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来汉藏语系的语言类型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语系论文,年来论文,类型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言类型学（linguistic typology），又称类型语言学（typological linguistics），是通过比较不同语言相同、相异的特点，从复杂的、无限的语言现象中，归纳出少量的、有限的类型，寻找人类语言的普遍现象（即共性），以深化对语言本质、语言特点的认识。
现代语言类型学始于上世纪60年代，是20世纪现代语言学理论发展的热点之一。中国是一个多语种国家，有极为丰富的语言资源，语言类型学理论与方法传入中国后很快就被一些语言学家所接受，用来研究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推动了中国语言的研究。如何运用语言类型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的语言，近期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
汉藏语系语言（以下简称“汉藏语”）的类型学研究存在两类不同的对象：一类是汉藏语内部语言的比较；另一类是汉藏语和其他语系语言的比较。两类对象性质不同，其方法也不同。汉藏语内部语言类型学比较研究的经验和方法主要侧重在少数民族语言之间、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类型学比较。20年来汉藏语系的语言类型学研究的经验主要是：必须区分亲属型语言比较和非亲属型语言比较；亲属语言的类型学比较必须区分语言现象的同源关系和非同源关系；必须重视系统参数；必须谨慎判定语言接触现象。汉藏语系语言多数都有丰富的量词，这需要从类型学的角度进行新的归纳。其他如语音研究中的韵律问题、声调问题、语音和谐问题，语义研究中的多义分合问题，都是未被认识，有待开垦的领域。总之，汉藏语的类型学研究大有可为。本文主要介绍汉藏语内部语言类型学比较研究的经验和方法，主要侧重在少数民族语言之间、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之间进行类型学比较。由于汉藏语究竟包括哪些语言学界尚未有一致的意见，本文使用的是“一语三族”的分类法，即汉藏语包括汉语、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和壮侗语族。
一、20年来汉藏语类型学研究的基本情况
20年来，汉藏语类型学的研究主要涉及语法、语音两个领域，以语法方面的研究为多。具体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一些：
1.语序类型研究。这是现代语言类型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包括指示代词修饰名词的语序、形容词修饰名词的语序、述语和宾语的语序、状语的语序等。如：黄不凡的《藏缅语“指代→名”偏正结构语序》[1]，戴庆厦、傅爱兰《藏缅语的形修名语序》[2]，刘丹青的《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3]，唐正大的《与关系从句有关的三条语序类型原则》[4]，潘国英的《汉语状语语序研究及其类型学意义》[5]等。
2.句法结构的类型学研究。包括被动句、疑问句、差比句、述宾结构、述补结构、连动句等。如：李洁的《汉藏语系语言被动句研究》[6]，戴庆厦、李洁的《从藏缅语族语言反观汉语的被动句》[7]，戴庆厦、傅爱兰的《藏缅语的述宾结构——兼与汉语比较》[8]，戴庆厦、黎意的《藏缅语的述补结构——兼反观汉语的述补结构的特点》[9]，戴庆厦、李洁的《藏缅语的强调式施动句——兼与汉语被动句对比》[10]，戴庆厦、邱月的《OV型藏缅语连动结构的类型学特征》[11]，张敏的《汉语方言反复问句的类型学研究》[12]，刘丹青的《汉语给予类双及物结构的类型学考察》[13]、《粤语句法的类型学特点》[14]，沈家煊的《现代汉语“动补结构”的类型学考察》[15]，王双成的《西宁方言的差比句》[16]等。
3.词类的类型学研究。包括量词、结构助词、指示词、语气助词等。如：蒋颖的《汉藏语系语言名量词比较研究》[17]，戴庆厦、蒋颖的《萌芽型量词的类型学特征》[18]，陈玉洁的《汉语指示词的类型学研究》[19]，戴昭铭的《汉语语气助词的类型学价值》[20]，吴福祥的《汉语语法化演变的几个类型学特征》[21]，储泽祥的《汉语处所词的词类地位及其类型学意义》[22]等。
