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英国对中国出兵朝鲜的反应和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鲜论文,英国论文,美国论文,中国论文,和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3－3815（2010）－09－0027－09
1950年10月初，中国政府向美国发出警告，如果侵朝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不会坐视不顾。但是，杜鲁门政府对中国的警告置若罔闻，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一直向鸭绿江边推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领导人毅然作出了出兵援朝的重大决策。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发起第一次战役，在与“联合国军”遭遇后于11月7日迅速脱离接触，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灭，美军被迫退至清川江以南。中国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向美国方面传递了两个明白无误的信息：第一，中国不会坐视美军进逼到鸭绿江边；第二，如果美国停止发动攻势，全面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英国这时也提出了建立非军事区的建议，力图阻止美军恣意北上。倘若美国决策者此时改弦更张，中美大规模的冲突是有可能避免的。但是，美国方面对中国出兵朝鲜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和反应。国内外史学界大都将研究重点放在美军越过三八线时美国政府对中国反应的分析，并且多从情报失误和情报搜集的角度来进行探讨，而对于第一次战役后美国、英国的战略考虑和政策选择却鲜有系统考察。①
一
1950年10月底，驻日美军远东司令部的情报部门首先对中国是否已经出兵朝鲜作出了估计：“从战术角度来看，大获全胜的美国军队已经全面展开，这标志着武装干涉的最佳时机早已过去了，很难相信此种行动，如果是有计划的，会推迟到残余的北朝鲜军队已处于战斗力极低的状态时才付诸实施。”② 根据“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本人的判断：“目前还不可能对中国共产党在北朝鲜进行干预的真实性作出有力的估计。”他认为，中国军队出现在朝鲜并不意味着全面干预。他告诫参谋长联席会议，反对急于得出不成熟的结论。他还列举了中国可能采取的四种方案：第一，以全部力量进行公开干预；第二，出于外交上的理由，隐蔽地进行干预；第三，使用“志愿军”以在朝鲜保持一个立足点；第四，派遣军队进入朝鲜，仅仅设想为对付南朝鲜军队，争取“从破船上捞回点东西”。③
在华盛顿，决策者们同样对中国是否已大规模参战将信将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认为，中国的行动是处于“全面介入”和“有限介入”之间。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则声称：有关中国军队越过鸭绿江的报告，表明中国在保全面子，因为周恩来曾宣布中国不会坐视朝鲜人陷入灾难之中。他认为中国军队不会冒遭受麦克阿瑟军队“沉重打击”的风险而渡江。④
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科科长埃德蒙·柯乐博不同意麦克阿瑟过分自信的看法，在给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的备忘录中他提醒说，应当承认中国军队参战已是事实，中国不可能只派小股部队入朝；中国的行动很可能是配合苏联在其他地区（例如柏林）发动进攻，这表明莫斯科准备扩大冲突。他认为，中国参战的目的不在于为了保护鸭绿江边的水电站，也不仅仅是为了在鸭绿江以南建立一条“防御地带”，而是打算恢复朝鲜6月25日以前的状态，甚至可能是要将“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半岛。⑤ 但是，大部分国务院官员坚持认为中国只是在宣传上提出要大规模干预。
麦克阿瑟在美军撤到清川江以南后，于11月6日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说，他打算命令空军动用其全部力量，摧毁鸭绿江朝鲜一端的所有桥梁，以便封锁中朝边境，使中国退出战争，同时还应摧毁鸭绿江南岸所有的交通设施、军事设施、工厂以及城市，水丰、罗新水电站等少数几个目标除外。麦克阿瑟还改变了几天前自己所作的判断，声称中国方面的大队人马正从鸭绿江涌入朝鲜，美国正面对一支斗志旺盛的军队，他们可以就近取得“增援和补给”，而“联合国军”却不被允许进攻其后方。
