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的统计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伪政权论文,官员论文,高级论文,情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通款敌国，谋叛本国，为侵略自己祖国的敌人的利益服务，并谋取一己的私利，这样的人物在世界各国的对外战争中均为常见，中国亦不例外，汉奸就是国人对他们的鄙称。（注：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因为汉族在中国人口比例中占有绝大多数，因此虽然有些通敌叛国者并非汉族，但一般也都以汉奸称之，本文亦照此处理。）近代以来，在列强对中国的各次侵略战争中，都有一些汉奸卖身投靠侵略者，但起初他们一般是以个人面目出现，人数也还不多。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入中国东北并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到1945年8 月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中国出现了日本有目的扶植的、有组织的汉奸集团。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不断扩大，这些汉奸集团的规模与人数也在不断扩大与增长，并且在不同地区建立了伪政权，为日本对华侵略服务。这些伪政权的政治性质早有定评，本文只就现有资料，对在这些伪政权中服务的部长、省长以上官员的年龄、籍贯、学历、出身背景及其最后的结局做一简略统计与分析，或许这可以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角度，帮助研究者们研究抗战时期伪政权成立及汉奸投敌现象发生的深层原因。（注：本文所引汉奸个人资料除个别例外者均来自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刘寿林、万仁元、王玉文、孔庆泰编：《民国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95年版）；郭卿友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胡嗣瑗、施履本、刘梦庚、池宗墨、余晋堺、文元模、马良、胡礽泰、诸青来、鲍文樾、张一鹏等人的结局承王学庄先生指教，谨致谢意。由于资料所限，还有一些伪政权省长、部长以上官员未能在此列出，尚望各界有识之士不吝指教。）
一 伪满政权高级官员情况的统计分析
1931年9月18日，一直对中国抱有侵略野心的日本， 在东北制造事变，对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从而拉开了本世纪长达14年的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序幕。由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实行“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着重于“剿共”与完成国内统一，对日本的侵略未令守军作坚决抵抗，导致日本军队长驱直入，当年底基本占领了东北全境，使东北成为日本占领下的殖民地。但是，日本在东北并不以直接统治的面目出现，而是实行“以华制华”策略，扶植汉奸，成立傀儡政权，以麻痹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便于对中国人民的统治。1932年2月， 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3月9日，清王朝的末代皇帝溥仪被日本人扶上了伪满洲国执政的宝座，并在1934年自称为皇帝。这是近代列强入侵中国以来第一个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汉奸伪政权。
伪满洲国高级官员基本情况表
姓名 主要伪职① 年龄② 籍贯③学历④出身⑤ 结局⑥
溥仪皇帝 25 正黄旗 清末代皇帝 被捕押苏⑦
胡嗣瑗 秘书长62 贵州 进士 翰林编修
49年病死
郑孝胥 国务总理 71 福建乡试解元 驻日外交官 38年病死
张景惠 国务总理 60 辽宁
奉天讲武堂
奉系⑧被捕押苏
赵欣伯 立法院长 44 河北明治大学奉系 被捕押苏
于冲汉 监察院长 60 辽宁 留日 奉系 32年病死
罗振玉 监察院长 65 浙江 秀才 清官吏 40年病死
臧式毅 参议长47 辽宁 日本士官学校 奉系 被捕押苏
熙洽 宫内大臣⑨ 47 正蓝旗 日本士官学校 奉系 被捕押苏
