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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外交战略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在其成立以来的半个世纪中，作为地区大国，其外交政策历来保持一致性和延续性。不论在公开对外宣示中，还是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埃及外交战略或总体外交政策一直以“三个圈子”(three circles)为基础。
关于“三个圈子”的外交思想和理论，最早是由埃及已故总统纳赛尔在其著作《革命哲学》一书中提出的。纳赛尔认为埃及既是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国家，也是非洲大陆有影响的国家，同时也是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国家。“我们看世界地图的时候不能漠视我们在这个地图上所占的空间，以及这个空间赋予我们的任务。”①基于这一理念，埃及的外交重点应该在上述“三个圈子”——即：阿拉伯世界、非洲大陆、伊斯兰世界中。这种考虑是从埃及的实力地位、地缘政治环境、民族与宗教、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等多种因素出发的。这是埃及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3个主要舞台，也是埃及容易获取支持和协调行动的同盟军与重要外交资源。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埃及在外交政策的公开宣示中，一贯明确阐述“三个圈子”对埃及都同样重要，即埃及不会轻视或忽视上述三个方面任何一方对埃及的重要意义，以及埃及对“三个圈子”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认为任何势力对上述三个方面的打击和破坏都会危及埃及的国家利益，因此埃及不允许任何势力对“三个圈子”进行打击和破坏，埃及将为上述三个方面的安全和利益进行坚决的斗争。但在埃及外交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由于受到埃及社会历史条件、国家利益变化和国际环境与国际关系格局变化，以及决策者和决策机制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埃及外交侧重点是处在“动态调整”中的，即这“三个圈子”的排列并非总是一成不变。毋庸置疑的是，无论“三个圈子”如何排列、变化，其核心总是埃及国家利益。
那么，“三个圈子”是如何排列的呢？从总体看是相对变化的，主要有3种变化形式：即并列圆、同心圆、交叉圆。从下列图形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埃及外交政策发展、变化和调整的轨迹。
（一）并列圆，即三个并列的圆圈（见图1）
并列圆代表埃及外交活动的主要“三个圈子”，依次为“阿拉伯世界”、“非洲大陆”、“伊斯兰世界”，表明埃及对以上“三个圈子”都是非常重视的，不存在“厚此薄彼”的亲疏问题。应该说，这是埃及在外交政策对外宣示中使用的语言或模式，既表明了埃及的利益所在，也勾画出埃及在国际舞台上能够发挥作用的主要“三个圈子”。从总体看，埃及外交政策通常能够“兼顾”或涵盖上述三个方面，作为阿盟成员国、非统（后发展为非盟）成员国和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理应在上述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
埃及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就积极支持阿拉伯国家、非洲国家、伊斯兰国家，以及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反帝反殖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正义斗争，其中包括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运动、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支持也门和利比亚革命等，埃及成为20世纪50～60年代中东地区和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1956年苏伊士战争（即三国入侵战争）中埃及不仅没有被英、法、以三国战胜，而且赢得了亚非国家的广泛支持，随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增长，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日益扩大，当时的埃及总统纳赛尔还成为了阿拉伯世界的领袖。
图1
（二）同心圆，即三个逐渐扩展的圆圈（见图2）
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的大国，在阿拉伯国家中占有重要地位。埃及不仅是阿盟总部和秘书处的所在地（1978年埃及同以色列签订《戴维营协议》后受到阿拉伯国家的抵制，阿盟总部迁往突尼斯，1990年又迁回开罗），还是一些泛阿拉伯组织（例如阿拉伯军工组织等）所在地。在有关阿拉伯事务的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埃及的立场与协调作用往往起到“导向作用”。例如在阿以冲突中无论战争还是和平，均与埃及的参与密不可分：埃及在历次中东战争中总是首当其冲，还与叙利亚联手发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20世纪70年代末期又发起和平主动行动，开创了阿以和平的先河；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在埃及带领下，阿拉伯国家出兵参加多国部队对伊拉克的战争。而第四次中东战争（1973年10月）中阿拉伯国家团结一致对埃及和参战国的政治、经济支持，甚至动用石油武器，也反映出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外交影响力。与其他两个圈子（非洲大陆和伊斯兰世界）相比，阿拉伯世界是埃及外交利益的最重要部分，也是其影响力最大的舞台。
