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发展与土地利用转型&以长江干流为例_长江论文

地区经济发展与土地利用转换——以长江干流地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干流论文,地区论文,长江论文,为例论文,土地利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588(2004)01-0002-07

1 导言

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经济发展是一种长期的结构演进过程。这种结构演进过程不仅仅体现在社会产出(GDP)不断增长和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而且也体现在自然物质投入方向和利用结构的不断变化[1]。作为人类社会生产的基本物质要素，土地资源的利用及其转换过程便是这种自然物质投入及其结构转变方面的一个最好例证。

中国的国土面积有，是世界上的土地拥有大国之一。然而，中国的可耕地只占整个国土面积的13.5%。按2000年人口计算，人均耕地面积仅有，为世界人均水平的43%。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特别是20多年来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划发展，中国土地（耕地）安全问题日益突显出来[2]。这一点，对于人口稠密和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高潮的长江干流地区而言，更是如此[3]。

长江干流是中国最大的流域地区，其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5.5%（见图1）。2000年，长江流域集中了全国人口的38%和41%的社会产出（GDP，按1952年价格计）。实际上，就经济发展（结构演进）的土地利用的转换而言，无论是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长江干流均是中国最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地区（注：长江干流地区包括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和上海、重庆七省二市。）。

2 经济发展的背景分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现代化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通过加快工业发展来实现国家现代化。由于不利的国内外发展环境，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区域发展政策主要是围绕着以下3个基本目标展开的：第一，通过加强农业（种植业）的发展，确保国家粮食供应的基本安全；第二，通过有限地区的重工业生产基地建设，确保全国基础原材料、燃料和生产设备的基本需求增长；第三，通过建立省级轻工业生产体系，确保各地日常基本生活用品的供应。

在此种政策，矿产资源禀赋优越的北方地区、如东北的辽宁、黑龙江和华北的山西等地区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国家经济建设和资本（投资）投入的重点[4]。相对而言，作为国家传统农业生产的中心，长江干流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1980年长江干流地区的GDP（按1952年不变价计）约占全国的34%，较1952年的35%下降了1个百分点（见图1）。从产业结构方面看，20世纪50年代～80年代期间，支撑长江干流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主要来自农业（种植业）和轻纺工业两大部门。

遗憾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长江干流地区这种经济发展趋势并未得到明显改善，尽管在70年代～80年代长江干流中下游地区重工业的投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例如湖北（武汉）和上海（宝山）的钢铁工业以及江苏和湖北的石油化工工业等。形成此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出于对早期改革开放风险的考虑，中央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保持国家财政增长来源的稳定。因此，作为国家财源的主要提供者，长江干流地区、特别是中下游地区的改革开放步伐较南方沿海地区的要放缓了许多[5]。这种带有明显倾向的区域发展政策实施的结果是，到1990年，长江干流地区GDP在全国的比重保持在34%的水平上，与1980年的相比没有任何变化。

图1 长江干流地区各产业在全国比重变化示意（1952年价格）

Fig.1 A changing patter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YRB (at 1952 price)

在经历了10多年的探索之后，中央政府决心开始进行长江干流地区的全面改革。1992年首先在上海开始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浦东开发区的建设）。接下来的就是沿江14个城市的对外开放。这种改革开放的目的不仅在于加速长江干流地区整体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在于平衡日趋扩大的地区发展差异。

除了管理层次外，长江干流地区的全面改革还体现在大规模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规划方面。这种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了一系列的港口码头、铁路、公路和电站工程。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1992年5月由全国人大通过的建设长江三峡大坝工程项目。作为世界上最大水力水电工程，包括移民安置和大坝工程建设在内的整个三峡工程建设需要花费近20年的时间和以上人民币（1990年价）的静态投资。待三峡工程完成之后，长江干流长达600km（宜昌以上）的水道可以通行万吨级以上的轮船，从而大大改善重庆这一西南经济中心的对外交通运输联系。

长江干流沿江各省城市均努力抓住长江干流开发的机遇，以赶上东南沿海地区。所有沿江城市都已经充分意识到，当地的企业体制改革和外资引进是引导地方经济走向全球化的基本手段和途径。例如，地处长江干流中游地区的湖北武汉，作为一座拥有人口特大城市和长江干流开放型城市，武汉正在努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中国内陆交通运输和物流中心作用。为此，武汉市政府计划通过外商的直接投资建设一个大型集装箱码头，以便将内陆的各类物资和产品运抵上海和香港。与此同时，武汉与上海和香港联接的铁路也计划进行电气化改造。当地政府规划将武汉变成长江干流地区的“芝加哥”[6,7]。

