1913年总计价值相同的数据。实际上，表一中1913年对外贸易总计价值“898，596”(千关两)的数字不知从何而来。不过，这一数字与1913年海关贸易报告的Value of the Direct Foreign Trade of Each Port表格中进出口总值“989，596”(千关两)相比，是很具有相似性的。将各港口对外贸易值相加，得到的数值正好是“989，596”(千关两)，且根据此总计价值与各港口贸易值所得出的各港口对外贸易占比，与表一中的百分比并无差别。故可以认为，表一中1913年的总计价值与原始数据不同是郑友揆先生的数字抄写错误。
根据表一可知，该表格中1870-1913年的数值都是以“千关两”(1000海关两)为单位。1870年的海关贸易报告中关于对外贸易量的原始数据是以“两”为单位的，故表一中以“千关两”为单位的1870年“总计价值”应当不是来自1870年海关贸易报告的原始数据。又据1875-1913各年份的数据来看，皆与该年份海关贸易报告的表格Value of the Direct Foreign Trade of Each Port中各关直接对外贸易值和全国直接对外总值一致。恰好在1875年的Annual Value of the Trade with Each Country，1868-1875(21)中有以海关两为单位的1870年直接从国外出口值和进口值，二者相加即得到1870年直接对外贸易总值“120，917，526(关两)”，但这一数值与表一中1870年“总计价值”不合，二者相差达200多万海关两，故表一中1870年的总计价值显然不是来自1870年的直接对外贸易总值。
然而在1875年的Annual Value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1865-1875(22)，或Annual Value of the Trade with Each Country 1868-1875(23)中，却有一个来自1870年的数值“118，988，134(关两)”，经四舍五入至千位即与表一中1870年的总计价值相同。不过，这一数值“118，988，134(关两)”不是1870年的直接对外贸易“总值”，而是“净值”。需要说明的是，1875年海关贸易报告中回溯1870年贸易数值的部分只是以海关两为单位的1870年数值首次出现年份，此后连续多个年份的报告中仍有回溯这一数值。
由此可知，1870年所引数据(净值)与1875-1910所引数据(总值)类型不同；那么，据此不同类型数据所得出的各港口贸易占比也就没有了可比性。故一方面应将1870年的总计价值修改为120，918(千关两)以与1875-1913年数据类型保持一致；另一方面也要确认各港口的比重是否是根据“净值”计算得出的。以上海为例(表二)，不论用1870年的总值120，917，526关两，还是净值118，988，134关两(或表一中的118，988千关两)，乘上表一中提供的上海所占比例0.636，再结合海关两/上海两=0.89767的比例，所得到的以两为单位的数值与1870年海关贸易报告中以两为单位的上海对外贸易总/净值皆不符合，且相差分别达30万两和20万两以上。故表一中1870年的各港口比重与“总计价值”同样存在疑问。
三、表述模糊
杨著在关于全国进出口额的“六十五年来出入口货价总数统计表”(24)中，只是宣称数据来自于海关贸易报告，除在“第一表说明”(25)中称1865-1874年的数据来自1876年的海关贸易报告之外，并没有具体指出其余年份的哪些数据分别是来自哪一年报告的哪一部分。根据杨著、萧著与海关贸易报告中数据所具有的一致性特点，可以推测出其数据是来自海关贸易报告的以下部分：1876年报告中的“Annual Value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1864-1876”；1868-1900每一年报告中的“Annual Value of the Trade with Each Country”；1901-1928每一年报告中的“Annual Value of the Direct Trade With Each Country”。
萧著(表四)时间起于1864而止于1948，时间跨度为85年；而杨著(表三)起于1864而止于1928年，时间跨度为65年。两份统计都将1864年作为统计的开始年份，这是因为早期制作的海关贸易报告中只有分关的贸易数值，而没有对全国对外贸易总值进行统计。故在杨著的第一表统计说明中，编者称“1874以前，各项价值，都是按银两计算，并未折成海关两。本表内，自1865至1874年，十年间的海关两数字，乃根据1876年册内抄来”(28)，1864年的数值的获得虽然该“说明”中没有提及，但根据比对来看，1864年的数值也是来自于1876年的贸易报告，即“Annual Value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1864-1876”(29)。
