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体育竞赛市场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_体育赞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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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1 体育竞赛市场的发展

1980年10月,商业性体育比赛第一次进入中国,当年举办的万宝路广州网球精英大赛使主办者得到为数可观的收益,标志着我国体育竞赛市场的起步。1985年中国体育界提出体育社会化,提倡全社会办体育、企业赞助体育,从而使体委独家经营的局面有所改变。1992年,在广东中山市举办的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得到100多家企业的赞助,集资达200万元,创当时全国单项比赛筹资纪录。这十多年可谓是中国竞技体育迈向社会大市场的第一步。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体育体制改革的步伐加快。1992年,自中国足协在红山口召开会议之后,我国足球项目率先进入了以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为核心,以实体化、俱乐部制和产业开发为重点的竞技体育体制转换的历史时期。这一举措的出台无疑对许多当时资金短缺,正处在两难境地的省、市足、篮、排等项目球队提供了机遇,球队及主管部门纷纷寻找企业的赞助与支持,竞技运动项目俱乐部相继成立。如成都全兴酒厂与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合办的全兴足球俱乐部于1993年11月3 日正式挂牌,据当年签定的合同,该厂在8年合同期内每年向俱乐部注入资金100万元人民币进行职业足球队经营(实际操作中已大大超过原合同所定数额)。

1994年4月,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万宝路全国足球甲级队A组联赛终于登场亮相并一炮打响,取得了轰动效应。在1994年前的全国比赛多在短期内集中在一地举办,无法吸引更多的观众,出现了许多场次几乎无人观看的场面。1993年初在珠江三角洲举行的首届俱乐部锦标赛,辽宁队与上海队的那场比赛只卖出了12张门票,其中有8 张是辽宁队主教练买的。上海队输了这场比赛,门票提成仅得到14.4元。甲A 联赛开办后,1994年甲A联赛现场人数达217万人,平均每场1.6万人。 这个数字已接近前几年已搞得火热的日本职业足球联赛的每场平均观众人数。1996年甲A观众人数达320.85万人,平均每场观众达2.4万人。

从1994年到1996年三年的市场运作,足球市场的火爆确实让市场人士、企业界、管理部门感到意外的惊喜。 虽然因各种因素的影响, 在1997年赛季中平均每场观众人数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1998年赛季各赛区均采用了多种激活球市的措施,使观众人数在本赛季后半段开始回升。据中国足协公布的统计数字,1998年甲A足球联赛观众总数达到388.3万人次, 平均每场21335人;甲B观众总数为183.1 万人次, 平均每场13610人。1998年创下了历年来观众总数之最,在足球职业联赛开办5年来,现场观众达到了1500万人的纪录。

球迷的热情与球市的火爆不仅体现出体育运动明显的社会影响,其带来的广告价值和经济收益也十分可观。正因为如此,企业和厂商对足球的兴趣大增,纷纷解囊相助,使各足球俱乐部的经费来源和经济收入成倍增长,如今仅球衣上的广告一项便可使俱乐部收入数百万元。在九十年代初以前,一支省级足球队的年经费在100万元以内, 而今一支甲级球队每年的支出已达二、三千万元左右甚至更多。另据从中国足球有关部门了解到的情况,1998年甲A 俱乐部有几支球队从足球市场获得收益达2000万元,其中上海申花俱乐部效益最好,主要收入是从俱乐部球迷高级会员所交会费、主场门票收入、场地广告经营费用、胸前胸后广告出售以及球迷专利产品的开发等项目中获得。

由于企业资金的大量投入,各俱乐部开始采用高薪聘请外籍教练和国内知名教练员。一甲B 俱乐部欲聘请一原国家队主教练时许诺其工资绝不会低于他现执教的某一甲A俱乐部所支付的30万美元。 各足球俱乐部还通过购买外籍球员以及国内球员的高价转会等方式,来保证球队的水平和比赛的名次,用不断的刺激兴奋点来吸引观众,以争取更多的商业赞助和经费支持,从而达到确保俱乐部的正常运行并形成良性循环的目的。中国足协在1994年前每年经费只有几百万元,而现今一年实际支出上亿元。这一简单数字便可说明足球市场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以足球的职业俱乐部化为领头羊,其它竞技项目也不甘落后,篮球、排球、乒乓球等项目分别在1995年、1996年底和1998年进行主客场制的俱乐部联赛,开始了进入市场的尝试,并取得了较好效果。

