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批评下的乔伊斯小说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乔伊斯论文,空间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08)01-0074-06
空间批评是20世纪80年代在文化地理学和文化研究等后现代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文学批评方法。空间批评深受20世纪后现代主义空间概念的影响，后现代时空理论以及逐渐发展起来的《文化地理学》为空间批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昂里·列斐伏尔(Henri Levibvre)的空间文化生产理论以及迈克·克朗(Mike Crang)、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菲利普·瓦格纳(Phillip E.Wegner)等学者将文化地理学引入了空间批评视野，拓展了空间批评的范畴。近年来，“空间”问题开始受到人文社会科学越来越多的关注，也成为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中的一个核心关键词，具有极强的理论穿透力和跨学科特点。就文学作品的空间批评而言，以往评论家过多地关注作品中地理环境空间同作者经历以及作品主题思想之间的关系。他们常常将空间看作是一种静态的、自然的场景或“容器”。空间批评则打破文本中景观的传统研究方法，注重研究文本中空间及空间隐喻背后的文化、历史、意识身份和权力等多层次的逻辑关系，将科学研究转向为空间的文化研究。“‘空间’已广泛的被非地理学领域隐喻性地使用，乃至形成人文和社会科学广泛的‘空间转向’。”[1]空间批评通过融入多种文化研究理论，强调对文学空间的社会文化解读，更加关注现代性所造成的空间与社会和文化的融合，注重“强调文化是人与人之间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各种关系，通过文化作为中介(media)、平台(level)、生活圈(sphere)等等空间隐喻，将文化研究空间化”[2]。空间批评关注空间的社会文化内涵，它将空间看作是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集合。文本中的空间已成为一个指涉系统、一个隐喻。在批评实践中，空间批评关注文学空间如何作为意义系统、象征系统、指涉系统来表达文化历史、民族身份以及国家权力等意识形态。空间研究一时间成为跨越文化、历史、政治、地理、社会、建筑等多学科的研究焦点。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是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先驱。其作品《尤利西斯》(Ulysses)和《芬尼根的守灵》(Finnegans Wake)使传统意义上的空间变得支离破碎，文学作品中的空间已失去其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属性。这些作品都毫无例外地以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为小说的创作背景，全景地反映了西方现代精神危机，揭示了西方现代社会情感的疏离和精神的虚无。乔伊斯曾指出：“我选择都柏林为背景，是因为这座城市是瘫痪的中心。”[3]都柏林的城市、街道、自然景观、社会空间和人物心理空间都成为乔伊斯阐释这一主题的重要手段。应该说空间是乔伊斯小说重要的组成成分，也是乔伊斯揭示西方现代精神危机的重要手段。乔伊斯的这一空间理念很好地印证了当代空间批评理论。
乔伊斯在其小说中分别从景观空间、社会空间和个体空间三个角度呈现都柏林，并使之成为其小说艺术的重要手段，成功地展现了这座“瘫痪的中心”。三种空间成为其小说中的一种象征系统，成为乔伊斯揭示西方现代社会迷茫和异化的一种空间隐喻。
