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思潮与社会变迁——简论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近代论文,根源论文,中国近代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初，一度执思想界牛耳又退入书斋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劈头就说道：“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浸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近代， 正是一“文化昂进之时代”，在短短百余年间，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一扫龚自珍所哀叹的万马齐暗般沉寂，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奔涌而出，交错叠代、争持消涨，构成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景观。
人们习惯于将近代与春秋时期相提并论，因为两者都恰逢社会转折观念巨变并由此造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然而，考察近代社会思潮的结果会使人们相信，在思潮的纷繁复杂、倏忽变化、覆盖广泛等方面，春秋战国时期实在难与近代媲美。其中必有深刻的原因或根据。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主要梳理了清代的若干学术思潮，涉及其原因时则主要从学术理路的演变出发，即主要从理性自洽的内在根据着眼。但是近代社会思潮远远超出了学术的界域，影响到十分广阔的社会层面。因此，它们之所以发生，除了有理性的原由，还存在着知识社会学方面的原因。换言之，从发生学说，中国近代众多社会思潮的涌现这一文化现象，与近代社会变迁所造成的历史条件有密切的关联。因此，从理智史与知识社会学结合的方向，可以更清晰地俯瞰近代社会思潮的根源。
从最显性的生活世界看，鸦片战争拉开了近代史的序幕，紧随其后出演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人突然面对着一个全然陌生的难题：中国向何处去？之所以称它是全然陌生的，是因为不仅汉唐盛世的诗人或哲学家不必以此自扰，康乾雍诸朝的君主与臣民们也都沉酣于太平之中。只有到了19世纪中叶，千年帝国固有的治乱循环的逻辑突然被完全打乱，再也无法照旧演绎下去，才有了这一全新的指向未知世界的问题。对此的答案很自然就会各种各样；加之中国幅员广袤、历史悠久，情势逼迫中国人必须在短时期内形成一个足以调动全社会资源的政治—文化设计，其最初的结果必定是诸说杂陈、相争相生。简言之，中国近代各种社会思潮，不管其成败如何，不管其内蕴的真确程度如何，都从属于那个历史性的问题，作为一种社会前途的设计，都是这场社会选择的答卷。
从深层的心理世界看，浸淫日深的权威丧失是近代涌现众多社会思潮的主要精神背景。
汉代以降，中国人尊崇的权威是与皇权统一的儒学价值系统，清代沿袭宋明，以程朱理学为官方意识形态，维持着原先的价值。但是情况在悄悄地变化：以李光地为代表的清代理学已经没有创造性可言，吸引知识精英的是考据学。如果就学术思潮而言，考据学代表了清代前期至盛期的主流，按梁启超的说法，就是“清代思潮”。但是，“‘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同上书，第3页）古文经学能否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相提并论， 暂可置之不论，但宋明理学盛极而衰，至明清之际“理学家不复能系社会之信仰。炎武等乃起而矫之，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教学者脱宋明儒羁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经。”（同上）不仅从古文经学中培育出一批具有批判意识的学者，而且在近代的门槛上，古文经学一变而由今文经学主领风骚，更是异端辈出。开拓者龚自珍已经以“心力”对抗“天命”，对传统的天命论价值系统提出了挑战，至戊戌年间，今文经学演化为冲击权威、解放思想的工具。“儒家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曾有过各种不同的解释，但对儒家基本的社会—政治价值观和信仰，却是很少被准许各抒己见的。康氏已经使人对这些主要的价值观和信仰产生疑问，这一事实即意味着作为中国信仰核心的儒家正日趋衰微。当康有为在改变长期被公认的孔子形象和孔子学说的价值观的内核方面走得如此之远时，其含义就更加严重了。任何读过康有为的富于煽动性解释的人必然会产生一个感到烦恼的问题：儒家的本来面目和特征何在？这个问题的出现预示着这样一种后果：使儒家学说从一直是无可怀疑的信仰中心，变成了其基本特征是可疑的和有争论的一种思想体系。”（〔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340—34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用梁启超的话说，它象火山喷发或地震一般冲击着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与知识精英对传统价值的怀疑相应的，是传统的价值结构在日渐解体：价值原则与其物质承当之间发生了持续的根本背离。