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来,一种强烈的爱国情怀--达赖喇嘛和额尔德尼元旦书出版研讨会上的论文集_班禅喇嘛论文

五百年来,一种强烈的爱国情怀--达赖喇嘛和额尔德尼元旦书出版研讨会上的论文集_班禅喇嘛论文

悠悠五百年,浓浓爱国情——《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出版座谈会发言选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达赖喇嘛论文,班禅额尔德尼论文,年谱论文,国情论文,座谈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阿沛·阿旺晋美(全国政协副主席)

今天,国家民委文宣司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在这里举办《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出版座谈会,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首先,我对这一重要著作的出版发行表示衷心的祝贺。同时,向为这一重要著作的问世付出了辛勤劳动的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员致以衷心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由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丹珠昂奔教授主编、有二十多位藏族和汉族的藏学家、藏学研究人员共同编写、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是我国藏学研究工作的一项新成果,是一部重要的史料书,很有学术价值,并有较强的政治性和说服力。以我对西藏历史的了解来说,我认为从这本史料书中,人们可以了解到两个方面的基本历史事实:

一方面,在藏传佛教格鲁派发展进程中产生的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两大转世活佛系统的名号,都是由中央政权封赐而确立下来的。他们的政治地位和宗教地位,都是经中央政府册封而得到巩固和提高的。他们掌管西藏政治和宗教事务的权力,是由中央政权批准的。这种封赐、册封和批准的权力,正是中央政权对西藏行使主权管辖治理的一种体现,是历史定制,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正因为如此,每一辈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则把请求中央政府的册封和批准继位,看作是自己政治地位、宗教地位和政教权力合法化的唯一途径。在得到中央政权的册封和批准继位后,他们则把中央政权对西藏行使主权管辖治理、执行中央政权的命令和施政措施,维护祖国统一,保卫祖国领土不受外敌侵犯,作为自己的职责,由此代代相传,形成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两大转世活佛系统一脉相承的爱国主义传统,把十三世纪以来藏传佛教界的爱国主义传统发扬光大。特别是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大师始终不渝的爱国业绩,更为爱国主义传统注入了崭新的内容。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虽曾受到外国侵略者利诱威逼,产生了“独立”思想,走了一段错误的道路,但在他的晚年能够迷途知返,“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共和”,仍不失为一位爱国者。因此,这部《年谱》既是一本很好的爱国主义教材,又是评判分裂主义的虚妄性,彻底揭穿所谓“西藏独立”谎言的最令人信服的铁一般的证据。这是《年谱》中包含的一个方面的基本事实。

另一方面,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两大转世活佛系统,是随着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形成而发展起来的。这两大转世活佛系统的发展及其权力的膨胀,又促进了政教合一政权的统治力度。如果把政教合一制度比作一个巨大的金字塔式的玛尼石堆,那么这两大转世活佛则处在玛尼堆的尖顶上。他们的一切活动,对西藏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透过他们的活动,可以折射出西藏社会发展变化的状况。这本《年谱》可以说是历辈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活动的实录,它为研究近五百年来西藏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变化,提供了可信的史料。因此,很有学术研究价值。这是《年谱》包含的另一个方面的基本事实。

当前,西藏各民族人民正同祖国各兄弟民族人民一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进到二十一世纪,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而努力奋斗。江泽民总书记最近指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一手抓改革发展,一手抓团结稳定,做到两手结合,互相促进,这是今后仍然要坚持的全面做好西藏工作的一条基本经验。他要求西藏上下继续坚持以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把中央的方针政策同西藏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反对任何分裂破坏活动,群策群力,艰苦创业,不断推进西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提高全区人民的生活水平,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多年来的事实说明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保证。西藏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是达赖集团分裂祖国活动的影响。要维护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反对任何分裂破坏活动。这部《年谱》既为当前的反分裂斗争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事实依据,又为长期进行爱国主义和反分裂的教育提供了生动而实际的教材。因此,我认为《年谱》的出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在这里,我对这部《年谱》的出版发行再一次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衷心希望能努力出版藏文版和英文版的《年谱》。

江平(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祝贺《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的出版。这是一部资料丰富翔实的好书,是研究西藏问题十分有用的一部资料书。主编丹珠昂奔以及所有的藏、汉族编辑同志们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作为一个读者对主编和各位编者撰稿人表示崇高的敬意。