①伪政权高官前后任职、兼职者甚多，此处只列其人主要职务，下同。
②此处年龄指其人投敌时的年龄，下同。少数投敌年份不明者，东北以1931年计，华北以1937年计，华中以1938年计，汪伪以1940年计。
③此处籍贯概指其人祖籍（当时行政区划），绝大多数情况下，祖籍即出生地，也有少数例外，不再一一注明，下同。
④此处学历指其人最高学历或主要学历，尤其是日本留学经历，下同。
⑤此处所谓出身，主要指其人政治上的大致派别归属，下同。
⑥此处所谓结局，主要指其人在抗战胜利后最初一段时间的情况，以后的境遇及政治立场此处不赘。
⑦指其人被进入东北的苏联军队逮捕后押至苏联看管，这批人均于1950年由苏联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其中包括溥仪和伪满大臣13人、将官23人。
⑧北洋时期，东北处于奉系张作霖的控制之下，1928年东北“易帜”之后，张学良掌握着东北的军政大权，国民党政府的权力实际上仍然不能及于东北，因此，本文将在东北担任政府官职者均列为奉系。
⑨1934年以前，伪满部长称总长，1934年以后称大臣，为了行文方便，本文一律称大臣。
沈瑞麟官内大臣 57 浙江 举人 外交部官员 不详①
袁金铠尚书大臣 61 辽宁 县学生奉系 47年病死
谢介石外交大臣 53 福建 明治大学 奉系 不详
张燕卿外交大臣 33 河北 东京学习院奉系 不详②
阮振铎外交大臣 50 辽宁 南满医大 医生 被捕押苏
于芷山军政大臣 49 辽宁 行伍 奉系 被捕押苏
邢士廉治安大臣 46 辽宁 日本士官学校 奉系 被捕押苏
于琛澂
治安大臣 44 吉林 北洋陆军学堂 奉系 45年病死
孙其昌财政大臣 46 辽宁 东京师范 奉系 不详
韩云阶财政大臣 38 辽宁 名古屋高工奉系 不详
蔡运升经济大臣 52 吉林 保定法政学堂 奉系 不详
丁鉴修交通大臣 55 辽宁 早稻田大学奉系 不详
黄富俊实业大臣 41 辽宁 奉天法政学堂 奉系 被捕押苏
于静远民生大臣 33 辽宁 留欧 奉系 被捕押苏
金名世民生大臣 35 辽宁、北京法奉系 被捕押苏
皇族 政大学
张焕相司法大臣 54 辽宁 日本士官学校 奉系
50年被捕③
冯涵清司法大臣 39 辽宁 不详 奉系 不详
卢元善文教大臣 43 辽宁 日本宫城农校 奉系 被捕押苏
于静涛奉天省长 35 吉林 哈尔滨高校奉系 被捕押苏
韦焕章奉天省长 39 辽宁 辽阳师范 奉系 被捕押苏
丁超 安东省长 48 辽宁 日本士官学校 奉系 不详
①因为资料原因，其人结局不详，下同。
②其人于抗战胜利后被捕，但1946年9月16日， 河北高检处宣布其被无罪释放，此是否为最后判决因资料原因不得而知。
③其人在抗战胜利后逃往家乡隐藏，1950年在沈阳为知情者检举后被捕。
曹承宗 安东省长 31 黑龙江 日本庆应义塾
奉系 45年被处死①
阎传绂 吉林省长 35
辽宁
东京帝国大学
奉系被捕押苏
张书翰 通化省长 40
吉林
北洋大学
奉系不详
金壁东 黑龙江省长 34
吉林
日本振武学校
奉系不详
施履本 滨江省长 48
湖北
日本中央大学 外交部官员病死
许桂桓 黑河省长 46
辽宁
辽阳警务学校
奉系不详
路之淦 三江省长 33
浙江
复旦大学
奉系不详
冯广民 北安省长 49
辽宁
北京高师
奉系不详
寿聿彭 北安省长 46
辽宁
奉天法政学堂
奉系不详
刘梦庚 热河省长 50
河北
陆军军医学校
奉系病死
王允卿 热河省长 41
辽宁
明治大学
教授不详
马冠标 热河省长 40
北京
东京高师
教授不详
姜全我 热河省长 48
辽宁
不详
奉系不详
王之佑 军区司令 38
辽宁
奉天讲武堂 奉系被捕押苏
吉兴军区司令 52
辽宁、 日本
奉系被捕押苏
皇族
士官学校
张文铸 军区司令 31
黑龙江 保定军校
奉系不详
朱榕军区司令 39
浙江
留日
奉系40年病死
应振复 军区司令 47
辽宁
日本士官学校
奉系不详
张益三 军区司令 36
吉林
保定军校
奉系不详
①被中共安东省政府判处死刑。1949年10月以前，汉奸被判处死刑并处决者，除注明者外，均为国民政府各级法庭所判决。
伪满政权是抗战时期成立时间最早、历时最长的一个伪政权，因而伪满汉奸集团也是最早产生的一个汉奸群体。这个集团最突出的特征是其地域性、派系色彩及其与日本的关系。根据上述统计，在伪满高级官员中，东北人有35人，占被统计人数的71%，其中辽宁一省即有27人，占55%，奉系背景者为40人，占82%，其他人员当时亦多在东北任职。因此，伪满汉奸的高级官员集团基本上是以东北出生并在东北任职的原奉系人员所组成，体现了民国时期东北在张作霖父子统治下浓重的、封闭的地域色彩和派别色彩，其它地区和出身背景的人很难在东北立足。（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张学良因率东北军主力参加前一年的中原大战正驻扎在平津地区，而伪满政权高级官员中除少数例外（如张焕相、邢士廉等系事变后自关内回到东北），均为当时留守东北的军政官员。）