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产业结构看东西差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论文,差距论文,东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笔者认为，研究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问题，不能忽视产业结构因素。从产业结构高度看，产业结构状况是经济发展水平的表现和结果；从产业结构合理与否来看，产业结构又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从产业结构角度探讨我国东西差距问题。
一、从产业结构看东西差距状况
所谓产业结构高度，是指产业结构在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所达到的阶段和层次，它是说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又一个指标。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高度状况，可以用三大产业的就业结构、产值结构两大指标。
1、我国东西部第一次产业劳动力就业比重比较。
由于我国是传统农业国，第一次产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在三大产业中一直很高，比如，1952年高达88.11%[①]，经过40多年的发展，1993年仍高达56.40%[②]。这样，分析第一次产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变化状况对于分析我国三大产业劳动力就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搜集和整理了若干国家100多年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资料后，得出一个结论：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将由第一次产业向第二、三次产业转移，也就是第一次产业就业人员减少，第二、三次产业就业人员增加，这就是著名的“配第——克拉克定理”[③]。由这个定理可以推知：在某国家或地区的一定时间范围内，第一次产业就业比重高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会相对较低。
由于我国东西部地区划分歧异较大，统计资料也没有直接的东、西部的相关数字，所以，只能选择辽宁、河北、北京、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八省市代表东部地区，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宁夏、贵州、云南、广西八省区代表西部地区。下表比较了40多年来我国东西部第一次产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变化情况。（见表一）。
表一：东西部第一次产业劳动力就显比重比较[④] 单位：%
从表一可以看出：第一，早在1952年，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第一次产业劳动力就业比重高于东部地区，云南、新疆、贵州三省区该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云南高出5.05个百分点，西藏1952年该比例肯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为到了1989年还高达81.48%；另外，内蒙古、青海、宁夏三省区接近全国平均水平88.11%，这说明，建国初期，从劳动力就业比重来看，东西之间已存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第二，以第一次产业劳动力就业比重演变来看，从1952年到1993年，上海下降了3.63倍，辽宁下降了1.22倍；而同时期内，内蒙古、新疆、青海、宁夏、云南、贵州等省区下降幅度要低得多，分别下降0.64倍、0.54倍、0.45倍、0.44倍、0.20倍、0.12倍。这说明，西部民族地区比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慢得多。第三，从1993年的情况看，西部民族地区第一次产业劳动力平均就业比重为70.18%，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6.40%，更高于东部地区平均水平48.15%，高出的百分点分别是13.78和22.03。除了内蒙古自治区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外，其它各省区都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贵州、云南、青海分别高出的21.2、21、20.8个百分点；西部各省区均高于东部平均水平，最低的内蒙古自治区高出5.35个百分点，最高的贵州高出29.45个百分点，西部最高的贵州是东部最低的上海的8.43倍；1993年，贵州、云南、西藏三省区第一次产业就业比重比辽宁1952年还高，广西接近辽宁1952年的水平，青海、新疆、宁夏三省区和辽宁50年代末、60年代中期水平接近。这说明，从第一次产业劳动力的就业比重方面观察，东西部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2、我国东西部第一次产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比重比较。
在进行产值比重比较时，仍选取辽宁、河北、北京、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八省市代表东部地区，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宁夏、贵州、云南、广西八省区代表西部地区。
在产值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方面，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兹作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他在“配第——克拉克定理”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美、日等13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数百年经济发展史，得出的结论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第一次产业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将不断下降，相反，第二次产业产值比重将不断上升，而第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变动不十分明显。[⑤]这一理论对研究我国东西差距问题具有指导意义。