《中国旧海关史料》的编者认为“纵观九十年中国的进出口记录，中国只有入超而从无出超”(30)，这一说法只是为了引出后面的话，即“表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是造成中国长期落后的主要原因”。但是，至少从1864年至1948年的统计数据看来，中国并非“总是”入超的。虽然杨著也认为“六十年来的国外贸易，差不多大部分是入超，就只有最初几年是出超。从1864年起，到最近十八年(1929)止，出超只有六年，入超有六十年，出超共计不过27，271，849海关两，而入超总数达4，979，754，690海关两(十八年之入超268，000，000两并计在内)。两项相抵，入超的净数，为4，952，482，841海关两，可想见我国国际贸易上入超数目之大了。”(31)但实际上杨端六等人的统计截止于1929年，此时也已经有6个年份出超，而之后的1941和1948也是出超。因此，《中国旧海关史料》“前言”中的说法，显然有一定的夸大。
更重要的是，郑著中提到三个影响中国出口统计的关键因素。一是“自1859年来，我国对外洋式船只进出口贸易，皆在海关管辖之下；唯香港、澳门二处，地近我国大陆，帆船贸易频繁，海关无权过问”，从而因贸易统计的不完整导致统计结果与实际状况的偏差。二是“我国海关进出口贸易统计之记值法，在本期以前，向以市价(Market Value)为根据。进口各货之值，不但包括该货之原价、运费，即登岸之各种费用，如起运费、货栈费、进口税额及出售时之佣金等等亦包括在内；而出口各货，除该货市价之外，于该货未离岸前之包装费、堆栈费、出口税额及收买时之佣金等等概不包括在内。因之，吾人研究进出口货平衡问题时，或以某一货物进出口值相较时，进口货之值必嫌太高，出口货之值必嫌太低；结果，与实际情形相距甚远”(32)。三是“查我国出口各货，大部皆为从量税，海关征税估价单，分类既不详尽，各关且无当地市价调查，以资比较。所以出口各货以优报劣，以贵报廉，海关亦无所根据而更正。据最近雷穆氏(C.F.Remer)向我国各地出口商行询查所得，及将我国出口贸易统计，与各国由我国进口统计比较结果，谓我国1902至1928年出口总值，历年少计5%，1929年少计7.5%，1930年少计10%”(33)。针对第一个影响因素，随着1887年在接近香港、澳门的九龙和拱北设立海关后，内地与港、澳之间的大量帆船贸易得以纳入统计。针对第二个因素，海关自1904年以后“进口各货始采用起岸价值(C.I.F.)，出口各货始采用离岸价值(F.O.B.)”(34)，这种以起岸价值和离岸价值进行的统计相比以前的统计更合理；针对第三点，郑友揆认为“各关随时调查当地出口土货之市价，并作成详细分类表，以备各货纳税时及记载贸易统计时之参考，如是，则出口货价自少伪报之弊矣。”(35)
必须指出的是，早在1893年，贾弥荪(G.Jamieson)就已对1865-1892年的进出口值进行修正(36)，其发现在这28年中有19年都是出超。其公式为：“进口货值-进口税-(进口货值-进口税)4%+5，000，000两港、澳帆船贸易入超=进口修正值；出口货值+出口税+出口货值4%=出口修正值”(37)。其修正的方面有二：一是应该海关进口货值中减除“不仅是关税，而且还有佣金和杂费(贾弥荪估计佣金和杂费共占进口货值的4%)”(38)；二是在出口货值方面“必须考虑香港的帆船贸易”(39)。在此，贾弥荪并没有对为何将佣金和杂费估计为货值4%的理由进行交待。也可以发现，贾弥荪当时并没有涉及郑著中所提及的第三个因素。这是可以理解的，由于难以获得1865-1892年的所有货物市场价格和通关货物优劣等信息，故无法就第三个影响因素对数据进行修正。
故可以说，若忽视出超而谈入超、未考虑出口与进口统计方法合理性而得出的结论有失偏颇；中国的出超与入超实际情形与杨端六等人所论相去多远，如何用更科学的方法对进出口额进行修正，是值得思考的。
四、方法存疑
滨下武志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Ⅰ-2-a中国历年进出口额”(表五)也将1882-1931的进出口及总额精确至千位，但其总额与萧著的Net Imports & Exports项下数值有差别。二者有差别的共计14个年份、每年相差1(千海关两)。
原因在于二者的计算方法不一致，萧著是先将原始的进口和出口数值相加得到总额，后再将这一总额精确至千位；而滨下武志则是将已精确至千位的进口和出口数值直接相加得到总额。显然，出于提高数据精确性的考虑，萧著的方法优于滨下武志的方法。
