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产业集群及其网络特征分析_企业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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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岛内各县市已形成诸多发达的产业聚落。在2002年制定的“ 台湾发展重点计划”中,台湾当局又希望透过产业群聚效果的发挥达到“产业高值化” 目的,以推动“两兆双星”(半导体、影像显示器、数位内容和生特技术产业)产业并协 助其它相关产业的发展;而该重点计划的子计划——“国际创新研发基地计划”也将群 聚政策列为重要执行方案;此外,台湾工业用地的开发及管理,也强调相关群聚的理念 与效果,显示产业集群策略已成为台湾重要的产业经济政策。

一、台湾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

产业集群是指在有限地域的特定产业或产品生产中(通常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 量企业及其相关支撑机构(包括供应商、生产商、顾客、地方政府、中介组织、知识生 产机构等),依靠比较稳定的分工协作和纵横交错的网络关系形成有利于产业组织协调 的空间集聚体,代表着介于市场和等级制之间的一种新的空间经济组织形式。由于具有 产业空间集聚、灵活专业化生产、合作创新网络、社会文化根植、区域整合与区际链合 及循环累积的自我增强等六个特征,产业集群被认为是类似生物有机体的企业发展生态 系统和产业网络、社会网络、区域网络三位一体的空间网络组织(注:郑胜利:《台商 大陆投资的“集群”特征分析》,《台湾研究》2002年第3期。)。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 际上具有竞争优势的关键是产业的竞争优势,而产业竞争优势来源于彼此相关的产业集 群。产业集群表现出来的强劲、持续竞争优势,使之成为各国和地区公共政策的热点。

正确界定和描述产业集群是对其进行深入分析的前提。产业集群的界定和描述方法, 主要有优势产业分析法、区位商应用法、投入产出分析法、质化分析方法,其中区位商 应用法因操作简单、资料取得容易及计算方便,并能够反映地区主要产业特性而被广为 使用。本文以此为基础显示台湾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区位商应用法由Anderson(1994) 提出,其步骤包括定义区域范围、计算就业集中度、筛选修正主要集群、重新定义集群 、绘制主要集群地图及分析集群特性与趋势等。区位商(Location Quotient,简称LQ) 的“计算公式是:LQ = (Eij/Ei)/(Ej/Et),Eij表示i地j产业就业人口,Ei表示i地总 就业人口,Ej表示j产业总就业人口,Et表示总就业人口。当区位商大于1,表示特定地 区的产业为地方基础产业。我们根据台湾当局行政院主计处2001年台湾工商服务普查及 2000年台湾农林渔牧普查,计算分析得出台湾目前各个县市的产业集群如表1:

我们也可以更直观地通过图1来显示台湾目前的产业集群现状:

图1 台湾主要产业群聚及聚集地区类型与分布图

表1 台湾各个县市主要产业集群

地区 主要产业集群

台北市金融服务业、出版业、媒体服务业、资讯软件服务业

台北县半导体、电脑、通信及视听电子产品制造业;印刷电路板(PCB)产业;休闲

农渔业

桃园县印刷电路板(PCB)产业

新竹县市 半导体、电脑、通信及视听电子产品制造业(3C)产业

基隆市水上运输业、运输辅助业

苗粟县石油、天然气及地热矿业

台中县金属手工具、机械设备、稻作、食用菌栽培、休闲农业

台中市不动产经营业

彰化县金属手工具、机械设备、花卉、稻作栽培、水产养殖

云林县水产养殖、甘蔗、稻作栽培及畜牧(猪鸭)