下表比较了我国东西部第一次产业产值比重变化情况（见表二）。
表二：我国东西部第一次产业产值比重比较表单位：%
从表中可以看出：第一，从历史来看，早在1952年，东西部第一次产业产值比重就存在巨大差距，西部民族地区高达63.01%，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5.42%）的百分点是17.59，高出东部平均水平（37.10%）的百分点是25.9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比重最高的宁夏（80.50%）高出东部地区比重最高的福建（63.66%）16.84个百分点，高出东部地区比重最低的上海（3.94%）76.56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比重最低的新疆（53.43%）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5.42%）7.91个百分点。第二，40多年以后，东西部第一次产业产值比重发生了较大变化，但东西差距仍然存在。1993年，西部民族地区第一次产业产值比重（27.52%）高出东部地区（15.57%）11.95个百分点；1993年西部民族地区第一次产业产值比重和1965—1970年全国平均水平相当，同东部地区1952—1957年的平均水平相当；远远高于1952年的上海、北京、辽宁，高出的百分点分别是23.58、10.40、6.81；在全国，1993年第一次产业产值比重最高的是西藏（46.03%），除了远远高于1952年的上海、北京、辽宁以外，接近1952年的江苏、河北，略高于1957年的浙江，同1957—1962年的福建、山东相当；1993年，东部地区没有一个省份接近西部地区平均水平，比重最高的福建（22.90%）比西部平均水平低4.62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比重最低的青海（19.57%）高出东部平均水平4.14个百分点，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44个百分点；1993年比重最低的青海和1952年的辽宁、北京、1980年的江苏、1985年的浙江、1989年的河北、山东相当。根据库茨涅兹的理论，从第一次产业产值比重来看，东西部之间确实存在巨大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
二、从产业结构看东西差距的形成原因
通过对我国东西部地区第一次产业就业比重和产值比重两方面的比较分析，可见西部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相对于东部地区来讲，是一种重农结构。从我国悠久的农业历史、人口众多的现状以及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这种重农结构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深化，再考虑到西部民族地区的资源条件和发展民族地区经济，进而缩小东西差距的需要，西部民族地区的重农结构又显示出一定的不合理性。其不合理性主要表现在：
1、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重农结构没有充分利用其资源优势。合理的产业结构是与其优势资源的充分利用密不可分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演变、进化的历史，就是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和改造的历史。一句话，资源制约着产业结构的形成、演变和高度化。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同东部地区相比，农业资源并不丰富。第一，在土地资源方面，虽然土地面积辽阔，人均占有量大，但沙漠、戈壁、冰川、石山、荒漠、寒漠面积大，农用土地少，特别是优质宜耕宜林面积更小，土地利用率极低；民族地区宜耕土地多以山地、丘陵为主，山地坡度大，土层薄，物质和养份易于流失，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环境保护成本较高。第二，在气候资源方面，光、热、水资源对农业具有重要意义，光直接将太阳能转化为食物能，热量和水份是植物进行光和作用必不可少的条件。西部民族地区光资源绝对量较大，年均太阳辐射总量为80—220千卡／平方厘米，日照时数为1200—3400小时，特别是青藏高原和西北地区极为丰富，西藏雅鲁藏布江河谷和冈底斯山一带，年均辐射量在200千卡／平方厘米以上。但是，这里的水份条件和热量条件极差，影响了光能的利用率。西部民族地区约占一半的国土面积热量不足，特别是青藏高原，属于高寒气候，许多地方常年积雪不化，人迹罕至。热量条件不足，致使植物稀疏矮化，不易大面积植树造林。西南民族地区热量条件相对较好，但山地崎岖不平，高山大川阻断了物资的流通，也不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西部民族地区水资源分布不均，西南丰富，西北贫乏，西北年降雨量多在400mm以下，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且雨水季节分布不均，多集中在七、八两月。各次产业中，农业对自然资源条件依赖性最大，它直接依赖自然，取自自然，农业自然条件是农业发展的先决条件。从西部民族地区光、热、水、土条件来看，发展农业的资源条件并不十分理想。
相反，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能矿资源却十分丰富，人均拥有量大，按人均占有的能矿资源潜在价值计算，各省、市、区中，西藏、内蒙分别居第一和第二位，名列前10名的还有甘肃、青海、云南三个多民族省份，优势矿种多，如钒、钛、稀土、锑、汞等储量大，且具有较高经济价值；主要矿产资源分布集中，便于规模开发和综合利用；而且，西部民族地区资源勘探程度低，发现新矿种和扩大储量的可能性很大，资源前景良好。
此外，我国西部民族地区还有奇特和富有魅力的旅游资源；实施沿边开放的自然、人文条件也较为优越。这些都对发展西部民族地区的非农产业极为有利。
总之，西部民族地区农业生产条件较差，而发展非农产业的条件较好。西部民族地区的重农结构忽视了自身的资源特点，没有利用其优势资源，这正是其结构不合理之处，也是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来越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2.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重农结构不利于科学技术的研究和运用，也不利于先进管理经验的采用和创新，致使西部地区农业发展仍然是数千年传统农业的简单技术重复和数量扩大。