另据资料统计,在1996年12月21日至1997年3月29 日由中国排协推出的第一个正式跨年度的主客场联赛中,现场观众总计超过35万人次,各球队通过开发自身资源以及利用各种渠道吸纳的社会资金就超过千万元。又如1997—1998年全国排球联赛江苏省江阴赛区的比赛,由于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和许多企业的大力支持,经过积极的组织与宣传工作,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办赛经费拮据与资金缺乏的困难,而且激活了球市。有4000多座位的体育馆,平时15元一张的成人票和5 元一张的学生票均被抢购一空,周末和节假日的比赛门票更是供不应求,场面非常热闹。

主客场制的乒乓球俱乐部联赛在三年俱乐部赛会制和两年乒乓球擂台赛做铺垫的基础上于1998年6月6日开始举行。由于比赛正逢足球世界杯赛期间,赛前难免让人有些担心,可结果比预想的要好,各俱乐部的商业运作和观众上座率也比较令人满意。比赛不仅使企业得到的回报比过去成倍增长,而且进一步证实了乒乓球项目在我国仍保持着一定的群众基础,联赛大部分赛区的现场观众达五成以上,太原、淄博、苏州等主场均基本满座。

由于在我国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三大球以及乒乓球等项目向职业化、市场化道路的迈进,对其它竞技项目产生了一定的示范效应。如武术等项目也开始了商业化运作,除寻求赞助、广告和电视转播经费来源外,在比赛规则和记分方法上也进行了修改,以求赢得观众。如1998年5 月上旬在陕西户县举行的由国家武术管理中心组织的试验性的中国首届武术搏击赛,甲级票500元,普通票50元,可容3000 名观众的体育馆座无虚席;1998年10月11日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办的国际散手——拳击争霸赛上,面对180~1500元一张的门票, 能容纳万人的体育馆内几乎满座,虽然比赛的精彩程度有些令人失望,但人们对比赛的关注仍可见一斑。

经过几年的市场运作,就我国竞赛市场发展总体而言,在较短的时间这一市场从无到有、迅速扩展,现已初具规模,主要表现为:以职业化、社会化为特征的项目俱乐部相继建立;各俱乐部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与管理机构,并已开始运转;职业俱乐部赖以生存的市场体系正逐步形成,门票、广告、电视转播权、转会费和会员费等收入渠道也正在开辟之中;一系列政策措施确保了各项目俱乐部的运行和协会的实体化;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特别是企业界的热情资助,对各竞技项目俱乐部的生存、稳定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2 竞赛市场存在的问题

2.1 市场规模狭小、冷热不均

当前我国竞赛市场的主体是足球市场。1998年甲A足球联赛及甲B足球联赛现场观众共计571万人次, 加上篮球联赛、排球联赛、乒乓球及武术比赛等体育比赛的观众估计约700 万到800万人次。按我国12亿人口计算,每千人中不过有七、 八个人次现场观看了比赛。如果和美国等体育市场发达国家比较那就差多了。相比之下,我国竞赛市场还十分狭小。这当然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以及体育传统不同有关,同时也与我国体育竞赛市场开发较晚有关。

我国竞赛市场冷热不均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进入市场的竞技运动项目少,有的项目至今尚处于未开发状态。已进入市场的竞赛项目除足球市场之外,篮球、排球、乒乓等竞赛市场仍处于低迷之中。另一方面,即使是已成气候的足球、篮球比赛市场,也是时冷时热,或有的地方冷有的地方热,我国足球市场于1997年赛季开始回落,1998年赛季更是大幅滑坡。1998年赛季最早出售套票的成都市体育中心,预售十几天仅卖了数千张套票,往年排长队,数万张门票一抢而空的场面已不再见。重庆赛区虽卖出门票万套,但与1997年一下卖光2.5万套相比, 也大为逊色。广州赛区在赛季开始时仅卖出数百套,形势十分严峻。