嘉义市餐饮业

嘉义县水产养殖、杂粮甘蔗栽培

澎湖县渔捞业

台南市餐饮业

台南县金属基本工业(铝)、水产养殖及农牧

高雄县金属基本工业(钢及非铁类)、果树栽培、畜牧(猪)及水产养殖

宜兰县土石采取业、休闲农渔业

花莲县非金属矿业

南投县食用菌、花卉栽培、休闲农业

台东县土石采取业、休闲农业

屏东县渔捞业、水产养殖、猪牛畜牧、果树栽培、休闲渔业

高雄市水上运输辅助业、船舶及其零件制造修配业

资料来源:根据台湾“行政院”主计处2001年台湾工商服务普查及2000年台湾农林渔 牧普查数据,并通过区位商运用法计算所得。

二、台湾产业集群的网络特质

许多人有一种认知,认为中小企业众多是台湾产业经济的特色,与美国、日本、韩国 等地的大企业比较,是一个以中小企业为经济主力的地区。但从表2的数据显示,这种 陈述只对了一半。台湾产业经济最重要的特质在于产业网络。产业网络被台湾学者称为 台湾中小企业发展机制的加速器(注:周添城、林志诚:《台湾中小企业的发展机制》 ,联经事业出版公司(台北),2001版。),是台湾产业竞争力的奥秘(注:刘仁杰:《分 工网络——剖析台湾工具机产业竞争力的奥秘》,联经事业出版公司(台北)1999年版。 )和台湾“经济奇迹”背后的产业支撑架构(注:罗家德、叶勇助:《台湾PC产业网络初 探—台湾传统与高科技网络模式之比较》,2001。),甚至有人将建基于此特质的台湾 社会称为“网络台湾”(注:张立芸:《网络台湾——企业的人情关系与经济理性》, 远流事业出版公司(台北)1999年版。),可以说,产业网络是台湾产业集群最重要的特 质。

表2 有关国家或地区中小企业相关统计

国家或地区 中小企业家数比例(%) 中小企业就业人口比例(%) 中小企业出口比例(%)

台湾(1996) 97.92 78.0049.75

美国(1990) 99.72 53.6729.00

日本(1995) 99.04 76.4611.74

韩国(1992) 99.80 78.5040.00

资料来源:参见罗家德、叶勇助(2001),《台湾PC产业网络初探——台湾传统与高科 技网络模式之比较》。

(一)产业网络里中小企业的独特性格

台湾中小企业具有某些特别性格。这些性格使它们不畏环境恶劣,持续拓展生存空间 ;敢于参与全球竞争,又不断在挫折中奋起(注:于宗先、王金利:《台湾泡沫经济》 ,联经事业出版公司(台北)1999年版。)。

1、游牧民族的随遇而安性格。在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小企业秉持比较优势有原则 ,充分运用了世界各国的廉价劳动力。20世纪80年代以前,台湾中小企业基于岛内的充 沛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世界的纺织、鞋业、玩具、洋伞等制造王国。80 年代后,这些中小企业走出台湾,足迹遍及东南亚等工资便宜的国家和地区。在各地区 的成本比较下,不少中小企业发挥出逐水而居的游牧民族性格。

2、游击战的经略性格。“敌弱,则歼之;敌强,则避之;保存实力,随机应变。”这 是游击战的基本战略,台湾的中小企业就有这种性格。从产业选择看,由于资本少,它 们最先选择的是玩具、制伞等民生工业。而当这些产业在国际市场失去竞争力时,它们 又转而经营电子零件业。在这方面,它们不与大企业竞争,而是尽量与其合作,即当大 企业经营的产业无比较利益时,它们就接手来经营,与大企业构成“中卫体系”。从经 营地区看,台湾外销之所以能通达四海,中小企业扮演的是先锋的角色。在外销过程中 ,它们经常遇到强势的对手,但它们不会去硬碰,而是转移阵地,另辟疆域。

3、藤条的反应性格。一条藤条经人力将其做360度弯曲后,它会自动恢复原状,绝不 因弯曲而折断,台湾的中小企业也具备这种性格。在成长过程中,经营环境数度恶化, 跌倒了再爬起来,是多数中小企业的经验。从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过程中,就经济环 境而言,台湾中小企业经历过两次能源危机、一次泡沫经济的破灭、一次东南亚金融风 暴的流泻洗礼,它们都能够安然度过(见表3)。

表3 台湾中小企业在非常时期的增长

非常时期 年家数成长率(%)