农业本身并不排斥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西方国家农业正是利用了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发展水平较高，从而在国民经济中起到了基础作用，推动了经济发展。然而，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由于特殊的自然、人文条件，阻碍了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在农业中的应用。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农用土地中，以山地、丘陵为主，表面崎岖不平，且零星分布于高山大川之中，不利于机械耕作，现代机械力无法替代人力、畜力，不能突破人身器官的自然限制，生产能力长期以来不能有效提高，以致于本来可以应用于农业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在西部民族地区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数千年来的农业历史中，通过辛勤劳动，积累了宝贵的农业生产经验，致使人们能够在低水平上养活自己。如果缺乏强大的外力推动，人们没有将长期积累起来的经验物化到机械力中去的强烈愿望，人们已经习惯于艰辛劳动和低水平的生存状况。近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西部民族地区的部分人民开始不满足现状，纷纷流往东部发达地区，打工赚钱，从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传统观念。但由于西部民族地区自然条件所限，人们也只能用赚来的钱改善家庭生活状况，对于农业中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采用仍无能为力。
由于农业中不能应用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科技和管理在西部民族地区农业中不能成为生产力，其重要性也显示不出来。因而，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成为社会生活中多余的部分，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反过来又制约了西部民族地区农业科技和管理经验的采用。相反，我国东部地区自然条件便于应用农业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从而产生了东西差距拉大的另一个原因。
3.我国西部民族地区重农结构的显著特点是一次产业就业比重和产值比重相对东部地区高，相应的二、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和产值比重相对东部地区要低。而一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比二、三次产业低得多。比较劳动生产率又叫相对国民收入，采用某一产业国民收入额除以该产业劳动力就业额计算而得。下面是我国一次产业和二、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变化情况对比表（见表三）。
表三：我国一次产业和二、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对比表[⑦]单位：元、年、人
从表上可以看出，我国一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二、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40年中，差距最低年份1985年为3.01倍，最高年份1970年是6.20倍。由于一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低，西部民族地区的重农结构显然不利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提高。由此可以推导出，一次产业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比二、三次产业要低得多。
关于国民经济各部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钱纳里、赛尔奎因等人曾作过深入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设定国民经济以每年6.3%的增长率增长时，各个部门支撑这一增长率的贡献大致是，农业占8%，工业制造业占33%，基础设施产业占16%，服务业占40%[⑧]。这一结论进一步印证了表三所说明的问题。
4.西部民族地区的重农结构强化了沿边民族地区的封闭特征。农业与开放并非格格不入，相反，西方农业的发展，与农村专业化生产经营、商品经济快速发展是不可分的。但是，在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特殊的自然、经济条件下，重农结构强化了数千年来的封闭特征。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我国广大农村实行了责任制的生产组织方式，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家庭经济高度同构化，每个家庭大面积种植自己需要的粮食。市场不发达且体系不键全，不能将剩余产品适时地推入市场，自给程度高。本来就呈零星分布状态的农用土地，又以责任制的方式划分为更小的单位承包到各个农户，难以形成规模，专业化生产水平低，劳动者之间的联系减少，对市场的依赖性不强。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今天，西部民族地区的重农结构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
同时，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多处内陆边疆，特别是广西、云南、西藏、新疆、内蒙古五省区，有实施沿边开放的有利条件。但是，从产业结构方面来看，与西部民族地区毗邻的14个国家（除俄罗斯外）都属传统农业国，产业结构趋向同构化。这样，导致彼此需求减少，限制了沿边开放的发展。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西部民族地区重农结构又是一种具有浓厚封闭色彩的产业结构。在实施全方位开放战略的今天，这种产业结构不能不影响经济的发展。
三、调整产业结构，建立西部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缩小东西差距
由于产业结构是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的结果和表现，经济的发展具有连续性，产业结构的调整只能是渐进的过程。同时，考虑到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所处的特殊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产业结构的调整只能选择建立西部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的道路，也就是在逐渐增强西部民族地区特色产业比重的基础上优化产业结构，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推动经济的发展，达到缩小东西差距的目的。
