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监督理论的创新与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领导集体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党和国家政权建设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监督问题，特别是面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艰巨任务，明显加大了监督的力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监督的思路、途径、方法作了创新性的探索，从而推动了监督理论的深化和监督实践的深入。
一、强化和拓宽人民群众监督的力度和渠道
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让人民监督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是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同时，只有依靠人民群众进行监督，才能充分发挥群众无比巨大而广泛的力量，造成强大的监督声势，对腐败分子产生极大的震慑作用。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除了加强和健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传统的人民监督的形式外，还着力开拓人民监督的新渠道。第一，广泛建立了以办事公开为主要内容的公开制度。公开就意味着监督，只有公开，人民才能知情，才能监督。因此，中央要求，除属于国家机密的事项外，凡办事内容、程序、结果和办事纪律等都要向社会公开，便于群众知情和监督。自党的十四大以来，各地纷纷建立了关于政务公开、村务公开、企业事务公开的一系列制度，减少了为人民群众所反感的“暗箱操作”，避免了一些消极腐败现象的发生，沟通了人民群众同党政机关的联系，形成了人民群众对权力机关经常的、广泛的监督。第二，建立举报制度。举报是公民对有关人员及单位的违法违纪、损害社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向专门设立的机关进行检举和控告。目前，一个以纪检、监察为枢纽的纵横交错的举报网络已经形成，举报制度日趋完善，举报的监督效果十分明显。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在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所有经济犯罪案件中，由群众举报的占80%。可见，举报制度的威力之大。第三，强化了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反映意见、参与国家管理的重要渠道，它能起到其他监督形式所不能起到的独特监督作用。党和政府历来重视舆论监督的作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舆论监督的成就，积极支持舆论监督，舆论监督的力度在不断增强。据统计，中央及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电视台共开办热点引导和舆论监督节目60个，全国31家省级党报都设有热点、焦点类栏目。这些新闻媒介在党的领导下很好地发挥了舆论监督的作用。第四，加强了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监督。包括规定从2001年起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在规定范围内进行民主推荐；拟任人选要在本单位、本部门进行民意测验，多数群众不赞成的，不能任用；对在年度考核以及届中届末考察中，民主评议不称职票达三分之一以上的领导干部，要免去其现职等等。通过这些新的形式，强化了人民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监督作用。
二、改革监督体制，强化专职监督，探索新的监督领导体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适应新时期民主法制建设的要求，党和国家先后恢复了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国家行政监察机构。党政监督机构的恢复对于加强廉政建设，保护和推进改革开放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党政监督机构分设形成的党政监督分离的体制也存在着不足，表现为实际工作中存在重复调查、重复核查、重复检查和重复设置办事机构的问题，以及办案中时常发生相互推诿，甚至无人负责的情况；对公务员和党员领导干部进行政绩、党纪处分在程序上有时不够协调，不利于发挥监督机关的整体效能。为解决这些问题，根据十四大精神，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实行合署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履行两种职能的体制。自合署办公以来，各级纪检和监察机构，在行使监督职能上做了大量的工作，成效显著，充分发挥出了合署办公的整体优势，也充分证明了这一次改革的正确性。
为了充分发挥纪检监察等专职监督机关的作用，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还在坚持现有的监督领导体制的前提下，强化了纪检监督的权威性。中国共产党的纪检和监察监督采取的是双重领导体制，即纪检监察机关既受同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又受上级纪检和监察部门的领导。这种体制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在实践中也出现了纪检监察机关对同级党委和政府监督难的问题，特别是对“一把手”监督难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中央对纪委监督的制度作了若干改革，通过建立巡视制度和赋予新的权力，使纪委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更多的渠道和办法来履行监督职能。
第三代领导集体还在国家的一些经济部门中探索新的监督领导机制，即垂直监督机制。我国各种形式的监督大多实行的是双重领导体制，这种领导体制下执法监督机关缺乏应有的地位和独立性，容易受到各方面的干预，不敢或难以独立行使管理和监督权。为解决这个问题，党中央和国务院在政府有关经济部门探索和实行了新的领导体制，如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中国人民银行部门实行垂直领导体制。这一改革有助于把这些机关建设成统一、高效和有权威的执法机关，使其独立地行使监管职能。这一改革也是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我国监督体制的新探索，它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监督理论与实践的深化和发展。
三、强化监督立法，提高监督的法制化、制度化水平
