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生命”命题的历史考察与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命题论文,生命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155(2007)02-0068-04
生命，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为：生物体所具有的活动能力。朗文现代英汉双解词典对生命(life)一词解释为：使那些生长并繁殖后代的事物(动物、植物)区别于所有其他事物(石头、机器、物体等)的活动力[1] (P808)。由此可见，活力是生命的本质属性。政党作为一种非生物组织，原本是没有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的。当我们说“党的生命”时，显然是一种比喻的用法，喻指保证党组织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根本性因素。本文也就是在此意义上，对“党的生命”命题作一番简要的历史考察，并对之进行一些初步的评析。
一、“党的生命”命题的历史考察
8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生命”问题上，提出过许多精辟的论断。从宽泛的意义上讲，包括这样一些：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和反腐败斗争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等。而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我们党关于“党的生命”的完整命题只有三个：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
1.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政策和策略是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具体行为规则。1948年3月20日，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通报中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2] (P1298)将政策和策略提到党的生命的高度，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我们党近27年间所走过的艰辛而曲折历程中所获取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就当时情况而言，提出这一光辉命题主要有两方面的依据。
一方面，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和策略。毛泽东同志认为：“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2] (P1286)这段论述深刻地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党的政策和策略同党的全部实践和认识过程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首先，政策和策略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准则。无产阶级要把本阶级的广大成员组织起来，把可以争取的一切同盟者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就必须有指导这支庞大队伍的行动路线和行为准则，使之目标明确、行动一致，去夺取革命的胜利。其次，制定和实行政策和策略是党领导群众的基本方式。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组织和思想领导，所有这些领导都有一个实行什么样的政策和策略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3] (P802)而“了解情况”，也是为了制定和实行政策。最后，政策和策略还是党调节社会利益关系，调动人民积极性的重要手段。党的政策和策略只有反映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广大群众才能拥护我们，真正团结在我们周围，跟着我们共同奋斗。
另一方面，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众所周知，革命事业的成败，取决于两方面的条件，一是客观条件，一是主观条件。客观条件的成熟，只是为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可能，要把它变成现实，还需要一定的主观条件。政策和策略的制定和实行，就是重要的主观条件之一。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客观条件具备之后，政策和策略的正确与否，就成为决定革命胜利与否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2] (P1298)
2.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
1954年2月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首次提出“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这一命题。两年后的八大党章总纲，又进一步明确规定：“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的所在。经常注意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是每一个党员的神圣职责。”[4] (P74)
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这一命题提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具体来说，它主要是针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事件而提出的。高岗、饶漱石都是2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建国前曾长期担任重要职务。1952年11月，高岗调任国家计委主席。1953年2月，饶漱石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这之后，他们出于个人野心和权欲，互相勾结，进行了一系列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在党中央酝酿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党和国家领导人员的人事安排时，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高岗、饶漱石以为他们篡夺权力的机会到了。在1953年6—8月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9—10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他们散布流言蜚语，捏造所谓的“军党论”，鼓吹“党是军队创造的”；进行宗派活动，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负责人，吹嘘自己。会后高岗还私下活动，要求由他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公开向党要权要官。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以利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毛泽东在1953年12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高岗提出严厉的警告，并因此提出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建议，于是就有了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决议》解释强调团结的背景是鉴于当时国内和党内情况；鉴于一部分干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特别是鉴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5] (P78)。显然，“党内一部分干部”的典型代表就是高岗和饶漱石。因此《决议》强调指出：“全党同志都应当认识，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破坏党的团结就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的生命。”[5] (P78)邓小平同志在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的第四部分，在解释“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这一命题时，虽然强调了团结对于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大意义，但主要还是围绕着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之事来论证的。这再一次印证了该命题强烈的针对性。
3.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
党内民主问题，历来为我党所重视。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便深刻指出：“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泼，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6] (P529)执政以后，我们党对党内民主的认识不断深化。到十六大时，江泽民在大会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这一重大命题。这一命题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其坚实的理论依据、深厚的历史依据和紧迫的时代依据的。
从理论上说，任何政党都有一个自身发展的动力问题。在西方多党竞争的政党体制和三权鼎立并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中，各政党的政策调整、内部整合、防错纠错等事宜，主要是依赖于政党外部力量的推动和制约。而在中国，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坚持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再加上中国的特殊国情，江泽民指出，“搞西方的那一套三权鼎立、多党竞选，肯定会天下大乱”[7] (P302)。因此，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只能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代中国唯一执政党的地位和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发展只能主要依靠党内部的动力来推动。而党内部的动力表现为党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其源泉就是党内民主。