1989 778,0420.59

泡沫经济1990 794,8342.16

1991 825,5563.87

1997

1,020,435

1.71

金融风暴1998

1,045,117

2.42

资料来源:参见于宗先、王金利(1999),《台湾泡沫经济》。

4、百足虫的不屈性格。今天看许多台湾大企业家,如王永庆、高清愿、苗育秀、施振 荣等都不是继承家族遗产而发达起来的,他们都身经百战,有胜利,也有失败,由于坚 忍不拔,终于由中小企业成长为国际大企业。通常,台湾的中小企业主经营一种企业失 败后,还会尝试另一种企业而有成长。他们敢于尝试,也勇于冒风险。也因此如表3所 示,尽管经济环境不断发生变化,但中小企业的家数一直是有增无减。

5、不墨守成规的创新性格。这种性格在传统产业的表现就如“中小企业独特生产技术 与管理模式的发展空间”,(注:陈介玄:《协力网络与生活结构——台湾中小企业的 社会经济分析》,联经事业出版公司(台北)1994年版。第19页、第66页、第253页。)那 些由“黑手变成头家”的企业主善于模仿创新、善于对引进的新技术进行因地制宜的改 进,从而持续推出适合各种需求的新产品;在高科技产业的表现,则如“新竹科学园区 的极大多数公司拥有坚毅的特质和创新的能力,能在激烈竞争中屹立不倒,在逆境中茁 壮成长。最激烈的竞争者是自己,‘吃掉自己幼崽’是残酷的说法,但公司新产的换代 可能就发生在一日之内。各公司都在积极寻找自己和致使弱点,用更好的产品击败自己 的原有产品”。

(二)分工网络的出口(外销)导向

从前面的表2中,我们已经可以台湾的中小企业在出口比率上明显较其它地区更高。根 据台湾学者对成衣、鞋业、玩具产业以及电子产业的田野资料,可以看出台湾制造业集 群中有甚为普及的外包制度,这样的制度从国外买主、国内贸易商、大工厂、小代工厂 到家庭代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出口外销网络”。

如图2所示,贸易商负责取得订单及相关的换汇、通关工作;制造商负责生产,不过有 时国外厂商会直接下单给制造商;代工厂则是规模更小的工厂,依附于制造商,部分代 工厂也可能将工作外包给家庭代工;家庭代工是产业网络的最底层,有产业后备军之称 。在这样的网络体系下,贸易商、制造商,甚至代工厂将工作发包出去,主要是想降低 固定的劳动力、资本设备等费用,同时使生产更具弹性,以应付订单生产的不确定性; 如果为了因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可以称之为产能外包(capacity subcontracting),如 果是将自己无法生产或不具规模经济利益的产品转包,则称为专长外包(

specialization subcontracting)。当然对外贸易商从国际市场取得订单,将工作转包 给制造商或代工厂,若本身兼营制造商也可自行生产或根据实际情况转包给代工厂或家 庭代工。贸易商间及制造商亦会将其无法消化的订单转给同行去做,形成一种平行协助 的产销合作关系。制造商间也可能是一种平行互惠的生产关系,如甲厂商的某一个零配 件、某一部分的加工工作,而刚好乙厂商有生产,或有从事于这方面的加工工作,那幺 甲乙两个厂商即可互相搭配,形成所谓的“平行的协力生产加工关系”。这种协力厂关 系在机械业、纺织业都有,但以信息产业最为常见。而制造商和代工厂间则是垂直的从 属关系,若代工厂土地、厂房及原材料皆由母厂提供,而代工厂只负责机器设备及员工 ,称之为内包型代工厂,相当于母厂的一条生产线。若所有生产要素由代工厂自行负责 ,则称为外包型代工厂。整个体系的最底层是家庭代工,产业网络充分利用这群产业后 备军的剩余劳动力,而使其在不需考勤可就近照顾家庭的前提下,提供廉价的劳动。