（三）交叉圆，即三个交错排列的圆圈（见图3）
外交事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体系，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和影响。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埃及在发挥自身影响的同时，也需要相关国家、国家集团的回应和支持。因此，开展广泛的外交活动，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才是能够发挥影响力的基础。由于社会文化、民族结构、宗教信仰、地缘政治和国际环境等诸多独特的因素，许多阿拉伯国家本身就是非洲国家和伊斯兰国家，或者说一些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非盟成员国本身也是阿盟成员国，埃及也兼有“多重身份”。这种特殊的关系客观上就已构成“三个圈子”在一定程度上的交叉或重叠，使埃及在任何一个“圈子”里的外交举措，都可能同时具有多重身份上的多种意义。埃及可以根据国际环境的发展变化和自身需要出“阿拉伯牌”、“非洲牌”、“伊斯兰牌”或者打“组合牌”，在“三个圈子”里发挥它独特的地区大国的作用。
当然，作为一个具有深厚文明底蕴、同时又处在世界中心地带（东、西方联接的中心地带）的地区大国，埃及的视角决不仅仅局限于上述“三个圈子”中，埃及不仅没有放弃与第三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与合作，还与印度、南斯拉夫共同发起了“不结盟运动”，借助其力量消弭了来自强权势力的压力和威胁，拓宽了埃及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范围，也提高了埃及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埃及巧妙地利用“三个圈子”的理论和“不结盟运动”的旗帜，使其综合国力中的“外交力因素”得到充分延伸，加强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协调与合作，巧妙地与大国周旋和斗争，实现了埃及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的目标。
埃及外交的决策机制
埃及学者在研究埃及外交时将其界定为三个部分：即外交战略的制定，外交政策（对策或具体决定）的制定，外交政策的实施等。②外交战略和政策的制定通常又受到势力集团、外交顾问、体制因素、国内政治社会经济因素、地区和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与影响。
埃及外交的决策机制与政治体制密不可分。埃及实行“总统共和制”，总统在埃及内政、外交等一系列重大事务中享有决策权。③埃及是阿拉伯国家中政治思想较活跃、政治制度也较发达的国家，但埃及在外交决策中仍有极浓厚的“领袖意志”色彩，在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代都是如此。
当然，任何政治领袖都不可能是无所不知的“全才”或“天才”，埃及的政治领袖亦然。在内政、外交事务中，政治领袖通常借助一些机构、智囊集团和顾问等。埃及历代总统身边都有一些被称为助理或顾问的“近臣”或幕僚。这些近臣或幕僚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并不完全取决于他们的职位，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总统对他们的信任程度。在他们当中，确实有一些卓尔不群的精英。例如比较显赫的有，纳赛尔时期的穆罕默德·海卡尔④，萨达特时期的伊斯梅尔·法赫米⑤，穆巴拉克时期的乌萨曼·巴兹博士⑥和穆斯塔法·法基博士⑦等。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外交决策是埃及总统及其近臣的“专有领地”(Domaine Privé)。⑧
相对而言，纳赛尔和萨达特执政时还都比较注重听取有关职能机构的意见，发挥职能机构的作用。穆巴拉克则比其两位前任更喜欢向他身边的近臣或幕僚进行咨询。⑨埃及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制定有关国家安全的战略规划和处理有关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主要成员有总统、副总统、外交部长、国防部长、情报局长，以及总统任命的一些有关人员等。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总统的要求召开不定期会议，但穆巴拉克执政以来很少召开会议。
尽管埃及3位总统在行为方式、个人好恶等诸多方面不尽相同，但在外交事务决策上都是专权的，并留下了风格不同的个人印记，削弱了职能部门的功能。例如萨达特在1972年7月宣布让苏联军事顾问在一周内撤走，又在1977年11月访问耶路撒冷等，都是留有强烈个人风格、甚至曾引起国内外“震荡”的外交举措。埃及学者在对埃及三代政治领袖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他们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有一些共同的特点：⑩总统是主要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凸显决策者的领袖风格；外交机构或执行机构的作用相对削弱；咨询机构比较多，但决策机构并不清楚；在决策过程中有明显的“集权主义”。