在这个集团中，有留日经历者22人，占被统计人数的45%，如果算上与日本有交往经历者，此一比例将更高，显示出近代以来日本与东北的密切关系以及在留日学生中培养亲日派的长远企图。在这个集团中，最年轻者25岁，最年长者71岁，平均年龄45.22岁， 是所有汉奸集团中平均年龄最低者，显示出在强烈的地域、派别色彩和日本人的控制下，年轻干部因为派系相同和亲日倾向而得到较快升迁。（注：在这个集团中，有一部分年轻官员自幼生长于日本统治的旅大地区（日本称关东州），家境殷实，受过良好教育，说一口流利的日语，成年后又赴日留学，全盘接受了日本影响，在日本机构（如满铁）中工作，与日本人建立了较深的联系，被当地人称为“二等皇民”，觉得日本人信任，他们在伪满政权中逐渐取代了奉系旧官僚的地位。）伪满汉奸集团的成员多数手握地方实权，具备一定的地方声望，有强烈的地方认同意识，通过留日经历早与日本建立了诸多联系，在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利诱下，结合为伪满政权的统治官僚集团。东北在战后初期为苏联接收，其后又成为国共争夺的主要战场，一时缺乏完整有力、能够在全东北有效行使权力的行政领导机关。因此，伪满高级官员除被苏军逮捕后押往苏联者外，留下者中很多人逃脱了被审判的命运。
二 华北华中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的统计分析
随着日本对华侵略地域的不断扩大，汉奸政权也在不断出现。1933年日本进攻长城各口，进而策动华北自治。1935年11月，原国民党冀东行政专员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割占了河北东部的22个县（1938年并入伪华北临时政府）。1936年5月， 日本又扶植成立了以蒙古王族德穆楚克栋鲁普为首的伪蒙古军政府（1939年9 月改称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占据了绥远、察哈尔、山西等省的部分地区。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高级官员情况表
姓名 主要伪职 年龄 籍贯 学历出身结局
殷汝耕 委员长 50浙江 鹿儿岛高校 国民党官员 47年被处死
池宗墨 秘书长 45浙江 明治大学教授、经理被处死
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高级官员情况表
姓名主要伪职 年龄 籍贯学历出身
结局
德王主席 34
内蒙古 世袭郡王 蒙古族首领
收编①
李守信 总司令41
山东私塾 奉系 收编
于品卿 副主席52
河北不详 布庄经理 45年被处死②
吴鹤龄 副主席40
内蒙古 北京大学 内蒙古官员
收编
①指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任用或收编。
②被中共晋察冀边区特别法庭判处死刑。
伪冀东和蒙疆政府规模较小，因此本文不作单独统计。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在北平郊外的卢沟桥对中国军队发起攻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从此爆发。由于日本军队在实力上的优势，中国军队在抵抗之后节节后退，日本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12月13日，中国首都南京陷落敌手。次日，日本在北京扶植成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注：北京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一度改称北平，本文一律以北京相称。），1938年3月， 又在南京扶植成立了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这两个汉奸政权的成立，标志着又一个汉奸群体的产生。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高级官员情况表
姓名 主要伪职
年龄 籍贯 学历 出身 结局
王克敏 委员长 64 浙江 乡试中举 北洋财长、 45年自杀
皖系
王揖唐 内政总长
60 安徽 日本士官学校 国会议长 48年被处死
皖系
齐燮元 治安督办
52 河北 北洋武备学堂 江苏督军 46年被处死
杜锡钧 治安督办
57 河北 日本士官学校 直系 51年被处死②
门致中 治安督办
52 吉林 保定军校 西北军
收编
财政总长
50 安徽 日本陆军 皖系
无期徒刑
主计学校
王荫泰 实业总长
51 山西 留日 张作霖顾问 无期徒刑
汤尔和 教育总长
59 浙江 东京成城学校 北洋教 40年病死
育总长
董康司法委员长 70 江苏 留日
北洋司法总长 47年病死