一、乔伊斯小说中的景观空间
景观是一部小说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它常常以地域、场景、建筑等形式出现在文本中。小说中的景观不仅承载叙述内容的“容器”，它也是一种空间隐喻。乔伊斯为了揭示现代社会“瘫痪”的特征，他巧妙地运用了都柏林的各种景观，使之成为揭示小说主题的空间素材。这些景观主要出现在他的前期作品中，这些景观空间主要包括都柏林的街道、建筑、教堂以及和自然景观等。在都柏林，街道是泥泞的，胡同是死胡同，房子是阴沉的，庭院是压抑的，自然景观是迷茫的。乔伊斯笔下的城市景观环境展现出一种压抑和荒芜的文化特征。空间批评旨在发掘景观中所蕴含的宗教、文化和社会等属性，例如《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中一段对洪水的描写蕴有深刻的文化特征：
雨落在礼拜堂上，落在花园里，落在学校里。无声无息地，这雨会永远落下去。水会一英寸一英寸地涨起来，淹过草地和矮树丛，淹过大树和房子，淹过纪念柱和山顶。无声无息地，所有的生物都会憋死：鸟，人，大象，猪，孩子：无声无息地，世界的残骸七零八落，尸首在里面飘来飘去。四十个白天，四十个黑夜，雨会一直在下，直到水覆盖了整个地球的表面。[4]324
上述引文是斯蒂芬在教堂听布道时的意识流联想，礼拜寺是这个景观的中心，教堂连同学校及所有的生灵被肆虐的洪水吞噬，它同周围的环境、暴雨和洪水构成一个整体的景观空间。乔伊斯借助文本同《圣经》典故的互文性，赋予这个空间更多的宗教内涵。咆哮的洪水、被吞噬的教堂和生命给这个空间蒙上了一层荒芜的阴影。在《圣经·旧约·创世纪》中耶和华看到了人类罪恶的行径，遂利用洪水铲除人类所有的邪恶。景观中的教堂被淹没了，学校被淹没了，所有的生灵都被淹没了，所有一切弥漫着世界的荒芜，象征着宗教的瘫痪，预示着人类文明已经濒临末日。在这段描写中，景观的物质因素不再是空间批评的关注焦点，其背后渗透着的宗教文化属性才是其关注的内容。自然和地理景观在空间批评中变成了一种象征系统，凸显出景观的文化属性，也因此被赋予了宗教“瘫痪”的文化意义。同样的景观在《死者》(The Dead)末尾那场席卷整个爱尔兰的大雪中也有体现：
爱尔兰普遍都在降雪。雪落在黑暗的中央平原上所有的地方，雪落在部长舒的小山上，雪轻柔地落在艾伦沼泽上，再往西走一点，雪轻柔地落入香农河奔腾的黑色波涛中。雪也落在小山上那孤零零的墓地的每个角落里，米迦勒·富里就埋葬在那里。雪厚厚地飘落在那些歪歪扭扭的十字架和墓碑上，飘落在那小小墓门的尖栅栏上，飘落在荒凉的荆棘上。他的灵魂慢慢迷离，他倾听着血隐隐地从宇宙洪荒中飘落而来，隐隐地飘落，像最后时刻的来临一样，飘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4]208
《死者》是《都柏林人》(Dubliners)的压卷之作，末尾这场大雪常是众多评论家关注的焦点。这场漫天的大雪覆盖了都柏林，覆盖了中央平原，覆盖了所有的生者和死者。爱尔兰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被这场迷茫的大雪所覆盖。大雪与墓地、与小说人物、情节形成一个整体的空间象征系统，“它象征着冷若冰霜的人际关系，僵死的爱尔兰社会和精神上的死亡”[5]111。这里的人物和景观都统一于这个主题基调。死亡的阴影始终笼罩着都柏林的每个角落，主人公加布里埃尔(Gabriel)①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是掌握生命的天使，如受胎报知、复活、死亡等等。生命的天使在一个象征万物复苏的圣诞晚会上，同一群猥琐、压抑的人们围绕着死亡和欺骗等话题高谈阔论，就连加布里埃尔自己也承认：“I am sick of my country,sick of it.”[6]《死者》通过结尾的这场大雪揭示出都柏林社会的沉闷压抑、家庭生活单调乏味使得整个社会犹如一潭死水，毫无生气，令人窒息。空间批评强调景观的文化属性，英国学者迈克·克朗指出：“地理景观是不同的民族与自己的文化相一致的实践活动的产物。”[7]因此，作品中众多的景观场景成为作者揭示主题的重要“技巧”。压抑窒息的雪景是一个典型空间隐喻，它显然象征一种否定的力量，“一种导致爱尔兰民族瘫痪的力量”[8]。这场大雪的景观折射出爱尔兰瘫痪的精神世界。