华盛顿对麦克阿瑟的要求感到忐忑不安，担心采取这种措施会导致苏联作出反应，甚至介入战争。英国、加拿大也对麦克阿瑟的要求提出质疑，认为它违背了盟国间协商的原则，并表示担心这会使战争扩大，从而影响欧洲的防务计划。腊斯克告诉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英国内阁正在开会讨论中国人的干预问题，美国方面的举措不当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柯林斯认为，麦克阿瑟态度的突然变化表明了一种“惊恐不安”的迹象。艾奇逊、国防部长乔治·马歇尔都同意，在形势进一步明朗之前，实施轰炸计划是不明智的。11月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出指示，要求麦克阿瑟推迟轰炸行动。
麦克阿瑟的回答是抗议性的。他声称“大队的人马和物资正自满洲通过鸭绿江上所有的桥梁”，这使他的部队有“全部被歼灭的危险”，他是在“所能提出的最严重的抗议之下暂缓这次攻击的”⑥。虽然杜鲁门总统仍然对在中朝边境实施轰炸任务可能导致的后果和具有的风险表示担忧，但决定让麦克阿瑟放手去干。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麦克阿瑟在执行计划时，应注意避免侵犯中国的领土和领空，防止冲突的扩大，并及时呈报有关中国军队的动向。在美国的决策者看来，只要美国军队不越过中国边境，就算“照顾”了中国的安全利益，中国也就没有理由出兵干预。11月8日，美军出动重型轰炸机轰炸了安东（今丹东）和新义州之间的鸭绿江大桥。
与此同时，美国的情报机关也在中央情报局的协调下，集中力量研究中国的干预问题，就中国出兵的规模、目的进行预测，以供最高决策者参考。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的约翰·戴维斯、中国事务科的柯乐博等人主张从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出发，用“政治解决”办法来处理中国出兵所引起的局势变化。戴维斯认为，苏联首先注意的仍然是西欧和美国，如能将美、英、法拖在亚洲而又不直接与苏联对抗，这最符合苏联的战略意图。他的结论是，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朝鲜冲突局部化”，找到一条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问题的途径；二是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应力争第一种前途，同时作好对付第二种可能性的准备。他建议，美军不应越过朝鲜边境攻击中国东北地区，同时设法与中国政府进行接触，在联合国内要尽可能争取盟友，但绝不能向中国“示弱”。柯乐博也建议，美军应放慢其推进速度，以便与盟国协商政治解决的途径。⑦
中央情报局接连提出报告，认为中国目前的干预是一种目标有限的“过渡性军事行动”，在朝中国军队不会超过两万人，是以特遣部队形式在朝鲜行动的，而其主力仍在东北地区。中情局认为，中国不顾日益增加的全面战争的风险，已经决定为朝鲜军队提供支持及援助；尽管不能排除中共在苏联的促使下对朝鲜局势进行全面干预的可能性，但是中国目前的主要动机是在鸭绿江南建一个有限的“防御地带”，确保东北边界的安全，并保障电力能源源不断地从鸭绿江水电站输送到东北地区。⑧ 在随后的一份报告中，中情局又提出，在朝中国军队不过3万至4万人，另有70万人在东北集结；中国在今后30天至60天内可以使用35万军队连续进行地面行动，并且行动也远较美国自由；凭借有利的地形和冬天的来临，他们有足够的力量迫使美军撤至原来的防御阵地，其目的在于“阻止美军前进，维护共产党在朝鲜的统治”。如果能击退美军，中国就将追求更大的优势；若打成平局，就把美军拖在朝鲜进行消耗战；如中国本土受到攻击，它将全力以赴把美军赶出朝鲜半岛。报告的基调是较为谨慎的，即建议美军应停止推进，转而采取一种“防御态势”，在朝鲜北部建立并固守住一条防线。⑨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中国的干预是出于三种动机：（1）力图保护鸭绿江沿岸的电厂设备，并在江南建立一条“防疫地带”；（2）对美“不宣而战”，以牵制在朝美军，消耗美国的财力，一旦苏联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就使美国面临失败的危险；（3）把美军完全赶出朝鲜半岛。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分析，朝鲜半岛与美国距离遥远，在那里进行一场长期不宣而战的战争，美国在人力、物资和钱财方面的花费将是巨大的；与此相反，与朝鲜门户相连的中国则可以利用其几乎是取之不尽的人力和苏联的援助来承受这样一场无限期的战争。在参联会看来，把美国部队继续拖在朝鲜，将严重消耗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是符合苏联利益的。而且，朝鲜是一个在战略上不甚重要的地区，倘若美国集中其全部力量在这里与中国较量，它“或许会赢得朝鲜这场小战的胜利”，然而，一旦爆发全面战争，它将在与苏联对抗中失败。根据参联会的判断，中国干预的真正动机或许是牵制和消耗美国的力量。它不认为中国会打算把美军从朝鲜全部赶出去，因为没有苏联的海空支持，中国的这一努力是不会成功的，而苏联的介入则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参联会为美军的行动提出了三种方案：（1）发动进攻以取得战争的全面胜利；（2）在朝鲜北部建立一条防线；（3）撤退。鉴于美国在世界上的“威望”，第三种选择是“断难接受”的，而且，一旦美国被迫作出这种选择，它只能作为全面战争的前奏加以接受。参联会倾向于第二种选择，认为这种做法“在澄清由中国人进行干预而造成的军事和政治问题以前可以作为一个权宜之计”，建议通过联合国或那些已经承认中国的国家与中国政府进行直接接触，政治解决中国干预的问题。但是，参联会不主张变更赋予麦克阿瑟的作战任务，只是要求经常加以审查。⑩