它先是表现为从官场到士人日深一日的弥漫性道德沦丧，最后是辛亥之役令千年帝制随着清朝的颠覆而告终结。而发生在更早的，是同皇室贵胄直接相联的上层社会发生了价值迷失。创作于康乾盛世的《红楼梦》正可以作为这一点的注解。他们本来应当是传统价值观念的最重要的物质承当，是那个社会受人尊崇的信仰之外部表现，现在却悄悄地从内里溃烂了。这是一个加速度行进的过程，到20世纪初，从上层贵族开始的溃疡已经蔓延至整个社会。辛亥革命结束了千年帝制，使得传统的价值系统失去了固有的物质承当，由此，旧价值不但丢失了作为理想或信仰的精神感召力，而且失去了世俗规范力量的支撑。天命论无可奈何地没落了。只有到了这一步，才可能产生以“打倒孔家店”、“重估一切价值”、“再造文明”为号召的新文化运动（关于近代价值迷失的演化过程，以及传统价值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拙文《略论近代中国价值迷失之缘起》有更多的分析，见《学术月刊》1994年11期）。
纵观中国近代，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传统的儒家社会—政治价值观与信仰从被怀疑到被批判，构成了两个相连跌落的低谷，同时，又是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奔涌的两大浪峰，几乎所有最重要的社会思潮都在这三四十年间发生了，甚至发育流布了。“丧乱之后多文章”，其间固然有实际运作中的挫折所引发的近代百年两次民族反思这一原因（按照陈旭麓先生的说法，甲午战役的失败引发了第一次民族反思，导向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失败引发了第二次民族反思，导向了新文化运动。 见陈旭麓《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但正是原先定于一尊的权威之跌落，构成了解放思想的客观环境，与重建现代性的民族价值的客观需求。没有这种客观条件，就没有足以容纳异端的空间，自然难以产生百家并存的思想局面。因为几乎所有的近代社会思潮都或深或浅地涉及基本的价值问题。
中国近代价值观念的巨大变迁与西方文化的冲击有极大的关系，后者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社会之所以思潮勃发的外缘。随着列强的侵入而逐渐加剧的西方文化撞击无疑是对中国传统的价值与权威的直截摧破。秉受有“天命”的王朝抵御不了蛮夷的入侵，这些蛮夷逐渐被证明是一种完全异质的文化，如果不是一种更高类型的至少也是一种更为有效用的文化。在中西杂陈、新旧交错的近代中国，一元的独断论价值系统摧破的结果必然经历一个价值相对论的阶段，价值多元的状况可谓思潮丛生的最佳土壤。
西方文化的冲击与融合，对近代社会思潮的作用还远不止于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近代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思潮都受到了西方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具体地说，这种“影响”包括示范、刺激、传输与强化。
毫无疑问，近代中国有些社会思潮是外来文化移植的结果，最突出的例子是基督教的传播。此外，哲学方面的进化论、实证论、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等思潮，它们之所以在中国传播，中国社会内部固然有某种社会期待，它们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也有某些接口，但是，最初都是西方同类思潮传输的产物。
站在另一端的，是一些主要应归属于中国本土文化产物的社会思潮，如佛教复兴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以及民族主义思潮，它们都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特异的民族色彩，或者说根本上是从中国自身的问题出发，由固有传统演化而来。对它们，西方文化似乎主要起某种刺激与示范的作用。
佛教传入中土以后，曾经走了一段盛极而衰的轨道，前清不但高僧无多，而且与思想界几乎无关。但接近近代地平线之时，最敏感的思想家如龚自珍、俞理初、魏源辈纷纷转向佛学，预示着价值真空造成的负压将把以往的“异端”吸引至精神世界的中心。而后西方文化的大规模入侵对佛教的中兴无疑是一种很大的刺激，也可以说是一种示范。对佛教复兴有大功者如杨文会曾经说过：“泰西各国振兴之法，约有两端：一曰通商，一曰传教。通商以损益有无，传教以联合声气。我国推行商业者，渐有其人，而流传宗教者，独付缺如。设有人焉，欲以宗教传于各国，当以何为先？统地球大势论之，能通行而无悖者，莫如佛教。”（杨仁山：《支那佛教振兴策二》，《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3 卷第4册）中国人意识到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的意义与地位， 似乎传统文化中足以与之抗衡的只有佛教，所以后来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都主张借佛教来振兴国民道德，从根本上自强、保国、革命。