1、树立大农业观念，实施多种经营。重农是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传统特色，也是几千年来各族人民创造起来的物质成果，人为地降低农业就业和产值比重是行不通的，相反，必须重视农业这一基础产业的发展。只是农业发展方式应该有所改变，这就是由片面地发展种植业转变到多种经营，进而树立大农业观念。
首先，这是由于我国西部民族地区资源条件决定的。西部民族地区地理、气候资源复杂多变，适合多种经营，有利于种植、林、牧、渔各业全面发展。通过多业的发展，改变“农业即种值业”的传统观念和作法。同时，只有种植、林、牧、渔各业的综合发展，才能协调各业发展需要的比例关系，维持西部民族地区农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其次，树立大农业观念，实行多种经营，也是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人民特殊的需求结构决定的。我国西部地区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特殊的消费需求，比如有的民族食物结构中，肉食比重较大；有的民族居处于寒冷高原，对衣服的保暖性能要求较高。只有实行多业兼营，才能满足西部少数民族人民的多样需求。
最后，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只有走多业兼营的道路，才有可能走上专业化生产的道路，走向市场，进入全国乃至世界经济体系。狭隘的粮食种植的最终结果，必然是穷者固穷，不能迈出贫困恶性循环的圈子。所以，民族地区农村所选择的道路应该是：多业兼营→专业化生产→农产品加工→进入国内外经济体系。这是民族地区农村致富的唯一出路，特别是具有资源比较优势的西北和西南民族地区更是这样。因此，通过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缩小农业就业和产值比重，能达到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的目的。
2.开发优势资源，建立具有西部民族地区特色的工业经济体系。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能矿资源的富集之地，具有非常显著的工业资源优势。但是，因西部民族地区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经济发展水平低、开发必要的资金缺乏等原因，在过去几十年的开发实践中，多由国家组织开发，民族地区只是参与者，提供配套服务，从中分取部分利益。从民族地区局部利益来讲，这是不利的。同时，西部民族地区自己动手开发资源，又缺乏必要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这样，西部民族地区的优势资源不能转化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能力。
在过去的计划经济实践中，地区之间的物资交流多以国家计划调配的方式进行，各省区为了地方局部利益，不是把省区经济放在国内、国际经济体系之中，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经济体系，而是追求一种高度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致使全国各省区经济结构高度同构化。
因此，建立西部民族地区特色工业体系，必须解决经济结构同构化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是西部民族地区人民动手开发优势资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做到：
第一，解决西部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的资金、技术、人才缺乏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可归纳为四个方面：（1）国家扶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把抑制差距的扩大作为一项重要战略目标，并提出了对西部民族地区的多项具体扶持政策。在未来的时间里，国家将给予民族地区必要的优惠政策。西部民族地区只能用这些优惠政策，致力于开发优势资源，建立特色产业，才有可能缩小东西差距。（2）实施开放战略，合作开发资源。在国家宏观政策指导下，西部民族地区进一步实施开放战略，同世界各国开展多方面的合作，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目前，西部民族地区所享受的开放优惠政策和从中获得的实际好处远远不如东部沿海地区。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开放的硬环境差，只能用开放优惠政策软环境弥补硬环境的不足。所以，有必要给予民族地区更加优惠的开放政策，从而实现开发西部地区的资源，建立特色产业的目的。（3）加强东西之间的横向合作，多方参与西部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资源贫乏；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资源富饶，形成了我国资源分布和经济发展水平分布的特殊矛盾，这个矛盾必然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发展，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是加强东西之间的横向合作，通过对口支援和建立经济协作区的办法，把东部地区需要转移、西部民族地区有能力接受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转移到西部地区。（4）西部民族地区必须坚持自力更生的道路，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为本地区的资源开发服务。西部民族地区由于资金使用效率不高，每年有巨额资金流往东部地区；同时，每年也有许多人才流向东部地区。这种状况加剧了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资金、人才匮乏的矛盾。西部民族地区只有尽可能留住这些资金和人才，才能取得开发资源、建立特色产业的最优效果。
第二，落实民族自治地方的自主权是开发优势资源、建立特色产业的政治基础。国家给予了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许多自主权，这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但是，一方面，西部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没有能够积极、主动地运用自主权利，来为发展经济服务：另一方面，国家在民族地区进行的资源开发也没有能够充分地、全面地考虑到民族地区的自主权利，致使民族地区的自主权利难以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应有作用。