近几年,我和李佐民等几位同志为西藏知识丛书编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西藏的宗教和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另一本是《历世班禅额尔德尼评传》。我们从实践中深知搜集藏、汉文资料的重要和难度。现在有了《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以后从事有关问题研究的学者和同志们将会感到方便得多了。

我们在研究西藏宗教问题的时候,为西藏宗教界众多的爱国者及其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所深深地感动,我们在那本小册子中专写了一节,论述西藏宗教界的爱国主义传统是西藏广大人民爱国主义传统的组成部分,列举了从萨班·贡噶坚赞、元帝师八思巴到十世班禅等著名的爱国者及其创立的伟大功勋。我们认为以丰富的资料和生动的事实为西藏的爱国主义者立传,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对巩固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具有重大意义。希望有更多的学者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主编丹珠昂奔同志在序言中讲了一段话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系统中,像达赖喇嘛五世、十三世,班禅额尔德尼九世、十世等都曾以其独特的身份,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藏族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讲得很好的。当然,十三世达赖喇嘛有所不同。他本来是西藏一九○四年抗英战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抵抗英帝国主义侵略的英雄,但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主要是清王朝执行了错误的政策,致使他于1910年逃亡印度,给英帝国主义以威逼利诱的机会。在英帝国主义的唆使下,十三世达赖喇嘛走了一段很错误的路,给民族团结和西藏内部团结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然而事实教训了他,使他终于认识到帝国主义是靠不住的,只有倾心内向,依靠祖国才是唯一出路,并且为此作了一些努力。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即主动指派以贡觉仲尼等为代表向国民政府转达了达赖喇嘛倾心内向拥护中央的诚意。1929年,接受了国民政府所派的人员进藏,并亲自接见,面陈竭诚拥护中央之意。至此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开始得到了恢复和改善。所以,我们认为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应该列入爱国者的行列

1986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藏族简史》在论述第五世达赖喇嘛很早就和清朝建立起亲密关系的原因时,说他是顺应了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内向规律”,这是十分贴切的。我们看到,在西藏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杰出的人物,他们成就的历史功绩都是与这种“内向规律”联系在一起的。从他们的业绩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内向规律”,就是边疆各民族人民及其公众领袖对长期历史形成的伟大祖国的热爱,就是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就是中华各民族团结合作的凝聚力,就是维护祖国统一的自觉性和责任心。这是在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连续系列之中积累和形成的传统意识,是一种久传不衰的精神力量,是任何人都不能违反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迷途知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顺应了这一规律的表现。不管是什么人,如果违背了这一规律,就会失去人心,失去道义的支柱,成为民族的败类,成为历史的罪人。我们曾经郑重地告诉嘉乐顿珠,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必须及早下决心走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路,迷途知返,倾心内向。否则,是绝无好下场的。

李晋有(国家民委副主任)

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九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刚刚闭幕之际,我们大家有机会在这里聚集一堂隆重举行《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出版座谈会。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国家民委向各位光临座谈会的领导、专家及新闻界朋友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感谢!向历经四载矢志不渝出版本书的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表示祝贺!向为本书花费辛勤劳动和心血的作者、专家表示敬意!

《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作为一部以年谱形式真实记载一至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一至十世班禅额尔德尼重要活动的大型史书,它的出版,将有助于海内外学术界研究、了解我国西藏以及藏传佛教的发展历史,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本书再次以无可辨驳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接受了我国历代中央政府的管辖,并成为我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它的出版更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

同志们,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无论是在已经逝去的历史岁月里,还是在改革开放、面向新世纪的今天,都是我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和坚强意志。正是由于有了这个心愿和意志,我们中华民族不仅粉碎了历史上西方列强对我国的瓜分行为,而且挫败了国内外分裂势力的分裂图谋。我们相信,只要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兢兢业业做好我们的工作,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将不仅是一个理想,更会是一个无法阻挡的现实。

叶小文(国务院宗教局局长)

今天,在这么多的专家学者面前讲话,本应认真地准备一篇讲稿。因为不知道要讲话,所以没有准备。

刚才听了阿沛副主席、江平同志及各位专家学者的讲话,有些感想。前几天,黄颢教师、曹自强院长及出版社的同志到宗教局来向我介绍了这本书,我很高兴,认为这是一本好书。我相信,这本书是藏学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也是藏学研究的传世之作。