②1949年10月以后，汉奸被判处死刑并被处决者，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各级法庭所判决。
朱深司法总长 58 河北 东京帝国大学 北洋司法 43年病死
总长、皖系
殷同建设督办 48 江苏 日本陆军经北洋官员 42年病死
理学校
建设督办 50 浙江 日本士官学校 北洋官员
在狱病死
周作人 教育督办 55 浙江 日本立教大学 教授、作家 14年徒刑
文元模 教育督办 50 贵州 东京帝国大学 教授
在狱病死
江朝宗 北平市长 76 安徽 行伍北洋代总理
43年病死
高凌蔚 河北省长 69 天津 举人北洋代总理
43年病死
直系
荣臻河北省长 46 河北 保定军校 奉系
不详
马良山东省长 62 河北 北洋武备学堂 皖系
病死
唐仰杜 山东省长 50 山东 举人
山东地方官员 51年被处死
杨毓徇 山东省长 45 安徽 陆军大学 北洋军官
关押
苏体仁 山西省长 50 山西 东京高工 晋系
逃日
王骧山西省长 50 山西 山西大学堂晋系
不详
邵文凯 河南省长 53 辽宁 东三省讲武堂 国民党将领 不详
伪北京临时政府的主要特征是其高级官员与前北洋政权的关系。根据上述统计，他们中有前北洋官员19人，占被统计人数的83%，包括了北洋皖、直、奉三系人物，又以皖系人物为主，其中担任过总长以上者8人，占被统计人数的35%。自北洋政权垮台之后， 这些过时的当权人物大多以寓公身份居住在北平、天津等华北大中城市，偶也有为国民党所用者。他们静极思动，不甘寂寞，在日本侵略者的利诱下，重新出山，甘为汉奸，以获取一时的荣华富贵。这个集团中最年轻者45岁，最年长者76岁，平均年龄55.52岁。 日本留学经历仍是这个集团的重要特征，在被统计人数中有12人，占52%，为各个汉奸集团中比例最高者。
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高级官员情况表
姓名主要伪职年龄 籍贯 学历 出身
结局
梁鸿志 行政院长 58 福建 举人 国会秘书 46年被处死
长、皖系
温宗尧 立法院长 62 广东 留美 广州军政无期徒刑
府总裁
陈群内政部长 48 福建 明治大学 国民党官员 45年自杀
陈录外交部长 61 福建 巴黎法律 外交官员 39年被军统刺
大学死
任援道 绥靖部长 48 江苏 保定军校 军人逃香港
陈锦涛 财政部长 66 广东 耶鲁大学 北洋财政总长 39年病死
许修直 司法行政部长 57 江苏 日本中央大学 国民党官员 54 年病死
司法行政部长 62 江苏 留日
北洋官员 病死
朱履和 司法行政部长 61 浙江 留英
国民党官员 45 年病死
陈则民 江苏省长 57 江苏 日本大学法科 律师无期徒刑
安徽省长 56 安徽 不详 不详
51年被处死
何佩榕 湖北省长 58 湖北 日本士官学校 北洋湖北 42年被日
官员 军毒死
高冠吾 南京市长 33 江苏
保定军校 军人不详
苏锡文 上海市长 43 福建早稻田大学 商人不详
傅筱庵 上海市长 66 浙江私塾商人
40年被军统
刺死
伪南京维新政府高级官员的出身背景体现出某种多样性色彩，北洋和国民党官员、军人、律师、商人等兼而有之。其他方面，留日经历占40%；平均年龄55.73岁， 是所有汉奸集团中高级官员平均年龄最大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集团的高级官员全部为长江以南省份的人（包括安徽），其中江苏人占被统计人数的33%，这与伪维新政府的统治地域局限在苏浙皖部分地区是相符合的。伪南京维新政府成立在原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区，在它成立初期，国民党对它的打击较大，并成功地策划了对2人的暗杀。
三 汪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的统计分析
组成伪北京临时政府和南京维新政府的汉奸集团的主要成员实际是失意官僚，他们长期脱离实际政治生活，在中国人民中缺乏政治号召力，很难达到日本侵略者以华制华、通过傀儡政权控制占领区、奴化中国人民的目的。因此，自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之后，日本一直企图拉出有号召力、有影响力的国民党中央领导人，成立能够统一全部日本占领区的、中央性质的傀儡政权，再通过这个政权，软化、分化、打消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实现其吞并全中国的企图。日本的目标首先盯在了汪精卫身上。汪精卫是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早年以左派著称，有强烈的政治野心和成为最高领袖的欲望，但长期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内最高领袖地位而不得。