应当说，近10年来的实践证明，长江干流地区的经济改革基本是成功的。到2000年，长江干流地区GDP在全国的比重已经上升至41%（按1952年不变价计），较1990年增长了7个百分点。

3 经济结构演进与土地利用

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生产方式，特别是在自然资源要素投入方面。矿产资源不仅取代了土地资源的资源投入主体地位，而且引发土地利用从单一的农业生产走向多元化的发展。

在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初期阶段，农业生产依然占据着长江干流地区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1952年，长江干流第一产业（农业）占地区GDP的比重高达54%。但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工业部门完全取代农业生产的主导位置，并且在以后的30多年里不断加强着自己的主导地位。相比而言，曾经作为全国第三产业（服务业）最为发达的长江干流地区，其发展却呈现出明显的削弱趋势（见图2）。1952年第三产业在长江干流地区GDP中的比重还保持在26%，但到了1980年，这一比重则下降到了不足18%的境地。例如，拥有全国最大内陆河运系统的长江干流，1980年的水运货运量在全国的比重较1952年时减少了一半。究其原因，除了其他交通运输方式的快速发展外，长期以来国家实行的建立以省级为基本单元的生产供应体系建设政策是一个关键[3]。

图2　1952年～2000年长江干流地区产业结构演进示意（1952年价格）

Fig.2 Economic structural changes in YRB between 1952 and 2000 (at 1952 price)

同样地，长期的工业化发展也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江干流地区土地利用的状态（见图3）。首先，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长江干流地区的土地利用规模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根据相关各省统计资料，1952年长江干流地区包括农业、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城市和农村居民在内的土地利用总规模在。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期，土地利用规模的急剧扩张成为当时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进入60年代～70年代，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极大地延缓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以致长江干流地区土地利用的总体规模处于长期萎缩的状态。1975年，干流地区土地利用的总规模下降到了不足，较50年代初的水平下降了7个百分点。20世纪80年代，农村地区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和城市地区经济改革的成功实施重新激活了土地利用的扩张机制。到2000年长江干流地区土地利用的总体规模超过了，与1975年时的相比，增长了23个百分点。

图3 1952年～2000年长江干流地区土地利用及其结构变化示意

Fig.3 A changed pattern of land use in YRB between 1952 and 2000

其次，经济的发展不仅导致产业部门的结构变化，而且同样导致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在这里，我们使用跨部门的相关分析方法来验证长江干流地区经济结构演进与土地利用多元化变化。研究的结果表明，地区经济结构演进与土地利用结构多元化达到了近乎完全相关的程度（，见图4）。导致土地利用结构多元化的关键要素就是经济结构的变化。

图4 经济结构和土地利用变化相关分析

Fig.4 Correlation between economic structure and land use change

（注：横坐标的经济结构演进以第一产业比重为1，进行二、三产业计算后，总体合成；纵坐标的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则以农业生产用地规模为1，进行二、三产业计算后，总体合成。）

第三，在长江干流地区土地利用的变化过程中，最大的和唯一的利益丧失者是农业生产部门。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农业生产部门在整个地区土地利用的比重高达90%以上。然而，受其他部门迅速扩张的影响下，2000年这一比重已经下降到了只有63%。换言之，在长期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第二和第三产业的非农业部门始终主导着地区土地利用结构多元化的进程，其中最近20年农村地区小型工业、矿业企业的发展和农户生活居住条件的改善起着决定性作用。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虑到幼稚的国家工业生产基础，中央政府提倡“两条腿走路”方针，以最大限度地发掘地方资源和人力资源，提高地方工业制成品的自给水平。在此种政策影响下，长江干流地区从事工业制造、建筑、交通运输和其他行业的乡镇企业迅速发展起来。其结果，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离开了土地耕作，转变为乡镇工业企业的经营者或生产者。1985年，长江干流农村地区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力为人。到2000年时，这一人数已经超过了，增长了近1倍（见表1）。为支撑大量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转变，此一时期长江干流地区农村土地利用中非农业生产活动的土地规模增加了40%。与之相比，长江干流地区土地利用的总规模只增长了17%。

表1　1985年～2000年长江干流农村地区劳动力结构变化

Table 1 Structural change of labour force in the rural area of YRB (1985～2000)

1985

1990 1995

2000

总计160.69180.44189.53191.66

农业126.89134.91132.20121.33

非农业

33.80 45.53 57.33 70.3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各年份），中国统计出版社。

