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思想对毛泽东早期文化观形成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严复论文,文化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形成与他的民主主义立场的确立是密切相关的。研究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形成，对于研究他早期思想的其它内容以及他由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的逻辑进程，都是十分必要的。然而，若要搞清毛泽东早期文化观形成的条件及其内容，不能不涉及到严复这位思想家对他的影响。
一
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是他对中西文化最初进行分辨、比较、评价而形成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其核心是中西文化之比较观，同时还包括对于中国文化应向何处去所做的初步回答等内容。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形成，除了急剧变革的社会历史条件的推动和他主观上对民族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全面深入的学习和研究等因素外，受在他之前及和他同时代思想家中西文化观的影响，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在毛泽东之前的近代思想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除了康有为、梁启超外，就数严复了。
严复作为我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的思想对于自19世纪中期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文化的变革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与近代中国其他一些著名思想家不同，严复早年不是循着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成长道路前进的，而是由于各种原因使他对西方文化有了比较早的和直接的了解、领悟，并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西方文化观之后，再转向中国传统文化的。严复早年入洋务派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又于1877年奉派赴英国进修海军。在英国进修期间，严复并不是把全部精力只用在海军的业务上，而是时常出入英国的法庭，观其听狱，以期从制度、法律和文化层面探求中西之间的本质差异和中国富强之道。所以，严复对西方文化直接而广泛的了解程度，对中西文化差异认识的深刻性，以及对介绍、宣传西方思想学说所做出的努力是其他人所不及的。严复所译的《天演论》、《原富》、《群学肆言》、《群己权界论》、《法意》等一批西方学术名著，为近代中国思想界提供了急需的智慧资源，也为此后中国文化的变革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思想理论基础。对于毛泽东来说，尽管严复的这些思想材料提供于他的早期文化观形成之前，并且当毛泽东开始向民主主义立场转变之时，严复已开始背离自己早年的辉煌历史，沦落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或说政治保守主义者，但严复上述重要思想材料尤其是他的中西文化观对于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形成确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接触严复的译著和思想加速了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向前发展。
毛泽东的早期文化观在形成过程中，大体经历了两次重构，第一次发生在新文化运动前，第二次则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后。这两次重构都是在毛泽东更全面地学习和了解西方文化，从而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的条件下发生的。其中第一次重构的发生，与毛泽东学习严复的译著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或者说严复大力介绍的西方思想学说对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第一次重构起到了十分明显的和至关重要的作用。
毫无疑问，毛泽东的文化心理素质的最早积淀是中国传统文化。大约在1909年以前，毛泽东只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塑造，只是在1909年春夏，当他读到资产阶级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一书时，才第一次间接地接触到西方文化，直到1912年至1913年他到长沙定王台省立图书馆自学时，才开始系统的接触和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在这里，他不停歇地埋头读了大量中外书籍，特别是严复译的八种书他几乎都一一认真地研读过。而从这些译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严复具有极强的现实观，他渴望中国变化和富强，他的译著不仅仅介绍了西方的思想学说，而且在对西方文化深刻领悟的基础上提出了诸多可贵的见解。所以，阅读严复的译著，不象阅读其它有关西方文化的书籍，只是受到西方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是直接受到严复中西文化观的影响。如毛泽东认真研读的《天演论》等，有力地批判了封建传统文化的保守性，充分肯定了西方文化自由、平等、民主的进步性，大力宣传“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观点；认为中西方传统的最大差异是中国好古而忽今，西方力今以胜古；阐明了中国在列强侵吞的危急形势下，只有采取西方之法，“早日变计”，才是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等等。这种思想观点对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形成显然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后来当毛泽东回顾这段学习生活时说，这半年的自学生活对他“极有价值”。（注：〔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第120页。）
