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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4)07-0018-05 大众传播模式认为，信息源在经过译码者、释码者、编码者加工整理后传播于社会群体，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会得到反复加工与再创，传播的路径与传者、受者间的相互作用将影响传播的效果[1]。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信息，其传播过程也要遵循基本的传播规律。马克思主义自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入中国，经历近百年的理论和实践探索，逐渐“从理论走向实践、从官学走向民学、从党员走向群众、从书斋走向生活”，其受众群体及传播路径已大为扩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从质与量[2](P27)上均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从信号发出者角度而言，仍存在与大众的愿望和诉求产生割裂的问题，表现为理论高高在上，接不了地气；从信号接收者角度而言，理论未真正“入耳、入脑、入心”，表现为学用脱节“两张皮”；从传播路径而言，缺乏吸引力与活力，表现为“灌输式”、“任务式”的态度。 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大众化?如何从操作层面发掘与彰显更大生机?如何突破“上传下达、上行下效”的僵化模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平台建设?本文试图对此展开探讨。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平台建设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概念界定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将抽象、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具体化、通俗化、生活化、群众化的渠道表达，实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广泛传播，并超越认知达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化大众效果。该过程涵盖了“解读—宣传—学习—运用”四个互相交织与循环往复的环节。前三个环节构成了一次大众传播，而这里的“运用”除了单指用于指导实践外，还包括作为受传者的再传播。 这个不断再创的过程也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受教呈现为“有意式”和“无意式”两种形式，前者即为从中央到地方的，集结宣传、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网络等在内的垂直系统，后者为对历史形成的，如革命标语、民间习语、年代精神、地域情怀等口口相传的最通俗的马克思主义的自然掌握。若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简单用受众数量多寡来呈现，以上两种模式可用图1—1和图1—2来表示：
图1—1
图1—2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平台的定义及分类 平台，译为platform或terrace，《辞源》、《辞海》、《汉语大词典》等对其均有释义，其中《辞海》解释最为全面，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指晒台，休憩、眺望用的露台，二是指生产和施工过程中设置的、一般能够移动和升降的工作台，三是指计算机的软硬件环境，四喻指基础环境[3](P1744)。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平台?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有清晰厘定，使用较多的有“路径”和“载体”两个相关概念。“路径”强调实现的渠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也就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方法途径及其机制等方面”[4](P19)，“是以马克思主义信息的交流、分享而连接起来的主客体指向实践目标的运动，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目标的逻辑指向和实践过程的统一。”[5](P45)“载体”偏重所依托的或物化或活动化的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载体指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手段和形式当中承载并能传递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式，如文化、大众传媒、社会活动等”[6]，是“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承载和传递着主体教育宣传的信息、并能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所操作的与大众化客体发生联系的一种物质存在方式和外在表现形态。”[7] 根据平台的词语意义及与相近概念的对比分析，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平台指的是直接连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者与受者之间的阵地，是依托一定的组织形式搭建的人民大众直接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窗口，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际演练场。如高校就是这一平台中的典型代表，它具备专门的组织机构、政工队伍、活动社团等，能通过诸多理论与实践活动良好地服务于高校师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与学习。 