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我军政治工作杰出的奠基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奠基人论文,我军论文,政治工作论文,杰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军政治工作孕育、萌芽于大革命时期，形成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军队政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也主要集中在这两个时期。周恩来不仅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先行者，而且是我军政治工作的领导者；不仅在军队政治工作实践中建立了丰功伟绩，而且在军队政治工作理论上提出了许多的重要思想，为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周恩来的名字是与我军政治工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不愧为我军政治工作杰出的奠基人。
周恩来作为我党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的负责人，大胆借鉴苏军经验，努力探索，勇于实践，创建了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使国民革命军一新其面目，同时也为我军政治工作的建立在思想上、组织上作了准备。
周恩来领导了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1924年6 月黄埔军校成立，开始了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新型革命军队的重要时期，这也是我党从事军事工作的伟大开端。就在黄埔军校成立一个月后，周恩来奉命从法国回国。10月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同时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1月，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开创了我党领导军队政治工作的先例。同月，经孙中山同意，周恩来主持建立了我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武装——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车队设有党代表和政治教官，并建立中共党小组。后来，周恩来又在此基础上指导组建了著名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这也是我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部队。1925年1月，黄埔军校约3000 名学员组成黄埔校军参加第一次东征作战，周恩来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身份负责黄埔校军东征作战中的政治工作，这是我党第一次领导并实施的战时政治工作。4月，黄埔军校教导一、二团组成党军第二旅， 仍由军校建制。8月，广东国民政府将所辖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并仿效黄埔军校在各军建立政治工作体制，即军、师、团、营、连设立党代表，军、师设立政治部。党军被编为第一军，周恩来为该军第一任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第一师党代表。第二次东征期间，周恩来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全面负责东征作战的政治工作。从周恩来在这一时期的经历和实践活动来看，他的主要精力是用于国共两党合作建军和我党的军事工作，其中又以军队政治工作方面的贡献最为突出。
虽然，借鉴苏联红军的经验在黄埔军校建立政治工作是孙中山首先提出来的，但使这套制度真正建立起来并得以实施的是周恩来。
周恩来建立的政治工作组织制度主要有：第一，健全政治部机关。周恩来将部员增至20人，设立三股，明确了任务，制定了细则。第二，建立政治教育制度。政治部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制订了《政治课程训练计划》、《政治训练进度表》，对政治课程作了明确规定，以新三民主义、社会主义为基本内容，突出革命目的、军民关系等问题的教育。为加强教育的针对性、及时性，还建立了《政治训练教授调查表》，组织对官长、学员和士兵情况的调查统计。第三，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周恩来不仅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建立了国民党的各级组织，而且当他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时，就在校内建立了秘密的中共黄埔支部，这是我党在军队中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后来又在铁甲车队成立了党的小组。叶挺独立团成立后，即建立党的支部，下有6个党小组。第四，推广党代表（国民党）制度。 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以后，积极协助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在学校推广党代表制度。当时学校正在筹备成立教导团，周恩来对此非常重视，把选派党代表作为政治部的首要工作来抓。第五，建立战时政治工作。在两次东征作战和平定刘、杨的过程中，周恩来在平时政治工作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战时政治工作，并规划了战前、战中、战后和瓦解敌军工作的任务和内容。周恩来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在东莞商务分会及市民联欢大会上的演说词》（1925年2月4日）、《军队中政治工作》（1925年6月2日）、《在黄埔军校第三期开学典礼上的演说词》（1925年7月1日）、《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1926年7月）等文章、讲话， 就军队政治工作的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作了阐述，其主要理论观点是：关于革命军队是“为人民所用的军队”的观点；关于“革命军是党的军队”的观点；关于革命军队必须“效法红军”，建立政治工作的观点；关于要对官兵、群众进行“相当的教育和训练”的观点；关于“在党的指挥下，遵守严格的纪律”的观点；关于重视瓦解敌军的工作的观点；等等。周恩来十分重视用革命的思想理论去教育部队官兵和广大群众。提出要使官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了解本身生活的环境”，“晓得时代的政治”，“明了帝国主义的罪恶”。只有这样，才能使军队“党化”，军官“巩固其革命观念”，士兵“有革命常识”，鼓起“作战的勇气”，“军队去过的地方，人民不发生反革命的举动”，“巩固革命的基础”。（周恩来：《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周恩来的上述主张，在当时得到普遍认同。周恩来还尤其强调，言教要与身教相结合，言教要讲究实效。他说：“我们在军队里做政治工作，要以身作则，严守纪律，常常表示勇敢的态度，比士兵更要勤苦，对于民众、士兵、伤兵、俘虏，各种宣传都要用最经济的时间，做相当的教育及训练。”（周恩来：《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