贯穿中国近代全程的民族主义思潮，同样是在西方的刺激下产生。列强的侵略激活了中国人以“夷夏之辨”与“忠君报国”为核心的传统民族主义，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主义的第一个潮头涌起在世纪之交。按照本杰明·史华兹的说法：“只要赞成把社会实体作为民族来保卫，并极力把这个目的摆在其他价值观念和信仰之前加以考虑……明确的民族主义意识就登上舞台了。”（〔美〕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1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正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使民族危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同时也使得最前卫的知识分子达到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的觉醒：即必须以坚决的社会改革（维新或革命）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才能真正摆脱被侵略被瓜分的危险。另一方面，列强的成功也对中国民族主义作出了示范，其中以日本为甚。许多中国留日学生回国以后都大大地增强了民族意识，因为他们滞留日本期间大多饱受了日本人的民族歧视、轻蔑与嘲弄，同时也因为亲眼目睹了日本民族主义的有力示范：“明治时期的最后十年是日本民族因成就而产生的自豪感蓬勃高涨的十年，它明显地表现在与英国的结盟和对俄战争的胜利上。日本的民族主义对一些甚至非常不关心政治的留学生也有深刻的影响”。这使许多中国人意识到“要分享强盛只有起而仿效日本人的自爱和爱国心。”（〔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六章）
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如人道主义思潮、唯意志论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等等，其最初之发端，大抵都是反映中古封建社会解体的历史变迁，从批判封建制度与封建文化出发而派生的；所以最初都表现为异端乃至叛逆，并且以古代文化固有的某些资源为诠释自身的根据，尔后才渐渐地取得类似西方近代社会思潮的观念形式。中国近代人道主义思潮是一曲个性解放与博爱大同的协奏。古代儒家经典对于“大同”的描述成为近代社会理想的传统根据；近代发韧之际，龚自珍与俞理初这两个著名的人道主义者，都主张个性解放。尤其是俞理初，他所主张的男女平权、反贞节说、反性别歧视等理论，都是用考据学的传统方法从古代经史典籍中寻找依据而加以阐发的。半个世纪以后，经过西方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洗礼，它衍生出“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两个鲜明的主题。又如激进主义思潮，是一个较晚兴起的社会思潮，直到19世纪末，最前卫的也只是改良主义，其中虽有谭嗣同偶尔爆发出一点激进主义的火花，但对主流影响甚微（谭嗣同在《仁学》中曾经赞美过法国大革命，“誓杀尽天下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甚至渴求效法陈胜、杨玄感那样的反叛者。而且他的主旨在要人们“冲决网罗”，表明他是改良派中最激进的分子。但是《仁学》之发表，是戊戌政变以后，流亡在外的梁启超将其出版。正是改良运动的失败，推动了激进主义的高涨。事实上，连梁启超也一度激进起来过）。较早走上激进革命的孙中山，他的心路历程颇能说明这一思潮的缘起。甲午海战初期，孙中山正在北京，“以窥清廷之虚实”，结果发现，值此民族危亡之际，京城之内，依然文恬武嬉，歌舞升平，知清政府积弊重重，无可救药，非彻底改造决不足以救亡，“于是抚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孙中山全集》第1 卷第52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正是这种旧社会体制积重难返的现实，与必须迅速富国强兵以应付世变之间的张力，推动一部分知识分子走向了激进主义的立场。并且相继寻找到了以卢梭《民约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不断掀起革命的洪波巨浪。
我们讨论到此，已经涉及到近代社会思潮涌现的另一个极重要的原因：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它可以大略地分解为两个层面：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制度的更迭；由此产生出新的社会阶层与新的文化传媒。
