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家主义的崛起与东亚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国家主义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进入二十世纪以来，象征旧制度旧秩序的封建君主制度在欧洲已经支离破碎，但文化传统中的国家主义却得到了普遍加强。在西方资本主义经历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时，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不仅导致了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也诱发了保守主义政治的回潮。国家主义向极端发展的结果，最终是激励了德国、意大利、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的极权政治理论。这种理论曾对人类的生存与安全带来最严重的灾难，它引起文明社会对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刻反思，并为之付出高昂的代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出现的政治格局，为第三世界的民族振兴和国家发展开辟了有利的环境。一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欠发达国家，在国家主义的旗帜下，纷纷摆脱了殖民统治，并积极探索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它们一方面吸收工业文明和自由经济体制的积极因素，全力发展民族经济，不断改善国家的汲取能力以及再分配功能，另一方面又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摄取凝聚国家的力量，在保留政治传统的基础上，开始了晚工业化的进程。这种既不放弃自己的传统体制，也不排斥现代文明价值的社会发展模式，意味着强权政治与市场经济的相互结合，由此孕育了一种新的国家主义形态。
从60年代初开始，新国家主义（New-nationalism ）的意识形态已经弥漫于东亚、北非和南美地区。自由经济的超常规发展，使得原本落后的文化结构和政治体制出现松动，官僚垄断资本控制社会集团利益的局面，逐渐被民营资本和市场规则所打破。这些发展中国家被迫引进西方社会的某些标准，以寻求更大范围的政治合法性。新国家主义的崛起，为第三世界的现代化道路树立了一个摹本，它的宗旨是以经济的迅速增长来维持国家的高度统一。这里，没落的历史文明和衰败的民族文化在新的年富力强的一代人中得以复苏，象征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形态也得到新的确认。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晚工业化国家已经相对丧失了一些传统的强制性，但也出现了类似权威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思潮泛滥。
一、一战以来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的危机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主要是围绕对剩余价值的最大限度的榨取和掠夺，而无力顾及社会福利的普及，从而忽略了劳动阶层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的改善。资本主义文明只是消灭了身分等级和宗法特权的制度，但出身和机遇的不平等还是被保留下来，它虽然在更大范围鼓励了个人创造，但又千方百计地在财产和权利方面，维持有产者的特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是一种能力和智性的竞争机制，但只有在机遇和权利都相对平等的基础上才能体现出来。在旧制度与新秩序交替和转型的环境下，西方社会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有效地发挥资本的潜力，致力于福利的创造，而是纷纷热衷于国际政治的角逐。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尖锐激化的结果，英、法、美等早期工业化国家面临的严重社会经济矛盾，以及德、俄、日等后发资本主义国家要求市场再分配的矛盾，决定了这场战争基本限制在新老两个资本主义集团的范围内进行。这既体现为资本主义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竞争，又包含了文明与文化的异质性冲突。