全国排球联赛1997—1998赛季全国25个赛场冷热差异也很大。小城市如淮阴、绵阳、温江、绍兴、嘉兴、萧山、辽阳、抚顺等赛区几乎场场爆满,票房收入可观,但大城市赛场里则较冷清,观众不多。尽管每一赛区组织者采用各种有奖促销手段,但响应者甚少,效果并不明显。

全国篮球联赛1997—1998赛季甲 A 12强的主场分别设置在10个城市,除东莞和鞍山市外,均为直辖市或省会城市,上座情况不尽相同。东莞、鞍钢、南钢和济钢体育馆等赛场均告满座,而其它城市观众热情不高,上座率较低。北京首钢队和辽宁猎人队的比赛,北京工人体育馆赛场仅有观众1000人。据对联赛第17轮观众人数统计,六个赛场中,东莞赛区为4300人,济南为3000人,北京和重庆分别为2000人,成都1500人,杭州1000人,两头之间的差达3倍以上。

球市的冷热固然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大众的购买力有联系,但竞技运动水平的高低与比赛的吸引力仍是一个重要因素。目前我国进入市场运作的竞技项目中除乒乓球等少数项目能称世界水平之外,足球等项目水平不高是有目共睹的。1998年甲A第18轮中的7场比赛, 共射门188次,只进9球,在攻防并不很快的比赛中还有球员抽筋, 这与不久前世界杯比赛的技术统计差距甚大。当中国国家足球队冲击世界杯比赛失利之后,1998年国内球市一度趋冷,观众人数呈下降趋势。经过诸多努力和时间的推移,在联赛后期,特别是一些重要和关键场次,观众认为水平较高具有观赏价值,或关心主队的成绩与名次时,到现场观看比赛的人数有所回升,这表明比赛水平和质量与观众热情之间的密切联系。没有高水平的具有观赏价值的竞赛,广大群众就缺乏参与热情;缺乏观众的参与,不但门票收入低,与球赛有关的收入,如广告、纪念品和专利商品等收入会受到影响,企业也就不愿多拿出资金来赞助。 在美国NBA篮球俱乐部的收入构成中,虽然门票收入只占20%左右,但其他收入的高低也与门票收入的高低成正比,说明了比赛水平与门票收入及其他收入的连带效应。如果我国足球赛事没有观众的热情支持,原本技艺就不高的球员就更难发挥出应有的水平,推出精彩的比赛场面。如果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不仅使足球市场难以维持,也会延缓我国其他竞技项目进入市场的步伐。

运动竞赛要能为市场所接受,除比赛的水平外还需要商业化包装。赛制与比赛规则等是商业化包装的重要内容。一些项目还没有形成完全符合项目自身特点的赛制,还没有制订出适应市场需要能提高观赏价值的新的比赛规则。主客场赛制虽在一定程度上能吸引观众,但也耗费大量的金钱,对于那些经费并不充裕的项目和球队,无疑会雪上加霜。有的项目在实行联赛制之后赛与练的矛盾没有得到妥善处理,影响到运动员的训练及比赛中技术的发挥。

2.2 俱乐部性质不明确,利益矛盾加剧 在国外, 职业竞技俱乐部是独立经营的经济实体,是从事体育经营活动的体育企业。目前我国参加足、篮、排等职业联赛的各职业俱乐部,有的是作为企业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有的则是作为社会团体在民政部门登记,大多数职业俱乐部还没有真正职业化,尚不是独立经营的经济实体。现有的职业俱乐部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联办合作型,即由地方政府体育行政部门或项目协会与企业联合组建俱乐部,这是我国职业化过程中,俱乐部转轨初期的过渡形式,也是现阶段我国职业运动俱乐部最普遍的形式。二是联办股份型,即由地方体育行政部门或项目协会与一个或几个企业,按合同规定的投资比例出资组建按股份分红的股份制俱乐部。这一类型出现不久,正在试验探索中。无论是那一种类型,由于没有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俱乐部仍然依靠出资企业注入资金来运行,因而在运作中存在诸多矛盾。

