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新机遇与新方向_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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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社会工作有了较快发展,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在新条件如何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的问题。今天,在这里借《社会工作》杂志创刊20周年这个机会,与大家一起来讨论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问题,很有意义。近些年来,江西的社会工作,包括农村社区建设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值得关注,并可以成为我们思考的组成部分。

一、思考社会工作发展方向的两个现实背景

去年以来,本人深感压力或考虑最多的是我国的社会工作教育该往哪里走?这里有两件大事催促着我们去思考。一是2008年6月份举行的全国首次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二是今年的四川大地震。

全国第一次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报名参考者达13.7万之众,其数量是很可观的。考试结果、考试情况将由相关部门分析、公布。关于考试题目,初级社会工作师的考题并不难,而来自基层实际工作岗位的报考中级社会工作师的则遇到困难。虽然命题的科学性、严谨性没有什么问题,但他们认为考试题与实际工作还是有一定距离。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什么样的考试能够考出中国实际社会工作人员的水平,能够指导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考试如果不能结合中国的实际,不能指导社会工作实践,那是有问题的。举行这次考试最初有两个目的:第一是普及社会工作知识,没有考试、培训就不可能普及;第二个要有利于我们实践。现在看来这两个目的是部分达到了。从第一个方面来看,从考试指导教材的出版到考试只有半年时间,时间比较短。如果时间长一点,辅导和学习充分一点,考试效果会更好一些。从第二个方面来看,由于多方面原因,指导教材与我国社会工作实践的吻合程度还存在差距。已有的理论知识多来自于西方,而我国的社会工作经验又缺乏理论性总结。总之,这是第一个考验——在中国应该怎样进行以实务为导向的社会工作考试。

二是今年的四川地震救灾。救灾给我们的压力也很大。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一直想找个介入途径参与地震救灾与灾后重建,但历时两个多月也没有找到。中央提出对口支援灾区重建,民间机构、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好像很难进去。灾难发生了,社会工作者走向一线义不容辞,大家的热情也很高。开始大家都急着要去灾区有些同学急得甚至连课也上不下去,精神可嘉,也是中国社会工作者情怀的自然表现。但静下来我们也在想,对于接触救灾实践较少的教师和学生,我们能对灾民说些什么,能为灾民做些什么呢?这里实际上遇到一个重要问题:当书本上的理论、课堂上教的东西,即所谓专业知识遇到实际问题时,能不能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今年11月召开的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年会,我们拟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专题加以研讨。这是一个引子,接下来的发言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实际上是去年年底在全国民政厅厅长会议上讲的内容,其主题是发展社会工作,做强做大民政工作,这对民政部门的同志提供一些参考。第二部分是关于发展社会工作的学术讨论。

二、发展社会工作,做强做大民政工作

1.社会转型需要发展社会工作

我国正经历着社会转型,它包括如下内容:一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二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比如江西省从农业大省向工业化的转变,珠三角、外国的很多企业开始进入江西;三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这是我国社会转型最独特的东西。三个转型给我们带来巨大机遇,也带来严重挑战。我们如何更好地应对社会转型带来的问题,需要进行认真研究和讨论。过去的三十年我们经济建设的成就举世瞩目,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正在逐步推动。中央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怎么建,这和我们的实践连在一起。民政工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由此也会想,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民政工作理论和理论体系是什么?这需要我们思考。社会转型引发的问题要求我们去回应、去思考、去创新。

在这种背景下,怎样去应对所遇到的问题,从理论上、实践上真正能够做得比从前更好一点,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十七大提出的这个问题很重要,也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最基本的入手点、最基本的着眼点。发展的问题、稳定的问题、以人为本的问题、协调的问题,中央都提得很清楚。科学发展观不只是针对经济的,也是针对社会的、政治的,也对社会工作提出要求。

在这个问题上,怎么去发展我们的社会工作,回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新任务、回应社会进步提出的新要求,十分重要。关于解决转型中所遇社会问题的战略思想,中央的很多文件都已经谈到了,六中全会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一个明确的要求,即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十七大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大家会注意到,十七大对问题的表述已涉及到现代社会政策的主要方面。国外的社会政策常常讲到六点: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养老、社会服务,十七大报告也涉及到这些方面。从前我国的政策不会谈到这么多东西,但是在十七大报告里谈到了。虽然我们没有用“社会政策”这个概念,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借鉴人类社会进步的优秀成果。由此也可以看到执政党的思想开放、与时俱进。所有能够对我们国家的富强、对老百姓的幸福有用的东西都可以拿来尝试,所以我们有了上述有关社会政策的详细说法。