埃及政治势力和公众舆论对埃及外交的影响主要是在外交战略框架的形成等方面（所谓重大外交决策要得民心、合民意），而在具体外交政策的制定上则很难施加影响（在这方面不要说一般政党组织或集团势力和公众舆论，就是外交部等专门的职能部门也很难对决策者施加影响）。例如，虽然埃及早在1979年就与以色列签订了和平条约，实现了双边关系正常化，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但是由于以色列仍占据着大片阿拉伯领土，继续压迫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阿以对抗并没有终结，包括埃及人民在内的阿拉伯人民并没有原谅和接纳以色列。埃及民众的立场制约着埃及对以色列外交战略的发展态势。所以埃以之间实际上保持着一种“冷和平”，两国在经济合作、贸易和民间交往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发展。
尽管在实行“总统共和制”的埃及，总统在外交决策上几乎拥有绝对权力，在野党和其他政治组织“无缘”外交决策，但在某些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它们的影响力仍有可能左右或制约外交决策或对外政策的实施。特别是随着埃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和民主进程也在不断发展，非政府组织(NGO)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也比以前有所增长。因此，埃及主要政党和政治组织在对外政策上的基本态度和立场也就成为分析埃及外交政策时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下表是埃及主要政党和政治势力在对外政策上的基本立场。
重大外交政策的实施
如前所述，“三个圈子”是埃及外交的基本战略，在不同时期也有所侧重和调整，但其中心一直是阿拉伯世界，即“将阿拉伯世界作为埃及外交政策的主要活动空间，同时继续加强在伊斯兰世界和非洲大陆的外交活动……。”(11)
民族独立国家建立和“七二三”革命后，如何消除殖民主义遗迹、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维护新生的民族独立和国家权力、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维护阿拉伯国家的利益、支持亚非拉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埃及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在纳赛尔时代，埃及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阿拉伯世界和中东地区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纳赛尔不仅是埃及总统，在阿拉伯国家也有重要影响，是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领袖。
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代，埃及借助“三个圈子”彰显自身在三个舞台上的影响和作用，以实现国家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
如果说纳赛尔时代埃及外交战略的重点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那么在萨达特时代则是政治经济并举，而穆巴拉克时代就具有更多的经济意义，即通过广泛外交活动实现更多的经济利益、推动民族经济的发展。当然这种战略目标的调整是适应埃及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在客观上呼应了埃及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内在需求——由政治独立、反帝反殖民主义、维护政治经济独立，过渡到以发展民族经济为重心，特别是应对全球化浪潮冲击的形势下，通过发展经济加强埃及地区大国的地位。这种战略转变对埃及民族国家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利益和深远的战略意义。20世纪70年代末期埃以签订和平条约，实现关系正常化和此后开始推行的开放政策，可以说是这种战略调整的“转折点”。
（一）为阿拉伯民族利益而战
埃及在维护阿拉伯民族利益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其他国家无法替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积极支持中东各国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在4次中东战争（巴勒斯坦战争、苏伊士战争、“六五”战争、十月战争）中，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的大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据统计，埃及在4次中东战争中的经济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12)
在数十年的抗以斗争中，埃及曾与阿拉伯国家一起“并肩作战”，而为了实现和平，埃及却曾“孤军奋战”。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为了打破“不战不和”的局面，埃及毅然采取了和平主动行动：1977年萨达特在以色列议会发表讲话、1979年同以色列签订了和平协定。虽然埃及的和平主动行动赢得了世界许多国家的赞誉，但在阿拉伯世界却遭到抵制和制裁：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先后与埃及断交，停止了经济援助与合作项目，甚至停止了埃及的阿盟成员国资格，阿盟总部也从开罗迁到了突尼斯。(13)埃及曾被排斥在阿盟之外达十年之久。