11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商讨对朝鲜战争应采取的政策。主持会议的艾奇逊表示，“我们需要更确切地知道我们处在哪里，然后再决定我们将去哪里”。布雷德利则详尽地阐明了参联会对中国参战意图的看法。他认为，“联合国军”可以守住他们目前所在的大部分地区的阵地，但他赞成变更在朝鲜的防线，因为从军事的角度看，越靠后的防线越容易防守。同时，他又指出，让麦克阿瑟的军队后撤的任何行动，都会降低美国在联合国的“声望”，并影响南朝鲜军队的士气。会议作出了自相矛盾的决定：一方面幻想很快在朝鲜取得决定性胜利，因而不改变给麦克阿瑟下达的作战指令，同时又试图通过政治谈判解决问题。(11)
二
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国，同时也是朝鲜战争的主要参战国之一，英国一直密切关注着鸭绿江边境地区战局的发展，特别担心战争的扩大会消耗西方大量的资源，使美国偏离欧洲这个战略中心，而且，中美发生大规模冲突只会符合苏联的利益，把中国进一步推入苏联“怀抱”，并危及英国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利益。英国政府对朝鲜战争的基本政策是，设法控制局势，以避免发生全球性战争。英国决策者认为，西方采取任何可能导致朝鲜冲突扩大的行动，在战略上都是极为“愚蠢的”。(12)
从1950年11月初开始，英国参谋长委员会便对中国出兵的意图进行讨论，认为从军事的角度来看，中国有足够的力量阻止“联合国军”的攻势，而同时又不冒战争扩大的危险，建议“联合国军”应停止前进，撤至并固守住朝鲜半岛的腰部地带，即兴南到安州一线，宣布这条线以北的整个地区为“非军事区”，撤走一切外国军队，由联合国和中国共同监督，然后在联合国就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磋商(13)。英军总参谋长、陆军元帅威廉·斯利姆认为，这一方案是阻止中国进行大规模干预的唯一办法，借此可以向中国证明：联合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不会危及其东北边境的安全，“联合国军”最终将从朝鲜半岛撤出。空军参谋长约翰·斯莱瑟在11月13日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还想实现原来占领朝鲜北部且避免一场大规模战争的目标，似乎是不可能的。参谋长委员会怀疑，如不对中国东北的目标进行轰炸，‘联合国军’能否顺利推进到朝鲜北部边境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即使是到达了北部边境，要守住这450英里长的山区也并非易事。”他强调，朝鲜对西方而言并没有什么战略价值，西方国家应尽一切努力来减少在朝鲜的军事责任，尽早撤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在军方的极力敦促下，会议决定将建立缓冲区的方案正式提交美国考虑。(14)
尽管英国驻联合国代表格拉德温·杰布和驻美大使奥利弗·弗兰克斯等人对此方案的可行性表示怀疑，但军方的建议得到了工党和保守党的一致同意，同时还获得了印度、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等国的支持。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认为，鉴于中国已经出兵参战，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防止在远东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战争，防止朝鲜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在他看来，“联合国军”停止进攻是必要的，英国的方案是既能使战争尽快结束，又能让中国接受的两全其美之策，而且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有利于西方。他致电艾奇逊，强调这一安排“不仅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早日结束战争的新方法，从而在一个几乎没有什么战略价值的地方摆脱那些代价高昂的军事责任，而且还能清楚地表明联合国对中国东北没有任何进攻性意图，从而让中国满意”。贝文确信，这一方案为中国和美国各自调整自己的政策提供了一个良好机会。