4.语法形式的类型学研究。包括重叠、粘着、屈折等形态手段及语法形式标记的研究等。如：孙宏开的《论藏缅语语法结构类型的历史演变》[23]，李永燧的《论藏缅语黏着语素与语言类型学》[24]，戴庆厦、孙艳的《景颇语四音格词产生的机制及其类型学特征》[25]，戴庆厦、朱艳华的《景颇语的重叠及其调量功能》[26]，陆丙甫的《从宾语标记的分布看语言类型学的功能分析》[27]，陈前瑞的《汉语体貌研究的类型学视野》[28]，张敏的《从类型学看上古汉语定语标记“之”语法化的来源》[29]等。
5.语音的类型学研究。包括语音的共时特征和历时演变的研究。如：胡坦的《藏语历史音变的几种类型》[30]，彭建国的《吴语、湘语主元音链变类型比较》[31]，焦立为、石锋的《汉语方言声调格局的类型学研究》[32]等。
6.理论性研究。包括汉藏语的共性和类型研究、汉语方言的类型研究等。如：瞿霭堂、劲松的《论汉藏语言的共性和类型》[33]，李如龙的《汉语方言的类型学研究》[34]，曹聪孙的《语言类型学与汉语的SVO和SOV之争》[35]等。
20年来的汉藏语类型学研究有两种研究角度。一种是从宏观到微观，即根据类型学已有的研究成果来观照具体语言在某一特征上的表现，如黄行的《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词序类型》[36]，是较早运用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成果对我国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的词序类型进行研究的论文，该文选取这两个语系有代表性的语言，分析了O-V型和V-O型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在词序类型分布、词序的蕴含关系、词序的类型分类以及词序的标记性等方面的差异。另一种是从微观到宏观，即根据汉藏语的语言事实，概括出有规律的共性特征，包括蕴含性共性和倾向性共性，如戴庆厦、朱艳华的《藏缅语选择疑问范畴句法结构的演变链》[37]，根据选择疑问范畴在27种藏缅语句法结构形式上的语言事实，归纳出重叠问句
、有标记的正反问句、有标记的选择问句三种句法结构形式之间的蕴涵性共性：重叠问句有标记的正反问句有标记的选择问句。这一蕴含性共性表明，一种语言如果存在重叠问句，就会存在有标记的正反问句，还会存在有标记的选择问句。
语言类型学分为传统语言类型学和现代语言类型学。传统语言类型学是根据构词形态把语言分为孤立语、粘着语、屈折语等三种类型；现代语言类型学则是把语言放在一个由多种参项构成的、连续的类型等级序列中进行分类。类型学的这两种研究方法在国外的语言研究中都有充足的发展。在我国，由于汉藏语系语种丰富，语言特点多样，因此，在对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语言特点的研究中，传统语言类型学与现代语言类型学研究有不同的适用范围。一般说来，对汉语、壮侗语族、苗瑶语族以及藏缅语族南部语群等形态特征不丰富的语言，更多的是采用现代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如李云兵的《中国南方民族语言语序类型研究》[38]一书以中国南方98种民族语言（包括汉藏语系的藏缅、苗瑶、壮侗等语族及南亚语系、南岛语系）为研究对象，对这些语言在语序类型方面的重要参项进行了描写和跨语言比较。而对形态特征相对发达的藏缅语族北部语群的研究，传统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方法有更多的用武之地，如孙宏开的《我国藏缅语动词的人称范畴》[39]对存在于独龙语、羌语、嘉戎语、普米语、木雅语、尔龚语、扎巴语、景颇语、载瓦语等语言中的动词人称范畴进行考察，认为这些语言的动词往往用添加前缀或后缀的方式表达（有的语言里把动词后面成音节的人称后缀处理成语尾助词）与该动词有关的主语或宾语的人称与数。
此外，从研究比重上看，以汉语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多，而以非汉语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少。这与非汉语研究的历史短、人数少有关。在语言结构中，以语法方面的研究成果为多，而语音、词汇方面的研究成果少。这与现代语言学理论重语法研究有关。