国外职业俱乐部拥有自主经营权,俱乐部以资金与广告权、比赛冠名权等同赞助企业进行交换,赞助商仅为合作伙伴关系,不具有对俱乐部的管理权,俱乐部完全独立,因而可以确保其稳定性。由于产权不清晰,我国现有职业俱乐部尚未形成一个统一整体,在内部仍然存在甲方、乙方两大块,且双方的责权利不明确。发生矛盾时往往是企业控制资金,体委和协会控制球队,各自以手中的权力来维护自身的利益,造成俱乐部基础不稳定。由于对各方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及人力、财力投资等方面进行资产评估困难,无法真正明确各自的投资比例、利益分成和权力分配。当双方责、权、利的分配问题发生矛盾冲突时,就影响到俱乐部的生存与发展。一旦企业停止投入或撤出资金,俱乐部就会出现生存危机。

由于我国职业俱乐部的性质不明确,以体育行政部门或项目协会为代表的一方与出资赞助的企业一方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一旦矛盾激化,就会导致俱乐部的解体,双方“离婚”。例如,辽宁足球队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与东药、远东集团等企业发生三次“婚变”。1997年广东佛山队“改嫁”厦门远华,武汉雅琪队在同一赛季更名为红金龙,赛季结束后又收归红桃K门下, 连获全国冠军的四川男排与雄起集团的联办在赛后就告一段落,只得寻找新的合作伙伴。这些都说明了目前许多俱乐部获得赞助的不稳定性。

上述情况在全国三大球俱乐部中普遍存在。虽然参加全国足、篮、排球联赛的各队几乎都挂上了“职业俱乐部”的牌子,但从体制上来看,大都名不副实,不过是“联办”或“协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俱乐部。如果不从实质上完成俱乐部的改造,营造职业俱乐部的运行机制,赞助企业的退出和俱乐部的解体,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这种状况不利于竞赛市场的发展。

2.3 市场体系和职业俱乐部经营机制不完善

体育竞赛市场体系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①就体育市场的组织体系而言,体育竞赛经营项目较少,冷热不均,主要集中在少数大中城市,分布不尽合理;许多体育经营机构(如职业俱乐部)尚未成为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撮合体育市场买方和卖方交易活动的体育经纪人制度尚待建立和完善,从事与竞技运动有关的种种商务代理活动的具有高素质的专业中介机构与实际需要相差甚远;②目前体育市场管理十分薄弱,管理机构有待建立和完善,体育市场尚未形成职责分明、管理有序的体育市场管理和监督体系。③目前一些省、市地方政府制定和开始颁发了体育市场和体育经营活动管理的地方性法规,但既不成熟,也不系统,全国性的体育市场管理法规尚未出台,还没有形成能保证体育市场健康发展的法律化、规范化的完备的体育市场法规体系。

由于职业运动俱乐部的性质不明确,产权关系不清晰,大都未真正成为自主经营的职业俱乐部,因而其经营机制不健全,自身缺乏造血功能,主要靠企业提供赞助来输血。目前我国大多数职业俱乐部得到的是企业不计回报的资助,把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等、靠、要”的对象由政府转向提供资助的企业,不重视俱乐部自身的经营,不重视营造自身的造血功能,缺乏完善自身经营机制的紧迫感,不重视竞赛市场的深层次开发;忽视开展围绕职业俱乐部和球赛的多种经营,因而大多数职业俱乐部的经营状况不佳。另一方面,各职业俱乐部的开支则十分浩大。由于各俱乐部球员的工资奖金、“签字费”等属于商业机密,很难得到确切的数字。据报道,中国甲A球员的年收入一般在10万元以上, 有的高达数十万元,高达数百万元以上也不少,足球运动员的个人收入为全国人均收入的数十倍乃至数百倍,更不用说用数十万美元乃至上百万美元引进国外球员和教练员。