无论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的洪水场景，还是《死者》中的大雪场景，以及《尤利西斯》中的诸多景观描写都可以作为一种象征系统，从不同角度折射出一个巨大的、基调统一的空间，展现一出个瘫痪的精神荒原，成为体现乔伊斯作品“精神瘫痪”主题的重要手段。乔伊斯在其作品中也频繁地运用自然景观、城市景观和建筑景观以及其他各种景观，深刻地揭示出都柏林这个“瘫痪的中心”。
二、乔伊斯小说中的社会空间
社会空间是小说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物总是要走进社会，同社会进行交流，不同人物在社会交流中形成一部作品的社会空间。社会空间不仅指人们的活动场所，重要的是人物在社交场合交流中所体现的非物质空间，如人物在社会空间中的行为方式和结果等。正如列斐伏尔所言，“（社会）空间是一种（社会）产物”[9]。它生产社会也反映社会，因此，社会空间有时会体现为一种思想同另一种思想的交锋、一个群体阶级对另一群体的压迫或反抗，这些都是小说中社会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简·爱》(Jane Eyre)中的洛伍德学校不仅是一个建筑空间，它更就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空间，简·爱的反抗精神同维多利亚时期社会准则的交锋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空间，也成为塑造人物的一个重要手段。乔伊斯小说中的社会空间主要构建在都柏林社会交往场所的内部空间，包括酒吧、餐馆、报社、教堂、图书馆等场所。小说中社会空间为小说情节提供了发展的广度，这些空间大多伴随着人物在社会行为中的思想压抑、精神异化等特征，而弥漫着一种荒诞和虚无的空间氛围。
在《尤利西斯》的第七章伊奥勒斯(Aeolus)中，乔伊斯叙述了广告推销员布卢姆在《自由人》报社内部午间一小时内的活动。这一章分别从室内和外部展现都柏林两个并列的社会空间，一个是都柏林市井空间，另一个是报社内部空间。这一章先是从报社办公室内部观察都柏林市井。乔伊斯将视角对准了都柏林的三个街景空间，即都柏林车水马龙的市中心，中央邮局以及货栈，它们之间除了空间上的联系之外，没有任何逻辑关系，空间内的人物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流。外部空间展现了一个个并置的社会场景，人物之间彼此情感交流的缺失凸显出精神的迷茫。在《自由人》报社内部，叙述者展现各个办公室的空间及其内部活动。在报社内部，叙述在不同的空间中穿梭，先是卡特拉奇的办公室然后又转到了印刷车间、排字房、主编办公室等，在这短短一个小时内空间在不断地转换，人物达几十人，他们各自忙着自己的工作。在各个空间中充满了布卢姆庸俗、猥琐的言行和其同事、朋友对他的奚落，它们合并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杂乱空间。乔伊斯并没有将这些空间材料简单地以线性顺序展现出来，而是戏拟了现代主义绘画中的拼贴画(collage)技法，将这些叙述内容分成63个叙述片段，并给每一个片断配上一个稀奇古怪的报纸标题。需要注意的是在这63个栏目标题中，表示空间地点或空间隐喻的标题约占三分之一，多达19个。比如：第1个标题“在希勃尼亚首都中心”；第7个“钥匙议院”；第15个“爱琳，海上的绿宝石”；第17个“他家乡的土话”；第42个“意大利，艺术的女王”；第49个“亲爱而肮脏的都柏林”；第50个“吻我高贵的爱尔兰的屁股”；第60个“叫什么？——还有——在哪儿？”此外，乔伊斯在叙述内容上，运用多种离奇的修辞技巧增加文本的异质性，其中如回文法(Palindromes)、变形法(Metathesis)等形式各异的修辞手段多达一百余种[10]645。乔伊斯把众多的空间内容用报纸标题的形式拼贴在一起，使得“报社”这一社会的空间恰似报纸五花八门的栏目一样，各自叙述着自己的故事，这些杂乱的叙述片断角度各异、材料异质，被并置在一起，增加了支离破碎和杂乱喧哗之感，使其更像是“具有异质特征的杂文集”[10]636。都柏林乃至整个西方现代社会恰似一张报纸：“整个城市像是用现代材料并置在一起的一张硕大的报纸（一日社会生活的集合）。”[11]在这里，古老的意大利、爱尔兰、都柏林被冠在了各个空间的标题之上，这些地点不一、文体不同的空间标题，再加上每个标题下的空间内部所展现的人物猥琐的言行、离奇的语言技巧，所有这些使读者产生一种混乱之感，这些叙述构成一个社会空间隐喻，展现出一个支离破碎的都柏林社会空间。
