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西方研究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十年论文,新进展论文,外交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072(2005)05-0132-07
邓小平外交思想是新时期中国制定外交政策和指导外交实践的指南。正因此，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以美英学术界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学术界就一直注意研究这一课题。一些较有影响的有关学术著作亦陆续问世，如1984年美国波德和英国伦敦出版了美国学者塞缪尔主编的著作《中国和世界：毛泽东以后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同年美国耶鲁大学和伦敦还出版了美国学者哈丁主编的著作《中国80年代的对外关系》；1986年纽约出版了美国学者萨特的著作《中国外交政策：毛泽东以后的发展》；1988年华盛顿出版了美国学者兰普顿和柯瑟主编的著作《中国在全球的存在：经济，政治和安全》；1989年纽约和伦敦等地出版了美国学者冷绍传主编的著作《中国的变化：政党，政府和社会》；1991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了英国学者崔瑞德和美国学者费正清主编的著作《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1992年伦敦出版了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和马修格尼亚的著作《中国的共产主义》；1993年纽约和伦敦出版了美国学者柯英茂和马许主编的著作《邓小平时期的中国》；1994年纽约和伦敦出版了美国学者冷绍传主编的著作《邓小平时期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等等。这些著作对邓小平外交思想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为以后西方学者深入研究这一课题打下了基础。
近十年，亦即1995年以来，在上述研究基础上，西方学术界继续加强对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研究。西方学者不仅充分挖掘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西业已出版的有关史料，而且不断利用近十年各种新材料，经过深入研究，取得了许多新成果。几乎每年都有学术专著论及这一课题，如1995年牛津大学和纽约出版了美国学者沈大伟主编的著作《邓小平：一位中国政治家的描写》；1996年马里兰出版了美国学者简三强的著作《重新构造相适应的外交政策：1982至1989年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1997年纽约出版了美国学者斯塔尔的著作《了解中国》；1998年纽约出版了新西兰学者张勇进的著作《1949年以来处于国际社会中的中国》；1999年纽约出版了英国学者亨特和美国学者塞克斯顿的合著《当代中国》；2002年华盛顿出版了美国学者马蒂的著作《中国和邓小平的遗产》，同年伦敦出版了丹麦学者柏思德和贺尔林主编的著作《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位置：国际、地区和国内挑战》；2003年牛津大学出版了新西兰学者贝迪的著作《让外交为中国服务》；2004年纽约出版了美国学者刘国力主编的著作《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还出版了美国学者托尼·塞奇的著作《中国的管理和政治》；等等。此时期这些较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对邓小平外交思想作了更进一步论述。下面笔者拟就近十年西方学术界研究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新进展作点探讨。
一、关于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成因
1994年以前，西方学者从多角度和多层次对邓小平外交思想成因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提出了一些颇有学术价值的观点：(一)进入80年代后，国际上出现和平迹象，尤其是美苏争霸出现战略僵持状态。“两个超级大国(在争霸过程中)都受到挫折。”无论中国与哪一方结盟，都有可能打破力量平衡，不利于世界稳定。(二)1981年1月里根上台后，中美两国在台湾、人权、纺织品贸易等问题上产生一些摩擦。里根政府执政前期的对华态度，促使中国领导人邓小平选择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三)从1982年初开始，苏联领导人愿意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苏联领导人对华态度的转变亦促使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努力“缓和”与苏联的关系。(四)就国内而言，新时期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所以，邓小平主张中国要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此外，毛泽东尤其是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为新时期邓小平外交思想形成准备了思想基础。1994年以前西方学者关于邓小平外交思想成因的这些探讨，虽然比较简单，但总的来说还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近十年，在上述研究基础上，西方学术界继续加强对邓小平外交思想成因的探析，并且取得了一些进展。
(一)对邓小平外交思想形成的国际因素作了更加全面的分析
1.关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对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影响