在借鉴的过程还有一个问题,国际经验中的哪些东西真正值得我们去借鉴?社会政策带有政治性,政治方面的问题需要慎重对待。与社会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相比较,社会工作是相对具体的,国际社会工作的经验可以借鉴。从国际发展的经验来看,社会工作可能成为解决问题、解决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现在我国在民生、社会稳定、社会发展方面遇到很多新问题,社会工作也是我们遇到的新问题。社会工作是一个有价值观、有专业方法、讲究实际效果的专业活动,与此相关的很多问题,尤其是价值观方面的问题需要研究和讨论。

这里必须涉及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问题。1995年我在《中国社会工作的经验与发展》一文中谈到中国本土的社会工作,或实际社会工作。关于中国有没有社会工作可能会有不同看法。我用价值观、工作方法、工作过程、服务效果这四点来衡量我国的实际工作,认为我们有自己的社会工作,即本土社会工作。但本土社会工作在理论化、条理化、知识化、科学性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问题。

现代社会工作包括有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社会行政,这是一系列以社会福利制度为依托的社会服务。社会工作在为民服务的过程中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认为对于民政工作来说可能是如虎添翼,会给民政工作带来新的思路。从前我们常常是说民政工作就是服务民政对象。现在我们的服务对象扩大了,要改善民生,要促进人的发展。当然实际上,民政工作更多的还是为困难群体、低保户、五保户、有困难的家庭服务。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服务对象在拓宽,比如以前说是服务孤儿、残疾儿童,现在的服务对象是所有处于困境的儿童。另外要注意到,很多问题需要在现代化的背景下来处理,要求有人性化、个性化、专业化、系统化的服务。以往我们的服务有可能会采取多种方法,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解决了问题就行。现在我们可能要更多地强调服务对象的感受,强调对人的关怀,强调工作的深入性,它和下一个工作的连续性,因此专业化、系统化的要求就是必然的。

国外的社会工作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好的经验,比如英国社会工作在司法过程中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初,我到英国访问,旁听了一次对盗窃者的法庭审判。社会工作者通过自己的社区调查和评估,促成了犯罪者在社区服刑的决定。这不但有利于罪犯改造,也有利于犯罪人员家庭的稳定,避免家庭成员受到不必要的伤害。这反映了社会工作者追求最大社会效益的价值观及社会工作者的独特作用。

至于国外的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大家都知道,美国的社会工作很发达,其他发达国家的社会工作教育也很发达。这些国家都拥有一套制度来进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培养和使用,许多国家设有社会工作职级。当然,各国的社会工作制度并不都是一样的,根据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有的国家比较重视民间组织在社会工作方面扮演的角色(如美国),有的则相对注重政府部门在社会福利提供中的作用(如北欧的福利国家)。福利国家要求政府承担更多责任,国家财政给予更多支持,政府的社会服务行政部门,比如社会福利部、卫生部等与社会福利相关的政府部门承担着较多设计、推动社会福利服务的职能。美国实行自由主义,民间组织比较发达,也就更多地承担社会服务的功能。采取何种社会工作模式与各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及文化传统有关,它以一套内生的福利提供模式为基础。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了我国经济社会方面的四个深刻变化,也提出了我国对社会工作的迫切需求。更多实际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去选择一个基于本国实践,而且参考了国际经验的社会工作发展道路。

我国发展社会工作,也要解决愿意服务和服务好的问题。从“又快又好”的发展模式向“又好又快”的模式转变,也产生了对社会工作专业的内在需求。愿意服务和服务好的问题,可以通过四川地震中的某些现象来加以分析。愿意服务的志愿者奔赴灾区有10多万人,这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渡难关的感情。但这里还有一个服务好的问题,要服务好就必须有条理、有组织、有秩序地运作起来。在救灾过程中,志愿者十分辛苦、具有奉献精神,但也出现了志愿者人浮于事、资源浪费方面的问题。如何能够服务得更好呢,这就要求做到有组织、有要求、有专业理念、有工作方法。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工作可以显现其重要作用。灾难发生后,心理医生首先奔赴灾区。但在学界也有一个呼吁,如果社会工作者能够一同前往,就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社会工作者可以从事资源连接、社会服务的组织工作,可以开展实质性的服务。