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开放口岸的增加和洋务运动带来的最初的现代化运动，社会缓慢地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从形态上看，它首先表现在沿海与内地的反差逐渐显著。扩张主义的西方人将其据点从沿海扩展到长江沿岸，并且在其中发展出一种文化：“它在经济基础上是商业超过农业；在行政和社会管理方面是现代性多于传统性；其思想倾向是西方的（基督教）压倒中国的（儒学）；它在全球倾向和事务方面更是外向而非内向”（〔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第21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这种新的“河海文化”不但体现为一种新的社会阶级——买办——的出现，而且通过一群新式知识分子来表达其思想。早期改良派的代表王韬及其朋友们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曾经深受儒学经典的训练，在科举考试中不甚得意，随着西方人在上海的出现而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招致他们来到上海。“作为个人而言，他们颇不平常，甚或有些古怪，有时才华横溢。就整体而言，他们代表了中国大地上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条约口岸知识分子，他们的重要性将与日俱增。他们在中华世界的边缘活动。起初，他们的工作对中国主流中的种种事件似乎几无影响，但最终他们所提出的东西却与中国的实际需要逐渐吻合。直到这时，他们才渐次得到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自尊。”（同上书，第19页）柯文描述的这群“条约口岸知识分子”，最初的职责大多是帮助西方人作翻译工作，主要是将西方文献翻译成优雅得体的中文，当然也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西文。渐渐地形成了一种新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人投入了新闻出版事业。由此而来的结果是，那些未能以传统方式追求政治权力与社会声望的部分士类，找到了仕途以外的实现自我的新方式。
报刊在此有双重的意义：最初它既是近代一部分非正统的知识分子新的生存方式，又是非官方的新的传播媒介。就新的传媒而言，报刊对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推波助澜之功，怎样评价都不为过。19世纪下半叶最早出现的非官方报刊，是由英美德诸国的新教自由派传教士参与主办的，特别是其中的《万国公报》等，在上世纪末的传播西学方面，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尔后报刊迅速变成锐意改革的知识分子群的喉舌。梁启超先后于1895年和1896年创办《强学报》与《时务报》，宣传改良主义，执舆论界之牛耳。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又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一度成为思想界的旗手。在此前后，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还有严复协办的《国闻报》、狄楚青的《时报》、同盟会的《民报》、章太炎的《苏报》和《国民日日报》。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社会思潮都是依赖这些报刊传播的，不仅从海外传播到国内，而且从沿海口岸传播到内陆地区。 到1906 年仅上海一地出版的报纸就达66家之多，该时期出版的报刊总数高达239种。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更是报刊丛生。新创办的报刊不仅有党派团体的机关报和商业性的报刊，更多的是文化人的同仁刊物，以至于许多刊物就是相应的某种思潮的代称，如《新青年》派、《学衡》派、《新月》派，一直到40年代的《战国策》派、《观察》系等等。这些刊物都是相应的某种思潮的核心。
为了报刊的普及，除了发表新闻、政论类稿件外，近代报刊通常还发表文艺类作品，渐渐形成副刊或文艺专栏。对于同仁刊物而言，这类文艺作品如果说不是直接服务于其思想主旨的话，至少也不大会与之相抵触，更多的则意在借文艺的娱乐形式唤醒民众的社会觉悟与政治觉悟。如梁启超1902年即创办《新小说》，鼓吹“小说革命”、“诗界革命”，希望借助小说、诗歌去灌输新的观念与理想。《新青年》上刊载的文学作品纯乎是启蒙思潮的产物，《新月》上发表的作品如一批诗歌当然颇有纯文学的品位，但它们总体上与这个“人权”派的自由主义思潮十分默契合拍。这类刊物造就了一批独立的作家与文学青年，使得种种社会思潮与近代文学的发展结下不解之缘。在视听传媒（电影、电视、广播）未发明以前，即处于印刷文化之中，文学与社会思潮的姻缘保证了思潮的社会影响力。