(三)“社会网络——地方企业家——地方政府”区域产业集群系统

朱华晟(2003)将浙江产业集群视为由社会网络、地方企业家、地方政府三者互动机制 ,并基于共同的创新性地域文化构成的区域产业集群系统(如图3)。这种特质在台湾产 业集群中表现得更加明显,由于发展阶段更高而集群系统的网络因素更复杂并具有更丰 富的内涵。

社会网络、地方企业家、地方政府三要素均包含着地方社会文化方面的“基因”,因 而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三要素呈现出不同的组合形式和力量 对比关系,衍生出各种公共机构组织和地方制度,因而产生不同的地方发展能力,并进 而影响到地方产业网络的结构及其变迁、知识创新路径以及地方经济的演变轨迹(注: 朱华晟:《浙江产业群——产业网络、成长轨迹与发展动力》,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217页,101页。)。

台湾产业集群中的社会网络是一种弹性化协力企业组合结构(注:陈介玄:《协力网络 与生活结构——台湾中小企业的社会经济分析》,联经事业出版公司(台北)1994年版。 第19页、第66页、第253页。),这种结构立基于集群中不同规模的企业,对于生产技术 、管理、资金及贸易营销不同能力层次之间的搭配。每个企业在这些企业经营的几个关 键要素里,依其自身的能力和掌握的资源,与其它企业进行互惠的互动关系,因而产生 不同的组合形态。企业之间透过零细化、弹性化的外包制度,既专业分工、交换资源、 彼此互惠以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又强化对外在环境冲击的敏捷反应。这种效 应及利益的获得,也源于企业业主之间的交往逻辑或关系原则。这一逻辑表现为“拟似 家族团体连带”与“情感利益加权原则”的综合。基于华人特有的特殊关系文化,台湾 集群中的中小企业业主在创业及发展时,往往将经过长时间合作并建立起信任关系的企 业间联系,发展成为一种具有亲族分子感觉的“拟似家族团体连带”。这使其可以通过 非文字契约的口头承诺进行经济交易和创业资源的获取,并可以在资金往来过程中依托 “延缓性支付”(注:赵蕙铃:《台湾中小型工厂协力生产网络之关系内容分析——彰 化县和美地区纺织工业之个案研究》,东海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3年。)节约 成本,从而提高产业网络的运作效率。

当然,这种带有类似家族关系的情感交往,在大多数情况下要让位于利益因素(如产品 品质、交期、价格等),尤其在高科技产业集群中更是如此。正如张立芸(1999)在《网 络台湾——企业的人情关系与经济理性》中所指出的:“人情关系之可以牵成组织间的 合作,是在特定的技术、产业环境和资本门槛的条件下进行的。组织的效率、绩效、生 存与永续等本质,主导着它的行动选择。社会关系是基于企业运作利害的考量,所刻意 发展出来的经营管理策略。就产业网络的形成而言,组织的逻辑具有主导的力量。只有 在不违背组织逻辑之前提下,社会连带始有运作的空间。”就连十分强调关系的陈介玄 (1991)也坦言:“当然,这并不代表有交情即一帆风顺,因在商言商,利益还是最关键 ,只是有了一层关系之后,就多了一些可预测性及确定性的筹码,这或许是中国人的另 一种形式理性。”