根据受众的明确与否，可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平台大致分为有明确人群指向性和无确定受众人群两类，如图1—3。有指向人群的主要包括农村、社区、学校、军队及其他(如企事业单位中的基层党组织)，该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平台针对人群的特征较为明显，主要表现在思想动态备受社会关注，需要自成一体的宣传教育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平台建设的重要着力点。无人群指向的平台主要有文学创作类(如小说、戏剧、民谣等)、革命遗址类(如红色精神宣传教育地、纪念馆、博物馆等)、网络传媒类(如CCTV、手机党校、网站等)、社会活动类(如宣讲团、百姓讲坛、纪念活动等)和国家机关与政府机构类(如宣传部、文化部、教育部等)，这些平台具有开放性的特征，所面向的群体广泛，在具体作用发挥上存在交叉与重叠，共同服务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实践。
图1—3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平台分类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离不开平台建设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体系，它只有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渠道才会被广大群众了解并接受，它需要“从外面灌输进去”[8](P326)，一定的平台搭建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不可或缺的因素。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要通过一定的大众化平台来承载。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非关在书本里的知识，而是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且列宁认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这就必然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普及需要具体的实现平台。其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需要一定的平台为之服务。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政治性、严肃性和崇高性的特点，对它的认知从接触到接受需要一定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基本原理的实现、实践活动的展开要有效地运用各种载体和传播平台。第三，马克思主义化大众意义的体现需要平台的提供。毛泽东认为“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9](P292)。“实行”是使得理论真正发挥效用的关键，也就是要依赖一定的解决方法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只有通过贴近群众的平台把马克思主义与人们的思想实际、人民关心的问题和接受心理特点结合起来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作用于实践的价值。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平台的搭建原则 (一)时代性原则 所谓时代性原则是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平台作为理论深入群众的触角，应把握时代发展的动向，体现时代发展的特征，在形式与内容上能展现时代精神，能够满足当代人的接受需求，符合当代人的生活习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向广大群众的流动，客观上要求大量的传播平台作为依托，借用经济学理论观点来说，大部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平台，如纪念馆等，具备公共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充足的供应是消费的基本保证。但与此同时，足够的供应并不能直接带来消费，人们对公共品的需求偏好是有差异的，尤其是在“快餐”消费的当代，需要对供应品的质量、包装、服务等进行优化，才能抓住现代人群的眼球，刺激消费需求。文化思潮的多元化以及现代技术手段的日新月异等现实，要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平台建设要在借鉴传统模式经验的基础上加大创新，采用具有时代性、流行性、人性化特色的实体形态和艺术表现，使抽象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通过丰富多彩、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形态表现出来。 (二)网络化原则 所谓网络化原则是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平台分布要均匀、覆盖面要宽、平台间要互动，这是保障平台生机活力的一大关键。限于历史因素的差别，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平台建设的天然条件迥异，其分布呈现“点状”、“片状”态势，且开发形式也存在“蜻蜓点水”浮于表面的现象。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长期革命斗争，在全国各地都留下了极其宝贵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资源。目前，国家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就颇为丰富，还有省级、市级、县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及遍布各地的革命纪念馆、展览馆、烈士陵园等等[10]。要使这些分布广泛的资源发挥它的整体价值，实现资源的共享和平台间的互通合作显得尤为重要。作为中间促成机构，政府部门需要强化资源整合的职能，整体开发、统筹规划、科学布局，从更高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平台进行区域整合、功能定位、统筹管理。