1932年到1935年，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面对日本的侵略，他认为中日军事实力相距太远，因此从主张对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逐步变为只主张对日交涉而不提对日抵抗，并成为国民党内主张对日妥协的亲日派的代表人物。抗战开始之后，汪精卫认为，中国的国力已不能继续作战了，如果继续抗战，只能是国亡种灭，因此成为国民党内对日主和一派的领袖。（注：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第3、10页；蔡德金、王升编著：《汪精卫生平纪事》，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63页。）他对中国战胜日本缺乏信心， 对国共合作和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感到恐惧，同时不满于蒋介石借抗战之机独揽大权，遂利用日本的支持，甘为日本所用，率部下谋叛，以获取名义上的最高地位。1938年12月，汪精卫从中国战时首都重庆逃往越南河内，后转香港赴上海，投入日本怀抱。1940年3月， 汪精卫在南京宣布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成了抗战期间中国最为臭名昭著的汉奸政权。
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高级官员情况表
姓名 主要职务 年龄 籍贯 学历 出身结局
汪精卫 主席55
浙江 日本法政速成科 国民党
44年病死
派系领袖
陈公博 代主席 48 广东 北京大学汪派46年被处死
周佛海 财政部长 41 湖南 日本第七高
蒋介石近臣 无期徒刑
等学校
江亢虎 考试院长 56 江西 留日社会党领袖 关押
缪斌立法院副
院长
42 江苏 上海南洋大学 国民党官员 46 年被处死
诸青来 立法院副 59 浙江 留日 教授 徒刑
院长
褚民谊 外交部长 54 浙江 留日 汪派46年被处死
陈璧君 中央委员 48 广东 华侨 汪妻无期徒刑
林柏生 宣传部长 36 广东 岭南大学 汪派46年被处死
赵尊岳 宣传部长 44 江苏 交通工业专校 国民党官员 无期徒刑
陈春圃 组织部长 38 广东 广州圣心书院 汪派无期徒刑
社会部长 35 湖南 不详 军统47年被处死
彭年 社会福利部长 39 湖北 不详 不详8年徒刑
李士群 警政部长 33 浙江 苏联东方大学中统 43年被日军
毒死
鲍文樾 陆军部长 47 辽宁 陆军大学奉系 逃台后病死
叶蓬陆军部长 45 湖北 保定军校国民党将领 47年被处死
萧叔萱 军训部长 45 福建 不详驻日武官 45年死于内讧
梅思平 实业部长 42 浙江 北京大学汪派 46年被处死
陈君慧 建设部长 37 广东 纽约大学汪派 10年徒刑
赵毓松 农矿部长 41 贵州 不详 中国青年党不详
傅式说 铁道部长 49 浙江 东京帝国
大夏大学 47年被处死
大学
代校长
赵正平 教育部长 63 江苏 早稻田大学 国民党官员
抗战胜利
后自杀
李圣五 教育部长 41 山东 牛津大学外交官员
关押
夏奇峰 审计部长 51 江苏 江苏高等学堂 外交官员关押
张一鹏 司法行政 67 江苏 日本法政大学 律师病死
部长
陈恩普 司法行政 48 江苏不详 不详不详
部长
吴颂皋 司法行政 41 江苏 巴黎大学 外交官员
无期徒刑
部长
陈济成 侨委会43 上海不详不详 不详
委员长
岑德广 赈委会委 43 广西留日外交官员 不详
员长
郝鹏举 淮海省长 38 河南河南四师西北军收编
罗君强 安徽省长 37 湖南留法 国民党官员 无期徒刑
黄自强 江西省长 不详 福建 日本士官学校 国民党将领 战后逃台
被毙
扬揆一 湖北省长 54 湖北 日本士官学校 国民党将领 46年被
处死
陈耀祖 广东省长 47 广东 不详 汪派44年被刺死
蔡培南京市长 56 江苏 早稻田大学 国民党官员 无期徒刑
周学昌 南京市长 42 河北 北京大学 国民党官员 死刑未执行
刘郁芬 参谋总长 54 河北 保定陆军学堂 西北军 43年病死
胡毓坤 参谋总长 45 辽宁 陆军大学 奉系46年被处死
卢英参军长55 湖北 保定军校 国民党官员 50年被处死
郑大章 军参院副院长 48 河北 行伍 西北军不详
项致庄 杭州绥署主任 45 浙江 保定军校 国民党将领 46年被处死
孙良诚 苏北绥署主任 49 河北 行伍 西北军
收编
庞炳勋 开封绥署主任 64 河北 北洋随营学堂 西北军 收编
吴化文 三方面军司令 39 山东 陆军大学 西北军 收编
张岚峰 四方面军司令 38 河南 西北军学兵团 西北军 收编
孙殿英 六方面军司令 54 河南 行伍 西北军 收编
李长江 集团军司令51 江苏 行伍江苏军人 退隐①
唐蟒集团军司令54 湖南 日本士官学校 湖南军人 保释
闻兰亭 商统会理事长 70 江苏不详 商人 8年徒刑