2.发展社会工作对民政工作发展与创新的意义

在民政部门发展社会工作,是20多年来不断的话题。这方面的最早论述是雷洁琼先生1983年作出的“民政工作是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著名论断。做好民政工作为什么需要发展社会工作,这与民政工作发展的诉求有关——民政工作需要素质更高的民政工作者,需要更好地服务,希望对社会作出更大贡献。另外,民政工作对象与社会工作对象有较多的重合点,民政工作走专业化之路是必要的。当然,民政工作并不等同于社会工作。民政工作是多样化的,社会工作与民政工作不同部分的关系也不尽相同,它与有些部门的工作关系紧密,与另一些部门的工作关系则比较疏远。然而总的说来,社会工作的发展有利于民政工作的发展,可以为做大做强民政工作发挥促进作用。现在每个部门都在进行强势建设,民政工作利用发展社会工作的契机促进本职工作的发展是一种合理的战略考虑。

关于发展社会工作对做好民政工作的意义,李学举部长有过许多阐述,他从“解决民生、落实民权、维护民利”的角度,指出社会工作和民政工作之间的结合点特别多。在解决民生上,社会工作有方法上的优势;在落实民权上,社会工作增权的角色很重要;在维护民利方面,社会工作通过法律、服务和落实政策,有更大的作为空间。在改善民生的过程中,社会工作也可以为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做出贡献。

社会工作还可以推进现代民政建设。现代民政是指在现代化、民主化、以人为本的总背景下,民政工作也要现代化,其中重要的是在发扬优秀传统和经验的基础上,建构新的民政工作理念,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民政工作人员队伍,来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现代民政工作者不能只满足于做一个勤勤恳恳的孺子牛,为灾民送钱物和修缮房屋,应该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待服务;即不但要救助,还要促进服务对象的发展。在这样的考量下,正如李学举部长曾经指出的:要用全新的理念来重构民政工作。要结合社会工作的人本、博爱、利他、平等、宽容、尊严、诚信和公正的专业价值观,打造和提升民政工作的核心价值理念与职业道德。民政工作在以往的发展过程中,对这些理念都曾提及,但没有像今天这样明确。民政工作与社会工作价值观的某种融合,对于民政工作的专业化和现代化都有重要的作用。现代民政工作也包括工作方法的转变和发展,包括工作理念、工作方法、人员素质的发展。关于建设强势民政问题。首先,强势在于比较。当下经济部门处于强势地位,这与我国把经济建设置于中心地位是一致的。在中央决定加强社会建设、推进民生事业的时候,做强做大民政工作就迎来了一个契机。美国著名学者费弗尔指出,在组织体系中横向权力来源于其他部门的依赖性,本部门工作的中心性和不可替代性,以及本部门处理不确定性问题的能力。民政工作要做强,就必须进一步明确哪些工作是重要的、是其他部门不能替代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后,党中央将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一些重要任务放到民政部门肩上,这是民政部门依托社会工作做大做强的有利因素。通过联络其他部门和群众团体,民政部门就取得了协调权。通过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协调和牵头作用,民政部门就会成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信息中心,这无形之中也提高了民政部门的地位。

还有,民政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退伍、转业军人。他们怀有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全身心投入民政工作,但专业知识相对缺乏一些。在发展现代民政工作的过程中,专业知识和方法上的不足往往会制约工作的成效。例如,对低保对象不但要给予经济上的救助,而且要通过思想工作,使他们对未来的生活有信人心,这就需要采取新的方法。传统的民政工作往往注重款物的发放,而对服务对象精神上的激励和能力建设的关注相对偏弱,社会工作在这方面则是长项。民政工作一旦在这方面得到发展,就可以大大提高服务能力,民政工作的中心地位也会逐渐树立起来。