管理负责层要树立合作意识，主动向建设先行者或典型地区吸取经验，在地理位置上具有集群效应的平台应加强区域间的协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形成辐射范围广、活跃度高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平台。 (三)便捷化原则 所谓便捷化原则就是要遵循平民化的准则，注重发掘身边资源、就地开发，在观念上由“把人带进纪念馆”的传统模式向“把纪念物搬进人群”新型模式转变，提高理论的可获取性、可接触性。中央苏区时期，以师为单位设俱乐部，以连为单位设列宁室，俱乐部列宁室遍及苏区的军队、机关、群众团体、工厂、学校以及农村，是各小单位的文化娱乐教育领导机构[11](P228)。它深深扎根于群众中，方便了群众接触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平台建设应注重“历史性”与“地方性”的统一，在加大史料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挖掘特有的理论精神内涵，将原生态的教育素材以符合受众心理需求的表达方式、宣传途径进行呈现，有利于达到寓教于情、寓教于境、寓教于乐的教育效果。此外便捷化还体现在亲民的特征上，平台所囊括的教育读本等不能“远在天边”，应提供触手可及的便捷渠道。所设计的实践活动也应立足于群众，不搞浮而不实的虚无主义，在居民小团体范围内办常态化的精简活动反而能大大提高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受众面。 (四)有效性原则 所谓有效性原则是指平台真正能使得受众“愿学、会学、会用”马克思主义通俗理论，这是评价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平台建设成效最为重要的指标。按照传播效果的需求评估标准，传播效果=(意识和行动的最后状态-意识和行动的原来状态)/(意识和行动的应有状态-意识和行动的原来状态)，结果数值接近于甚至约等于需要数值，传播效果的数值就大，相反则小[12](P279)。大众传播媒介要想达到最大的效果数值或获得最佳的传播效果，就必须很好地了解和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在构建广覆盖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平台中应当注意区分“接受群体”特征，重视“需要—接受”理论的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强调“润物细无声”，而非“令行禁止”式的要求准则，对其作用的最大发挥首先要注重结合群众生活的特点及兴趣点，找准结合点、依托点，强调群众的主体性，做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变“我要教”为“我要学”，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搭建并畅通反馈渠道，包括对目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平台影响效果的动态把握及对提升效果的意见征集。管理当局可采用走访问卷调查、设立意见信箱、安排观察员等方式与受众者进行“对话”，以最直观真实的形式了解平台建设的有效性。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平台搭建的推进策略 (一)便捷受众渠道，夯实基层平台 中央苏区时期建立起来的俱乐部、列宁室，渗透到了苏区城乡基层的各个角落，包容了苏区最广大的群众，恰似基层文化传播的大本营，充当了接受端、发射器、自我创新的三种角色。这一机构犹如草根之作用，为苏区文化的传播奠定了极为坚实的基础[13]。一个个基层平台相当于一个个文化细胞，高校、机关、企业、军队中的党团部门、革命遗址、旧址、会址陈列馆、博物馆等等，它们对于整体机能的提升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就目前而言，这些基层平台并未牢牢抓住土壤，暴露出针对性不强、吸引力不够、使用率不高等问题。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14](P858)，无法发挥实效的平台如同虚设。 建设良好的基层平台是直接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效的不二选择，这就要求我们思考扎根基层的平台是否真的“离群众很近”，这里的“近”既体现在距离上，又体现在内容及形式上，既要保证便捷获取，又要保证能被理解消化。大众化的灵魂在于理论要“接地气”[15]。按照此前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平台的分类，对于无明确人群指向的大众化基层平台需要着重在宣传内容及形式上下功夫，选取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内容，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普及，深入到群众心里。而对于有人群指向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平台还要洞悉受众人群特征，结合平台所拥有的有利资源，创造适宜人群生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氛围。 以广大农村为例，新农村书屋工程的建设为农村文化沙漠注入了一抹新绿。作为农村中文化传播的窗口，书屋为马克思主义在农民大众中的普及提供了良好契机。农村居民生活相对单一，且对理论层面的知识接触较少，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决定了广大农村中蕴含丰厚的教育素材，农村中尤其男性居民对国家政治现实具有一定的关注，但缺乏良好的交流讨论平台，这些都说明赋予新农村书屋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新功能具备现实的需求性和历史的可能性。新农村书屋的建设可借鉴俱乐部列宁室的精神甚至形式，其精髓就是把政治教育与文化娱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依托新农村书屋这个平台，村委党员干部牵头组织各类的兴趣小组、艺术小组，充分利用情景剧、歌谣、画报、电影等艺术形式来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理念，文化小组通过读书报告会、读报活动循序渐进地接触、了解、理解新的价值理念。