唐寿民 商统会监事长 50 江苏不详 商人 8年徒刑
袁履登 米粮统委会主委 61 浙江 圣约翰大学 商人 7年徒刑
①1943年秋，为日军邀往扬州赴宴，饮酒中毒，终身致残，战后赴上海治病。
汪伪政权主要脱胎于国民党内部分高级官员，他们当中几乎没有北洋政权任职经历者，而有国民党任职经历者有27人，占被统计人数的53%，在所有汉奸政权中比例最高。在汪伪政权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国民党内的汪精卫派，共有9人，占被统计人数的18%， 并占据了这个政权的重要岗位，如果算上在与汪精卫有密切关系的广东有过任职经历者，这一比例当更高，表现了国民党内派系斗争对其干部组成和心态的负面影响。就地域而言，在这个集团中，出生地或籍贯在长江以南省份的共有40人，占被统计人数的78%，其中又以江苏人最多，有11人，占被统计人数的22%，显示出他们投敌前所代表的国民党权力基础在地域构成上的南移。这个集团最年轻者33岁，最年长者70岁，平均年龄47.64 岁；有留日经历者14人，占被统计人数的27%，是各个汉奸集团中比例最低者；在汪伪高级军事官员中，出身于原西北军系统者有8人， 占全部被统计军事官员的53%。这个集团有27人在战后被逮捕或被审判，占被统计人数的53%，其中11人被处死刑，占被捕者的41%，两者比例在所有汉奸政权中均为最高，表明国民党对于汉奸审判仍有体察民意的一面。同时这个集团中手握兵权的人物战后基本被收编，又表明国民党着眼于战后国共争夺的现实需要。
汪伪政权是抗战时期所有汉奸伪政权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日本侵略者寄希望于以它统一全国各个地方汉奸政权（伪北京临时政府和伪南京维新政府并入汪伪政府，伪满洲国则仍以独立面目出现），并以此与重庆的中国中央政府抗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汪伪政权的国民党名称、三民主义旗号、国名、国都、国歌、国旗等都未作改变，汪精卫也自称是“和平建国”，国府还都，以吸引更多国民党官员的投降。
四 简略的结论
就上述对各个主要汉奸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的简略统计而言，可以归纳其总的特征为：1.地域性和派别性。伪政权高级官员主要由原奉系官员、原北洋政权官员和国民党内一派官员组成。就地域而言，辽宁30人，浙江20人，江苏16人，河北14人，4省合占被统计人数的56%， 西南各省只有2人，西北各省则无一人， 显示出近代中国政治发展方面地域和派别的不平衡性以及浓重的分裂色彩，国家政治和政权的统一性仍待提高。2.留日比例较高。在被统计的144人中，有留日经历者54人， 占被统计人数的38%，占接受过近代教育人员的49%，这既显示了近代中日文化联系之密切，也显示出日本通过留学教育在中国留学生中培养亲日派的深远用心。3.在接受过近代教育的111人中，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身14人，占13%，占留日人数的26%，为所有统计学校中比例最高者；保定军校出身9人，为国内学校中比例最高者； 其它军事学校出身15人；合计接受过军事教育者40人，占接受过近代教育人数的36%，反映出军事教育及军队本身在近代中国的重要地位。4.除伪满高级官员被押往苏联者外，其他伪政权高级官员中，头面人物或政治方面官员战后多受到审判，主要人物多被处以死刑，但握有实际兵权的军事官员大多逃脱了审判并被委以各种职务，表明国民党当局既要以对伪政权官员的审判体现民族正义与政治正统，又要通过军事上的收编维护其现实利益。5.就现有统计看，伪政权高级官员中尚无黄埔军校出身者，真正属于与蒋介石有个人亲密关系或国民党主流派者亦为罕见（注：与蒋介石个人关系较为密切的伪政权高官仅有周佛海一人。至于伪政权和伪军高级官员中没有黄埔军校毕业生的原因，除了军校本身教育的凝聚力以及军校要求的对蒋介石个人的效忠外，可能与黄埔军校校龄较短，很多毕业生在抗战时期尚未上升到国民党军队的高级领导岗位不无关系。在伪政权和伪军的中下级官员中有无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如果有的话，他们的人数以及所占的比例，尚须今后的深入研究。），表明国民党作为执政党，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领袖，在抗战时期对其下属仍然具备一定的凝聚力和控制力，而黄埔军校对于培养忠于国民党的干部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于汉奸在中国出现的原因，曾有一位英国侨民柯林斯写道：“中国是一个让人难解的国家，它的古老，它的悠久，都说明这个国家有它存在的道理和能力，许多在华外侨都亲眼目睹了中国军人勇敢抗敌的一幕，视死如归，较之西方的军队犹有过之。