周恩来还为我军培养了一批政治工作骨干。一方面他通过黄埔军校和各种政治工作训练班训练了大批政治工作人才。据不完全统计，仅黄埔军校第一期招收的500 名学生中就有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五六十人；第四期政治班460人中有中共党员99人。 他们在黄埔军校这个军队政治工作的发源地里，很快成长为通晓军政的人才，其中不少人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人和政治工作的领导人。另一方面在革命军队建设实践过程中培养了许多政治工作干部。可以说，我军最初的一批政治工作骨干的绝大多数，都是在周恩来的教诲、帮助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周恩来在这一时期对军队政治工作理论上的探索和革命的实践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毛泽东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他说：1924年到1927年，“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候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取得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往后扩大成为一个军，影响了更多的军队，于是才有北伐之役。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0页）时至今日，我军仍然坚持战争年代形成的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基本制度，其基础仍然渊源于周恩来创建的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
周恩来作为八一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我军创建初期的主持人，直接领导组织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创立和建设，尤其是大力支持和正确指导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各地红军在政治工作方面的探索，为我军政治工作形成奠定了基础。
1927年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在南昌成功领导了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自己的革命军队的伟大开端。南昌起义部队的显著特点就是，参加起义的武装主要是由在大革命时期我党直接掌握的部队和受我党影响较大的部分国民革命军的部队所组成，基础比较好。为使起义部队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我党在组织起义时，就明确提出：起义军中“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根源”，“党的作用高于一切”（《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第26、6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为了从组织制度上保证中国共产党对部队的领导，起义部队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中共前敌委员会为起义部队的最高领导机关，军、师两级建立了党委，各团建立了党总支或党支部，有的连队也建立了党支部。党组织一方面要求党团员和党员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教育全体官兵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拥护共产党；另一方面还积极在部队中发展新党员，8月底9月初，党的前敌委员会在瑞金吸收了贺龙、郭沫若等一批优秀分子入党。为了加强党的领导，还建立了党代表和政治机关。这些做法是对北伐战争时期政治工作制度的继承与发展，也为后来各地武装起义部队做了楷模。
周恩来对朱毛红军在部队中系统建立党组织的新经验非常重视，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在全军大力推广。1929年3月17日， 他在为中央起草致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中说：“在朱、毛军队中，党的组织是以连为单位，每连建立一个支部，连以下分小组，连以上有营委、团委等组织。因为每连都有组织，所以在平日及作战时，都有党的指导和帮助。据朱、毛处来人说，这样组织，感觉还好。将来你们部队建党时，这个经验可以备你们参考”。1930年1月， 周恩来主持的《军事通讯》创刊号全文刊登了陈毅在中共中央军事会议期间撰写的《关于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并配发编者按，指出，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在周恩来的大力倡导下，各地红军纷纷仿效红四军的做法建立起了党的组织。例如，邓小平在组建红七军时，按照红四军的做法，“以最大力量来注意党的组织问题”。党中央对此给予肯定，指出红七军“能利用朱毛红军的经验，这是对的”。（转引自姜思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第94页）在各地红军彼此隔绝的情况下，上述作法对于红四军政治工作经验的传播和推广，对于整个红军政治工作的建设和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周恩来为古田会议的召开和古田会议决议的产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红四军的建军经验是在三湾改编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映了毛泽东在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上的正确主张，是对我军政治工作的一个创造。但是，红四军建军伊始，领导内部在建军问题上就存在着分歧，一些受旧式军队影响较深的同志不赞成毛泽东的意见。1929年4、5月间，一些刚从苏联回国的同志进入红四军领导层，他们竭力主张照搬苏军当时所实行的“一长制”（苏军1925年开始实行，此时比较普遍）等做法。这样两种反对意见结合在一起，使矛盾骤然尖锐起来。他们错误地认为红军的根本任务就是打仗，反对建立根据地；主张党对军队只能指导，不能领导，要求限制前委、党代表的权力；认为军事高于一切，“司令部对外”，政治部隶属军事机关；赞成旧式军队军阀主义的管理方式，主张打骂体罚，要求取消士兵委员会。为从根本上解决所争论的问题，6月中旬第三次攻克龙岩后，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于6月22日召开。但是，由于各方面条件尚不成熟，没有能够统一认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未被多数人所接受，以致毛泽东没能当选为前委书记，不久离开部队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并养病。红四军党的前委领导因毛泽东的离去受到削弱，随后又错误出击闽中在军事上遭到损失，结果人心浮动，思想混乱，逃兵严重。9月，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仍无结果。红四军面临着向何处发展的重大抉择。