近十年，西方学者对此作了更深入考察，认为，80年代初国际上出现了一系列和平因素，如世界一体化、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科学技术推动，等等，导致国际形势朝着“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发展，这对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形成有直接影响。美国学者罗宾逊指出，到了80年代，国家之间越来越“相互依存”。邓小平受此影响，不仅主张“对外开放”，而且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1] (P193)美国学者毛文杰指出：进入80年代后，邓小平“重新评估国际安全总体环境”，认为“大的战争或核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在减小”。[2] (P111)英国学者叶胡达指出，80年代国际上出现了“和平与发展”的形势。“北方需要市场，南方则需要先进技术。”“邓小平得出的结论是，新的世界大战不再必然会发生，而且一定能够推迟。”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才倡导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3] (P153-154)新西兰学者张勇进指出：“进入80年代后，世界经济相互依存，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是如此。”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对“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的看法，对“战争与和平”、“革命与发展”、“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作用等等的认识都发生了改变。新时期邓小平外交思想就是根植于这些大的国际变化。[4] (P123-124)显然，近十年西方学者更加全面地考察了邓小平外交思想形成的国际大背景。
2.关于美苏争霸战略均势对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影响
1995年以来，西方学者坚持认为80年代初美苏争霸战略均势对邓小平外交思想有“直接影响”，亦即当时美苏争霸出现战略僵持状态，如果中国外交仍然实行以前的“一条线”战略，则不利于世界稳定，这促使邓小平主张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但是，西方学者还对此作了更进一步分析，认为其中还有“间接影响”，亦即80年代初美苏争霸战略均势也影响到美国政府对华态度，美国鉴于苏联对自己的威胁开始减小，于是轻视中国的战略地位，便导致新时期邓小平对美国思想出现变化。美国学者简三强指出，里根政府积极通过发展军事力量来进行“新一轮军备竞赛”，而苏联在全球影响开始下降；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某种战略均势开始形成”。面对这种发展态势，里根开始公开轻视“中国在反苏战略合作中的重要性”。这就导致中国领导人外交思想出现变化。[5] (P2)美国学者赵穗生指出，“就外部而言，当整个80年代中国并没有面临严重安全威胁的时候”，中国在美苏中大三角关系中的战略地位，随着“两个超级大国的缓和”而下降。这种外部背景促使邓小平寻找新的外交政策。[6] (P257)可见，西方学者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开始有所深入。
3.关于复杂的美中关系对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影响
1995年以来，西方学者仍然认为，80年代初美中在台湾、人权、纺织品贸易等问题上的一系列摩擦，促使邓小平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美国学者简三强指出，美中之间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美国出售武器给台湾，技术转让给中国出现了困难。“紧张的中美关系”促使北京方面实行新的外交政策。[5] (P2)英国学者叶胡达指出，“中国人不满意于里根政府处理台湾问题的做法，这促使中国朝着独立自主政策的方向转变。”[3] (P153)
但是，西方学者不仅看到了美中在台湾等问题上的摩擦及其对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影响，而且也看到了当时它们之间的“协议”及其对邓小平外交政策的影响。美国学者克雷格指出，里根1981年就职后，“公开偏袒台湾”。“因而，当中国强烈抗议美国将武器出售给台湾时，1980年所出现的朝着结盟方向发展以对付苏联的那种关系，严重地被歪曲。但是，中国并不希望同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加深敌对关系；相反，它急需和平的环境来从事经济发展，促进同发达国家的投资、技术和贸易。因此，1982年，北京和华盛顿达成了一项协议，美国将逐步减少并最终停止售台武器。”中国方面则“追求‘独立自主’的政策，该政策意味着中国与华盛顿的关系更好点，虽然不是结盟来对付苏联。”[7] (P268)显然，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刻。
4.关于苏中关系对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影响
1995年以来，西方学者仍然认为，80年代初苏联愿意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亦促使邓小平努力“缓和”中国同苏联的关系。但是，他们还对此作了进一步探讨，尤其强调“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下降”，不再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这也影响邓小平的外交思想。美国学者简三强指出，“莫斯科有意对北京做出调解姿态”。“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下降”，“促使北京实行新的外交政策”。[5] (P2)英国学者叶胡达指出，邓小平“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采取独立自主的立场”，重要原因是“苏联对中国的威胁得到了减轻”。[3] (P153)无疑，近十年西方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在不断加深。
(二)对邓小平外交思想形成的中国国内因素作了更加系统的探讨