即使他们的一些童子军，那种爱国的热情也是足以让人感动得流泪。但是在这些事迹发生的同时，汉奸的数量也达到可怕、惊人的程度，他们几乎是不受良心谴责，不在乎公众舆论。假如在英国，或在西方随便一个国家，这种压力就能把他们压垮。而在这里，他们几乎感受不到这种压力。”“看来，蒋政府应该认真地考虑这种现象了。由于政府的无力，或者说是庸碌和腐败，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矛盾，中国的许多事情都是可以让老百姓责难的，也许，汉奸们正是利用这种普遍的不满，为他们的行为作出辩解的理由。”（注：王晓华、孟国祥、张庆军编著：《国共抗战大肃奸》（下），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66—67页。）这样的看法固然有其理由但更有其不足。应该说，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中，汉奸与人口之比未必比西方国家更高，少数汉奸的卖国行径无损于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英勇抵抗日本侵略的坚强与辉煌。但是，各个汉奸集团的出现，确实反映出中国抗战的另一面，他们对中国抗战造成的损害也是不容忽视的。除了满足个人的私欲外，抗战时期汉奸的出现，有着种种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原因，需要学者们作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汉奸的产生，就外部环境而言，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是他们策划和推行以华制华政策的需要。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在军事上完全压服中国不易，日本为了弥补其在战争中人力物力的不足，充分利用被占领区的资源，掩盖其侵略面目，软化、分化、消解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十分注意利用扶植汉奸伪政权达到自己的目的。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一向与中国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尤其是两国文字在一定程度上的共通性，使中国人有亲切感，这些为日本对中国人的文化争取提供了有利条件。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迅速崛起也使中国人深为钦服，提出以日为师的口号，大批国人为此赴日留学，其中一些人因此接受了日本的思想与生活习惯。日本也注重在中国留日学生中扶植亲日派，鼓吹中日共荣，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注：日本特别注重利用亚洲各国人民对西方列强侵略的反抗意识推销其“大东亚战争”谬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政权中曾经有人在公开出版的论文集中写道：“这一次的大东亚战争，不单是日本对于英美的战争，是黄色人种对白色人种的解放战，是亚细亚各民族，对资本主义，侵略国家的总动员战争；解放我黄色人种受英美帝国的压迫，挣脱我亚洲民族受欧美民族统治的桎梏；亚细亚洲是黄色人种的亚细亚洲，应该由我们亚细亚人，相互合作与提携的。”这种谬论充分反映了日本利用亚洲人民对西方侵略的反抗意识而为自己的侵略行径张目的无耻用心。（“中华民族反英美协会”编：《国人对于日军占领新岛后之感想及希望、新加坡陷落为大东亚建设之枢纽论文集》，第39页，1942年印本，转引自雷颐：《汉奸的“理直气壮”》，《中华读书报》1998年11月4 日）），使一部分留日学生成为汉奸成员。（注：关于留日学生的政治态度，张海鹏先生曾在《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6 期发表《中国留日学生与祖国的历史命运》一文，予以详尽的分析探讨。该文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30年代，中国留日学生总数超过10万人，但其中90%的人没有毕业就提前归国了，而且往往是为了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采取集体归国的方式。自明治时期以来，日本帝国主义者有计划地推行灭亡中国的国策，因此不能培养留日学生亲善日本的感情，反而迫使他们大多数人投入祖国人民抗日的洪流。该文亦指出，在伪政权头目中，留日学生比例极高。