在这紧要关头，得到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思想上、组织上的大力支持是至关重要的。由于红四军在全国红军中的影响，这实际上也关系到整个红军的前途和命运。周恩来在组织上坚决支持毛泽东，在思想上给红四军以正确指导。周恩来在听取了红四军党的前委书记陈毅汇报后，首先明确指出，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前委扩大会对领导内部分歧问题的处理不当，要求毛泽东应仍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和接受；指示陈毅回去后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朱毛领导。其次，就红四军在红军建设原则上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这主要体现在“九月来信”上。要点如下：一是规定了红军的基本任务。指出：“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的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强调：“红军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二是肯定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三是明确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的关系。认为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是在前委指导下平行地执行工作。党“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四是赞成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制度，肯定士兵委员会的作用，强调要“坚决地废除肉刑”。五是提出“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41页）
周恩来的上述意见为统一红四军内部的认识，确立正确的建军思想、建军原则，以及为成功召开古田会议并作出相应决议创造了条件。“九月来信”也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我军建军思想的全党全军性的文件，是党的建设、军队建设以及军队政治工作建设的一块重要的奠基之石，在党史、军史以及军队政治工作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周恩来主持制定了我军第一个正式的政治工作条例。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中国工农红军队伍日益扩大，政治工作的范围更加广泛，所承担的任务越来越重，这就需要制定出政治工作的规章制度，以克服政治工作中不平衡、不协调的情况，保证政治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1930年8月中旬，周恩来从苏联回国到上海。 立即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强调加强红军建设，集中对红军的领导，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红军政治工作制度建设，制定红军政治工作条例，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周恩来一方面组织刚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刘伯承、傅钟、李卓然等翻译傅钟从托尔马乔夫军事政治学院带回的《苏联红军政治工作条例》；（参见：傅钟《征途集》第220—221页，《刘伯承传》第87页）另一方面在借鉴苏联红军政治工作条例，总结国民革命军特别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主持制定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9月30日， 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讨论了《条例草案》，并于11、12月间正式颁发。（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二册第330 页）《条例草案》由总则和政治指导员工作、政治委员工作、政治处工作、军师政治部工作、军区及集团军政治部工作、总政治部工作、党的连支部及团委工作、党务委员会工作、青年团工作、政治机关及党部与地方党部关系等10个单项暂行条例组成。这是我军政治工作的第一个正式条例，对于我军政治工作系统化、制度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时期，周恩来进一步发展了军队政治工作理论，为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提出了在红军中党的领导要有最高权威；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政治工作的作用是保证作用；战时更需要加强政治工作；瓦解敌军是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军队的政治工作要重点做好士兵的工作等理论观点。
从以上所述可见，周恩来在这一时期对我军政治工作创建和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理论和实践都为毛泽东政治工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可以这样说，毛泽东作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一代宗师，他的思想凝聚着周恩来的智慧。周恩来的名字与他所创造的军队政治工作事业永远同在，他的军队政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对于现在和将来加强改进军队政治工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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