(15)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的戴维斯、巡回大使菲利普·杰塞普等力主应该考虑英国的意见，找到一条既不放弃仁川登陆以来所取得的成果，又能避免与中国发生大规模冲突的途径。戴维斯认为，美苏对抗的重点是在欧洲，美国若被拖在亚洲，最符合苏联的战略利益。根据他的分析，美国目前面临四种选择：一是增加军队，“把中国人赶出朝鲜”，但此举在联合国中不会有几个国家响应；二是撤出，这对美国声誉的影响太大，而且会提高中苏的地位；三是用海空军攻击中国东北地区，这可能包含着与苏联空军交战的危险，而且此举也不可能促使中方作出让步；四是美军停止前进，通过联合国政治解决问题。戴维斯提出，大量的证据表明，克里姆林宫和北京打算至少要保住朝鲜北部，并且也有这么做的军事实力。在此情形下，最佳的选择是美国宣布大规模军事行动已趋于结束，同时谋求在鸭绿江南岸建立非军事区，这样做就可以“阻止北京和莫斯科的进一步行动”，而不至于最终升级为核战争。(16) 杰塞普同样表示，美军已占领朝鲜北部大部分领土，作战目标基本实现，应该在与中苏边境保持一段距离的地方停下来，然后同中国进行接触，谋求政治解决。(17)
建立非军事区的建议遭到了美国军方特别是麦克阿瑟的强烈反对。11月9日，麦克阿瑟电告参谋长联席会议，他准备在11月15日发动全面攻势，向鸭绿江推进，力图占领整个朝鲜北部，倘若在此关键时刻“重新考虑摧毁北朝鲜武装力量”这一任务，“后果将不堪设想”。他对其空中力量坚信不疑，认为它不仅可以阻止中国军队越过鸭绿江，并且还将消灭已经入朝的中国军队。他认为，除了继续向前推进外，任何其他计划，“都将彻底削弱我的部队的士气”，并引起南朝鲜方面的不满，其军队甚至掉转枪口对准美军。他把英国提出的政治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张斥之为搞“慕尼黑阴谋”，声称“把北朝鲜的任何一部分拱手让给中国共产党都将是近代以来自由世界的最大失败”，“屈从于如此邪恶的建议将会使我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和影响力丧失殆尽，并使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他强调，“绝不能在此紧要关头减弱攻势，我们必须勇往直前，直到取得全面胜利”。(18)
美国陆军部计划与行动处处长查尔斯·布尔特同样坚决反对建立缓冲区的建议，认为这只能会严重地束缚住美军的军事行动，而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在他看来，继续打下去不会增加全面战争的危险，停止进攻也不会减少这种危险。他对美军的作战能力相当自信，认为除非由苏联提供实际的陆军和空军支援，否则，中国仅凭自己的力量是根本无法把美军从朝鲜赶出去的，麦克阿瑟有足够的力量在朝鲜守住任何一条防线。他建议不要改变已经赋予麦克阿瑟的任务，也不要变更给他的作战指示，尽管这样会毫无疑问地在某些方面增加局势的紧张气氛。他强调，如果中国军队被赶出朝鲜半岛，联合国就会获得一个使冲突局部化的“更好机会”，并且阻止“进一步的侵略活动”，软弱则只会产生相反的结果。他敦促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应坚决反对建立缓冲区的任何想法，因为国务院内有相当一部分人正极力兜售这一主张，并且英国政府也准备提议联合国考虑这一方案。(19)
重要的是，美国政府高层也对英国的建议表示不满。11月15日，艾奇逊约见英国驻美大使弗兰克斯，一方面表示他本人对英国的计划很有兴趣，但同时又强调美国政府不打算阻止麦克阿瑟发动已计划好的攻势，因为目前仍然对中国干预的意图尚不十分清楚，而要搞清它除了用军事“试探”的办法外别无他途。他认为，如果中国参战的目的仅仅限于保卫其边境地带或鸭绿江水电站的安全，那么英国提出的建立非军事区的建议或许就会起到“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但若中国想占领朝鲜或者把美军赶回南方，则英国的建议就不会收到任何效果。(20)
但是，贝文并不因为美国领导人的消极态度而气馁。他于17日再次致电艾奇逊，准备让英国驻联合国代表杰布在适当的时候阐明英国方案的基本构想，并希望能得到美国代表的支持。他强调说，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一样，他本人也十分赞成“联合国军”停止北上，认为通过撤出美军和其他外国军队来建立一个缓冲区是非常必要的，并表示愿意与美国人一起商讨有关缓冲区管理的具体细节问题。(21)