3.发展社会工作,改善民生,促进社会管理

民生问题有时是复杂的,问题的解决不但需要物质上的支持,也需要做思想工作,需要平等交往和对服务对象精神上的关怀。在处理某些比较棘手的问题时,一味的行政命令往往会导致关系紧张,并使问题向复杂化、危机化方向发展。社会工作则强调相互理解与沟通,不只是劝导,而是通过讨论、协商等方式,和对方一起探讨事情的解决方案,可以取得较好的结果。这一点在社会工作者参与处理上访等危机事件时已得到证明。在本次灾后重建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运用专业理念和方法,坚持优势视角,鼓励和协助灾民组织起来,共渡难关,获得了温家宝总理的称赞。这也是运用社会工作方法做好群众工作的范例。

要进一步做好民政工作,有必要学习社会工作知识。诚然,民政工作也有许多的经验,特别是通过长期实践积累起来的经验。但是对现代民政来说这还不够。民政工作经验的积累不能只靠个人实践,而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可以促进民政工作的系统化和有效性。李学举部长指出:我们现在开展工作不能只是用老办法,我们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赋予民政工作特有的孺子牛的精神和新的内涵。在这方面,社会工作的“不但授之以鱼,而是授之以渔”的服务理念,对民政工作的发展应该富有启发。如果民政工作者能进一步强化尊重人、发展人的理念,并掌握一定的工作方法,其工作效果就会更明显。郑州市流浪儿童救助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

此外,社会工作也会对民政工作者提供专业化的支撑。民政工作人员包括一线工作人员和行政人员,通过对社会工作知识的研习和考试,可以拥有专业资格,也可以获得相应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这有助于他们将民政工作和社会工作当作一个高尚的、令人尊敬的事业,这无形中会提升民政工作的凝聚力。

民政工作通过对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吸纳,有利于社会管理格局的创新。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社会协同”指的是社会组织的参与。民间社团、社会组织不发展,我们就无法形成新的社会管理格局。促进和规范民间组织发展是民政部门的职责,对做好民政工作也是一个考验。鉴于民间组织问题的复杂性,通过发展服务性的社会组织来促进社会发育是一个途径,在这里社会工作占有重要位置。通过发展服务性民间组织,不但可以改善为民服务,而且“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也会慢慢建立起来。

我们需要在民政工作系统内发展社会工作,这绝不是要否定民政工作。民政工作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七八十年的发展,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但这些经验需要总结、概括和升华。比如,江西省的村落社区建设取得很多实践经验,将这些实践经验提炼出来,会形成一些新的理论成果,并会有力地促进民政工作的发展。

作为西方的知识体系,社会工作来到中国必须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它对民政工作不是代替,而是补充和支持,使民政工作在现有的基础上做得更好。民政工作通过对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借鉴,吸收有益的成分而得到发展。现代民政工作有自我创新的要求,社会工作或许为民政工作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参考对象。

三、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取向

1.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新取向

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决定,也为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六中全会指出社会工作者要进入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部门开展服务,要为和谐社会建设作贡献。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是一个新的范畴,往前看我们要围绕着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来发展社会工作。于是可以认为,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发展与公共服务、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为取向的社会工作会成为我们新的发展方向。

从前我们讲社会工作是救难、解困、发展,是为有需要的人服务,现在政府赋予社会工作以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功能,这对社会工作是一个新要求。从事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是社会工作者所认同的,社会工作要承担社会管理职能吗?它可以从哪些领域、哪些方面入手既不违反社会工作的宗旨,又能促进社会管理,是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社会工作如何进入社会管理部门,进入社会管理部门做些什么事情,这里涉及到我国现在公共服务、社会服务、社会管理的关系问题,很值得我们加以探讨。按照六中全会的精神,社会工作是以专业为基础,以公共服务、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为取向的,社会工作者会在一些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及组织中工作,它既要直接为有需要的人服务,又要承担社会管理的责任,参与新的社会管理格局的建设,责任重大。

如果社会工作要进入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部门,我们就要想,在这些领域和部门,社会工作所能提供的、不同于这些部门原来做法的专业服务或工作是什么,否则,社会工作就不能表现出自己的独特价值。这就是说,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部门中社会工作要担当何种角色,必须明确,以区别于这些部门和组织的其他工作。