总之，从1912年至新文化运动发生这一期间，由于毛泽东对西方文化如饥似渴的学习和研究，特别是受严复中西文化观的影响，当然也包括受康有为、梁启超中西文化观的影响，使他头脑中的传统观念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传统文化的地位在他的头脑中被大大削弱，中西文化兼收并蓄的局面开始出现，从而发生了他早期文化观的第一次重构。1915年毛泽东《致湘生信》和《致萧子升的信》中的一些观点明显反映出他这一时期文化观的重大变化。而这一变化是毛泽东早期文化观形成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步，它为新文化运动后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第二次重构奠定了基础。仅从这点说，严复的著作及思想对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形成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其次，对严复思想直接吸收利用是毛泽东早期文化观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
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起点并非很高，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按照严复和梁启超的文化观的模式作初步建构的。就严复的文化观来说，许多重要观点都被毛泽东吸收利用，所以，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明显带有严复思想观点的印迹，反映了对严复一些思想的认同。对比毛泽东和严复的文化观，二者在诸多方面具有一致性。如：
第一，严复和毛泽东都注重中西文化的比较，都是通过中西文化的对比来阐明对待中西文化的根本态度的。
严复第一个对中西文化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比较。他通过对中西事理、中西自由观、中西古学、中西社会、中西政治、中西婚俗、中西国民资格、中西治制、中西君民关系等方面的认真比较，揭示了中国衰弱和西方强盛的原因，说明了中国吸纳西方近代先进思想文化、改造传统文化结构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与严复对待中西文化的这种思路和方法一致，毛泽东首先主张“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22页。）。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基本内容是中西文化的比较观。他从中西文化的性质、基础、特征等方面入手，对中西文化的差异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通过对比，找出中国文化缺乏民主和科学精神的原因以及西方文化的长处，从而探索改造中国文化的道路。
第二，在中西文化的“体”和“用”的问题上，虽不能说毛泽东与严复的思想观点完全相同，但他们首先都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
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体”和“用”问题一直是思想文化领域论争的焦点。严复鲜明地树起了反对中体西用模式的旗帜，他尖锐地批判指出：“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注：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外交报》第9期。）。对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循而用之，其害于吾国长进之机，少者十年，多者数纪。天下方如火屋漏舟，一再误之，殆无幸已”（注：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外交报》第9期。）。严复极为赞赏西方社会的自由为体、 民主为用的模式，认为西方社会远远强于中国的原因，在于自由和民主，即“捐忌讳，去烦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注：严复：《原强》，1895年3月6日《直报》。）。
毛泽东在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中，以沉重的心情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毫不隐晦地承认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进而认识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是一种“自大的思想”，“空虚的思想”，“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362～363页。）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不可能学到西方文化的精华，而只能学其皮毛，更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之坏空气。他尖锐地指出，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看来，“中国是一个声名文物之邦，中国的孔教甲于万国，西洋只有格致枪炮厉害，学来这点便得”，于是，“设若议论稍不如此，便被人看做‘心醉欧风者流’，要受一世人的唾骂了”。（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出版， 第363页。）毛泽东在批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理论的同时，主张对中国文化作彻底改造。他同样赞赏西方的自由、民主和科学精神，因而，他严厉批判那些反对引进西方文化的封建卫道士，提倡大力引进西方文化，确立新学的地位。
第三，严复和毛泽东都把价值观念作为一种文化的根本特征。