监督立法是建立和完善监督机制，进行有效监督的前提和保障。监督主体执行监督职能，必须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有关法律为准绳。如果缺乏监督立法，就会造成监督机关无法可依，无章可循，使监督缺乏标准和依据，易导致监督的盲目性和随意性，甚至产生负面功能。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忽视了法制建设，致使立法不足，有关监督的法律较少，有些领域甚至还是空白。立法的滞后给监督带来了消极影响，如是与非、合法与不合法的界限有的没有法律规定，有的规定不清，这在监督中易引起混乱。同时，又使得监督机构对腐败现象的监督或惩处缺乏法律依据和法制手段，这就大大影响了监督工作的严肃性、公正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始把监督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江泽民十分重视法制建设，在继承邓小平法制思想的基础上，在党的十五大上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针。从党的十五大以来，我国监督法制化的进程明显加快，有关监督的党规国法大量制定，目前已构成了一个相对完备的监督法律体系，把监督工作纳入到了法制轨道。这就既使监督者有法可依，又为监督有序、规范发展提供了完备的制度保证，从而使监督更具操作性、权威性和实效性，大大提高了监督的制度化、法制化水平。
四、强调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注重自律监督
自律是相对他律而言的，是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自觉按照道德规范、纪律和法律规定而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我评价、自我约束和自我调整的境界和能力。从反腐败的过程来看，自律是治本的一环。因为制度是要靠人执行的，人是权力运行的主体，掌握权力的人具有良好的素质，是保证权力不被滥用的重要前提。同时，抑制机关公职人员腐败的外在制度、措施，也只有内化为干部自身的自律制度，才是真正恒久有效的制度。因此，江泽民在强调异体监督的同时，十分重视领导干部的自律监督，强调党员干部要经常按照党章和党内的各项规定对照检查，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规范行为，严以律己。坚持“四自”，总的来说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自觉地用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规范自己，用党章和党的各项规定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确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具有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提高党员干部的自律能力很重要的一条是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为此，中央开展了“三讲”教育，对提高领导干部的自律能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自律需要有“标准”，这样才能以此为尺度进行自我衡量和矫正，因此，制定廉洁自律的规定是十分必要的。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了一系列廉洁自律的规定，供领导干部自觉遵守，自我检查，如规定从2001年起实行领导干部家庭财产报告制度；规定领导干部不准收受下属单位和个人的现金及有价证券；规定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不准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聘任等等。
五、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权力分解与制约机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权力进入市场，从而发生“权钱交易”，因此，要消除权钱交易，就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让权力退出市场。对一时无法退出市场的权力要加强监管，进行必要的分解和配置，防止权力过分集中而导致权力滥用。按照这个思路，中央在反腐败过程中，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对权力特别是对容易发生以权谋私、权钱交易部位的权力进行合理的分解和配置，以加强监控。第一，强调各级党政机关一律不准经商，已经经商的必须按规定同原机关彻底脱钩。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和中央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第二，实行“收支两条线”。为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和监督工作，中央要求各级公安、检察、法院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必须全面实行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中央一级、省一级的其他执收执罚部门，都要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第三，建立健全有形建筑市场。加强对工程招标、投标的管理，建立公开、公正、平等竞争的工程发包承包制度。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工程发包承包的单位和个人，不论有无谋取私利，都要根据情节轻重作出处理。第四，推行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和会计委派制度。规定要认真执行《县级以下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并把审计结果作为领导干部任职的一项重要依据，并在国有中小型企业和集体企业试行和建立会计委派制度。第五，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规范行政审批权力。规定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各省的地（市）级政府部门要继续清理行政审批项目，可以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都要取消；能够用市场机制代替行政审批的，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处理，如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等。对那些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要建立健全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要规范程序，减少审批环节，公开审批程序和结果，接受群众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