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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一个阶段性的标志是，内在地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邓小平的经济发展理论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总量发展到一定规模，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条件。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改革论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发展论，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生产关系变革和生产力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条件的具备和成熟。
经济增长表现为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通常把经济增长过程看成是一国或一地区经济规模的扩大，即以国民（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为经济增长绩效的判断标准。从总体上说，经济增长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资源高投入高消耗的数量型粗放型增长；一种是资源低投入低消耗的质量型集约型增长。从扩大再生产的两种类型看：一种是由于资本（金）投入的增加导致生产资料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张的外延型扩大再生产；一种是基于生产技术改进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引起的经济总量规模扩张的内涵型扩大再生产。这里，有无技术进步和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是判断两种类型扩大再生产的标准。
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经济体制转型，即实现由计划配置资源向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转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近乎无偿调拨和分配，经济主体缺乏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约束的机制。经济运行的典型特征是投资饥渴，粗放经营，高投入低产出，重产量产值，轻质量效益，有效供给严重不足，体制性短缺十分严重。可以说，这种无约束的高投入低产出的资源配置体制，不可能实现高效率的经济增长。二是经济总量发展到一定规模和需求层次的提高。换句话说，经济增长方式与工业化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在一个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落后的农业国或地区，人们的温饱尚不得解决，产业和需求层次很低，这时，发展速度和规模扩张是主要矛盾，不可能提出转变经济方式的要求。对我国而言，后一个条件的具备又取决于前一个条件的形成，没有体制转型就不可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增长方式的转变。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改革论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发展论，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生产关系变革和生产力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条件的具备和成熟。
1.由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到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早在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就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进入80年代以后，每当党内外关于计划和市场问题争论的关键时刻，邓小平都站出来鲜明阐述其市场经济取向改革论。据不完全统计，从1982 年到1992 年的10年间，就有7次明确阐述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 特别是在1992年初的南巡讲话中，针对根深蒂固的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忌用市场经济的传统观念，他阐明了两个不等式，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373页）在邓小平的理论指导下， 全党逐步对改革的目标取得了共识，在党的十四大上明确提出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尔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而提出把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新时期的伟大历史任务。由此可以说，我国经济已进入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加速转型期。
2.由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论到经济高速发展和总量规模的迅速扩大。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是因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2页）因此，“发展才是硬道理。”“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365、375页）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进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经济总量每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的黄金时期。例如，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588亿元发展到1994年的43800亿元，16年增加了12.21倍；全国各类国有企业220万个，国有资产总量达到35000亿元。
可以这样说，在邓小平的改革和发展理论指导下，我国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有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具备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条件。正如江泽民在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从明年起，全国上下都要用很大的注意力做好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这篇大文章，促进整个经济的良性循环。这里的根本要求就是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为主向集约经营为主转变，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核心内容和重要课题。”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又进一步把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这两个根本转变，作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关键，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迈上新台阶的必由之路。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进入实质性转折的重大战略问题。
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即是实现经济增长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由外延扩大再生产向内涵扩大再生产转变，由资源高投入高消耗的数量扩张向资源低投入高效率的质量提高转变。邓小平关于经济发展要讲效益、讲质量、依靠技术进步、搞外向型经济、注意稳定协调等理论，揭示和抓住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内涵和关键环节。
邓小平一直主张，经济“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他的这一论述以及其他有关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科技教育和注意稳定协调等理论，比较完整系统地揭示了集约型、效率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成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重要指导思想。
1.经济增长要讲效益。经济效益指经济活动中劳动占用、劳动耗费与有用劳动成果的对比关系，即用一定的资源消耗提供尽可能多的有市场需求的产品和劳务，创造更多的价值量。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虽然速度很快，但经济效益不甚理想，突出表现在：一是效益增长幅度与发展速度不同步；二是企业亏损面扩大、亏损额增多；三是产品积压和拖欠货款严重；四是资金利税率降低，主要效益指标低于80年代中期甚至改革前的水平。我国社会总物耗率，1952年仅为42%， 1987 年上升到56%，1990年高达62.6%。我国单位产值能耗是发达国家的3—4倍，能源平均利用率只有30%左右，而工业发达国家均在40%以上；能源生产率不及日本的1/10，换句话说，我国的能源消耗与日本差不多，但所创价值仅相当日本的1/10。此外，我国劳动生产率与工业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也相差6—10倍。因此，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当务之急是全面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资源利用率。
2.经济增长要讲质量。邓小平指出：“质量第一是个重大政策。这也包括品种、规格在内。提高产品质量是最大的节约。在一定意义上说，质量好就等于数量多。质量好了，才能打开出口渠道或者扩大出口。要想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必须在产品质量上狠下功夫。”（《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页）目前，我国产品质量差除品质、设计、 包装、功能不合格外，还与结构不合理有关，表现在：老面孔产品多，名优特新产品少；粗加工、初加工产品多，精加工、深加工产品少；低档次产品多，高档次产品少等。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要提高产品质量。