然而历史似乎与人们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其发展进程在划了一个巨大的“C”字之后，又回到埃及开创的和平进程轨道。1991年马德里中东国际和平会议正式召开，人们在为和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重新坐下来启动中东和平进程。埃及作为最早与以色列建立、保持着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国家，自然就成为阿以和谈中沟通各方信息、协调各方立场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开罗不仅是巴以谈判的重要地点，还是穆巴拉克与各方首脑会晤的地方。穆巴拉克在埃及多次会见了阿拉法特、拉宾、佩雷斯。美国国务卿也是开罗的常客，1991年前国务卿贝克曾创下5次访问埃及的记录，1994年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则4次光顾开罗。尽管1993年巴以《临时自治原则宣言》、1994年约以和平条约都是在华盛顿签署的，但大量的谈判、磋商、协调工作都是在埃及完成的。而协议在实施过程中，巴以双方在1994年达成的《第一阶段加沙、杰里科自治协议》、1995年的《关于分阶段实现自治的联合声明》、1999年就《怀依协议》的执行问题达成的新协议等，也都是在埃及签署的，故又分别被称为“开罗协议”、“塔巴协议”和“沙姆沙伊赫协议”。
无论在战争还是在政治谈判中，埃及为维护阿拉伯国家的利益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埃及的地区大国地位也由此得到彰显。
（二）对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政策
1990年海湾危机爆发前，埃及就为解决伊拉克和科威特争端积极进行斡旋，反对任何国家对他国以武力相威胁。危机爆发后，同年8月，穆巴拉克总统在开罗主持召开了阿拉伯紧急首脑会议，并通过决议，谴责伊拉克入侵吞并科威特、要求伊拉克立即撤军，还决定派遣阿拉伯部队保卫海湾国家。为保卫海湾国家的安全，9月，3艘埃及军舰载有数千名军人，以及坦克、火箭等军事装备，通过苏伊士运河驶往海湾。12月，埃及又向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增派突击队和伞兵，使埃及在海湾的军队达到近4万名。实际上，埃及参加多国部队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其军队在实战中的作用，使多国部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多国部队，表明埃及得到支持的广泛性。1991年埃及还与叙利亚和海湾合作委员会6个成员国组成了“八国集团”，主张建立阿拉伯维持和平部队，取代驻扎在海湾的外国军队；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协调其立场，保持阿拉伯立场的一致性和掌握主动性；还建立一项150亿美元的合作基金，向在海湾战争中支持科威特的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等。
尽管埃及支持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发动海湾战争并派兵参战，但是埃及却反对美国绕过联合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2003年）。埃及始终强调应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危机，反对美国以任何借口来推翻另一个合法政权。埃及认为，伊拉克战争是违反国际法准则的非正义战争。穆巴拉克严肃地指出了战争的负面影响，“伊拉克战争并不能帮助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摆脱恐怖主义。这场战争造成的死亡和破坏将导致新一代恐怖分子的产生，恐怖主义的网络将遍布世界每个地方。伊拉克战争无异于点燃了一场大范围的恐怖主义之火。”(14)
伊拉克战争的主要军事行动宣布结束后，埃及主张，由伊拉克人民自己选择合法政府，进行自由选举；结束外国军事占领、撤出侵略军；联合国应在伊拉克重建中发挥主导作用。
（三）关于反对恐怖主义
反对恐怖主义，最初是埃及国内政治和社会安定的需要，后逐步发展为埃及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把反对恐怖主义作为一面旗帜，有利于埃及在国际社会树立正面形象，扩大自身影响，同时也配合国内打击恐怖主义。
尽管埃及一直反对恐怖主义，但与欧美国家提出的反对恐怖主义并不是一回事，表现为既斗争又合作。埃及在20世纪80和90年代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也遭到欧美等西方国家在宗教自由、保护人权和倡导民主等口号下的反对。所以埃及谴责一些欧洲国家在所谓民主的旗帜下庇护恐怖组织，允许它们自由活动。(15)在近年来的反对恐怖主义活动中，埃及也在不断地阐述“恐怖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它并不等同于伊斯兰教，并无阿拉伯或者伊斯兰的属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穆巴拉克总统曾先后70多次在国内、国际会议等场合发表重要讲话，阐述埃及坚决反对恐怖主义的立场和政策。穆巴拉克是中东和伊斯兰国家中最早比较详细地论述恐怖主义的领导人，他提出一些诸如采取国际行动和在联合国框架内协调行动等具体措施，还指出必须把反恐与政治倾向区分开，反对把恐怖主义同某种宗教或民族联系起来的“滥用反恐的做法”。
埃及主张不仅要反对恐怖主义行为，还应注重铲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埃及认为，公正、全面地解决阿以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是铲除中东地区恐怖主义的重要条件；反对以色列打着反恐的旗号将巴勒斯坦人民合法反对占领的斗争与恐怖主义联系起来的做法。(16)