而战争的结果，是在欧洲范围内促进了近代文明理念的扩展，像德意志、俄罗斯、土耳其等封建化的军事帝国，就在战争态势演变的背景下爆发了内部的革命，并促使这些君主制帝国迅速崩溃。但是，这些军事帝国的垮台，并不意味着新体制已经确立，由于传统的文明方式和文化结构的制约，尽管后来也出现了类似社会民主主义或苏维埃主义的尝试，但都没有脱离传统国家主义的浓郁色彩。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工业社会中围绕国家形式和政体性质展开的斗争，导致了各式各样的政治思潮和社会运动的出现。在确认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方面，国家主义仍是作为被抨击的主要目标，因为国家主义强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和谐、统一以及对合法性的共同信仰，来保证合理秩序和合法权威的运作，其本质是反民主主义的。但国家主义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健康互动，依此建立一个拥有自身的绝对要求的行政组织，本身又具有改良的愿望。从这个意义出发，二十世纪初期的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作为大众政治的变体，其主要的社会目标，是在于改良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汲取功能和再分配功能，调适各个阶级之间的利益差别，缓和激烈的社会对抗，所以，它始终处在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涵盖范围。当资本主义国家由政治功能型转向社会福利型以后，西方社会主义也就失去了它所要实现的目标。
在资本主义社会经历战后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时候，围绕民主政治与普遍权利的争执，又导致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大政治思潮的激烈对峙。虽然这两种政治思潮都认同民主政治被作为教义而加以接受，但在实际上却有明显的差别。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观念，其实包括两种涵义：第一，它主要意味着一套多数统治为原则的政治制度，而这种被视为“多数人的专制”的民主观念，在历史上并没有真正实行过；第二，民主的广泛意义是自由、权利以及人类尊严，即主张唯一公正的政府只能是权力有限的政府，它不能因为秩序而牺牲人民的主权和个人的自由。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民主制度不仅仅是一种统治的方法，而且也是政治社会的一种生活规则，只有使它的人民在经济上得到安全，才能在世界上保持它的理想，并维持秩序、法律和自由。
保守主义（conservatism）的民主观念则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相对立，这种观念认为文明社会主要由阶级和秩序组成，并且其间没有多大的流动，所以，保守主义不仅是贵族化的和向后看的，而且是反智主义的。保守主义者对自由的解释是把它视为“在上帝敕令范围内生活的自由，而不是怀疑和破坏的自由”，他们认为，对一切人来说，比书本和哲学更能指导行为和良心的是传统、成见和积习。保守主义不仅鄙视自由主义，也嘲笑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只是一种低劣而粗陋的生活水平的产物。保守主义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确信人性的脆弱和罪恶使普通人缺乏应用理性的能力，而且大多数积极的社会行动无益而且有害，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力机构或者某种杰出人物来统治。可见，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主要来自对传统主义和权威主义的认同，这些因素能够与国家主义的传统攀缘。