兴趣小组还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可以邀请在当地较有名望、得老百姓信服的人物来做宣讲，向群众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相关的政治理念。 (二)彰显时代特征，创新传播平台 中央苏区时期极具时代感的列宁室的卓著成效离不开其创造性的理念及形式，马克思主义传播先锋们用智慧和汗水开辟了融合政治教育与文化娱乐功能的良好平台，磁铁般地将广大人民群众吸引到自己周围[13]。马克思主义是一门来自于实践的学问，同时革命斗争的历史也赋予了它较强的政治感官，灌输式的传播方式容易使传播对象产生抵触情绪，效果不佳。 当前的文化建设所拥有的客观物质条件、可供利用的资源条件以及文化传播的技术条件等都大大改善了，但有利的现代化条件并未带来传播效果的正相关变动，这其中有国际社会多元文化思潮的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是对这些有利条件的挖掘与运用还不足。 在现代传媒技术手段日新月异的今天，应该把基于网络技术的传播视作传播手段创新的高起点，着力发挥网络的开放性、平等性、互动性等特点，吸纳传统媒介与现代媒介的优势。其一，对于传统传播方式要加以整合运用，保留其中可取及行之有效的途径，如通俗读物、宣传栏、故事、相声、小品、戏剧、电视剧等仍富有表现力，且为大众所熟识，容易产生共鸣，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学习和领悟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二，对于新兴传播媒介要甄别选用，现代媒体虽然具备短、平、快的优势，但灵活多变的特征也容易导致歪曲、恶搞经典理论，在运用公益广告、短信、电子邮件、动漫等现代式工具时要注重内容和形式上的共同把关；其三，传统传播方式与现代传播方式可以形成合力，两者巧妙结合可以焕发强大生机。而又由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受众人群多样，体现出来的对信息接收能力以及喜好均不一样，在平台的展示及活动的安排形式上要针对人群选用恰如其分的方式。以大学生为例，其成长环境是一个信息飞速发展的社会，一方对各种信息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获取的冲动，另一方面他们最为常用的信息获取渠道是网络媒体。这就决定了建设好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平台要尤其关注传播工具的网络化、科技化。例如在教学模式上，除了传统的媒体教学外，还可以利用更多的自媒体工具，如手机报、专题网站、网络论坛、QQ群、微信、微博等平台作为辅助，引导大学生自主表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体会，通过交流实现学习成果的共享。另外，除了专门的大学生红色网站外，高校各个职能部门及学院的网页建设上，可以开辟马克思主义的专属板块，诸如经典著作、形式政策、红色影视等栏，形成浓厚的传播氛围。 (三)构建系统网络，畅通交流平台 中央苏区时期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宣传、教育、新闻、出版等垂直系统构成的纵向网络，以及各级各类文化运动委员会、地域性的综合性文化机构组成的横向网络，这一套完整而严密的传播体制疏通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渠道[13]，为革命动员了拥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大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 经历长时间的理论和实践摸索，我们已经拥有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站”，但这些据点建设仍存在问题。首先，个体平台的特征性不明显。现代快餐式的消费方式容易导致表现形式上的趋同，更为严峻的是在内容上也求多求全，这在大大小小的革命纪念馆当中体现较为明显；其次，在平台间未能架设良好的沟通桥梁，缺乏必要的合作，导致一方面在类似的平台之间会滋生互相模仿、抢占资源的现象，另一方面好的经验做法无法及时共享，使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大打折扣；第三，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平台的规划缺乏整体的部署，面向大众的文学创作、革命遗址、网络传媒、社会活动以及国家政府机构等平台涵盖了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但却未能将作用渗透到各个角落。 作为宣传普及理论的落脚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平台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优化整合与协调改进，不断提升其作为载体、纽带的教育、反馈功能。必须用时代发展的要求及自身发展的实际审视平台建设，最大限度地展现和宣传各个平台的独一感、特色感。同时需要下大力气完善顶层设计，按照丰富性、网络性的原则，以创新机制为动力，以建立长效管理、整体推动为目标，使其长期化地融入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例如，2013年7月，由教育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合设立的“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共包括复旦大学、嘉兴学院、湘潭大学、井冈山大学、赣南师范学院、遵义师范学院、延安大学、河北师范大学8个首批研究中心，这几大基地间的关系应该是既有合作又有侧重，可以互相借鉴学习，但又要重点突出，如井冈山作为中国革命的摇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井冈山道路。它的研究重点无疑是井冈山革命史、井冈山精神和红色资源的开发利用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平台是政府买单、民众消费的模式，建设上“千人一面”及“闭门造车”等不良趋势的出现从侧面反映了在制度设计安排上存在不足，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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