留日学生总体上的爱国倾向与本文的统计分析并不矛盾，因为即使在汉奸伪政权高级官员中，留日学生比例较高，但在整个中国留日学生群体中，这些人所占的比例仍然是一小部分。而且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留日学生的不同背景与个人经历。如日本一些机构和抗战时期日本控制下的各个伪政权，都曾资助过中国学生留日，这批留日生既在经济上受制于人，思想上也更易受到日本影响。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的政治态度，与那些东渡日本留学，希望求得救国救民之道的留日学生当然有着一定的区别。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请参阅孔凡岭的《伪满留日教育述论》和王奇生的《沦陷区伪政权下的留日教育》两文，均载《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他们认为，“我们贫穷软弱，要想发展， 必须依靠外国帮助，中国与日本同文同种，何不借用日本力量以求自生自存”。同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由于在对外战争中屡次失败，使部分中国人的媚外、崇外、恐外、惧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发展。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在中国的迅速进展，使一些中国人由此而丧失抵抗信心。许多汉奸官员认为，“日本经济发达，势力强大，中国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打是根本打不过的”；“中国民族性差，不团结，像一盘散沙，什么事也干不成”；“我们这些人了解日本情况，日语又好，认识日本人又多，可与日本人周旋，必要时争一争，能减轻点压迫。”（注：纪敏主编：《伪满皇帝群臣改造纪实》，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7、229页。）应该说，这样的认识是汉奸下水时的真实心态之一。
就内部环境而言，汉奸的产生与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发展的落后密切相关。近代以来，中国中央政权的力量式微，国内派系林立，军阀横行。地方与地方之间，国民党与其它政治力量之间，国民党内的派别之间，斗争都十分激烈。某个派别的领导人在争夺中央政权而不得，或为了保存自己实力的情况下，面对日本的军事压力和利益诱惑，可能就会选择投降的道路。而已经淡出政治舞台的失意政客、官僚、军人，也亟图恢复往日的荣耀和地位，通过向日本投降，谋取私利。同时，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迟缓，经济不够发达，而人口就业压力很大。在没有得到一定生活保障的情况下，社会上的无业贫民或游民，如流氓无赖、无业赤贫、兵痞、失意军人等，成为汉奸的下层基础。所有这些内外因素共同作用，造成抗战时期汉奸集团的产生和一度发展。还在抗战时期，就有人分析过汉奸产生的根源：“汉奸是中国封建主义更卑污的、更具体的残渣。支持他的社会阶层，主要是旧官僚、旧军阀、土豪、劣绅，以及一部分大地主和日本买办（这应该包括以依‘日本通’为生的人，如殷汝耕之流），浮泛在城市和农村的流氓无产者群，尤其是最后的这一阶层，乃是支持汉奸的最基本力量。”“旧官僚、旧军阀、政客、豪绅、一部分大地主和日本买办，成为造就所谓高级汉奸的最好的资源，流氓无产者群，成为汉奸的基本群众。”“在国内，实在找不到一个占有具体经济力量的阶级做它的基础，而只是一些脱离生产的阶层支持着它，即是说汉奸只能代表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而不能代表国内任何阶级的利益。”（注：李侠公：《肃清汉奸的根治办法》，引自《国共抗战大肃奸》（下），第144—145页。）这样的分析是很有见地的。
抗战时期卖国投敌的汉奸，终于未能如日本所愿，帮助日本确立对中国的占领和统治，相反，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在战后受到司法审判，作为群体的汉奸集团及其成员则始终受到中国人民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审判，为一切有识之士所不齿。中华民族一向崇尚爱国不屈的忠贞之士，可以说，在中国国家向近代化的转型与发展过程之中，在中国民众一向对于汉奸的道德判断方面，在中国人的民族性和对外国侵略自己祖国的态度方面，卖国投敌的汉奸都找不到任何可以为自己辩解的理由，爱国始终是中国人民思想感情中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