二、20年来汉藏语类型学研究的经验
语言类型虽是抽象的、概括的语言规则，但它是从具体语言的研究中根据不同的特点归纳出来的。汉藏语的特点不同于其他语系语言，必然要有适合汉藏语特点的类型学研究，这需要在研究中逐渐积累和总结。20年来，学者们在汉藏语类型学的比较研究上苦苦探索，摸索了一些经验。
（一）类型学比较必须区分亲属型语言比较和非亲属型语言比较
语言关系有亲缘关系和非亲缘关系之分，所以语言类型学比较必须有亲属型类型学比较和非亲属型类型学比较之别。前者如汉语和藏语的比较，后者如汉语和英语、维吾尔语的比较。二者研究的目的、内容、方法有所不同，是不同质的。
拿比较目的来说，亲属型类型学比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寻求语言间的共性和个性，揭示语言历史演变的规律。亲属语言的共性，是由原始共同语的共同“基因”沿袭下来的，虽然后来的语言由于语言的分化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异，但在共时上还存在其内部的联系，而非亲属型语言比较。由于语言间不存在语言亲缘关系，没有原始共同语的共同“基因”，也就不存在亲属关系性质的语言演变规律。其间虽存在共性但却是非亲属关系性质的，属于人类语言的共性。
在比较方法上，亲属型类型学比较总会带有“共同基因”的眼光看待不同语言的对应关系，把相互间的异同与“共同基因”的主线联系在一起；而非亲属型类型学比较则是“就事论事”的，或者说是就语言现状论事的，不去考虑它们的过去怎样。
语言类型学比较中对语言异同现象的观察、判断，必须考虑有无亲缘关系的因素，不能笼统地就事论事。如：汉藏语内部有SVO和SOV两种截然不同的语序，汉语、苗瑶语、壮侗语是SVO语序，藏缅语是SOV语序。二者的差异是历史演变形成的，可以寻出其“演变链”。阿尔泰语虽与藏缅语一样也是SOV语序，但与藏缅语没有共同的来源；英语与汉语一样，也是SVO语序，但也没有共同来源，没有演变上的关系。
但现在所看到的语言类型学研究成果大多不区分亲属语言和非亲属语言，只要是不同的语言和方言，都可以放在一起来比较、研究。这一做法固然能够获得人类语言在共时平面上的共性和个性的认识，但却难以深化对语言特点由来的认识。
（二）亲属语言的类型学比较必须区分语言现象的同源关系和非同源关系
亲属语言的类型学共性有两个来源：一是原始共同语同一现象在不同语言的延续，这是同源关系；二是不同语言后来各自新增的现象，这是非同源关系。这两种不同的来源虽都与语言的亲缘关系有关，都受亲缘关系的制约，但在性质上、特点上是有差别的。
同源关系的语言现象，由于都是由一个“根”演化下来的，虽然后来不同语言都发生变化，产生了不同的特点，甚至面貌全非，但还能找到其“血缘”上的联系，构成其类型学的共性和个性。如动词的使动范畴，这大概是汉语和藏缅语原始共同语的共同特征，有可能追溯、重构到原始共同语的语法形式。通过汉语和藏缅语使动范畴的类型学比较，我们能够发现汉语和藏缅语使动范畴类型学的共性和个性。
非同源关系的语言现象，由于是不同语言后来各自并行产生的，没有“血缘”上的直接联系，其演变受各自语言系统的规则制约，其类型学关系不同于上述同源关系的语言现象。
当然，由于不同语言存在亲属关系，所以在演变特点上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共同“基因”的间接影响而出现某些共性。下面以声调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汉藏语大部分语言都有声调，但不是原始汉藏语延续下来的。现有的研究成果显示：汉藏语现存的一些语言或方言至今尚未产生声调，如珞巴语、藏语安多方言、羌语北部方言等；有的语言声调还处于萌芽状态，如嘉戎语；有的语言声调还不发达，如独龙语。从语言比较的角度看，有些语言的声调系统无法确定对应关系，如汉语和藏语，藏语和景颇语，景颇语和彝语。以上现象说明，汉藏语的声调不是原始汉藏语就有的，是后来分化为不同的语族后才各自产生的。这些各自分别产生的声调，各有自己的声调演变规律，相互间找不到系统的对应关系（即无法确立共同的“调类”）。但由于这些语言有亲缘关系，在声调的演变上会存在某些共性。如声调的分化遵循清高浊低、因舒促分类的规律。总之，不同语言后来各自产生的声调的类型学特征与由一个原始母语声调系统分化下来的类型学特征，在性质与特点上显然是不同的。
又如，藏缅语都有在句法结构中承担重要功能的结构助词，如宾语助词、定语助词、状语助词、工具助词、处所助词等。不同语言的结构助词虽然功能大体相同，但无同源关系，可以认为是后来各自产生的。所以在进行类型学比较时，不要把它们看作是原始汉藏语的共同特点，想要构拟其原始母语的共同形式是不可能的。