1995年以来，西方学术界依然认为，邓小平外交思想成因之一是80年代后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需要“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美国学者赵全胜指出：80年代初，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重点由‘革命’转向‘现代化’”；“现代化建设”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最主要的条件”。正因此，邓小平才调整了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8] (P296)英国学者亨特和美国学者塞克斯顿指出，80年代中国发展经济，“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并与发达国家之间保持良好的关系”；所以，邓小平主张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9] (P178)德国学者格罗比茨指出：80年代“(中国)国内政治上的两个重要发展”亦即“经济改革”和“向外部世界开放”导致它外交上出现了调整。[10] (P117)
但是，近十年西方学者还更进一步考察了邓小平外交思想形成的中国国内因素。他们发现，邓小平倡导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仅是中国现代化和经济建设的需要，而且是中国国家主权和外交与国际影响方面的需要。美国学者弗里曼指出：邓小平主张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包括与苏联发展正常关系”；之所以要“与苏联关系正常化”，是因为，“邓小平希望得到莫斯科的帮助，首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其次是将台湾纳入北京主权范围内这一目标的需要。”[11] (P92)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指出，1982年，邓小平决定改变以前与美国结盟以遏制苏联的政策，而“实行大国之间等距离战略，从而为中国外交上的主动赢得最大的空间”。[12] (P124)新西兰学者张勇进指出：邓小平“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成因之一是，“中国对它在世界政治中的影响越来越自信”。[4] (P123-124)他们的这些看法在目前西方学术界中还是较有新意的。
总之，近十年西方学术界对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成因进行了更加全面系统的分析，提出了一些新看法。他们的这些探讨基本上合乎实际，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海外深入研究邓小平外交思想和当代中国外交政策。
二、关于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内容
1994年以前，西方学者普遍认为，邓小平外交思想还是十分全面与丰富。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一)中国与第三世界一起反对超级大国霸权行为。(二)“对外开放”。(三)中国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四)对于国际问题，以“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国际繁荣”作为标准，来独立地决定自己的立场，“而不论它们的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如何”。(五)“努力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六)“睦邻友好”。(七)“一国两制”。等等。1994年以前西方学者关于邓小平外交思想内容的这些探讨为以后学者继续研究这些问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近十年，西方学者对邓小平外交思想内容进行了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邓小平外交思想有着更为丰富的内容。
(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西方学者仍然认为，邓小平主张中国与第三世界一起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行为。但是，他们对邓小平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一主张进行了强调。美国学者赵全胜指出：80年代初，邓小平将“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当成中国80年代三大任务之一。[8] (P296)美国学者刘国力指出，“邓小平仍然强调‘反对霸权主义’，将此作为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核心内容。”[13] (P17)美国学者马蒂指出：邓小平“把中国当作第三世界”，“把两个超级大国当作第一世界”，公开声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14] (P188)显然，近十年西方学者比较注意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反霸主张。
(二)“对外开放”。西方学者坚持认为，“对外开放”是邓小平外交思想重要内容。美国学者刘国力指出：“对外开放”一直是新时期邓小平外交政策“重要组成部分”。[13] (P9)美国学者凯恩指出：“对外开放”是邓小平重要外交思想，在邓小平那里，“向世界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15] (P105)。他们的这些看法自然是正确的。
(三)“不结盟”。西方学者进一步阐述了邓小平的“不结盟”主张。美国学者迈克·史文指出，邓小平不结盟原则“强调战略影响和独立行动”，“对世界大国和正在发展中大国在经济、外交和军事方面之间的关系进行平衡和调控”。[16] (P86)英国学者叶胡达指出，邓小平“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运用独立自主”，“实质是，中国将不同任何主要大国结盟，这无疑与中国人对国际事务持大度的心理观点相适应。”[3] (P153)。在这里，西方学者对邓小平不结盟主张作了较中肯的评价。
(四)“睦邻友好”。西方学者还继续剖析了邓小平的“睦邻友好”主张。美国学者赵穗生指出：邓小平的“周边政策”，主张“睦邻友好”，目的是“创造一个地区环境从而有助于它的经济现代化和国家安全”。[6] (P257)美国学者弗里曼指出：“经济增长是中国最优先问题。为了有利于成功地增长经济，邓小平时期中国愿意赢得其邻国的支持与好感。”[17] (P82)他们的这些分析基本上符合实际。