就历史依据而言，党内民主，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政党事业的兴衰成败。苏联东欧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党内长期实行集权制、缺乏民主机制以激发全党的生机和活力。我们党的历史也雄辩地证明：没有党内民主，就没有党的兴旺发达。什么时候党内民主坚持和发扬得好，我们党和党所领导的事业就充满生机，蒸蒸日上，即使犯了错误、出了偏差，也能够及时纠正。什么时候党内民主受到削弱和破坏，党就会犯错误，党的事业就会遭受严重挫折。从一大到十六大，在党成长壮大的历史足迹中，每一步都与党内民主状况息息相关。“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这一论断，是总结党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就时代依据而言，80多年来，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面对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国际国内及党内形势，一方面，我们党要坚定不移地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实现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又要正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给党自身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自觉地改革和完善党在以往发展过程中曾经确立并行之有效，而今天却已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要求的那部分思想观念、组织形式、运作机制和活动方式，不断推动党自身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即党的现代化。否则，我们党就无法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肩负起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也就无法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葆党的先进性。由于我国实行的是非竞争性政党体制，党内民主在政党现代化的过程中就被赋予了极其重要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党的现代化，就是指实现党内生活的民主化[8]。
二、对“党的生命”三大命题的评析
通过对“党的生命”命题的历史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三个命题分别是我党处在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革命战争时期、执政之初和新世纪新阶段)提出的，对党的生命问题的认识深度也是不同的。根据“党的生命”是“喻指保证党组织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根本性因素”这一定义，笔者认为，前两个命题只是在特定时期强调了特定事情(党的政策和策略、党的团结和统一)的极端重要性，并没有揭示“党的生命”的本质属性。从一般的意义上说，这两个命题可分别改为：党的政策和策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党的团结和统一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而只有第三个命题，即“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才真正揭示了“党的生命”的本质属性，因为党内民主是保证党组织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根本性因素。与党内民主相比较，政策和策略、党的团结和统一毕竟是表层的、派生的东西。实际上，党内民主不仅供给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而且能促成党内真正的团结和统一。
1.党内民主是保证党组织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根本因素
党内民主，就是指全体党员有权平等地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和处理党内一切事务，其本质是党员当家作主。而党组织的生机和活力主要体现为党内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其形成基础就是党内民主。
首先，党内民主是产生党内积极性的条件。党内积极性(即党员和党的干部的积极性)，是党的生命最原始、最关键的要素，也是党的生机和活力的直接体现。而发展党内民主则是发挥党员和党的干部的积极性的条件，因为只有发展党内民主，党员才会有主人翁的责任感，才能调动每一位同志的积极性。对此，毛泽东同志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6] (P528)
其次，党内民主是增强党内主动性的基础。党员的主动性源于他们的主体意识，而党员的主体意识形成的一个重要现实基础就是党员对党组织的高度认同和积极参与。这直接有赖于党内民主的发展和完善，党内民主本质是党员当家作主。只有确立了党内民主，党员才能在党内拥有基本的民主权利；而只有发展和完善了党内民主，党员的民主权利才有更大的实践空间。党员实践民主权利的过程，实际上是党员与组织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组织因党员的参与而产生活力，党员因有组织提供的活动空间而实现党员的价值。党员的主体意识就是在党员的价值不断实现中逐步确立和巩固的。所以，要增强党员的主动性，吸引党员关心和参与党的工作、党的活动和党的事业，就必须发展和完善党内民主，扩大党员的民主实践空间。
再次，党内民主是激发党内创造性的前提。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党员和党的干部的创造性的产生和发展是以党内民主的发展为前提的。因为创造性所应具有的胆魄与能力，只能在解放思想的条件下才能生长发育，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前提。因此，只有发展党内民主，在全党形成认真学习的风气、民主讨论的风气、积极探索的风气和求真务实的风气，广大党员才能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才能敢讲真话、敢讲实话、敢讲心里话，也才能充分表达新的见解、新的观点、新的思想。离开了党内民主，连讲话都顾虑重重，怎么能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又怎么能激发广大党员的创造性？
2.党内民主供给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政策和策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然而，党的正确政策和策略从哪里来呢？答案只有一个：党的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在现代社会里，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是不可分的。要做到决策科学化，首先必须民主化。没有民主化，不能广开思路、广开言路，就谈不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人民的创造智慧、尊重实践经验，就没有科学化。反过来，要实现决策民主化，必须有科学的程序和方法。一般说来，科学的决策程序和方法有四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决策提出的开放性、决策参与的集体性、决策过程的程序性、决策论证的科学性。在这四个方面的要求中，民主化又能有效地保证决策提出的开放性、决策参与的集体性和决策过程的程序性，从而保证决策的科学性。由此可见，党内民主的充分发展是党的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的重要条件。换言之，党内民主供给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我们党80多年来的决策实践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决策过程中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党的决策提出时就能充分反映实际情况、反映广大群众的利益要求，讨论过程就能广泛听取党员群众的意见、发挥全体党员的聪明才智，决定过程就能坚持多数原则、排除个人专断，从而保证党的政策和策略的正确性，使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反之，如果党的决策过程没有民主，个人独断专行，则无法保证党的政策和策略的正确性，党的事业就要遭受挫折乃至于失败。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以“钦差大臣”自居，置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于不顾，大搞独断专行，强制推行脱离中国实际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使苏区和红军力量几乎丧失殆尽；1957年以后，党内民主生活也越来越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错误的发生，给党和人民带来了惨重灾难。
3.党内民主促成党内真正的团结和统一
党的团结和统一，就是全党在科学理论和正确政治原则、组织原则基础上形成的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的一致。那么，我们党如何才能真正达到这种团结统一的状态呢？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发展党内民主。
我们党的性质、任务和宗旨决定党的团结不是一团和气，也不是强制压服，而是基于对党的性质、任务和宗旨具有共同认同基础上的团结。这种团结是平等参与、民主讨论和充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结果，只有通过健康健全的党内民主生活才能实现。因此，毛泽东于1937年5月，在谈到党内民主问题时就指出：“党内的民主是必要的”，“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9] (P278)1954年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进一步指出：“党的团结必须是也只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在正确的政治原则和正确的组织原则的基础上的团结。为了增强党的团结，不但不允许缩小党内民主和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且必须保证充分发挥党内民主，充分发展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求竭力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缺点和错误，使党的事业得到顺利的进展。”[5] (P80)由此可见，党内民主不仅具有促成党内团结统一的功能，而且党内团结统一的内在规定性决定了我们党只有通过党内民主才能达到党内真正的团结和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