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在资本主义机制内部相互影响相互制肘的结果，使那种把国家抬高为上帝而把人民降低到国家的工具的国家主义哲学相对不受欢迎，多数工业国家也放弃了把国家神化的企图。然而，国家主义是一种隐性机制，深藏于20世纪初的文化、社会和经济历史的潜在因素中，大众绝望的感觉是渴望建立一个由精英来统治的强有力国家，而这样的一个国家所关切的主要是成功和效率，而不是民主精神的神圣或个人政治权利的保障。出于这种认识，国家主义把强权和纪律视为摆脱危机的灵丹妙药，因为它能够把无秩序的自由主义扔进废料堆，而用效率、秩序和力量来管理社会。它能用国家的权威扫清一切，使火车正点，商店营业，并解决失业和通胀危机。 这一时期出现的凯恩斯（Keynes）式的国家主义经济理论，还有福特（Henry Ford ）式的集体主义管理模式，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尽管国家主义在整体性质上是向后看的，并涵化了权威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政治思想，但它的合理性因素却不容忽视。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主义的某些合理性因素在20世纪的欧洲已经变为一种集体价值的产物，而且是一个极其昂贵的产物，因为人们已经确信，只有社会的联合力量才能提供健康、教育、娱乐、安全和美好的生活，而这些不只是富有者也是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该有权享用的。所以，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在西方工业社会并没有因个人价值的存在而受到排斥。从30年代开始，福利国家的形式已经确立，并逐渐替代那种漫无规定的自由企业经济形式，那些新的社区、企业甚至团队等也以集体主义来建构自己的价值形态。新集体主义曾被称为“爬行的社会主义”而受到垄断组织的有力抵制，但它毕竟避免了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分崩，成为一种普遍有效的医治社会分裂的精神力量。
二、国家主义向法西斯主义的蜕变
国家主义哲学对文化与文明具有一种极端偏执的倾向，它强调义务和责任比权利更重要，因而通常是推崇权威和传统，否定民主和自由，它不承认个人能够超出集体的意愿而追求个人幸福是正当的行为，所以要求统一、遵从、忠诚不渝和个人从属于团体。这种价值的最终趋向是将国家神化，使国家具有极端理想化的人格和意志。
30年代出现的法西斯主义和暴君独裁，就是依靠国家主义的这种文化特质而获得合法权力的，因为没有一个独裁者由于他的职位或者他居于支配地位的人格便有了绝对的权力。事实总是独裁者依靠占有制度，依靠暴力工具，特别是依靠族群中的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对立情结和仇恨心理，来实行极权主义的统治。法西斯主义的现象就是一个特殊政治集团敢于赤裸裸地要求全部权力并使自己行为不受任何约束时出现的非常政治状态。
在19世纪，国家主义是捍卫国家权力并使之人格化的普遍的意识形态体系，因为利用传统和权威的潜在力量来反击自由主义的理想是最合适不过的武器。
像意大利的马志尼（Mazzini ）、
德国的尼采（Nietzsche）和叔本华（Schopenhauer ）乃至俄国和日本的民粹主义者等等，都认为国家主义是阻止一个民族陷于酣睡的兴奋剂，它比一般的民族意识更具号召力，也更具扩张力。当这些国家建立起比较完整、独立的政治制度后，由国家主体感激发的民族狂热，其结果便是将自己的理想扩张到国界之外，这种情绪不仅推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导致了30年代法西斯势力的兴起和帝国精神的扩张。
法西斯主义（fascism）是20世纪残留的异质文化， 它是国家主义的某些特质向极端方向发展的必然产物。法西斯主义的宗旨在于鼓励和驱使其追随者，利用人与人之间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去建立新的压迫秩序和极权统治。这种思潮，具有极强的扩张力，只要人民的不满是起因于集体压迫或大众贫困，就有可能被煽动成对暴力的崇拜，并为后来的独裁统治提供合法化的窠臼。法西斯主义鼓吹运用暴力和强权消灭造成人们相互对立的某些社会方面和经济方面的丑恶现象，也具有极大的蛊惑性。它是文明冲突和种族仇恨的思想根源，并为结构式的暴力迫害提供伦理依据，这样，当帝国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受到激励时，便成为战争冲突的导火线。
德国在战前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新兴工业国家，军事容克与工业巨头的联合，反映了普鲁士依靠剑与火开拓疆域的传统帝国精神，对一战失败的复仇心理和工业扩张的迫切愿望，使得整个民族心安理得地坐视国家走向蒙昧主义的绝境。当希特勒利用宪法夺取了政权，进而将整个德国推入战争的深渊时，他不仅受到传统文明方式的鼓励，还得到大多数国民的支持。
意大利是法西斯主义的发源地，昔日罗马帝国的扩张以及暴力征服带来的诱人前景，对于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及其追随者来说，是聚积民族精神、摆脱社会危机的有效方式。当旧制度的崩溃使传统的保守主义甩开宗教和思想的束缚，并渴望海外扩张以及意识形态输出时，国家主义激起的政治和心理的优越感，便迅速导致了强权精神在民族文化中的蔓延，并走上军事侵略的道路。