严复在对比中西文化过程中，明显地从价值观念的角度分析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他看来，近代西方以自由为最高价值，人的自由发展是天赋的本性，凡能申张人的本性的行为就有价值，反之则无价值。他说：就自由一言，“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注：严复：《论世变之亟》，1895年2月4日《直报》。）。而与此相反，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观念是服从，为君为父为夫者，只有权利而无义务，为臣为民者，只有义务而无权利。总之，“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重讥评”（注：严复：《论世变之亟》，1895年2月4日《直报》。）。严复最终把自由归结为西学的命脉。
毛泽东关于中西文化价值观念差异的阐述，充分反映了与严复上述思想观点的一致性。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等文中充分论证了中西文化的基础不同，决定其根本特征不同，即价值观念不同。他认为，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家族主义基础之上的，而家族主义的精神贯穿在政治、法律、伦理、道德、学术、风俗等之中，集中体现为三纲五常。而三纲五常确定了人际之间只存在一种严格的服从关系。因此，中国封建文化的根本特征是泯灭自我的奴隶主义，“服从”具有最高价值，即人人都要服从天命，服从皇权，服从尊者，服从他人。与此相反，近代西方文化的根本特征是注重个性的实现和完善，它是一种以个人为本位的文化，宣传个人具有最高价值，“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51页。）。总之，与严复一样，毛泽东也认为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是价值观念的差异。
第四，严复和毛泽东都认为中西文化的根本对立是家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对立。
严复在对比中西社会、中西政治、中西婚俗等方面的差异时，明确地指出了中西文化的根本对立在于家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对立。他指出，中国长期处于宗法社会，未能演进为国家。观中国之历史，“由唐虞以讫于周，中间二千余年，皆封建之时代，而所谓宗法亦于此时最备。其圣人，宗法社会之圣人也。其制度典籍，宗法社会之制度典籍也”（注：严复：《〈社会通诠〉译序》。）。而此后宗法社会长期延续不变，“盖四千数百载而有余也”。相反，西方国家的形成是按照地域划分居民的，而不象中国是按宗族的血缘关系来划分的，所以，西方社会的演变是迅速的。严复说：“吾尝考欧洲之世变，希腊罗马之时尚矣至其他民族，所以今号极盛者，其趾封建，略当中国唐宋间。”（注：严复：《〈社会通诠〉译序》。）由于中西社会演化进程不同，就造成了中西文化这种家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对立。
与严复上述思想观点相一致，毛泽东认为，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家族主义基础上的，而家族制度是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基础构造，因此，中国不是一个国家组织，而是一个家族组织。他说：“这四千年文明古国，简直等于没有国。国只是一个空的架子，其内面全没有什么东西。”人民只是一盘散沙，“一点没有组织，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看不见，一块有组织的地方看不见”（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530页。）。由于人民没有国家观念，因而没有法律观念。所以，数千年民智不开，闭塞保守，难于进化。由于国民缺乏国家思想，只有宗法思想，只追求宗法关系基础上的“和谐”，不懂得国家关系上的竞争，这是近代中国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此相反，近代西方国家是建立在国家主义基础上的。即西方国家在一开始形成时，便是打破氏族界限，按地域而不是按血缘关系划分居民的，“‘国’的要素为土地、人民、主权，主权尤为要素中的主要素”（注：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526页。）。 这就决定国家观念是西方文化中最重要的观念。而具有国家观念是西方文化进步的重要原因。毛泽东的这些观点进一步体现了他对严复思想的吸收和利用。
当然，毛泽东对严复文化观点的吸收，不仅仅表现在上述四个方面，如严复提出的富国阜民之道，“必皆有事于西学”（注：严复：《救亡决论》，1895年5月4日《直报》。）；欲谈救亡和自强，“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注：严复：《救亡决论》，1895年5月5日《直报》。）；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必须以发展民智、民德为目标等重要思想，也都体现于毛泽东的早期文化观当中。
二
严复作为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他的思想存在局限性。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形成虽受到了严复思想的深刻影响，并直接吸收利用了严复的思想观点，但并没有停留在严复思想的水平上。毛泽东作为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的文化观代表了当时思想界的最高水平，因为他不仅接受了严复等人的合理思想，而且他又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直接受到激进民主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杨昌济等人文化观的影响，所以，毛泽东的早期文化观可谓是先进思想的集大成。较严复比，他站到了时代的更高处。同时，毛泽东在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勇于探索，善于思考，尤为注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事了大量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实践活动。他的思想是在求实、探索和广采博取中前进的。因此，他的文化观在许多方面突破和超越了严复的思想，因而更接近于真理。