我现在才看到这本书,真是相见恨晚。两年前,十四世达赖非法立班禅转世灵童。当时,我在统战部工作,我们很想找到《年谱》一类的书,用历史的事实来揭露达赖践踏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祸教、祸藏、祸国的行为。这本书如果在两年前出版,对我们会有很大帮助。

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对我们做好西藏宗教工作会有很大帮助。我要把这本书带回去,认真地读,并建议其他人也要读。建议把它作为我们宗教局的珍藏书和工具书。

怎样读好这部《年谱》,阿沛副主席的讲话是提纲挈领性的指导意见。如果能看到阿沛副主席的讲话原文,我一定认真拜读。这一讲话不仅对读好《年谱》,而且对了解西藏历史也大有益处。对西藏的历史和班禅、达赖的历史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研究上,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可以有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学术观点等等,可以丰富多彩。但是,正如阿沛副主席所说,有三点是共同的:就是中央通过对达赖、班禅的认定来体现中央对西藏的主权,已成为不可疑议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这一点在《年谱》中得到了客观的反映;第二点,爱国爱教,护国利民,维护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藏传佛教的优秀传统。在继承这个传统的问题上,历辈达赖、班禅都是不可更改的,会世世代代传下去的;第三点,藏族信教群众把达赖、班禅当作神来崇拜,他们就要对得起这些善良的人们,要为藏族人民多做一点好事,要有益于藏民族的发展、进步,这样他们才能在年谱上留下光辉的一页,而不是耻辱的一页,不是愧对三宝的一页,才不是祸藏祸教的败类,才不会使藏族学者写到他时而感到脸红。这一点,特别需要对十四世达赖说一说。

十一世班禅还小,他发誓说要做一个爱国爱教的好活佛。他现在还小,等他能够读懂《年谱》时,他会从中读懂历史,学会怎样做一个爱国爱教的好活佛。十四世达赖有机会拿到这本书时,也不会不读。他读了这本书,以史为鉴,应该反思自己的一生,在有生、有限之年,不要再做愧对三宝的事。

一个月前,我在美国访问时,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有位西方记者问:现在美国好莱坞正在上演《西藏七年》、《困顿》两部影片,对此,你有何评论。我说,我没有看过这两部影片,但我知道《西藏七年》是由达赖的教师、一个法西斯分子提供的剧本。我说,好莱坞是世界闻名的,有许多影片都获了奖。这次他们搞错了,怎么能让一个法西斯分子写剧本呢?不是给好莱坞抹黑吗?中国有许多历史学家和藏学家,如果你真要拍达赖的片子,我回去给你请一位大手笔的专家,给你送一个本子来,何必要找一个法西斯分子?

最后,我想说的是,西藏对于世界来说是新鲜的,得到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关注。中央关注西藏,全国人民支持西藏,全世界也在盯着西藏。正是由于这些,有些人就大做文章,其中难免无知、聒噪之音,甚至泼了很多污水。我想这部《年谱》对重现历史的真实面目,研究藏族历史和怎样做好西藏的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期待着这部书的英文版和藏文版早日问世。

黄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今年2月份,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了一部好书, 这就是由丹珠昂奔同志主编的《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今天我有幸应邀参加这部书的出版座谈会,感到非常高兴,首先我对此书的问世表示衷心祝贺!

衡量一部书是否是精品,一般说来有三个方面标准,先是社会效益,其次是学术价值,今天按出版业的国内外要求,又多了一个条件,这就是书本身的版式设计和装帧。由于我有机会先睹为快,依我看,此书达到了上述三个标准。

首先我被该书精致的装帧和严肃、大方的版式设计所吸引。通过该书封皮的藏文书名和布达拉宫、札什伦布寺的封面,使读者显然意识到该书从外表到内容有机地浑然一体。这在迄今所见藏学著作封面设计方面可列为精品。

从内容看,可谓宏篇巨制,开篇有益,其丰富的内容令人爱不释手。该书以《年谱》形式扼要择编了明朝中晚期至今近700 年的十三世达赖和十世班禅的二十三位活佛的历史,从书中所涉及的内容看,它还记述了西藏及藏区的诸多方面,特别记载了明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权的隶属关系。