乔伊斯在不同的小说中，将人物活动的众多社会空间上涂上一种荒诞的色彩，形成这部作品社会空间的主题基调。读者在阅读中可以感受到这种基调潜移默化地渗透在每一个具体的空间之中，它们或者表达人物的猥琐和庸俗，或者展现文明的瘫痪等主题，构成一个统一主题基调的众多社会空间的集合。这个空间集合从人物同社会的关系角度展现出一个精神瘫痪的都柏林社会。
三、乔伊斯小说中的个体空间
个体空间是一种表征的空间，是特定空间被赋予了个体特征的空间。小说中的个体空间指的是具有人物典型特征的场所及其个人心理空间。乔伊斯小说中的个体空间是揭示都柏林荒原文化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中不同人物的个体空间有各自的特点，无论是主人公的居所，还是人物的内心独白，都明显给小说的空间刻上了人物的思想特征。比如在《阿拉比》(Araby)中，牧师曾经居住的房间和那个幽暗、荒芜的花园形成独具特色的个体空间。小说通过多处的空间描写，形成特点鲜明、带有相同文化基调的空间构建。乔伊斯力图通过这些空间建构展现出宗教瘫痪的文化特征。
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对三个人物的个体空间作了精细的展现。其中布卢姆的个体空间呈现庸俗、琐碎的特征；斯蒂芬的个体空间则是迷茫虚无的；莫莉的空间责呈现荒诞与淫荡的特点。三个个体空间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的思想意识和处世哲学，布卢姆的庸俗哲学、斯蒂芬的虚无主义和莫莉的肉欲主义是现代精神荒原不同方面的写照。三个人物的个体空间从不同的角度，交汇成一幅都柏林现代社会立体的精神荒原图，人物各具特色的个体空间成为乔伊斯揭示都柏林“瘫痪的中心”主题的重要手段。
这里以布卢姆为例分析人物的个体空间。布卢姆早晨单独吃早餐时，整个厨房只有他一个人，他先是津津有味地吃起动物的内脏，然后为妻子准备早餐，最后百无聊赖地同家中的小猫“聊”起了家常。吃内脏在西方社会被认为是低级龌龊的行为。在后面的细节描述中，乔伊斯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细致入微地展现了布卢姆同小猫的“对话”。这一细节描写不仅生动地刻画出了布卢姆的庸俗和猥琐，同时，也为这样的个体空间贴上人物特征的标签。
利奥波德·布卢姆先生吃起牲口和家禽的下水来，真是津津有味。他喜欢浓郁的杂碎汤、有嚼头的胗、填料后用文火焙的心、裹着面包渣儿煎的肝片和炸雌鳕卵。他尤其爱吃在烤架上烤的羊腰子。那淡淡的骚味微妙地刺激着他的味觉。……
布卢姆先生充满好奇地凝视着它那绵软的黑色身姿，看上去干净利落，柔滑的毛皮富于光泽，尾根部一块钮扣状的白斑，绿色的眼睛闪闪发光。他双手扶膝，朝它弯下身去。……
大家都说猫笨。其实，它们对我们的话理解得比我们对它们更清楚。凡是它想要理解的，它全能理解。它天性还记仇，并且残忍。奇怪的是老鼠从来不嗞嗞叫，好像蛮喜欢猫儿哩。我倒是很想知道我在它眼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高得像座塔吗？不，它能从我身上跳过去。[12]117-118