2.社会工作的适应性发展

政府的公共服务部门,青年团、妇联、工会所做的工作和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工作有什么不同,社会工作在哪些方面能够满足这些部门发展创新的需要,这是社会工作参与其中必须考虑的问题。专业社会工作进入这些部门和组织可以说是“嵌入”。社会工作要顺利地进入其中,找到结合点,发挥独特作用,就要在相同之中找出不同,在不同之中找出相同,这可能是我们今天发展社会工作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我国的社会工作的发展道路不同于西方。西方的社会工作是顺着这样一条路走下来的:市场经济发展→产生社会问题→民间介入社会问题的解决→政府承认社会工作→政府支持;中国的道路则是:市场经济发展→出现社会问题→单位组织弱化→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发现和支持社会工作发展。在这样一条发展路径下,怎么处理政府服务和专业服务的关系,就显得十分重要。在实践过程中,我们遇到传统的行政化、半专业化的社会工作和专业社会工作的关系问题,核心在于处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在新形势条件下怎样帮助人。二是怎么处理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关系。社会工作本身是做服务的,但现在要进入社会管理部门,怎么来协调这个关系。三是国际经验和本土经验关系的问题。“拿来主义”现在有些落后了,我们怎么将国际经验与中国实际结合,实现为我所用。

这里要谈到两种社会工作并存的问题(两种社会工作并存这个说法是否靠得住,可以讨论)。一种说法是:民政工作就是中国的社会工作;另外一种说法是:社会工作是专业的,与民政工作不一样。从现实的角度看,怎么处理二者的关系,仍需要研究。我们一般说专业社会工作是服务而不是做管理(指用权力约束人的管理),民政工作既要为民服务,也要保一方平安。保一方平安和为民服务的价值观念是不是一样的?有没有相同性?相同性在哪里?这是我们要研究和慎重处理的,因为不处理这个问题就没办法结合,于是社会工作的发展就有一个发展路径的选择问题。社会工作发展路径的选择不是社会工作者群体的一厢情愿。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服务的两个使用者都会对社会工作的发展方向产生影响。一是政府部门。政府作为社会工作服务的需求者和购买者,希望社会工作做政府委托的事,政府为社会工作提供基本的条件,提供一定的支持,希望社会工作者做政府希望做的事情。当前,政府推动社会工作发展是为了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促进社会服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政府要将社会工作往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向上引。第二个是服务对象。服务对象作为社会服务的实际需求者,会以获得的服务来评价社会工作。我国的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特别是中老年)一般比较熟悉计划经济体制下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对专业社会工作是陌生的,以往的经验也会影响他们对社会工作的评价和选择。这样看来,不是社会工作群体一方,而是上述三方共同影响着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

3.社会工作发展中的互构性演化

从现在角度来讲,怎么去实现一个既符合中国实际,又借鉴国际经验的社会工作,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在现在的体制下,本土社会工作比较强盛,专业社会工作可能还没有立足之地。但是专业社会工作有很强的理论、理念和方法,这些又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而本土社会工作则没有那么强的理论,工作方法也不甚系统。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它们两者的互动呢?我认为,应该从一个变动着的社会系统的角度去看,就是说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人才队伍建设和社会工作制度建设既要以今天为根据,又要向前看。向前看就是要看到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是不可逆转的,中国还会进一步走向现代化、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工作的发展也要向前看,用未来某个时间坐标来看今天的发展设计。比如至少要看到2020年,要想2020年中国的社会工作应该是怎样的?我们今天应该去想象、并为建立这个制度去努力。所以从大的角度来讲,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既要立足于现实,又要有前瞻性。

在两种社会工作的互动和发展问题上,吉登斯的互构性演化的概念有一定启发意义。行政性社会工作是按照行政框架来运行的,比较强调管理和稳定。专业的社会工作要求的则是为有困难的人服务,以人为中心。行政性社会工作和专业社会工作怎么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在民政工作里可以找到一些借鉴:就是以人为本,同时兼顾社会稳定、社会秩序。至于怎么做,可以做进一步讨论。民政工作,即我们所说的本土社会工作,如果在工作中能吸收一些专业社会工作的元素,可能会发生一些有益的变化,产生更好的效果。十几年来,很多社区工作者学了社会工作专业知识,把社会工作的一些理念、方法运用到社区服务中去,效果很好。另一方面,社会工作的老师讲课不再全是拿来主义的东西,他们把很多本土经验引进课堂教学。这样,双方在互动中互相学习,做到在相互适应中调整和发展,这就是互构性演化。