4 城市化与土地利用

尽管城市被视为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发展的中心，但长江干流地区城市化的发展却远远落后于当地工业化的进程。总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国家工业化的发展主要是通过最大限度地发掘农村地区资源潜力（例如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和农副产品原材料）来实现的，因此，长期以来中央政府对城市化的发展采取了一种限制政策（主要通过城市户籍的管理）。受此影响，长江干流地区的城市化进程相当迟缓。20世纪50年代，长江干流地区城市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3%。到了60年代，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不仅原有缓慢的城市化进程被终止，甚至开始出现倒退。长江干流地区城市人口从1962年的下降到了1965年。遗憾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情况并未见好转。相反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量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务农进一步延缓了地区城市化的进程[8,9]。1975年长江干流地区的城市人口不足，达到了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最低点（见表2）。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长江干流地区城市化的发展才开始出现转机。从那时起，地区城市化发展开始加速。到2000年，地区城市人口已经超过，较1990年时的增长了70个百分点。

表2 1952年～2000年长江干流地区城市化进程（1952年价）

Table2 Urbanization of YRB 1952～2000(at 1952 price)

资料来源：见表1。

与在地区工业化的发展相比，城市化在推动土地利用的变化（数量和结构）方面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即使在地区城市化发展最快的近20多年，城市化过程对土地利用的影响也是如此。应当说，城市是地区土地利用结构转换中增长最快的部门之一。1980年～2000年期间，长江干流地区城市化的土地占用增长了1.5倍，城市用土规模达到了（2000年）。尽管如此，城市在地区整个土地利用中的比重只有2%，为土地利用结构中所占比重最小的部门。实际上，在长江干流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地区非农业生产的迅速扩张是决定整个地区土地利用转换的关键所在。在此方面，湖北省的非农业发展便是一个有利证明。

湖北是长江干流地区典型的内陆省份。在过去20年高速工业化发展中，该省的土地利用结构发生了极大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农业生产用地比重的大幅下降（见表3）。导致此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地区非农业生产用地的快速增长。图5和图6表明的是农业生产用地、农村工业化和地区城市化三者间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分析。分析的结果表明，农业生产用地与农村工业化两者的相关程度达到了0.9678（=0.9678，见图5）。相反地，农业生产用地的下降与地区城市化发展的相关程度只有0.74598（=0.7459，见图6）。换言之，农村工业化发展对农业生产用地下降的影响程度要高出城市化进展对农业生产用地变化的30%。

表3 1978年～2000年湖北省城市化、农村工业化与农业土地利用变化

Table 3 Industrialization in rural area and urbanization in Hubei Province(1978～2000)

年份城市

乡镇企业

农业生产

人口

就业人员

用地

1978457574 376.8

1980468472 373.9

19854931202 358.5

19905439210 347.7

19955772333 335.8

20006028322 328.3

资料来源：湖北省统计局，2001年湖北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北京。

5 结论

长期以来，工业化发展始终是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和动力来源。为了满足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的需求，地区资源开发和投入力度有了明显提高，其中包括作为基础物质的土地资源。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地区社会生产结构和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发生了明显变化。

数十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高速工业化发展，使长江干流地区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发动机。这种高速的工业化发展不仅体现在城市地区，且更体现在农村地区。

作为关键的自然要素，土地资源的投入对地区工业化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这种作用主要通过土地利用结构的改变来实现的。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决定长江干流土地资源投入状态变化的主导因素是农村地区工业化，而不是城市化发展来实现的。换言之，在长江干流地区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化对土地利用变化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远小于广大农村地区工业化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图5 1978年～2000年湖北省农村工业化与农业生产用地变化相关分析

Fig.5 Agricultural land use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rural area of Hubei Province(1978～2000)

（注：横坐标的计算以工业化初始期乡镇企业就业占农村总人口比重为1；纵坐标则以工业化初始期农业生产用地规模为1。详见表2，3）

图6 1978年～2000年湖北省城市化与农业生产用地变化相关分析

Fig.6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land use in Hubei Province(1978～2000)

（注：横坐标的计算以城市化初始期的状态为1；纵坐标则以工业化初始期农业生产用地规模为1。详见表2，3）

新近的研究表明，在长江干流地区以往50多年的城市化过程中，以上人口的大城市的单位土地面积产出效率高于中小城市2倍～8倍，其中以人城市的产出效益为最佳[3]。显然，欲减缓人地关系日趋紧张的矛盾、减少土地资源短缺的压力，未来地区城市化的发展导向似应更注重100万人口规模以上城市建设和发展作用的发挥。换言之，长江干流地区的农村工业化必须尽早地实现与现代城市化发展的有机结合，这应成为干流地区乡镇企业未来发展的基本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