3.发展旅游业，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这是尽人皆知的。旅游业作为一项服务行业，属于朝阳产业，据未来学家预测，21世纪将是服务行业占主导地位的世纪，届时，钢铁、石油不是最大的产业部门，旅游业将取而代之[⑨]。而且，旅游业的关联效性极强，其前、后向联系非常广泛，旅游业发展可引起其它产业的相应发展。如通过前向联系，可以促进商业、各服务行业、轻工业、交通和邮电通讯等的发展；通过后向联系，可能引起建材、轻工、建筑、园林、工艺美术等部门的发展。特别地，它是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有机构成低，劳动力对资本具有较高的替代弹性，能容纳大量劳动力，据估计，旅游部门每增加一名直接服务人员，社会上将增加五名间接服务人员与之配套[⑩]。从旅游业的发展前景和西部民族地区资源条件来看，旅游业应该成为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云南省把旅游业作为主导产业，不乏远见卓识。
西部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是：（1）区位条件不好，远离客源市场，游游资源的经济价值缩小。（2）交通状况较差。（3）资金缺乏。这三个问题客观存在，但不是滞碍西部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不可逾越的鸿沟。三个问题中，旅游资源远离客源市场的问题将随着交通问题的解决而解决。交通问题又将随青藏铁路、南昆铁路的修通而有所改善。另外，沿边开放的发展，国外游客还可以直接从周边国家进入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中的资金问题，也可以凭借国家扶持、引进资金、合作开发而得到部分的解决。而且，旅游发展所必备的资金，并不象现代工业那样，离开了巨额资金，寸步难行。旅游业所需资金相对较少，见效快，投入产出率高，相对说来，资金问题小些。关键在于能否把旅游业作为一项支柱产业来重点发展，如能重点发展，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西部民族地区政府有能力通过多种途径解决。
4、发展边境贸易，实施沿边开放战略，建立西部民族地区有开放特色的产业结构。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同14个国家接壤，有长达22000多公里的边境线；在历史上双边保持着友好的交往关系，也有悠久的经济交往历史，为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沿边开放奠定了良好的历史基础；我国西部民族地区许多少数民族是跨境民族，同周边国家人民保持着长期的友好关系，形成了固定的沟通渠道，他们在生产中互相帮助，生活中互通有无，为沿边开放奠定了良好的人文基础；我国和周边国家政府都鼓励边境地区人民进行经济交往，我国制定了优惠政策，周边国家如越南、老挝、缅甸、巴基斯坦、蒙古、独联体四国也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政策，沿边开放的政治环境也较为有利。在这种国际、国内条件下，西部民族地区人民没有理由继续实行封闭政策，也没有理由不调整其内向的产业结构。
注释：
①刘伟、杨云龙著《中国产业经济分析》第38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②见表一。
③转引自杨治著《产业经济导论》第4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4月版。
④1952—1989年各省、区、市数字根据《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有关资料计算而得，该书由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出版；1991年、1992年各省、区、市数字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2）（1993）相关资料计算而得；1993年各省、区、市和“全国平均”数字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5）第83页；1993年“东部平均”和“西部平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5）相关数字计算而得，《中国统计年鉴》由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出版社出版。关于表中的空白，1952—1985年各省、市、区因《汇编》中无相关资料而无法计算，“全国平均”、“东部平均”、“西部平均”三项只计算1993年。
⑤（美）西蒙·库茨涅兹著，戴睿、易诚译《现代经济增长》第87—88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5月版。
⑥1952—1989年各省、区、市“东部平均”“西部平均”数字根据《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52—1989）相关资料计算而得，《汇编》中无西藏自治区1980年以前资料，故表中“西藏”留有空白；1991年和1993年数字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3）、（1995）有关数字计算而得；“全面平均”数字（除1993年外）来源于1993年《中国统计年鉴》第53页；1993年“全国平均”根据1995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字计算；1980年以前的“西部平均”数字中不含西藏。
⑦本表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34页和第101页，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⑧转引自刘伟著《经济发展与结构转换》第2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版。
⑨ ⑩黄万纶、李文潮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新论》第243页、第247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本文是中南民族学院青年社科基金项目《西部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研究》的基础理论研究报告之一。
标签：中国统计年鉴论文; 产业结构理论论文; 地区经济发展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中国东部论文; 产业结构优化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