贝文并没有说服美国人。11月21日，美国国务院和军方的领导人召开联席会议，分析朝鲜战局。应当说，同前几个星期比起来，华盛顿有更多的证据证明数量庞大的中国军队已经进入朝鲜，况且中国外交部已于11月11日公开声明“中国人民志愿军前往朝鲜，援助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如果此时美方能采取较为谨慎的行动，阻止麦克阿瑟继续北进，中美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或许仍然可以避免，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这样做。虽然艾奇逊在会上提出了建立非军事区要比继续进行战争好一些，却没有得到响应。国防部长马歇尔强调，应当在麦克阿瑟总攻胜利后再提议政治解决。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洛维特认为，目前难以同中国进行成功的谈判，美国不应自缚手脚。结果，与会者一致同意，不干预麦克阿瑟在朝鲜的行动自由，允许他按原定计划发动攻势；为了保险起见，美军只需占领鸭绿江以南10至25英里的高地即可，而不必打到鸭绿江边。(22) 尽管有几分疑虑和不安，决策者们却仍寄希望于麦克阿瑟继仁川登陆后再创“奇迹”，赢得更大的赌注，以致连攻势失败后美国应采取什么对策都未加讨论。当天晚上，艾奇逊将美国的这一意图告知弗兰克斯大使，并说明英国推迟向安理会提交建立非军事区的建议是绝对必要的。紧接着，他又指示美国驻英代办以最强硬的口气告诉贝文，倘若英国代表此时提出英国的“政治解决”方案，那将是极为有害的，这不仅会被人看成是一种“示弱”，而且也会使麦克阿瑟和他的部队感到不知所措，并增加中国在联合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同时还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军事问题和难以预料的危险，希望英国方面在与美方进一步协商之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23)
三
美国政府之所以冒着扩大战争的危险而放纵麦克阿瑟贸然北进，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第一，不论是杜鲁门、艾奇逊，还是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央情报局的主要负责人，都一直不相信中国会大规模出兵干预。在他们看来，美国的行动并没有触犯中国，中国没有理由出兵介入。就在11月24麦克阿瑟发动攻势的同一天，中央情报局的分析报告依然称，“中共是否大规模介入尚难断定”，“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共是否会全面投入进攻”(24)。
第二，即使中国出兵朝鲜，鉴于其国内政治和经济问题，它的目标也局限于保护鸭绿江边的水电站，并不妨碍麦克阿瑟向前推进，对战局的结果不会产生太大影响。美国国务院负责情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费舍·豪认为，目前在朝鲜的中国军队“不足以发动一场大的攻势”；而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德尔·史密斯确信，美军继续推进，甚至对中国采取“纯惩罚性”的行动，都不会招致苏联的干涉，因为“克里姆林宫赞成或反对战争的决定几乎不受这种地方性挑衅的”影响(25)。
第三，麦克阿瑟的盲目自信无疑对美国的决策者们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正如日后接替其职务的马修·李奇微将军所说：“由于仁川登陆的胜利，使人们对麦克阿瑟将军的一贯正确性几乎发展到了迷信的地步。就连他的上级也好像开始怀疑自己对麦克阿瑟的任何决心提出疑问是否应该了。”因此，对于发动“结束战争总攻势”这一行动，“有些人认为，想要劝阻这样一个人，不仅徒劳无功，反而会使他更加固执而狂热地一意孤行，以此来回敬对他的批评”。艾奇逊则为麦克阿瑟辩护说，“如果麦克阿瑟将军不用他的方法来进行一些军事上的试探，就不能判断中国干预的程度”。(26) 既然反攻在即，并且麦克阿瑟自信有把握取得成功，美国政府何不顺水推舟、坐享其成呢？
第四，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经过1950年11月初的国会中期选举，共和党在众议院增加了28个席位，在参议院增加了5个席位，力量明显增强。在选举过程中，共和党对杜鲁门政府的东亚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罗伯特·塔夫脱指责艾奇逊对共产党抱有极大的“同情”；亚历山大·惠里认为政府一直在溺爱共产党人；哈罗德·斯塔森则认为朝鲜战争是“现政府5年来所奉行的盲目的、灾难性的亚洲政策的直接的和可怕的结果”，声称这5年是“宠爱中国共产党的5年，是暗中迫害麦克阿瑟将军的5年，是冷落热爱自由的亚洲友好人民的5年，是绥靖毛泽东的5年”。(27) 艾奇逊不仅成为共和党攻击的靶子，而且连民主党人也把他作为抱怨的对象(28)。显然，倘若此时阻止麦克阿瑟发动攻势，只会激起反对派对政府更猛烈的批评。无论如何，杜鲁门、艾奇逊都不愿冒这个风险，而宁愿让麦克阿瑟放手去做。
第五，在美国决策者看来，通过建立非军事区来谋求政治解决朝鲜问题的办法存在着诸多“弊端”：它不仅要使美军退出已经占领的朝鲜半岛腰部以北的大片土地，而且也将严重影响部队的士气；会被人看做是一种示弱，增加中国人的筹码，也暗含着承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倘若建立起非军事区而未能实现朝鲜的政治“统一”，则只能意味着有一条新的三八线，朝鲜半岛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总之，杜鲁门政府认为，非军事区的建立不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有利于中国而不是美国，使中国从中得到更多的好处。(29)