在造就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上，比报刊的作用更大的，是晚清以来教育制度的改革。1863年京师同文馆成立，近代意义的中国教育开始起步；从1872年开始，清廷派谴留学生出国学习，表示中国近代教育将走向世界。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出现了一批专攻军事与工艺的专门学堂，紧接着出现了以西学为主的自强学堂，甚至旧式书院也开设了部分西学课程。教育制度的演进以及其中蕴含的价值观念的变化，直接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积极参加戊戌维新的大批志士仁人正是这场改革的第一批成果。进入20世纪以后，晚清新政从废科举开始，促成了一场影响至深至巨的教育改革。本世纪初，出现了第一次留学热，赴国外（尤其是赴日本）留学几乎成为一种风气。在这些留学生中既产生了一大批民主革命的志士，同时也培育了种种西方思潮的传播者。随着科学制的废置，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场到民间，掀起了一个兴办新式教育的热潮。据统计，1902年新式学堂有35787所，学生1006743人；1909年达到59117 所新式学堂，学生数逾160万；1912年激增至87272所和2933387 人（参见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61—62页；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641页）。 新式学堂的学生与留学生构成了近代知识分子的主体，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传统的八股士类，而且在性质与社会角色上也与旧的士类很不相同。“同科举制度下产生的八股士类相比，这类人已经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新思潮、新学理的洗礼，是另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不同于那种‘舍帖括八股书画外更无其他学问’的‘阘茸污溅骄蹇无耻之士’， 对传统经籍版本的热衷与执着逐步让位于一种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和救世意识。他们有新的知识结构、新的人生理想、新的价值观念、新的行为选择。在救亡图存的总目标下，他们开始了新的追求。在传统经籍之外寻求有益于社会进化的新知，寻求强国之道。”（陈旭麓：《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第260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总之，迅速崛起的新型知识阶层，从年龄段说，正当青壮年，对种种新思想最敏感，时局的危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责任感都决定他们对寻求救国救民的方略与知识怀抱着极大的热忱，所以正逢其时地充任了各类社会思潮的追随者与传播者。
与旧式士类因为有一致的儒家思想信仰、依附同一的政治制度而成为一个有相当凝聚力的阶层不同，20世纪初随着教育制度更新而出现的新型知识分子，依着专业化的进程，因职业分途与社会地位不同而分化了。除了踏上仕途以外，有一些成为工商业资本家，有大批的成为技术专家，大量的成为平民知识分子，这些不同的阶层在社会变迁所造成的财产与权力再分配中，利益并不相同。这一点很大程度决定了各类知识分子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取舍不同。诸多互相对立的思潮何以丛生不绝，可以从中得到部分的解释。
从近代社会产生了新的阶级来解释思想的斗争，前人已经有足够多的理论。笔者在此强调的是知识分子的作用。其原因在于，所谓社会思潮是一种较大规模的观念形态的运动，是特定社会的各种矛盾尖锐化、复杂化在思想领域的反映；通常是从知识分子群体发端，推向或大或小的社会层面，进而影响到生活世界和民众心理的思想运动。换言之，知识分子是社会思潮的首要主体。这里的知识分子还应包括中等以上各类新式学校的学生。20世纪前30年，中国社会有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学生社会”的存在，在社会舆论与民众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每当学生运动或“学界风潮”对社会产生影响力的时候，常常都是受到某些社会思潮支配的时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这样的“学生社会”，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总图景一定要大为逊色。
我们说知识分子是近代社会思潮的主体，当然并不意味着社会思潮仅仅在知识分子群体中自生自灭而已，而是指应当注重知识分子的状况与社会思潮的关系。本世纪前30至40年，刚刚诞生不久的新式知识分子，一方面面临价值丧失的困境，一方面现代化刚刚起步，知识分子尚未边缘化，诸多的社会思潮就从知识分子发端扩大至广阔的社会民众。当一种普泛化的价值被当作新的权威建构起来，知识分子作为整个群体迅速远离政治中心，甚至仅仅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工具时，社会思潮多元并存的状况便不复再现了。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知识分子群体进一步边缘化，更快地从社会中心撤离，此时依然可能产生某些思潮，但它们通常只能作为文学思潮、艺术思潮、学术思潮在某些专业圈以内流行，难以获得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也就是说难以形成真正意义的社会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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