这段叙述中既有作者对厨房空间的描写，也有对人物心理空间的展现。布卢姆是这个空间的主宰者，我们看到主宰这一空间的人物被刻画成一位胸无大志、孤独无聊的庸人。作为中年男子，他并没有把自己的精力和心思放在事业上，而是整日沉浸于无聊的琐事之中。清晨，他沉浸在杂碎汤的烹调和“淡淡的骚味”之中。家庭的情感危机和事业的颓唐使得他总感到苍凉和孤寂。妻子的不忠使他们无法沟通和交流，反而倒是一只小猫咪成为了他关注和交流的对象，他极力地去探求自我在小猫眼中的形象，这一切映衬出人物孤独和压抑的内心世界，折射出人物对自我的质疑。小说中的个体空间充满了人物思想、情感等个性特征，成为具有人物特征的表征空间。列斐伏尔认为：“表征的空间是体现个体文化经验的空间，包括组成这一空间所有的符号、意象、形式和象征等。”[13]表征的空间指某个具体空间具有某种特定象征意义的空间，它是空间对符号、意象、象征等更有创意的使用和表达。这位反英雄的行为和思绪为小说个体空间打上了思想异化的烙印，行为者的个性特征成为主宰这个空间的基调，成为乔伊斯探索“精神荒原”主题的手段。
乔伊斯在《芬尼根的守灵》中叙述了伊厄威克(H.C.Earwicker)一家人晚间的梦幻意识。小说以“riverrun,past Eve and Adam's,from swerve of shore to bend of bay,brings us by a commodius vicus of recirculation back to Howth Castle and Environs.（河水奔流，流经亚当和夏娃的领地，从圆弧形的海岸奔向曲折的海湾，越过一个宽广的水循环场，把我们带到了豪斯城堡和都柏林市郊）”为开始，小说结尾以“First.We pass through grass behush the bush to.Whish! A gull.Gulls.Far calls.Coming,far! End here.Us then.Finn,again! Take.Bussoftlhee,mememormee! Till thous-endsthee.Lps.The keys to.Given ! A way a lone a last a loved a long the（首先，我们经过了翠绿的树丛，嘘！……一条小径偏僻、最后的、可爱的、漫长的）”为终。乔伊斯在小说结尾有意没有用句号，而且结尾用了一个必须放在名词前才有意义的冠词“the”，读者似乎又可以回到了小说的开始，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的梦幻空间。乔伊斯曾指出：“这部小说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读者从他的任何部分读起都可以进入这个循环。”[5]251这种表现方法使小说成为语言的迷宫，随着人物梦幻的开始，小说形成了一个个错乱的个体空间。个体空间不再仅仅局限于《尤利西斯》中那种人物内心的思想异化和自我分裂(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self)，而是强调语言的自治。小说中具体的个体空间也分别被戴上了这种语言自治的标签，个体空间呈现出一种语码错乱的特征。小说最后的第十七章的一段叙述充分体现了人物个体空间的这一特征：
For korps,for streamfish,for confects,for bullyoungs,for smearsassage,for patates,for steaked pig,for men,for limericks,for waterfowls,for wagsfools,for louts,for cold airs,for late trams,for curries,for curlews,for leekses,for orphalines,for tunnygulls,for clear goldways,for lungfortes,for moonyhaunts,for fairmoneys,for coffins,for tantrums,for armaurs,for waglugs,for rogues comings,for sly goings,for larksmathes,for homdsmeethes,for quailsmeathes,kilalooly.[14]