从书中体现的事实看,在历辈达赖、班禅的生前活动中,他们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和中央政权的权威做了重大贡献。例如该书第168 页记载了五世达赖喇嘛的一封信,他在信中痛斥有反叛清政府之心的吴三桂,五世达赖坚定地说:“背叛朝廷之心我在梦中也不曾想过。如果对朝廷存有叛逆之心就会愧对三宝。”并最后再次明确申明“(我)绝无谋叛之意”。身受三朝皇帝重恩的五世达赖的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和立场,同样体现在此后的历辈达赖喇嘛、班禅的行动中。例如1980年7 月被邓小平同志称赞为我们国家一个最好的爱国者的十世班禅大师( 该书716页)体现得尤为突出。

该书编者对历辈达赖、班禅的所为,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的。基于历史事实,既记录其正确的历史功绩,同时也指出其过错乃至严重迷失方向的行动。例如对十三世达赖的记事就是如此。历史是一面镜子,“人无完人”,作为前车之鉴有其历史意义,这种记录方法是符合历史唯物观的。

从学术价值看,该书不仅继承了藏族传统年谱学的优点,而且有所创新。首先该书以专题人物群体为年谱中心主题,这是旧年谱学所未见的;其次,旧年谱以宗教演变为年谱主线,而本书以历史人物的历史行为、历史背景为主线择编年谱,这就从全方位展拓了年谱的时空范围;在年代纪年方法上,旧年谱仅标饶迥和藏历纪年,而本书在藏历纪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公元和中国朝代纪年。虽然在年代月日的换算上难度很大,但在时间观念上却大大提高了年谱学的科学性。

特别应指出的是,该书是一项涉及面广而难度大的科研工程,本书能集中国内各地汉藏等各族学者联合编辑,而成为集体智慧的结晶,实属不易。可谓十年磨一剑,八年出一本。可以说,本年谱在目前是国内外藏学界首部年谱学的创新之作。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该年谱包容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既是一部历史大事年谱,也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大事索引。从这里可以为读者提供分层面的广阔的研究课题,它为藏学的研究,无论从宏观上或微观上,都会起到不可估量的启迪作用。

最后我特别有感,此书的策划、运作和最后成功出版,跟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的气魄、决心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密不可分,跟他们随时请示各级领导、听取采纳专家学者意见密切相关。我相信,也热诚希望,出版社会很好地借此座谈会的东风,及时总结该书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精益求精,策划出版更多的精品好书以迎接21世纪的到来。

陈庆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所长)

今天,国家民委文宣司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在这里举行《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一书的座谈会,作为本书的编写人员之一,我感到特别高兴。1991年参加这本书的编写时,我还在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工作。当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系丹珠昂奔同志提出这一课题时,我们青海社会科学院的几位同志都积极响应,承担了任务,并结合当时我们正在进行的翻译《五世达赖喇嘛自传》和《七世班禅传》,投入了年谱的编写工作。由于课题设计合理,参加工作的同志积极努力,到1992年年底时即已交出书稿。编写这样大的一部资料,而且主要从藏文历辈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的藏文传记中选取资料,有许多翻译、考订的任务,难度很大,又是几个单位的同志合作进行。能够进行得这样顺利,速度这样快,在以往藏学界的大型课题项目中是很少见的。

这次课题能够顺利进行和出版成果,我认为有几点有益的经验:一是选准有重大意义的课题。这项选题既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又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二是选择适当的成果形式。以年谱的形式反映这一阶段的科研成果,便于组织分头编写,然后加工合成,保证了课题的顺利进行;三是编写组由藏、汉、蒙、回等民族科研人员组成,有北京、青海、西藏等地的藏学研究者参加,协作精神好,互相取长补短,形成一个团结合作的科研群体;四是领导重视,国家民委和中央民族大学领导及出版社领导的重视,使高质量地出版课题成果变成现实。

总之,本书的出版反映了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系多年来培养藏学人才、重视基础研究、发扬团结协作精神的学术传统,同时也是我国藏学研究队伍具有的人才优势和群体优势的又一次生动的体现。