在另一方面，为了阻止中国大规模干预，杜鲁门政府也一再作出保证：美国不想扩大战争，无意侵犯中国边境，并将保护中国在边界地区的利益。11月15日，艾奇逊在国务院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强调，联合国和美国对中国东北都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打算”，如果中国继续“误解”美国的动机，“那将会导致一场最不寻常的世界性悲剧”。次日，杜鲁门也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在任何时候，美国都不会抱有把战争引向中国的意图；美国愿意采取一切体面的措施，以防止远东地区冲突的扩大；如果中国人误解了美国的“和平意图”，“这只能是因为他们受了某些人的欺骗，这些人的利益在于延长并扩大远东的敌对行动，这对全体远东人民来说都是不利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利文斯顿·麦钱特则建议杜鲁门分别致函毛泽东和斯大林，向他们保证中国东北边界的安全，以此来安抚中国，防止冲突的扩大化。(30)
11月24日，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名义电告麦克阿瑟，要他进至一条不触及、但又能俯瞰鸭绿江的战线上。柯林斯强调，联合国的其他成员国对爆发一场全面冲突的可能越来越担心，如果美军直取整个朝鲜而引发一场同中共军队全面冲突的话，这也许会导致美国在联合国失去支持，同时包含着不断增长的军事性质的危险。他表示，国务院、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一致同意不改变美军的作战任务，但要求麦克阿瑟不要进攻边界，“这也许能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一个撤回而又不失面子的机会，而且也可以减少俄国人对符拉迪沃斯托克安全的担心，这种担心或许是俄国人施加压力让中国干预朝鲜的根源”。(31) 实际上，不论从哪个方面说，这封电报都不能认为是给麦克阿瑟的指示，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试探性方案，而把决定战争发展方向的责任和主动权都留给麦克阿瑟本人。即便如此，柯林斯的建议还是遭到麦克阿瑟的强烈反对。他说，建议中所提的办法不仅不能取得预想的结果，反而会导致极力要避免的事情的发生。麦克阿瑟声称，让军队在鸭绿江南岸停下来，“在军事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这一地区也没有宜于设防的地形，在整个朝鲜境内找不出其他的防线比鸭绿江本身更适于防御的了。他断言，不论是出于军事上或者是政治上对防御的要求，都不能放弃这道可维护朝鲜领土完整的天然屏障。麦克阿瑟再次重复他的老调：中国人不能阻止他的部队前进，不打到鸭绿江就是违背朝鲜人的意志，就是牺牲他们的领土完整，在所有亚洲人看来那将是对中国和苏联的“示弱”和“绥靖”。他甚至威胁说，如果不按他的行动计划行事，将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32)
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强烈要求艾德礼首相和贝文向美国施加更大的压力，以“最有力、最明确的语言”使其暂缓发动攻势，以便能有更多的时间与中国交换意见。军方再次重申，朝鲜对西方国家“在战略上没有重要意义”，“没有任何必要为了征服北朝鲜这个微不足道的胜利而冒爆发大战的风险”，而麦克阿瑟的一意孤行只会导致与中国的冲突，并使远东的战争扩大。斯利姆批评美国处理朝鲜事务如同处理其国内事务一般，要求对战争的指挥机构进行变革。军方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内阁成员的支持。负责中国和朝鲜事务的外交部官员向贝文报告说，下院的议员们普遍认为，“麦克阿瑟正把我们拖入一场更大的冲突之中”，他们要求政府尽快表明自己的立场。11月21日，艾德礼、贝文等一起商讨朝鲜局势。贝文提出，艾奇逊恐怕控制不了麦克阿瑟，最好是艾德礼出面，阻止美国发动攻势。艾德礼表示，西方国家绝不能把他们在欧洲和中东的军事力量过多地投放在没有多少战略价值的朝鲜半岛，在必要的时候，他将亲自去华盛顿，直接向杜鲁门阐明英国的观点。(33)
为了能在最后一刻阻止中美发生大规模对抗，贝文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他指示英国驻华代办胡阶森向中国阐明，“联合国军”在朝鲜的行动绝不会损害中国的安全，中国的合法利益将会得到充分考虑，希望中方打消顾虑，消除误解。同时贝文致函艾奇逊，表示同意在知晓麦克阿瑟进攻结果之前不向联合国提交有关建立非军事区的建议，但同时要求美国人作出如下承诺：下达给麦克阿瑟的命令应与安理会决议相一致；给麦克阿瑟下命令要经过与有关国家适当的磋商；麦克阿瑟不论在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只不过是联合国的代理人。他强调指出，凡是超出授权的行动事先必须与提供部队的安理会成员国进行秘密协商，在征得这些国家同意之前，美国应指示麦克阿瑟不得采取此类行动。在麦克阿瑟发动进攻的前一天，贝文仍向艾奇逊强调，建立非军事区为尽快结束冲突提供了最好的机会。(34)