这段叙述展示了小说主人公伊厄威克(Humphrey Chimpden Earwicker)在梦境中追忆有关爱尔兰几个世纪前历史传说的意识流场景。乔伊斯巧妙地在人物个体心理空间中构建出爱尔兰国家空间。他首先运用来自不同国家和民族的32个词语展现爱尔兰的32个郡。他将32个名词通过介词for以流水形式罗列在一起，正好预示着爱尔兰的32个郡（目前，爱尔兰有26个郡，加上现属英国的北爱尔兰的6个郡，共32个郡）。其中首个词是Korps，读音近似于考克郡(Cork)。接下来是和食品相关的六个词，这些词大多为乔伊斯借用其他民族语言或自己创造的词，如“confects”为瑞典语中的“konfekt”意为“美味肉食”；“bullyoungs”音同瑞典语中的“buljiong”意为“清汤”；“smearsassage”在瑞典语中是“smorgas”即三明治的意思；再加上淡水鱼(streamfish)和马铃薯(patates)和烤猪(steaked pig)等[15]，它们分别指代德里(Derry)、唐(Down)、都柏林(Dublin)、肯尼(Kilkenny)、梅奥(Mayo)和蒂珀雷里(Tipperary)六个郡，因为这六个郡“分别以盛产鱼、肉食、清汤、三明治、马铃薯和烤猪而闻名”[16]268。在后面的叙述中乔伊斯模仿地名的发音，或借用其他名词指代爱尔兰的其他各个郡，如waterfowls指涉沃特福德郡(Waterford)；wagsfools指涉韦克斯福德郡(Wexford)；goldways指涉戈尔韦郡(Galway)；kilalooly指涉基尔肯尼郡(Kilkenny)[16]267。
这段几十个字组成的饶舌叙述通过人物的自由联想，呈现出一个错乱的国家空间。乔伊斯在这里展现给读者的不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而是一个个由莫名其妙的烹调词语和外国文字组成的空间乱码。国家在人物心理空间中变成了任意组合的碎片，变成了杂乱的空间。这说明人物不仅对自我怀疑，对自己生养将息的国家和生存空间同样产生了质疑，这些充分展现出爱尔兰精神和社会的混沌。同时，也说明“乔伊斯力图将爱尔兰塑造成一个‘非国家’(nonation)，使其变成了一个概念，一个被其自身模糊的历史和其身份认同所折磨的国家概念，就像是一个被抹去记忆，一个在自我概念断裂中形成的社区”[17]。乔伊斯试图通过这个饶舌的个体空间，揭示一种丧失坚实心理结构的自我，并进一步揭示一个失去了稳定和完整的国家空间。国家因此变成了乱码的空间，深刻揭示了西方社会对自我、国家和存在的怀疑。
从《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到《尤利西斯》再到《芬尼根的守灵》，乔伊斯塑造了众多的都柏林市民形象。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身份和心理特征，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人物个体空间的非理性特征。人物个体空间或表现为异化的自我，或表现为错乱的国家碎片，从不同角度展现了都柏林这个瘫痪的空间。
乔伊斯一生创作了多部现代主义经典小说，这些小说全部以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为背景，集中展现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瘫痪和精神的迷茫。作品中的空间构成其重要的创作技巧。乔伊斯小说中的空间分别从自然景观、社会空间以及人物个体空间三个方面展现了都柏林这个“瘫痪的中心”。小说中的这些空间并非仅仅是文本中的景观、地点或“容器”，乔伊斯在创作中，将人物、自然、思想融入到空间中，同时，自然景观空间也被融入了文化和宗教的色彩，进一步揭示都柏林的精神特征；社会空间中人物庸俗、猥琐的言行则构建出一个精神迷茫的都柏林；个人心理空间中思想的异化折射出一个自我怀疑、一个丧失坚实心理结构的自我，揭示了个体心理空间背后蕴含的精神瘫痪。总之，乔伊斯小说的空间解读能够发掘其小说中各种景观和空间背后的社会文化属性，探究空间如何成为乔伊斯揭示小说主题的重要技巧。
［收稿日期］2007-11-20
注释：
①加布里埃尔(Gabriel)在中文版的《圣经》一般译作加百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