(五)“一国两制”。西方学者对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主张也作了深入论述。美国学者王建伟指出，“邓小平甚至将和平共处和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引申到中国‘内部事务’中，将‘一国两制’方案与解决台湾和香港问题连接起来。”[18] (P54)美国学者内尔森指出，“如果‘一国两制’方案行得通，香港继续繁荣，那么台湾解决前景将会有所改善。”[19] (P268)美国学者简三强指出，中国政府领导人邓小平“对香港、澳门和台湾回归采取了现实主义步骤”。“通过运用‘一国两制’模式，北京与英国和葡萄牙成功地签订了1997年收回对香港、1999年收回对澳门主权的条约。同时，北京也对台湾作出了调和的姿态。”[5] (P6)可见，近十年西方学者对邓小平“一国两制”主张作了较公允的评价。
(六)“韬光养晦”。近十年西方学者开始注意研究苏东剧变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思想。这也是近年西方研究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新领域。美国学者兰普顿指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思想和策略使中国在外交上受益匪浅。“这样可以争取更多的朋友，对于中国的外交也十分有利。”[20] (P3)美国学者托尼·塞奇指出：“邓小平忠告他的同事和继承者在国际事务中不要当头”，“而要集中精力发展经济”。[21] (P308)美国学者赵全胜指出：东欧剧变后，邓小平提出了“二十八字策略”：“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为了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以实现现代化)，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应该采取低姿态。”[8] (P297)他们的这些分析显然是合情合理的。
此外，西方学者还开始研究邓小平的“人民外交”主张这一新领域。新西兰学者贝迪就指出：“邓小平认识到(一国)人民对(另一国)人民关系的重要性。”并对此作了一些阐述。[22] (P199)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近十年西方对邓小平外交思想内容的研究在开始拓展。
近十年，西方学者不仅更广泛更深入地探讨了邓小平外交思想内容，而且在此基础上还较系统地总结了邓小平外交思想的若干特点。
(一)实用性
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实用性是指新时期邓小平在外交上调整了过去曾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主张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美国学者简三强指出：根据邓小平外交思想，中国在国际问题上要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立场，从“国家利益”出发，“采取实用的态度”，“而不考虑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5] (P4)新西兰学者贝迪指出：在邓小平外交思想那里，“所有可能的渠道都要用来促进国际交流和互动”，而不像以前那样“受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束缚”。[22] (P199)他们的这些分析无疑是合乎实际的。
(二)全面性
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全面性是指邓小平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所有国家都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美国学者简三强指出：邓小平主张，中国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世界所有国家发展合作关系。[5] (P4)英国学者亨特和美国学者塞克斯顿指出：在邓小平时期，“中国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与它的所有邻居和平共处和建立了正常的关系”。从1982年起，中国也开始努力与苏联关系正常化。[9] (P185)新西兰学者贝迪指出：邓小平提出了“全面外交”这一概念，主张“所有可能的渠道都要用来促进国际交流和互动”，“同所有人都进行交流，同所有人都交朋友”。[22] (P199)他们的这些论述基本上符合邓小平本人的思想。
(三)倾向性
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倾向性是指80年代邓小平外交上倾向于增强同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关系。美国学者马蒂指出：“邓小平因此能够削减军事开支，集中精力从事国内经济建设。但是，鉴于当时并未向莫斯科开放，邓小平不得不通过西方尤其是美国渠道来追求经济发展。”“在努力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邓小平不得不向西方倾斜，更准确地说向美国倾斜。”[14] (P13，18)美国学者兰普顿指出，邓小平外交战略的重点之一是要建立和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这是他全球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战略立足于他复出后对中国地位、世界形势的审时度势和精确判断。[20] (P3)澳大利亚学者麦克拉斯、塔尼贾和格拉汉姆指出：在80年代，邓小平外交政策“主要目的是有助于国内现代化建设”；“其中，与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关系至关重要。”[23] (P217)西方学者这些看法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以上种种表明，近十年西方学者对邓小平外交思想内容及其特点作了更广泛更深入的探讨，尤其是开始注意研究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一些新领域。
三、关于邓小平外交思想的作用