本书的出版,只是研究历辈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的资料工作的一部分。前面的任务还很艰巨,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作为藏学研究工作者,我们要团结努力,认真工作,争取多出成果、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为繁荣我国的藏学研究而奋斗。

王彦(中央民族大学党委书记)

今天,国家民委文宣司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举行这个隆重的座谈会,庆祝《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这本著作的出版。这是学术界的一件盛事。首先我代表中央民族大学,对这本书的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

这部著作是由我们中央民族大学的中青年学者丹珠昂奔教授主编,由我校藏学系及兄弟单位一批学者共同撰写,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是我们中央民族大学在弘扬少数民族文化这条道路上做出的一件新的成绩,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它的重要现实意义我想在座的学者们会作出评价。今天举行这样一个座谈会,这么多领导同志和著名学者出席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这本书的价值。

我们国家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在我们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包括藏族在内的各个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是我们的重要任务。中央民族大学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有56个民族的大学,作为少数民族的最高学府,我们有责任在弘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这条道路上继续做出我们的贡献。在这个跨世纪的时期我们应该为民族文化的建设发展树立一个新的里程碑。我想,这本书应该是这座丰碑上的一块重要的基石。我们愿意和教育界、学术界共同努力,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继续做出我们的努力。

丹珠昂奔(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教授)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的全体作者,对大家能在百忙之中出席今天的座谈会,致以诚挚的谢意。

作为主编,我向大家汇报的主要有以下三个小问题:

一、本书的组织编写过程。《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八五”重点项目,1991年讨论立项,由民大藏学研究所组织实施。从项目的组织看,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以牵头单位为主体,有多个单位的协同;二是以藏族学者为主体,有多个民族的学者的协同;三是在统一的藏学学科下,有多个学科的协同。同时,根据当时的条件我们也充分注意了研究力量的层次,在参与此课题研究的23位同志中,5人具有正高职称,9人具有副高职称,9人具有中级职称; 其中有15位藏族学者,6位汉族学者,一位是蒙古族,一位是回族。 从作者队伍的组成我们便可知道,这本书的写作也正好体现了党领导下的中国藏学事业的队伍的多民族性、学术力量的多学科性、语言的汉藏两文并用的特点。可以说,这本书的写作还是比较顺利的,从开始启动到完稿只用了两年半时间,但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今天当我们看到这本书时已有了八个年头整整七年的时间。

二、达赖班禅研究在整个藏学研究中的地位。在以往的历史中,达赖、班禅两大活佛在藏族社会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不研究达赖班禅就不能完整地理解藏民族近二百多年以来的宗教史,也不能完整地理解藏民族近三百多年以来的政治史,同样也很难理解藏族社会。我之所以提这三个“理解”,是基于藏族社会,尤其是西藏社会的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1951年以前的西藏社会,在根本制度上存在着建立在封建农奴制经济之上的政教合一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可以上溯到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建立的甘丹颇章政权。自此以后,达赖、班禅两大活佛一直处于西藏社会政教运作的核心,发挥着对西藏社会宗教和政治的主导作用;二是西藏社会千余年漫长的全民信教,尤其是占人口95%以上的广大民众信仰藏传佛教的历史,使藏民族的意识形态完全地为藏传佛教所统治,形成了藏人生活的宗教化和宗教上层权力的政治化状态。政教合一制度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同时也可以看出,在以往的藏族社会达赖、班禅地位的显要程度。从学科研究的角度看,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的研究,既是藏学研究领域针对现实政治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进行藏族宗教、文化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前者的意义在于,在反对“藏独”,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增进民族团结的斗争中,我们需要对这一问题有一个全面、系统、深刻的了解;后者的意义在于被称为世界十大神秘文化现象之一的活佛转世制度,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研究热点,而在这一文化热点的研究中,达赖、班禅两大活佛转世系统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换句话说,无论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还是出于学科研究的需要,有关达赖、班禅的研究,在藏学研究中是无可回避的。从刚刚知晓的国外对这本书有200多本的订数看, 也或多或少地说明了这一点。我想这就是在当前形势下出版这本书的意义所在。因为广而言之,任何学术研究不但需要新思想、新方法,而且需要新资料。新资料可以刷新旧观点,使我们逐步地接近真理;新思想、新方法可以用活旧资料,使我们不断开拓新的领域,攀登新的科学高峰。