互构性演化有没有方向呢?有。这个方向就是我国改革开放、社会进步和建设小康社会对社会工作的要求。往2020年看,未来十年社会工作的发展是很关键的时段。中组部、民政部正在做2020年社会工作人才发展规划,根据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的精神,规划未来一段时间内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发展和社会工作制度的建立,这是一个促进专业社会工作不断成长的制度设计。行政性的社会工作和专业社会工作都要参照这一政策规划去发展,这就是一个有方向的互构性演化。

四、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经验的尝试性总结

总结本土经验对于发展符合中国实际要求的社会工作来说十分重要。比如像江西做了很多实际工作,取得很多经验,我们可以挖掘、梳理、条理化,这样我们就可以总结出本土的社会工作模式、方法。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有两个工作必须要做:一是外来知识的本土化。在这方面我们已自觉努力了很长时间,并取得初步成果。二是本土经验的挖掘与总结。因为中国的体制、文化和所遇到的问题都和西方不太一样,本土经验的挖掘和总结就显得十分重要。在这方面,群众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其它非专业社会工作实践的助人经验都值得认真总结。

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群众工作与社会工作的关系问题已被关注,广泛开展研究有利于我国社会工作制度的建设。我们要分析思想政治工作、群众工作和社会工作之异同,然后取长补短,实现更好地发展。可以找一些“老民政”、“老工会”,详细地了解他们是怎样工作的,这就可以看出西方社会工作与中国实际社会工作的差异,就可以总结出来一些经验来。

研究上面的这些东西很有意思,但也相当艰难。为了抛砖引玉,本人做了一点思考,看中国的社会工作是否可以形成一个模式。西方社会工作有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有不同的模式,如人文社会系统模式、增权模式等。中国本土社会工作能不能形成模式呢?下面从一个小领域,梳理我们的方法,尝试做本土社会工作模式研究。

我们把社会工作所面对的问题分为四大类,即思想观念问题、关系调解问题、生活贫困问题和福利服务问题。这些问题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有的以个体和家庭的形式出现,有的以群体、村庄或一个单位的形式出现。这样,处理不同类型问题的方式方法也不一样。处理个人问题和处理群体问题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我去遵义做调查,顺便参观了毛泽东遗物纪念馆,墙上有毛泽东的这样一句话:“私事论情,公事论理”。仔细想想,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分野,私事、公事的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另一方面,不同性质的问题其处理方式也不同。一个人思想上有问题和家庭贫困,其处理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做思想工作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应该去拿米。

如果是思想观念上的问题,对个体一般会促膝谈心、将心比心、申明厉害;对于比较大的事情、群体性的事情,一般是先作动员,讲大道理,然后出一个带头人,表决心。如果还不行,就做“危机宣示”,即告诉这些人,如不照办会有何种不利后果。

如果是关系调解方面的问题,中国人首先是讲念旧情,然后就是软化诱导,还有就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处理民间纠纷的技巧——非问题化、模糊和事,最后问题了结,这是个体关系问题的处理;如果是群体关系问题,就首先给双方领头的以压力,讲明道理,如果还不行,就诉诸政策和法律。

如果是个人生活贫困问题,有时候是委托协助,有时候则是鞭策激励;如果是群体式的贫困,就会动员鼓气,开展帮扶工作,然后争取政策、发展项目,让大家有一个发展基础。这样做既有实际的救助,也有思想的开导。

如果是社会福利服务,如老人福利院、儿童福利院的服务,一般是钱物救济,还有政治关怀,要显示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关怀。

这样我们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本土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的框架:

上面的这些总结只是第一步,还需要再提炼。

我以为,建构中国的社会工作模式应该从问题性质、制度框架、双方关系这三个方面去想。第一,问题性质,它包括是个人性的问题还是群体性的问题,是简单问题还是复杂问题,是一般问题还是严重问题等。问题性质不同,解决的方式也不同。第二,制度结构,这就是处理问题的制度和政策背景,如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背景,政策法规如何,情理因素等。第三,关系特征,又分为公共关系和熟人关系。中国人很讲关系,关系的亲疏决定了两者的远近,关系特征对中国做社会工作有深刻的影响。当然,这里有时还要考虑另外一些因素:一是一般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区分,二者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二是问题的紧迫性和非紧迫性,两种问题的处理方式也不同。

总的来讲,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与国外社会工作可能是不一样的,中国人处理问题比较讲情理,注重当时的情境,严重的则要在法律框架下开展工作,这或者可以称之为情理法相结合的情境式社会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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