埃及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反恐为名推行其文化价值观的作法，穆巴拉克指出，必须防止利用国际反恐行动来实现狭隘的政治利益、用武力改变领导人和政权的企图，或者将那些与人民的历史、观念、价值观不符的文化或观念强加于人的企图。因为那只能造成更大的分裂，加深仇恨，对我们的社会、人民构成了最大的危险。(17)
（四）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埃及
埃及曾5次担任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分别是1946年、1949～1950年、1961～1962年、1984～1985年和1996～1997年），加强了它在国际事务、特别是在阿拉伯世界、中东地区和非洲地区事务中的地位。一些埃及人在国际组织中担任要职：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国际组织——阿盟的秘书长几乎一直由埃及人担任，埃及副总理兼外交国务部长布特罗斯·加利博士曾任联合国秘书长（1992～1996年）。此外，埃及议长法特希·索鲁尔博士曾担任各国议会联盟主席、萨拉吉丁曾担任世界银行行长等，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埃及的国际地位和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力。
埃及密切关注联合国改革问题，利用自身的地缘政治优势与非洲国家密切合作，“有条不紊”地争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早在20世纪末埃及就促成非洲国家在这一问题上形成一致的立场：即先是1994年在突尼斯召开的非统第30届首脑会议上，推动非洲国家在《突尼斯宣言》中提出增加非洲国家在安理会中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后又促成非洲国家在1997年非统首脑会议发表的《哈拉雷宣言》中进一步提出，在联合国改革进程中，非洲应获得安理会2个常任理事国席位和5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在2000年和2004年联合国大会上，埃及代表也先后提出，埃及有资格承担起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责任。埃及政府认为，埃及是非洲、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交汇地，在非洲、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如果埃及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将在扩充后的安理会中更好地代表上述文化和文明，有力地推动全球范围的和平与发展。
1994年7月初，在穆巴拉克总统的倡议下，首届地中海论坛外长会议在埃及亚历山大召开。埃及、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葡萄牙、希腊和土耳其等国家的外长与会。此次会议旨在推动地中海沿岸国家进行对话，加强该地区的安全，增进各个领域中的合作关系。1996年3月，穆巴拉克总统在西奈的沙姆沙伊赫主持召开了世界反恐怖首脑会议。美国总统克林顿、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巴解组织主席阿拉法特、以色列总理佩雷斯，以及英、法、沙特等国的首脑和政府代表，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等出席了会议。各国首脑云集埃及表明了世界各国反对恐怖主义的决心，也反映出埃及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
埃及还为维护地区甚至世界和平作出了一定贡献。从20世纪60年代起，埃及就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在此期间曾向刚果派出维和部队。(18)90年代埃及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向安哥拉、波黑、中非、克罗地亚、马其顿、格鲁吉亚、西撒哈拉、利比里亚、卢旺达、索马里、莫桑比克等国家和地区派遣维和士兵、观察员等，(19)目前仍在克罗地亚、刚果、东帝汶、格鲁吉亚、塞拉利昂、西撒哈拉这些国家和地区派驻了维和士兵和观察员等。此外，埃及还向阿曼、沙特、刚果等国派遣了军事顾问等。(20)
（五）外交活动带来的经济效益
埃及的积极外交活动不仅扩大了埃及的政治影响，也为自身赢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由于埃及在海湾危机中反对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立场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赞赏，先后有20多个国家和金融机构向埃及提供贷款和紧急援助，并免除了250多亿美元的各类债务。(21)其中数额较大的是海合会取消埃及70亿美元的债务，同时还决定在此后数年中每年向埃及提供10亿～2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埃及的经济建设。(22)1990年沙特和阿联酋分别向埃及提供了10亿和6亿美元的援助。美国免除了埃及70亿美元军火债务。(23)近年来，美国每年向埃及提供20多亿美元的经援和军援，是中东地区仅次于以色列的第二大（美援）受援国。1998年美国决定在未来十年内对埃及的经济援助每年减少5%。但是2005年3月美埃又签署了一项经济援助谅解备忘录，根据协议，美国将在2005～2008年向埃及提供9亿美元的现金援助。(24)1991年7月，埃英签署了一项免除埃及3.4亿英镑债务的协议。1994年1月法国向埃及亚历山大市赠送了一座高18米、价值2700万美元的灯塔。9月法国向埃及提供了用于市政建设的5.44亿法郎经援款。1994年埃及分别从瑞士、英国、意大利得到2000万美元、800万英镑、2000万美元的赠款；荷兰提供了1000万美元用于农业项目的贷款；德国同意向埃及提供2.27亿马克贷款；意大利除赠款外还同意提供9400万美元贷款；欧盟也决定提供9300万美元贷款，推动埃及国有企业向私有化过渡。海湾战争后，日本免除了埃及2.2亿美元的债务。日本财团同意与埃及和阿拉伯国家合作在亚喀巴湾兴建一座投资总额为12亿美元的化工企业。此外，日本还将帮助埃及在苏伊士运河上修建洲际大桥的计划也纳入了两国合作的议事日程。