与国内球员的高收入相对照,经济和职业足球均发达的英国,职业足球俱乐部一般球员的工资也不过是英国人均收入的两三倍。我国足球运动员这种超越经济发展的高收入,使得甲级队各俱乐部仅球员和教练的工资、奖金开支达千万元以上,有的高至两千万元以上,已成为各职业俱乐部的沉重负担,浩大的开支与职业俱乐部有限的经营收入之间的巨大差额不得不靠参与联办的企业注入大量资金。按各甲级足球俱乐部自报的数字,亏损、持平、盈余的比例为5∶3∶2。持平的仅占三成; 收不抵支的达50%;至于二成有盈余的也只是由于参与联办的企业注入大量资金后才略有盈余。巨额开支使这些参与联办的企业背上沉重的包袱,当企业不堪重负时,只有要求地方政府给予企业某些政策上的优惠和其他支持,否则就只好撒手而去。

竞赛市场和职业俱乐部的经营机制、经营状况也受到经济环境的制约。职业运动俱乐部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要有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日本在1987年曾限制各俱乐部不得有两名以上的职业运动员,以后稍有松动,平均每队也只有6名职业球员,直到1993 年才取消了职业运动员人数的限制开始实施职业化。职业化使日本球市连续“火”了两年,仅门票收入就达140亿和170亿日元。但由于盲目扩大球队数量(从10支扩大到16支)和提高球员工资,使得根基不牢的日本足球球市出现大面积滑坡,至今难以改观。中国竞技项目目前尚不完全具备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化的条件,职业化的发展及规模的扩大应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国足球市场前两年的火热场面,球员的高收入,以及甲A、甲B以及乙级联赛一齐登台亮相,在一个城市出现两支或两支以上的球队等过热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同期社会经济的发展,难免带有泡沫经济成分。

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制约了职业俱乐部经营收入的来源和数量。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里门票、纪念品、专利商品范围的销售以及出售电视转播权的收入都是俱乐部收入的重要来源,其中仅出售电视转播权的收入就十分可观。例如美国职业棒球联赛电视转播的销售收入每季达10亿美元,而我国最火的足球联赛的电视转播权的收入则是微乎其微,这也是我国竞赛市场经营状况不佳的原因之一。

2.4 竞赛市场环境亟待治理 近几年来, 金钱至上等不良之风以及腐败之风十分猖獗,也侵袭到运动竞赛市场,污染了竞赛市场的环境,亟须治理。对于球市影响最大的是“黑哨”和“假球”,由于“黑哨”和“假球”很难拿到证据,于是“假球”嫌疑的频繁出现以及裁判员的判罚不公都大大降低了球赛的观赏性,使观众有受骗上当,被人愚弄之感,对比赛丧失热情和信心。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已明确向足协提出,要高举反腐败的大旗,可见问题的严重性已受到官方领导的高度重视。

金钱至上之风的侵袭,使得不少运动员屈服于拜金主义,缺乏理想、道德和敬业精神,不刻苦训练,不认真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严格自律。加之俱乐部内部对运动员尤其是对球星不敢严格管理,一味迁就,教育管理力量薄弱,方法陈旧,结果导致队内人心涣散,纪律松弛,行为放纵,一些球员屡有不文明举动,严重损害了球星作为公众人物的形象。有的球员到国外踢球因行为不良而受到惩罚。球员的不良表现不但影响到比赛的水平,而且使其在球迷心中的地位黯然失色,大大影响了球迷对球市的热情。

目前各赛场门票收入不高,但支出却不少,各种原因不尽相同。山东鲁能队主场1998年每场比赛门票收入20~24万元,而每场场租和治安费达35万元,全年13场比赛共亏损近200万元, 这似乎难以说明问题之所在。但武汉雅琪队的情况就十分明显,据俱乐部负责人周建安提供的材料,雅琪队主赛场观众席坐满了4万观众,但仅有1万张门票的收入,其余门票大都以赠卷形式“送”给了有关权力部门,其中原因不言自明。这种不良风气似乎上不到腐败之风的“纲”上,但确实严重挫伤了经营者的积极性。

收稿日期:1999—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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