在日本的文化中，帝国扩张的思想，传统的武士道精神，以及崇拜天皇、神化天皇的大众意识，这三者的糅合形成了日本褊狭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基础，它长期影响日本的国民，并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
在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共性中，具有相同形式的政治传统和经济背景：（一）在政治制度中残余的帝国思想和强权架构，这是以个人权威作为基础的少数人实行绝对统治的政治形式，其原则是使国家行为不受任何约束，因而排斥自由、民主、人权，它将国家垄断暴力的思想演变成极少数独裁者的意志。（二）在经济畸形发展的基础上，国家和民间积累的财富资源都被用于扩军备战，而国民经济的超常规发展具有瓜分世界市场夺取生产原料的内在要求，因而带有鲜明的侵略性和掠夺性。（三）在历史传统中都有滥用暴力和武力征服的背景，而家族化的武士传统以及相对不受控制的武装志愿集团，在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煽动下更具扩张性。（四）在种族优越的狂热情绪导引下，整个民族都被动员起来，将战争视为实现国家理想和民族价值的有力手段，国家被塑造成一部巨大的战争机器。
法西斯主义相信文化进步的基础在于意识形态的纯洁，以及对民族传统的坚持，所以精心组构了由传统、种族和国家制度为中心的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主义的理论，这里包括了集体主义、权力主义、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和反智主义的思想内容。希特勒将这一切都凝聚为国家的力量，但他美化的不是国家，而是种族或国民，这样，他的纳粹主张就更具广泛性和扩张性，这意味着，民族是“同族人民”的共同体，而国家既是维护种族完整并灌输爱国精神的工具，也是实现民族理想并迫使劣等民族屈服的工具。所以，法西斯主义的制度是胁迫所有人服从统治集团的意志，并引诱人们为夺取非正当利益而无限制地使用暴力，它建立了一个被高压的统治机构压得几乎窒息的社会，并将它推向更大的灾难。
国家主义的内在异质性向法西斯主义的蜕变，其规律在于：其一，政治并不受制于客观规律，而客观规律的依据是普遍的人性和共同的理智，当政治对集体的生存和福利无法作出合理的判断时，公共意志便失去了对暴力结构的控制；其二，政治的核心是集团利益，利益的基础又是权力，滥用权力与滥用暴力具有某种同构的关系，当利益机制受到政治权力的驱动时，国家行为便变得无法约束；其三，普遍的抽象的道德原则只对意识形态具有约束能力，一般并不适用于国家行为，当国家行为受到传统文明方式的激励，并得到政治迫害或种族仇恨的意识形态认同以后，便有可能演变成结构式的暴力组织。法西斯主义正是从国家主义的异质性文化中，汲取了公共权力不受约束的思想，认为既然国家的使命是把世界给予最优秀的人民，那么它的组织原则就必须是由天然的领袖来统治，而不是实行根据生而平等的信仰建立的多数统治的民主原则。
战胜法西斯主义，归根到底，不是一般战争的胜负问题或道德问题，而是自由与正义的胜利，是象征人类文明进步的人道精神和民主精神的胜利。它表明，自由、民主、人权、道义这些人类共同价值能够凝聚绝大多数人的力量，最终战胜邪恶和暴虐。法西斯主义给人类带来了最深重的灾难，迫使文明社会不得不对国家主义的文化异质进行深刻的省思，历史也将从更广阔的层面去澄汰这些与现代文明相扦格的东西。
三、二战结束以来新国家主义的崛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彻底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它推动了人类的进步，促进了文明在更大范围的融合。随着第三世界民主主义意识的觉醒，各国都把争取幸福和人权的思想付之于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造上，道德理想的激昂促使传统的国家主义形态出现了某些新的变化。
在亚洲各国，战后确立的政治体制一般称之为权威体制（authoritavian regime），意指参与这一统治方式的决策并为体制所认同的少数精英或集团，由此形成的政策和权力则强制一般国民接受，本质上体现了维持特殊权力集团的绝对意志。它透过无所不包的社会控制和意识形态网络来支撑高度一元的集权统治，维持秩序，操守道德，并以此为基础介入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这样，在垄断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上，透过前资本主义的某些文化建构，来分配政治和经济的利益，并获取一部分民众的效忠，从而非正式地增强了统治核心所实行的权威主义政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东亚的“四小龙模式”，就是在经历了强人政治之后，逐渐走上经济自由化的道路。这些地区，都有深厚的殖民统治和封建化的传统，它们的社会缺少自律的力量，群体中积聚的矛盾较多，所以最基本的原则是将政治力量与市场机制相互结合。在政治上，有模仿西方文明建立新型政治权威的初衷，以对付各种形式的外部力量的干扰；在经济上，则采取有限的方式，实行自由经济的制度。它们几乎都一致地奉行由政府权威规范和保护私人企业的办法，并以政府决策来防止市场的过分低落或高涨，充分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国家的汲取能力和对社会利益集团的再分配功能。