结语
在中东和非洲地区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总是可以看到埃及的作用和影响，而埃及的外交魅力也正是在复杂多变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展现出来的。
近现代埃及社会政治发展进程与中东其他国家相比并无太大的区别，但埃及作为地区大国，其外交政策始终保持一致性和延续性——“三个圈子”构成了埃及总体外交战略的框架。
在全球化浪潮形成的严峻挑战面前，在融入全球化、消弭全球化浪潮引发的消极因素等重大问题上，埃及比以往更加注重自身在“三个圈子”中的作用，协调与上述三个方面的关系，借助三个方面的力量“扩展和延伸”自身的实力。协调与上述三个方面的关系，甚至关乎埃及在世界格局变化、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命运与前途。正所谓，借助“三个圈子”，埃及就是有影响的地区大国，使世界主要大国不能小视埃及的存在、力量与影响；反之，即失去“三个圈子”的舞台，埃及就不是有影响的地区大国，其国力和影响也就“无足轻重”，很难在世界格局变化和全球化浪潮下获得有影响力、有优势的国际地位。“三个圈子”对埃及的重要意义，以及埃及与“三个圈子”的微妙关系无疑是考察埃及对外政策的重要视角和内容。
冷战结束后的埃及外交政策不仅仅立足于阿拉伯世界和中东地区，而且借助“三个圈子”扩大外交空间，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埃及不仅是中东地区举足轻重的国家，也是当今世界政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
注释：
①加迈尔·阿卜杜·纳赛尔著：《革命哲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8页。
②Ahmed Abdulhayi,Al-Siyassa Al-Dawliya,p.70,January 2000,Cairo,Egypt.
③迄今为止，埃及共有4位总统执政。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首任总统穆罕默德·纳吉布（1953年6月～1954年11月）在埃及政治发展进程中并无甚大影响。故本文主要涉及纳赛尔、萨达特、穆巴拉克3位总统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④曾任《金字塔报》主编，与纳赛尔私交甚密，撰写了多部有关埃及政治、国际关系的著作。
⑤1973～1977年曾任埃及外交部长。
⑥乌萨曼·巴兹曾就读于开罗大学和哈佛大学，是职业外交官，在萨达特时期参与了《戴维营协议》的谈判，深得两代总统的赏识。
⑦穆斯塔法·法基为总统的新闻秘书，并担任总统与外交部之间的联络官。
⑧Bahgat Korany & Ali Hillal Dessouki,The Foreign Policies of Arab States:the Challenge of Change,Westview Press,1991,p.168.
⑨Bahgat Korany & Ali Hillal Dessouki,op.cit.,p.169.
⑩Al-Siyassa Al-Dawliya,p.71,January 2000,Cairo,Egypt.
(11)Refer to"Year Book 2004",State Information Service,http://www.embassy.org.cn/eg/
(12)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编：《北非五国经济》，时事出版社1987年版，第75页。
(13)1945年阿拉伯国家联盟成立时，埃及是创建国之一，且阿盟总部一直设在埃及首都开罗。
(14)2003年2月20日穆巴拉克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的讲话。
(15)1995年8月31日穆巴拉克对德国广播电视的讲话。
(16)2001年11月、2002年4月穆巴拉克在人民议会和庆祝西奈解放庆典上的讲话。
(17)2002年11月16日穆巴拉克在人民议会、协商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18)Al-Siyassa Al-Dawliya,Cairo,Egypt,January 2000,p.81.
(19)The Military Balance 1998,pp.284-291,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London.
(20)The Military Balance2002-2003,p.103,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London.
(21)参见《世界知识年鉴》，1995～1996年版；http://info.datang.net/A/A0341.HTM。
(22)参见埃及中东通讯社1990年10月25日讯。
(23)参见《新华社新闻稿》，1990年12月31日。
(24)参见《人民日报》，2005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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