萧著中1868年至1874年的进口总数(Imports)和复出口数(Re-exports)数值与海关贸易报告中的数值是一致的，故应当是来自于1875年海关贸易报告的表格ANNUAL VALUE OF THE TRADE WITH EACH COUNTRY，1868 TO 1875。而对于1864-1867年的进口总数(Imports)和复出口数(Re-exports)，根据萧著的说法，原数据的单位是两，以海关两为单位的进口总数和复出口数的数值，是通过净进口系列中的“两”和“海关两”数据之间的兑换比例来获得的(31)。
1864-1867年间的以海关两为单位的净进口额可以通过1876年的“Annual Value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1864 to 1876”(42)获得，而以两为单位的净进口值、进口总值和复出口值，则可以通过1868年的“Annual Value of the Trade with Each Country，1864-1868”(43)获得，据此可得到相关年份以海关两为单位的进口总值和复出口值。
萧著通过上述公式得到1864-1867年以海关两为单位的进口总值和复出口值。但疑问在于不同海关的统计单位实际是不一样的(包括tael、dollar等)，这些单位与海关两之间有不同的兑换比例；萧著中这种按照统一兑换比例(k)得到相关年份进口总值和复出口值的方法是存在疑问的。而杨著中1864年至1873年间海关贸易的进口总数(Imports)和复出口数(Re-exports)(44)并没有进行统计(如表三)。实际上，至少1868年至1873年以海关两为单位的进口总数(Imports)和复出口数(Re-exports)是可以从1875年的海关贸易报告中直接找到(45)，不知作者出于什么原因而未采用；但确实通过空缺的方式避开了萧著所面临的质疑。
通过以上比对分析，可以得到以下认识：
1.杨著和萧著作为目前应用较广的、基于海关贸易数据的统计摘编确实具有较好的可靠性，但都有一些模糊或错误之处，如两者在数据的来源上都有表述模糊之处，如前者对1873年上海对外贸易值的单位判断有误，后者对1941年的数据来源引用不当导致数据不准确等，研究者使用时应当小心。同时，两份统计摘编并非简单的统计时段和单位的不同，其统计模式和目的也是有差别的。在对外贸易总值上，杨著是尽量尊重原始数据，而萧著则尝试形成一个完整的、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数据序列；而在分港口贸易值上，杨著是要展现各海关对外贸易的全貌，而萧著则是呈现主要港口的贸易情形。杨著和萧著中仍然存在一些疑问，如笔者虽然推出了萧著对1864-1867年全国对外贸易总值、复出口值相关数据进行单位换算的公式，但这一换算没有考虑各关单位的差别，其合理性存在疑问；而这疑问或许又与杨著没有对1864年至1873年间海关贸易的进口总数(Imports)和复出口数(Re-exports)进行统计是紧密联系的。
2.海关贸易数据本身存在问题。一方面是计算错误，这些错误的产生当与1932年之前计算工具相对落后有关。根据《中国旧海关史料》来看，全国进口值、出口值和进出口总值的错误比较罕见；各海关进口值、出口值和进出口总值的错误不少(文中第三部分列举了一部分)；而各海关的分国别、分港别的进口、出口、转口贸易值错误较多，兹不一一列举。这些错误中，部分是可以根据《中国旧海关史料》中相关数据进行校正的；但有一些则亟须有更基础的数据作为参考方能进行校正并使用。另一方面，由于统计范围、统计方法的限制，一定时期(特别是1904年以前)的海关数据本身没有准确反映真实的进出口状况，有待于用科学的方法对这些数据进行修正。
3.其它基于近代海关资料的摘编和研究成果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方面。如表一中郑著引用数据类型不一致和数据错误，滨下武志书中全国进出口值与萧著中的全国进出口值在计算步骤上不同导致数值的差别，贾弥荪对进出口值进行修正的公式所存在的疑问；有些差别或错误虽然细微，但使用时仍须谨慎对待。
①杨端六 侯厚培：《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国二十年(1931)，第1页。
②Hsiao Liang-lin,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1864-1949,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V.
③杨端六 侯厚培：《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73-98页。
④Hsiao Liang-lin,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1864-1949,pp.168-179.