3.经济增长要依靠科技进步。邓小平多次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指出：“经济发展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页）“我们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9页）目前，我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足30%，这就是说，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不是科技，而是资本和劳动，是资源高投入高消耗的增长。要转变这种增长方式，就必须按照邓小平所要求的，大力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包括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并按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去经营管理。
4.经济增长要搞外向型经济。邓小平一直把对外开放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国策，指出：“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367、64页）只有对外开放，才能扩大出口，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 人才和管理经验；只有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才能提高我国的产业层次和产品质量。从某种意义上说，搞外向型经济就是搞技术含量高、深加工、高附加值的集约型经济，就是发挥比较优势和获得比较利益。近几年，我国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去年外贸出口额居世界第11位，比1990年上升了4个位次，但与我国的经济地位还很不相称，除低于7国集团各国外，还低于香港、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等国家和地区。因此，发展外向型经济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战略重点。
5.经济增长要注意稳定协调。高质量、高效益的经济增长，必然是一个持续、稳定、协调、健康的发展过程。邓小平在强调经济要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一再告诫：“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377 页）稳定即是防止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减少周期性震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高投入支撑的粗放型增长，虽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也带来频繁的周期性经济波动，平均4—5年一个周期，且振幅过大。经济增长（GNP）的最高年份1984年为14.7%，最低年份1990年仅为4.1%，相差10.6个百分点。这样的增长方式无疑要转变。协调即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这包括产需衔接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结构、要素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平衡和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以及按照可持续发展理论，注意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为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注意和保持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
三、低速度不等于高效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是必然要求放慢经济增长速度。邓小平关于抓住机遇，经济发展得快一点，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等理论，科学地揭示了转变增长方式与保持较快增长速度的关系。
现在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目前存在的低效益、低质量、高消耗、高通胀等问题，是由于经济发展过热，增长速度过高造成的，唯有压低增长速度，才能提高经济效益，降低通货膨胀。这种观点值得研究。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正处于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加速转变的时期，在底子薄，人口多，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发展经济，必然会出现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刻意去压低增长速度，未必就能转变增长方式，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从我国浙江实际经济运行看，经济效益和经济增长存在着一种正向关系，无速度即无效益，速度效益型有一定必然性。正如邓小平所说：“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页）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正确处理好转变与发展、转变与速度的关系。
1.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抓住发展机遇。邓小平十分强调要抓住和平环境发展经济，不要丧失时机，指出：“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就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9页）现在就是加快经济发展的好时机：（1）国内已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一心一意搞建设，正在全力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2）我国地处的亚太地区， 虽然各国利益争夺激烈，但没有出现武力争端，具有难得的和平发展环境。（3）东亚地区已形成的巨大经济规模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极，为我国优先利用和拓展东亚市场创造了条件。（4）西方经济缓慢复苏但尚未形成新的投资热点， 日元不断升值加速日本产业向国外转移，有利于我国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5）我国“复关”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只是时间问题，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发展，有利于带动我国经济产业升级和外向拓展。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要的是要抓住发展机遇，以发展促转变；转变增长方式的目的，也是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所以，发展是关键，是硬道理，只有经济发展了，才有可能实现或提前实现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尤其是第三步走的战略目标。
2.转变增长方式要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邓小平认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5、356 页）发展速度与工业发展阶段有着密切关系，一般来说，在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增长速度往往比较高，日本和东南亚“四小龙”在60—70年代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大都保持10%左右的增长速度，如日本1959—1970年12年间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0.8%。而到工业化后期，在经济总量规模和基数很大的情况下，增长速度就会慢下来，但每增长1个百分点的经济含量相当大， 如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工业化国家，年均增长3—5%就已经是高速度了，其绝对值增加量很大。而我国作为后发展国家，担负着追赶发达国家的历史任务，没有较高的增长速度是不行的，若保持3—5%的增长速度，就只能算低速度，其绝对值增加量很小，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和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一份研究报告提出，在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经济发展速度可划分为低、中、高三种：低速度年增长5%以下；中速度年增长5—10%；高速度年增长10%以上。按照邓小平的要求并参照这种划分，我国经济适当的增长速度应保持在8—9%左右。只有保持这样的发展速度，才能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到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第三步战略目标。
3.转变增长方式要有阶段性目标，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周期性发展过程，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以来第4 个经济发展周期的后期，若能实现经济高速度和高通胀的的软着陆，近两年还可以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赢得更长的发展机会，使经济总量和发展水平再上一个台阶，超过1984年到1988年那5年的发展规模和水平。 做到如邓小平所说的“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377、375页）当然，今后经济发展上台阶，不仅体现在总量上，更要体现在质量上。随着经济总量规模的扩大，主要经济效益指标要逐步达到和超过历史最好水平，使综合国力和竞争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国家财力和宏观调控能力不断提高，走出一条持续、稳定、协调、健康的低通胀、高增长的经济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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