1994年以前，西方学者对邓小平外交思想的作用已经作了一定的探讨，认为邓小平外交思想对改革开放的中国产生了“积极作用”，具体而言：(一)在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导下，80年代以后中国在国际上处于主动地位，“独立于苏美之外”，既“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也“反对美国霸权主义”。(二)80年代以后中国已经设法与其所有周边国家建立了“真诚的关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没有面临大的战略威胁”，为中国改革开放创造了和平环境。(三)中国得到了世界各国包括美国的资本、技术，中国资本还能够进入国际市场。西方学者这些评价总体上来说是较公正客观的。
1995年以来，西方学者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对邓小平外交思想的作用则作了更广泛更深入的探析。他们认为，邓小平外交思想对新时期中国对外工作产生了许多重要影响。
(一)邓小平外交思想有助于中国能够与苏美超级大国同时发展正常关系。英国学者亨特和美国学者塞克斯顿指出：在邓小平时期，“中国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与它的所有邻居和平共处和建立了正常的关系”。从1982年起，中国也开始努力与苏联关系正常化。[9] (P185)德国学者格罗比茨指出：在邓小平时期，“中国努力创造环境以使其能够与两个超级大国发展正常关系。作为一个平等国家，中国希望被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所承认和尊重。因为展开了熟练的外交，所以，北京在80年代期间终于实现了这一目标。”[10] (P117)
(二)邓小平外交思想有助于中国与周边国家乃至世界所有国家发展正常关系。美国学者金德芳指出，在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导下，“(中国)不仅与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日本的外交关系获得了改善，而且与苏联，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与越南的外交关系也获得了改善。”[24] (P164)英国学者叶胡达指出，邓小平外交思想“已经使得中国与国际社会上正在起作用的各种力量能够进行多方面的接触”。[3] (P147)
(三)邓小平外交思想有助于中国与世界各国积极发展经贸科技文化关系。英国学者亨特和美国学者塞克斯顿认为：邓小平外交思想，不仅有助于中国外交的发展，而且推动了中国对外贸易与文化的发展。[9] (P178)美国学者刘国力指出，邓小平外交政策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1978年，“中国对外贸易大约有200亿美元。到2002年，该数字已经上升到6200亿。”[13] (P9)英国学者叶胡达指出，邓小平外交思想有助于中国“更加紧密地与国际经济相联系，更加与亚太地区日益一体化”，使“中国走向现代化”。[3] (P163-164)
(四)邓小平外交思想有助于实现中国的统一大业。美国学者简三强指出，在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导下，中国“与英国和葡萄牙进行协商，务实地处理了香港和澳门问题”；“在大陆和台湾双边关系上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5] (P220)显然，西方学者对邓小平“一国两制”外交思想也公允地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五)邓小平外交思想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英国学者亨特和美国学者塞克斯顿指出，在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提升”。[9] (P178)美国学者塞缪尔指出：“1978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在实现大国地位过程中的具有意义的转折点。”邓小平外交思想提高了中国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上的大国地位。[25] (P364)
此外，西方学者甚至认为，邓小平外交思想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也有积极作用。美国学者兰普顿指出，邓小平主张“经济合作代替政治对抗，改善和加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通过改善两国关系，中美双方都获益匪浅。”邓小平外交思想倡导“和平与发展”，建立和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是非常有益的。”[20] (P3)
综上，近十年，西方学者在关于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研究上，取得了一些新进展。他们对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成因、内容与特点及其作用都作了更加全面与深入的考察，尤其是探讨了一些新领域，提出了一些新观点。自然，他们在这一课题的研究过程中亦存在局限性。如西方学者掌握的资料有限，所以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另外有些著作缺乏理论深度；受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影响，有些西方学者还提出了一些错误的观点。如英国学者叶胡达指出，邓小平外交思想虽然对中国外交有积极影响，但是“另一方面也导致中国外交政策更狭窄地注重于中华民族或国家利益”。[3] (P147)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邓小平外交思想，既着眼于中国“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26] (P330)尽管存在这些不足之处，但是近十年西方学术界毕竟对邓小平外交思想作了更广泛更深入的分析，不仅丰富和深化了海外学术界对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研究，而且对新世纪初中国学术界深入研究邓小平外交思想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