企业家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源,对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多方面的影响,通常他们 以自己的创新成就推动着其它个体的创新、创业活动,并由此带动地方产业的萌发或勃 兴(注:朱华晟:《浙江产业群——产业网络、成长轨迹与发展动力》,浙江大学出版 社,2003年版,第217页,101页。)。台湾产业集群中地方企业家的形成主要遵循的是 一种“黑手变头家”的模式。这种模式形成的原因有四点:一是依赖资本主义的特色。 这包括外销产业的特性(如生产过程简单、可分割;创业资本不多;劳动力密集),外来 订单的特质(如1960年代和1970年代,海外买主的订单十分庞大而且源源不断;以及在 配额制度下,为消化配额使得一些接单厂以外包形式来扩张生产能力);还有国际经济 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关厂后员工出来自己创业。二是台湾本地特有的劳动体制,包括母厂 内部升迁渠道、厂内的生产政治、受雇生涯的保障、薪资水平及劳动力再生产的保障。 三是创业者本身的年龄与婚姻。四是中国人特有的“喜欢当老板的心态”和“水稻文明 ”孕育的“勤劳精神”。这些中小企业家在创业及发展过程中,能够透过“班底”(企 业内部技术和管理的核心团队)“自己人意识”的栽培,并赋予精神及物质上的馈赏, 强化“自己人”认同感及对班底的归属感,从而达成生产技术与管理上的串连,发挥企 业的生产效率,促进其茁壮成长(注:陈介玄:《协力网络与生活结构——台湾中小企 业的社会经济分析》,联经事业出版公司(台北)1994年版。第19页、第66页、第253页 。)。

台湾产业集群中地方政府的特征在于其是一种“包容式行政”(注:陈介玄:《协力网 络与生活结构——台湾中小企业的社会经济分析》,联经事业出版公司(台北)1994年版 。第19页、第66页、第253页。),即政府为巩固政权,达成内外上下安定的目的,以保 守谨慎的作风,采用包容并蓄的行政手段和方式,来分配政治资源以符合各生活领域的 行动者对关系这些政治资源的不同利益的追求。它有四个特点:一是在行政方针上,其 政策的明确与否,有相当大的流动空间,才得以因应内部官僚体系及外部集群体系的不 同要求,以包容各方的利益宣称。二是行政措施执行的精义,视情境需求而调整为“形 式运作”或是“实质运作”,以利于包容不同单位、人情缔建的情境压力,使执行者有 回旋的空间。三是其行政运作必须能够包容各种社会力及经济力的发展,作为获取政治 稳定的基础,政治力与社会力、经济力需有相互消长的发展弹性。四是其运作在社会上 ,必须有“情感与利益加权原则”及“拟似家族团体连带”的配合,才能在日常生活中 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其实,这里包容式行政与大陆温州地方政府的顺势而为、柔性行为 等意思是一致的。

三、台湾产业聚落的启示

从台湾产业集群的网络特质中我们可以看出,台湾产业聚落之形成,一方面它们都进 入了全球化的生产与销售体系之中,都和该产业中的大型工厂开始走向国际市场与开始 专精于组装或专攻某一流程的制造有密切的关系,其中,台湾的IC产业更是在人才、资 金与技术来源上都已全球化。另一方面,台湾本地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创业热忱与社会资 源快速移转的可能性,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此种社会资源移转的可能性,主要源于 当地企业习惯于透过人际网络来传递讯息、筹措创业或是周转资金,乃至相互传授技巧 的生活方式。经由产业的群聚,使得就业者的比较,同业业主的比较都非常的容易,因 此在国际市场机会的容许下,台湾产业集群能够在全球市场上争得一片天地。

这给我们的启示是面对开放型的发展环境,以及国际产业在新的经济环境下的分工格 局,地方政府在发展产业集群中,必然通过全球产业链来看待经济活动,不是某个企业 的问题,而是整个链条各个环节和支撑体系之间的一个系统的问题。全球价值链条中任 何一个主要或辅助环节出现问题,都会波及其它环节以至整个系统。因此,地方产业在 主动链接和纳入全球产业时,必须增强风险意识,既要根据自身已有条件和价值链的治 理模式来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或价值环节,不要好高骛远,盲目而不择时机地进入价值 链高端环节。又必须依据区域所处价值链条的增值路径来安排未来发展战略,谋求产业 升级,有时也应关注和抓住该价值链中突破性创新来获取逆价值链的跨越发展。我们必 须用开放的整体的观点,并基于全球化与本地化的辩证关系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充分 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促进本地化与国际化的双向互动。从促进本地化的角度 ,要加强产业的本地联系,整合地方资源,延长产业链,完善社区的服务功能,发展相 关的辅助产业,增强组织的学习功能;从推进国际化的角度,要“引进来”与“走出去 ”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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