学术界对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的研究,已出了不少成果。这一方面有很好的资料基础,但是由于文字的障碍等原因,这些资料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丰富的汉文文献资料没能在懂得藏文的学者中得到足够的运用,同样丰富的藏文文献资料也没能在懂得汉文的学者中得到充分的运用。但是专家仍然在这方面做了艰苦的探讨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出现了大量的论文和介绍文章。牙含章先生的《达赖喇嘛传》和《班禅额尔德尼传》就是以人物传记的形式进行写作的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之一。因此,这一研究工作仍然需要组织力量,加大力度。

三、本书的一些特点和不足。假如说这部书有什么特点和价值,我想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以实事求是,尊重事实,尊重历史的原则,对历辈达赖喇嘛和历辈班禅在宗教、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艺术等方面的成就、作用、功绩,在考证、研究的基础上,以年谱的方式进行了疏理。这一方式的直接功用是,可以使我们比较完整而准确地看到每一位谱主在每一个年龄阶段的所见所学、所作所为,既可以看到他在宗教、政治等方面的主要社会活动情况,也可以看到他在日常生活中的形象。对于一位具体的谱主来说,它显得更加细腻而全面,成为一副活佛生活的瑰丽而独具风彩的文化画卷,有利于我们对谱主进行多方面的考察。

其二,这本书以藏文史料为主要研究对象,其中选择了许多藏文的原始的有价值的资料,它将为更多的借用汉文资料的同志提供良好的帮助。比如藏文中记载的吴三桂在云南时与西藏的瓜葛,蒙古土尔扈特部落与西藏的来往等。有些记载非常详细,对我们研究民族关系史、地方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再比如五世达赖喇嘛从西藏进京到达青海时,曾路过我的家乡,我的家族名称“塘曲”,家族所在地的寺院叫“塘让贡巴”,书中就有“色拉隆寺、塘让寺的活佛等献马匹、黄金”,卓仓囊索和僧人敬献茶叶的记载;再比如我的母亲的家族名称“东本”,书中就有“从老鸦城向北进发,经过冰沟时,有华热东峡等地的僧俗前来拜见”的记载。六世班禅进京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读来十分亲切。因为,这是一条内向中央,团结友好的道路,一条顺应历史发展主潮的道路。

同样这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的也有两条:一是由于作者队伍本身的原因,虽然都是专业人员,但所长不同,有些藏文水平很好,但汉文表达尚欠优美流畅,因而作为一本用汉文出版的图书,在语言的表述上还不理想;有些汉文很好,却藏文的资料引用不够,出现了一些硬伤,甚至在一些译名的统一等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应该出现的问题。二是由于最初指导思想和作者自身知识结构的原因,各篇写作多不平衡,有的通篇均是藏文资料,有的则以汉文资料见多。整体看,还没有较为全面地高水平地去粗取精地引用汉文、藏文、外文中有关达赖班禅研究的最新资料和最新成果。这些我们将很好地听取诸位专家学者的意见,听取广大读者的反映、批评和指正,并在以后再版时,进行认真的修订、更正和补充,使这本书真正成为精品。目前,我正在做两件事,一是想将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一世班禅的年谱作为续集尽快地修改出版;二是想将此书翻译成英文和藏文,使它拥有更多的读者,发挥更大的作用。

诸位领导、诸位专家学者、同志们、朋友们,生活是最为生动而美丽的,只要我们的学术研究更加紧密地贴近复杂的生机勃勃的变化的有时甚至是十分严峻的现实,解决一些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那将是一个研究工作者的光荣,也是一个研究工作者的根本责任。因为藏学研究工作也是党和国家整体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很赞同朱镕基总理在答记者问中所讲的那种精神:“无论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义无反顾,永往直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搞管理工作需要这种精神,搞经济工作需要这种精神,搞研究工作同样需要这种精神。让我们真正以自己切实的工作,为民族文化的建设添砖加瓦,为民族地区的发展进步和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借此机会,我还要告诉大家的是:乘着“十五大”和两会胜利闭幕的东风,在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国务院宗教局等有关部门领导和一些前辈专家学者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十二卷本的《西藏五十年》丛书编写工作也已正式启动,希望诸位领导、同志、朋友们继续地给予支持和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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