在北非的模式中，战后主要是以埃及的纳赛尔主义（Nasirism）代表的国家主义运动，这种运动与一战后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有些相似，包括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等地的解放运动，他们都因此建立了典型的权威主义政权。在北非这些种族比较单一、民间等级制度相对比较牢固的地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是紧紧交缠在一起的，宗教权力、政治权力与军事权力也都是密不可分的。一般说来，这些地区停滞不前，或处于非常缓慢的发展中，经济的某些进步并不意味着社会的完全进步，因为文化体系规定的物质需求水平并不高，而且这些社会中关于被剥夺和侵占的人权观念毕竟微乎其微。但是，在严格的国家组织形式下，由于采取了有限的市场经济机制，社会积聚了较多的活力。它们的经济效果虽然不如东亚模式那样显著，但毕竟开创了权威政治加自由经济的社会发展形式，并逐步由政治一元向政治多元转变。
在南美的巴西、智利、秘鲁、阿根廷等地区，旧的殖民地传统与保守派天主教的教义，使这些国家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文明和文化建构，类似的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政治思想也根深蒂固。从战后到60年代，南美的民粹主义者以国家利益和人民主权作为号召，积极推行国家主义的策略，像阿根廷的庇隆（Peron），巴西的瓦尔加斯（Vargas ）以及智利的阿连德（Allende）等，都曾建立了权威主义的统治。 他们在经济上大力促进了工业化和民族化，力图减少对国外的依赖，并在某些领域取得了成功。
从战后开始到70年代，在这些实行新的国家主义策略的地区，相继建立了经济起飞的基础设施，包括现代的政党体制和科层组织，并逐渐步入大众参与和社会福利普及的环境。尽管这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浅层次的模仿，但传统的政治规则已被慢慢消解，社会统治的方式也不再完全依靠赤裸裸的暴力。这种强权政治加自由经济的社会发展模式，涵盖了新国家主义政治的共同特征：
（一）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并不受民主社会那种选举和法律的约束。
（二）官僚集团采取不同的政教合一的形式，借助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体系来控制民意，驾驭国家。
（三）充分运用国家的暴力潜能或其他强制手段来保证民众服从统治层的意愿，依靠伦理精神来行使权力，维系社会。
（四）政府机构通过产权国有化和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的混合经济形式，来控制各种社会利益集团。
（五）大多数的社会成员的个人权益不受尊重或根本得不到承认，在大众参与和分享福利方面，深受特殊集团和金权政治的宰割。
在这些战后实行权威主义政治的地区，有许多形成相似制度的要素，包括群体规模、生存条件、生活方式等都受到传统因素的制约，所以个人依附和政治依附的现象是普遍的，政治往往反映了依靠传统体制和国家权威来攫夺特殊利益的少数人愿望。它们对西方体制的借鉴，只是限于资本积累时期的自由竞争和利润榨取，一般都是通过规模庞大的民间产业和廉价劳动力密集的方式，依赖国家权威体制的支持或放任，来发挥生产的积极性，拓宽市场和外汇的来源。在政治上，更多的是从保守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那里获取思想的来源，因为保守主义虽然选择了宽容和秩序，却无法容忍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论的发展。这种经济现象演变的社会形态，是使新生的市民阶层和中产阶级更加依赖于国家体制，这一时期的民间社会也没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来创造新的文化霸权和大众话语的价值体系。
四、新国家主义的政治渊源与文化背景