但是，贝文的努力没有成功。就在麦克阿瑟发动攻势之时，艾奇逊复函贝文，表示联合国安理会不可能给麦克阿瑟下达详细的作战指令，要美国作出不将战争扩大到朝鲜以外的承诺是有困难的。他重申，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应全力支持麦克阿瑟的行动，在此紧要关头提出任何其他建议都只会带来最严重的后果，不仅会削弱“联合国军”的士气，而且也会被人认为是“我方存在严重缺陷”。(35) 日后，艾奇逊在其回忆录中承认，美国“丧失了制止在朝鲜走向灾难的最后机会”。
11月24日，麦克阿瑟发动了所谓“结束战争”的总攻势。他宣称，中国绝不会进一步介入战争，士兵们可以在圣诞节前回家。结果，在随后近一个月的冲突中，美军伤亡达2万多人，被迫退至三八线附近。美国《新闻周刊》认为，“这是自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军事上所遭受的最大打击，它也许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军事灾难”。《时代》周刊则称之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失败”。《纽约时报》的军事评论员惊呼“今日美国面临着其历史上最大的危险”。(36)中美在朝鲜半岛的全面较量由此开始。
应当说，在中国出兵朝鲜并与美军交战后，美国决策者如果能够清醒地估计形势，及时停止攻势，采取英国所主张的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问题，那么避免中美之间发生大规模公开冲突的机会应该说还是存在的，况且此时中国出兵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国政府有足够的、确凿的相关情报和信息。倘若果真如此的话，朝鲜战争的历史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也可能是另外一番情形。但是，美国决策者依然我行我素，置中国的安全利益于不顾，继续幻想通过武力来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使得中美大规模的冲突最终不可避免。这是美国政府继不顾中国再三警告贸然越过三八线、迫使中国出兵之后，失去的避免朝鲜冲突扩大的又一机会。西方一些学者过多地从情报搜集角度来为美国决策的失误辩解，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实际上，不论是美国国务院还是中央情报局，都已经认识到中国的出兵参战给局势可能带来的变化，甚至认为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全面战争。但是，没有一个高层官员、没有一个决策部门明确表示反对美军继续向北推进。根本原因并不在掌握的情报多少，而是对中国实力的极其藐视，对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极其漠视。事实证明，只有通过真正的较量，美国才能懂得尊重中国的意愿和利益。英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反对战争的扩大，并提出了谋求政治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但是，鉴于战后初期英国的实力和影响已今非昔比，其对美国战争行为的约束是有很大限度的，并不能起决定性作用。
注释：
① 参见沈志华《越过三八线：美国扩大朝鲜战争的战略决策》，《世界历史》1996年第6期；邓峰《美国对中国出兵朝鲜的情报评估》，《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4期；Eliot A.Cohen,“Only Half the Battie:American Intelligence and the Chinese Intervention in Korea,”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Vol.5,No.1,1990,pp.129～149.Matthew M.Aid,“US Humint and Comint in the Korean War,”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Vol.14,No.4,1999,pp.17～63; Alexander Ovodenko,“Misinterpreting Threats :A Case Study of the Korean War,” Security Studies,Vol.16,No.2,2007,pp.254～286.