⑤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For the Year 1871.Part Ⅰ.—Abstract of Trade and Customs' Revenue Statistics,from 1864 to 1871.P.18.《中国旧海关史料》，京华出版社2001年，第4册，第574页。
⑥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For the Year 1871.Part Ⅰ.—Abstract of Trade and Customs' Revenue Statistics,from 1864 to 1871.pp.6-7.《中国旧海关史料》，第4册，第562-563页。
⑦Hsiao Liang-lin,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1864-1949,pp.175-176.
⑧杨端六 侯厚培：《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73页。
⑨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For the Year 1876.Part Ⅰ.--Abstract of Trade and Customs' Revenue Statistics,from 1864 to 1876.p.20.《中国旧海关史料》，第6册，第344页。
⑩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For the Year 1876.Part Ⅰ.--Abstract of Trade and Customs' Revenue Statistics,from 1864 to 1876.pp.6-7.《中国旧海关史料》，第6册，第330-331页。
(11)Hsiao Liang-lin,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1864-1949,pp.171-173.
(12)Hsiao Liang-lin,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1864-1949,pp.168-170.
(13)杨端六 侯厚培：《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76页、第84页。
(14)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301页。
(15)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For the Year 1873.Part Ⅱ.--Statistics of the Trade at Each Port.pp.152-153.《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46册，第460-461页。
(16)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For the Year 1873.Part Ⅰ.—Abstract of Trade and Customs' Revenue Statistics,from 1864 to 1873.P.18.《中国旧海关史料》，第5册，第294页。
(17)"Survey of the Trade of China,1941-1945",The Trade of China,1946.Volume Ⅰ.P.30.《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46册，第38页。
(18)"Survey of the Trade of China,1941-1945",The Trade of China,1946.Volume Ⅰ.p.35.《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46册，第43页。
(19)The Trade of China,1941.Volume Ⅰ.p.81.《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40册，第91页。
(20)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第29页。
(21)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For the Year 1875.Part Ⅰ.—Abstract of Trade and Customs' Revenue Statistics,from 1865 to 1875.pp.6-7.《中国旧海关史料》，第6册，第6-7页。
(22)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For the Year 1875.Part Ⅰ.—Abstract of Trade and Customs' Revenue Statistics,from 1865 to 1875.p.5.《中国旧海关史料》，第6册，第5页。
(23)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For the Year 1875.Part Ⅰ.—Abstract of Trade and Customs' Revenue Statistics,from 1865 to 1875.pp.6-7.《中国旧海关史料》，第6册，第6-7页。
(24)杨端六 侯厚培：《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1页。
(25)杨端六 侯厚培：《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统计表说明·第一表说明”，第153页。
(26)杨端六 侯厚培：《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1页。
(27)Hsiao Liang-lin,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1864-1949,p.22.
(28)杨端六 侯厚培：《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153页。
(29)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For the Year 1876.Part Ⅰ.—Abstract of Trade and Customs' Revenue Statistics,from 1864 to 1876.p.5.《中国旧海关史料》，第6册，第5页。
(30)《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册，第Ⅴ页。
(31)杨端六 侯厚培：《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153页。
(32)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第304页。
(33)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第325页。
(34)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第305页。
(35)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第325-326页。
(36)G.Jamieson,"Effect of the Fall in Value of Silver on Prices of Commodities in China",Reports on Subjects of General and Commercial Interest,China,pp.9-10;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中华书局1962年，第1081页。
(37)同上。
(38)N.C.H.,1894年3月16日，pp.397-398；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中华书局1962年，第1079页。
(39)同上。
(40)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8-449页。
(41)"The original data are in taels.The Haikwantael figures were obtained by using a conversion factor derived from the Net Imports series which is available in both taels and Haikwantaels."(Hsiao Liang-lin,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1864-1949，p.24.)
(42)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For the Year 1876.Part Ⅰ.--Abstract of Trade and Customs' Revenue Statistics,from 1864 to 1876.p.5.《中国旧海关史料》，第6册，第5页。
(43)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For the Year 1868.Part Ⅰ.--Abstract of Trade and Customs' Revenue Statistics,from 1864 to 1868.pp.6-7.《中国旧海关史料》，第3册，第478-479页。
(44)《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中的进口总数、复出口数即“进口总值”、“复出口值”。
(45)"Annual Value of the Trade with Each Country,1868 to 1875".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For the Year 1875.Part Ⅰ.—Abstract of Trade and Customs' Revenue Statistics,from 1865 to 1875.pp.6-7.《中国旧海关史料》，第6册，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