新国家主义在东亚，几乎源于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首先，国家的政策法规都是由非民选的政治权力体系制定并推行，重点放在排除公共参与和外部渗透的基础上，整顿社会利益集团的某些关系，施行对私人垄断企业有利的措施，这是提高社会汲取能力的必经途径。其次，是对经济体制进行有限的自由化调整，用优惠贷款方式鼓励私人企业创设有战略性资源要求的某些部门，逐渐形成国家支配的趋势，为政府权力的有效干涉提供政治依据。再次，是政治权力与经济体制的进一步融合，突出了国家的可塑性，即金钱买到影响力、权力又吸引金钱的方式，使国家无力实施自己的法律和意志。因此，建立合法化的权威主义政治势在必行。
在奉行新国家主义的社会形态中，一个普遍的规律是在不破坏传统的基础上，开辟自身发展的道路。这种发展的共同趋势是：第一，建立有效能的中央政府。第二，起用务实的社会精英。第三，采取适合国情的经济政策。第四，最大限度地利用传统价值与现代文明相互混合型的文化建构。由于这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前殖民地国家本身并不具备建立发达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往往是从本土化的建构中发掘政治文化的传统来作为新国家主义的基础。这些地区在经济起飞时，虽然资本积累、市场体系和中产阶级都已经出现，但毕竟是资本主义较低阶段的产物，它们虽然吸收了现代社会的某些物质成就。但文化的滞后使政权结构无法摆脱同特殊集团的联系以及草根政治的羁绊。为了寻找自身的合法性，便是利用那些能够说明权威政治是有道理的新保守主义观念，包括传统的和异端的。
东亚的晚工业化模式，开创了第三世界迈向现代化的格局，国家强权、私人资本与现代文化在社会中并存局面的出现，表明经济发展需要一种强势的社会结构的支持。由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均属于儒家文化圈内晚工业化的产物，所以政治与经济的共进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传统的伦理秩序和现代的价值确认常常是相互冲突又相互弥合的。在大众参与和政治主体的确认方面，是这一进程的突出矛盾。当市民阶层和中产阶级崛起，并产生新的政治文化意识的时候，传统的国家主义形式也必须随之做出新的调整。
在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共同的特征是不具备西方社会中的那种规范化、理性化的制度结构，非正式的行为规则和随机化的行为控制占支配的地位。家庭化、伦理化的倾向一直影响社会组织和经济结构的一般性规则的建立和实施。在社会经济领域内，普遍存在一种“企业家族主义”（enterpreneurial familism）的建构，这种建构使一切正式的法律、规章都可以因人、因事而被破坏或改变。从50年代到70年代，这种混乱的缺乏规则的制度结构，总是遭到周而复始的民众暴乱或改朝换代的困扰。而新国家主义的建构有助于形成和完善某种理性的制度约束，因为在内部制度中保持较大限度的国家集权，是平衡社会的有力保障。特别是对于效法市场经济不久的东亚社会来说，规范那些非成熟的自由经济和企业竞争的种种弊端，一种高度权威化和完全中性化的国家体制是必不可少的。
新国家主义的政治架构，将权威政治视为民族富强之根柢，因此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认同，但是，在与民主政治相结合的程式上，却常常是以民粹主义的社群取向为出发点。在新国家主义看来，民主精神代表了一种大公无私的传统价值，这种价值可以与民族主义相结合，使民主成为一种群策群力、团结爱国的思想，也可以与乌托邦主义结合，将民主视为丰衣足食、忧乐圆融的理想社会楷模。显然，现代民主观念被传统道德机制所制约的形式，具有极大的危险性，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转型时期民主思想大量散播之后，接踵而至的却是政治权威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笼罩的时代。
现代化改变了资源分配的模式，也改变了不同阶级、不同群落的日常利益关系，从而设定了民间社会与公共领域的最终归属问题。从这个意义出发，新国家主义的本质，是在于重新确立国家介入社会的角色、范围与效率的问题，这不仅关系到政府权力对自由经济的有效干预，也涉及到政治制度、社会关系以及文化建构的合理性基础。由于多元政治与社会的出现，统一的权威统治秩序因受到持续冲击而渐趋松弛，这对于视政治权力为道德理想之工具的东亚社会来说，依附于国家体制的市民社会以及具有政治广义性格的公共领域，将逐渐形成对国家权威的疏离趋势，这使得国家政治结构与社会诸力量之间的关系以及矛盾冲突的形势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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