② William W.Stueck,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1947-1950,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1,p.242.
③ U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1950,Vol.7,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p.1036.
④ William W.Stueck,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1947-1950,p.242.
⑤ FRUS,1950,Vol.7,pp.1023～1026,1038～1040.
⑥ FRUS,1950,Vol.7,p.1058.
⑦ FRUS,1950,Vol.7,pp.1078～1093.
⑧ FRUS,1950,Vol.7,pp.1025～1026.
⑨ FRUS,1950,Vol.7,pp.1101～1106.
⑩ FRUS,1950,Vol.7,pp.1117～1119; William Stueck,The Korean War: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115.
(11) FRUS,1950,Vol.7,pp.1120～1121; Omar Bradley and Clay Blair,A General's Life,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3,pp.593～594.
(12) H.J.Yasamee and K.A.Hamilton,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Series II,Vol.IV,London:HSMO,1991,pp.2～3; Rosemary Foot,The Wrong War:American Policy and the Dimensions of the Korean Conflict,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92.
(13) Peter Farrar,“Britain' s Proposal for a Buffer Zone South of the Yalu in November 1950,”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No.2,April 1983,pp.334～335.
(14) Dale Carter and Robin Clifton,War and Cold War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42-1962,New York:Palgrave Publishers,2002,pp.137～138; Peter Lowe,Containing the Cold War in East Asia:British Policies towards Japan,China,and Korea,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7,p.201.
(15) FRUS,1950,Vol.7,pp.1204～1208; M.L.Dockrill,“The Foreign Office,Anglo-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Korean War,”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2,No.3,Summer 1986,p.463.
(16) FRUS,1950,Vol.7,pp.1181～1183.
(17) FRUS,1950,Vol.7,pp.1195～1196.
(18) FRUS,1950,Vol.7,pp.1108～1110.
(19) William W.Stueck,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1947-1950,p.250; James Cotton and Ian Neary,The Korean War in History,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9,p.74.
(20) Peter Farrar,“Britain' s Proposal for a Buffer Zone South of the Yalu in November 1950”,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No.2,April 1983,p.336.
(21) F0/371/84114,17 November 1950,PRO; FRUS,1950,Vol.7,pp.1172～1173.
(22) FRUS,1950,Vol.7,pp.1204～1208.
(23) FRUS,1950,Vol.7,pp.1212～1213.
(24) FRUS,1950,Vol.7,pp.1220～1222.
(25) FRUS,1950,Vol.7,pp.1188～1190 ; Eliot A.Cohen,“Only Half the Battle:American Intelligence and the Chinese Intervention in Korea,”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Vol.5,No.1,1990,pp.141～142.
(26) 马修·李奇微： 《朝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57页；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327页。
(27) Rosemary Foot,The Wrong War:American Policy Overseas,Series II,Vol.IV,p.96.
(28) William W.Stueck,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n,1947-1950,p.246.
(29) Bruce Cumings ed.,Child of Conflict:The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hip, 1943-1953,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3,pp.226～227; FRUS,1950,Vol.7,pp.1228～1229.
(30) FRUS,1950,Vol.7,p.1164.
(31) FRUS,1950,Vol.7,pp.1222～1224.
(32) FRUS,1950,Vol.7,pp.1231～1232.
(33) Yasamee and Hamilton,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Series II,Vol.IV,pp.209～210; Peter Lowe,“An Ally and a Recalcitrant General:Great Britain,Douglas MacArthur and Korean War, 1950-1,”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July 1990,p.635.
(34) Yasamee and Hamilton,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Series II,Vol.IV,pp.211～212,214; FRUS,1950,Vol.7,pp.1225～1226.
(35) FRUS,1950,Vol.7,pp.1227～1229.
(36) Robert Leckie,Conflict:The History of the Korean War,1950-1953,New York:Putnam,1962,p.231; Foster R.Dulles,American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New York:Thomas Y.Crowell,1972,p.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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