（三）类型学比较必须重视系统参照
每个语言都有自己独立的语言系统，其各种语言成分的存在和演变都受该语言系统特点的制约，所以在做语言类型学比较时，要从语言系统上把握用来比较的语言材料，而不是孤立地、表面地认识语言材料。重视语言现象的系统特点，可称之为“语言系统参照”。
比如，在做藏缅语的清浊声母类型学比较时，如果只摘取不同语言音系中的清浊声母进行对比，并依次做类型学特征分析，这就很不够，而且有可能搞错。下面以缅语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缅语浊的塞音、塞擦音在历史上已几近消失，所以现代缅语中基本词的读音都由古浊音变为清音，这从缅语与亲属语言同源词的比较中就能获知。在基本词中，彝语支语言的浊声母不与缅语的浊声母对应，而与缅语的清声母对应。如：“上（去）”一词，彝语是
，缅语是
；“听见”一词，彝语是
，缅语是
。这说明浊的塞音、塞擦音在基本词上已走向消失。但为什么缅语在现代音位系统中还保留浊的塞音、塞擦音呢？通过对浊音词词语来源的审视发现，缅语的浊塞音、浊塞擦音词大多是巴利语、印度语、英语等语言的借词。这又说明，现代缅语塞音、塞擦音上的清浊对立是一种“死灰复燃”的现象，其主要动力是语言接触而引起的外来词借用。也就是说，现代缅语的浊塞音、浊塞擦音音位是靠借词来支撑的，借词与缅语残存的浊音成分结合一起构成浊音音位“东山再起”的创新因素。总之，现代缅语清浊声母与藏缅语其他语言在性质上已大不相同，是“旧瓶装新酒”，或是“相同的瓶装不同的酒”。针对这种现象，做类型学比较使用缅语的清浊声母材料时，不能只看表面特征，而应进一步了解其深层的内容。[40]
在类型学比较研究中，由于涉及语言多，研究者难以对每种语言的特点都有较深的了解，往往只停留在表层的比较上。这是有待改进的问题。
（四）类型学比较必须谨慎判定语言接触现象
由于语言接触的原因，语言的特点会发生某些变化，还会使语言的类型学的特点发生变化。所以在做语言类型学比较时，应当区分固有成分和接触成分。对是否是由于接触而新增的语言成分，往往不易判断清楚。特别是汉语和苗瑶语、壮侗语，由于这些语言的接触关系久远、复杂，固有成分和借用成分的关系有的很难区分，成为长期困惑汉藏语语言学家的一个难题。比如藏缅语的正反问句，许多语言只有有标记的正反问句（“去呢，（还是）不去呢？”），如景颇语、荣红羌语等；而哈尼语、彝语、载瓦语等语言既有有标记的正反问句，也有无标记的正反问句（“去不去？”）。如何解释哈尼语、彝语、载瓦语等语言有无标记的正反问句这一现象，是看成由于语言接触而突破藏缅语类型学共性的现象，还是从语言系统中找内部理据、看成是内部自身发展的特征呢？有的认为是语言接触造成的例外，而我们则认为是内部自身发展的，符合类型学共性的。通过藏缅语疑问句的类型学比较，我们发现藏缅语的正反问句存在无标记的正反问句→有标记的正反问句→无标记的正反问句→重叠问句的演变链。哈尼语、彝语、载瓦语等语言在正反问句上的两种形式，分别处于这个演变链的第二、第三环，其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是演变为重叠问句（去去？）。这种演变链的形成，受语言类型特点（屈折性、分析性程度的高低）的制约。凡形态特征比较发达的语言，如景颇语、荣红羌语，是通过动词的词缀来表示疑问，动词不能独立出来构成正反问句。所以只能是带有疑问标记的句法形式。而分析性较强的语言，如哈尼语、彝语、载瓦语等，动词缺乏形态变化，表达疑问时，动词可以独立出来，构成无标记的正反问句，这是由语言自身系统的特征决定，而不是外来的语言接触原因造成的。[37]
所以，在类型学比较中既要重视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变异，又不能扩大化，把固有的语言现象当成是语言接触引起的。
三、近年来汉藏语类型学研究的新动态及前景
（一）近年来汉藏语类型学研究的新动态
近年来，我国学者在类型学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本土语言实际，重视探索和吸收新的研究方法和路子，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动态，其中有两个动态值得重视：一是从只关注语言现象的共时表现转向既关注共时现象又关注历史演变；二是从关注语言结构形式转向关注语义范畴在不同语言中的各种表现形式，以及语义范畴内部关联的差异等。与此相关的理论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语义地图模型理论，二是语言库藏类型学。下面简要地作些介绍。