第一，较严复比，毛泽东的早期文化观对某些问题的阐述更具体、更深入了。如，严复对中西文化作了大规模的比较，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改造中国文化，重建中国文化体系，但他未在理论上对中西文化对比的目的加以明确的阐述。与严复不同，毛泽东在比较中西文化的同时，明确地说明了这种对比的目的在于“外观世界之潮流，内审自身之缺陷，免负职责，振起朝气”（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496页。），以及“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注：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22页。）。再如，毛泽东除了从文化的性质、基础、价值观念等方面对中西文化加以比较外，还就中西文化更具体的特点进行深入比较，从而进一步揭示出中国文化的缺陷。他指出并论证了以下观点：一是中国文化重承袭，重门派，“古今门户之争，在政有君子小人，清流浊流之分，在学则有汉氏、宋氏、程、朱、鹿（陆）、王之异”（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4页。），从而造成了只注重学问合于人意，而不注重学问合于真理的传统。相反，西方文化重个性，重独创。西方“现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的独到所创获。最重要的是‘我’，是‘个性’，和中国的习惯，非死人不加议论，著述不引入今人的言论，恰成一反比例。”（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368页。）二是中国文化重文字功夫，以研究科学的时光，多消磨于研究文字，而西方文化重科学。三是“吾国古学之弊，在于混杂而无章，分类则以经、史、子、集，政教合一，玄著不分，此所以累数千年而无进也。若夫西洋则不然，其于一学，有所谓纯正者焉，有所谓应用者焉，又有所谓说明者焉，有所谓规范者焉，界万有之学而立为科。于一科之中，复剖分为界，为门，为纲，为属，为种，秩乎若瀑布之悬岩而振也”（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82～83页。）。四是中国文化重静，因而暮气沉沉，缺乏朝气。西方文化重动，则奋发向上。毛泽东评价德国文化时指出：“德国民族，晚近为尼采、菲希特、颉德、泡尔生等‘向上的’‘活动的’哲学所陶铸。声宏实大，待机而发”（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352页。），等等。毛泽东上述这些比较， 在严复的文化观中极少涉及。
第二，在对待中西文化的“体”和“用”的问题上，如前所述，毛泽东和严复有一致之处，即都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但同时又有不同之处，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思想观点最终大大超越了严复。严复在树起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旗帜后，只是一味地赞扬和主张西方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模式，而对中西文化各自都缺少辩证的观点，尤其是对中国文化，只看到了落后的一面，未看到有好的一面，这就必然倒向“全盘西化”论的一端。毛泽东则不然，他既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同时又明确地提出反对“全盘西化论”的观点。他对中西方的文化都采取了科学的辩证的态度，他虽然认识到了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但他并不认为中国文化绝对的坏，西方文化绝对的好，而是认为它们各有优缺点，都需要改造。他说：“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474页。） 对于西方文化，毛泽东还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它的缺陷。1917年8月23 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86页。）1917年9月，毛泽东与张昆弟进行过两次谈话，其中也涉及到了西方文化的不足，他指出：“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638页。）。
总之，毛泽东虽认识到中国文化的落后，并对西方文化进行热烈的追求，但并没有走向任何一种极端，而是走向了科学。
第三，在如何建立中国文化的问题上，毛泽东也远远超越了严复。严复渴望改变中国文化的落后状态，重建中国文化体系，但如何重建中国文化，严复只强调彻底改造中国文化和全面吸收西方文化。在他看来，新学旧学合一炉而治之者，“徒虚言耳”（注：严复：《与熊纯如书》第3，《严复集》第605页。），中西文化融合的观点在他那里也找不到。所以，他没有关于如何建立中国新文化的正确结论。与严复不同，毛泽东既提出大量吸收西方文化和彻底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张，又较正确地解决了怎样吸收外来文化和建设中国新文化的根本问题。由于毛泽东对待中西文化采取了辩证的科学态度，所以，他提出了继承、吸收中西文化的精华，扬弃其糟粕，并在中西融合的基础上创造中国新文化的正确结论，即“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82页。）。对于怎样面对中西文化和建设新文化的问题，毛泽东还主张把脚深深地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去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他说：“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7页。）， 即在广采博取的基础上吸收一切文化中有益的成分，作为改造中国文化之用。这些观点是符合中国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毛泽东对严复思想的超越为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建立科学的文化观体系，对中西文化论争做出科学总结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