1.语义地图模型
语义地图（semantic map）模型是建立在跨语言比较基础上，研究语言中多功能形式的关联模式。这一理论的基本思路是：“某个语法形式若具有多重意义/用法，而这些意义/用法在不同语言里一再出现以同一个形式负载的现象，则其间的关联绝非偶然，应是有系统的、普遍的，可能反映了人类语言在概念层面的一些共性。”[41]语义地图研究最早是由L.B.Anderson（1982）开创的，他在研究世界语言里完成体标记的共性特征时，将当时仅用来分析词汇语义的“语义场理论”加以改造，用来考察语法标记和语法结构所负载的语义之间的关联。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一理论才逐步受到类型学界的重视。最近几年，语义地图模型在类型学界形成了一个研究高峰。部分中国学者从国外吸收了类型学研究的这一新成果，并将之介绍到国内语言学界。如张敏的《“语义地图模型”：原理、操作及在汉语多功能语法形式研究中的运用》[41]，王瑞晶的《语义地图：理论简介与发展史述评》[42]，陆丙甫、屈正林的《语义投影连续性假说：原理和引申——兼论定语标志的不同功能基础》[43]等。还有一些学者尝试运用这一理论来进行汉语研究。如潘秋平的《从语义地图看〈广东省土话字汇〉中的“俾”》[44]，翁珊珊、李小凡的《从语义地图看现代汉语“掉”类词的语义关联和虚化轨迹》[45]，郭锐的《以补充义为核心的副词语义地图》[46]、《从语义地图模型看量词功能的扩张》[47]等。
语义地图模型理论引入中国的时间还很短，从应用的范围来看，这一理论目前还只是应用于汉语研究领域，民族语学界尚未见到相关研究成果；从研究的对象来看，国际语言学界的研究，基本取样于欧洲语言，而我国语种异常丰富的少数民族语言（涉及汉藏、阿尔泰、南岛、南亚、印欧等5个语系）尚未纳入这一研究领域。因此，在我国的民族语学界开展语义地图的研究，对推动我国民族语研究的发展，以及丰富和深化语言类型学研究，都有着重要的价值。
2.语言库藏类型学
语言库藏（linguistic inventory）是指一种语言或语言的某一方面所拥有的语言手段（包括语音及韵律要素、词库、形态手段和形态要素、句法手段）的总和。语言库藏类型学是在跨语言考察的基础上，总结人类语言在语言库藏方面的共性和类型差异的语言研究理论。刘丹青在2010年北京语言大学召开的“类型学视野下的汉语与民族语言研究学术论坛”上阐述了这一理论。库藏类型学关注有哪些范畴在人类语言中普遍进入库藏，有哪些范畴只在少数或个别语言中进入库藏，有哪些范畴从不进入库藏，而借助标示其他范畴的手段。库藏类型学研究各范畴所用库藏手段的显赫度，并根据相关范畴的跨语言入库能力和显赫度将不同的语义语用内容排出等级序列。[48]
语言库藏类型学提出的时间还很短，目前研究的人还不多，只有个别学者在这方面有研究成果问世，研究对象主要涉及汉藏语及英语。如刘丹青的《语言库藏类型学》[48]、强星娜的《上海话过去虚拟标记“蛮好”——兼论汉语方言过去虚拟表达的类型》[49]。
语义地图模型和库藏类型学理论，与过去的类型学研究有较大的区别。过去的类型学研究更关注的是语言的结构形式，如语序、语法手段等，而这两种理论更关注语义范畴在不同语言中的不同表现形式，语义范畴内部关联的差异等。此外，过去的类型学研究一般只考察共时平面上不同语言的共性与差异，而不考虑历时平面上的来源与发展，而语义地图模型则开创了类型学研究中由共时差异观照历时演变的新路子。从这两个角度来说，汉藏语的语言类型学研究又有了一个新的进展。
（二）汉藏语类型学研究的前景
语言类型学理论从开始建立，到后来蓬勃发展，成为语言学中的一门“显学”，其迅猛发展的态势彰显了这一理论在语言研究领域的普适性及生命力。然而这一理论在语言事实的运用上出现了一个弱点——对汉藏语语言事实重视不够。这就导致所提取的类型学规则有许多并没有包括汉藏语的语言事实。如关于名词修饰语与中心名词的语序，Greenberg（1996）所提出的第20条共性只总结了“指示词+数词+形容词（前置于名词或后置于名词）”或“形容词+数词+指示词”（后置于名词）两种，其中没有涉及量词进入结构后的语序变化。[50]汉藏语系语言多数都有丰富的量词，量词进入后会引起句法结构的一系列变化，这需要从类型学的角度进行新的归纳。其他如语音研究中的韵律问题、声调问题、语音和谐问题，语义研究中的多义分合问题，都是未被认识，有待开垦的领域。总之，汉藏语的类型学研究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