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进程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进程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20世纪即将过去，21世纪就要到来。中国文学理论界开始以前瞻的眼光谈论跨世纪文学理论建设问题。
前瞻是以回顾为根基的。综观中国文学理论百年历程，大体上可以说经历了两次“大综合”的运动。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西方资产阶级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涌入，经过与封建主义文学观的剧烈碰撞，经过与新民主主义文学运动的结合，经过革命文学队伍内部和外部的激烈论战，到40年代，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中国文学思想界完成了现代文学思想史上的第一次“综合”，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在汲取一切现有成果基础上，第一次从精神体系、概念范畴、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上初步建立了具有民族化特色的新形态。随后，是这一理论形态的运用和丰富，是它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冲击和考验。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入，世界范围内思潮的变迁，尤其是改革开放时期的到来，面对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面对西方现代特别是“战后”诸种文艺学说的大量绍介和引进，中国文学理论界从90年代开始，又面临一次在全面“综合”基础上实现腾飞的任务。〔1 〕这次“综合”，在眼界上带有拓宽的性质，在观念上带有更新的性质，在方法上带有充实的性质，在境界上带有提升的性质，在体系上带有更科学完整的性质，在风格上，则带有更加“现代化”、更加“民族化”的性质。这次“综合”，要负载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和现代革命文学传统一切优秀的东西，负载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可取的共同成果，而且，要为人类的文艺科学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次“综合”，像上一次“综合”一样，是现实提出来的要求，是理论运动自身提出来的要求，具有明显的历史和逻辑必然性。如果说上次“综合”是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革命进程在文学理论上的反映，那么，这一次“综合”则将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综合”不是“迭加”，不是“混合”，而是螺旋的上升，辩证的飞跃。从现代中国文学理论第一次“综合”的过程和结果看，显然，是达到了这一目标的。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思想精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精髓，现代革命进步文学运动经验，特定历史时期规定的文学使命，以及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方向的追求，都在一种新的体系形态中得到阐发，并且形成了鲜明的理论风格。但它归根结蒂是马克思主义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同中国革命文学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吸收、批判和改造了中外古今文艺学说的结晶。离开这一点，“综合”的整体趋势及其达到的令世界瞩目的成果就难以准确说明。
第二次“综合”面临比第一次“综合”远为复杂的境况。从社会主义凯歌行进与资本主义沉痛反思到社会主义走入低潮与资本主义势力疯狂东扩；从产业革命、信息革命的波翻浪涌到多元文化的全球布阵；从改革思潮的不可阻挡到“和平发展”的主题呼声，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推进、透视着全新的背景，其“综合”的容量和难度也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人们已经意识到，任何单向度的运动都是缺乏力量的，任何“深刻的片面性”都不会科学和完整，任何没有精神主轴的建构都将是沙滩垒塔，只有在正确思想方法指引下，紧密结合时代要求，走“综合创新”〔2〕之路，文学理论才能既高屋建瓴地把握宏观， 又细致深入地剖析微观；既有跨学科的素质，又有融汇中西的成分；既可与其他学派对话，又可找出现实问题的答案；既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又是指向未来的预见。而具有这种能力并蕴含这种希望的理论，只能是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形态，没有别的理论能承担如此的重任。
2
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看一看历史的启示。
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有“三大系统”，从这“三大系统”历时态的运行轨迹看，大致经历了由古代传统文论系统到西方近代文论系统再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这样一个不断趋向新形态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反映了思想的历史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动而变动的基本趋势，而且也反映了文学理论自身不停地向更科学更先进阶段的自觉攀登。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随着欧美近代资产阶级文论的大量引进和某些先觉者实行的创造性转化，尤其是随后而来的排山倒海的五四新文学运动，颇有势力和市场的传统文论思想迅速“土崩瓦解”，中国文学理论开始了现代化进程。资产阶级文论对以封建经济、政治、文化为依托的中国古代文论系统造成了巨大冲击，也带来了新的气象，但是，由于它的软弱无力，缺乏民族性和大众性基础，因而，很快又被在与前两种文论系统斗争中异军突起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所取代，并且逐步占据了文学理论领域的主导地位。这是有大量事实可以证明的。
严格地讲，现代以来，古代文论系统、西方文论系统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始终是共时态地存在着的，三者相互区别、相互斗争，又相互吸融、相互沟通，共同组合成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格局的整体结构。在这种大格局中，它们各自起着不同的作用。但不能不指出，自从五四运动确立了新学说对旧学说的话语优势之后，古代文论系统对现当代文学实践和理论探讨走向的实际影响是日渐式微了，它至多只是作为西方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进行理论批判、理论整合和自身创造的思想材料。近一百年来，真正左右中国文学理论现代化步伐，真正构成学说内部结构性张力的是西方近现代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念。这其中根本的原因是该两种文论系统都程度不同地把中国古代文论的精华吸纳其中，传统形态的文论体系已经在后两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中实现了涅槃性的蜕变。断言古代文论系统被“无端抛弃”或主张“全然恢复传统文论话语”的观点，之所以缺乏历史支撑和事实根据，原因就在这里。古代文论传统包涵在现代文论传统之中，古代文论传统里的优秀成分，大部分在现代文论系统中得到再生，尽管这种“再生”的过程还在进行，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发生过摇摆和偏颇，尽管还有某些未必认识和被“转化”的遗产，但无论如何无法否定中国现代文论系统与中国古代文论系统的血缘关系。如果不简单从话语形式、体系形态、概念范畴上看，而是从精神气质、内在灵魂、审美标准和价值因素上看，这一点应该说是很清楚的。
至于西方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这两支劲旅碰撞与冲突中的此消彼长，则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矛盾、文学需求、环境因素的制约。西方文论系统还在延伸，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还在增长，彼此渗透的态势似有加强，但从动态全局的范围考察，从对现当代文学的实际影响力度和对文学现象、规律解释的有效性来看，总体上的优势和主流性的运动，显然是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一边。即便近十几年来，西方文论系统有迅速膨胀的一面，不过就文学基本理论形态而言，也只是为善于批判、吸收、综合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丰富了研究视角和具体方法而已，并不可能在现实中取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地位和作用。
面对一个世纪中国文论的演变，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从输入到传播发展到取得话语主导权，并在社会进步中努力推动、巩固和发展这种主导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这一事实是和中国社会变革和文学演进的尺度大体相一致的。总结和反思20世纪中国文论的成就和局限，展望和设计下个世纪中国文论的路向和目标，是不能忽视这一基本历史事实，不能不对这一基本的历史事实有清醒、明确的认识的。正是基于此，新时期以来，我国学者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或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形态”）的口号〔3〕， 反映了文学理论运动的内在需要和文学理论工作者的责任自觉。
历史是一面镜子。未来的文学理论建构绝不会是搭筑于空中的楼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学科学中的指导地位，对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规律，增强认识和改造文学世界的能力，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3
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目前既存在“多样化”现象，也存在“多元化”现象。这一领域，任何一种学说和观点企图对文学现象作出终极真理式的描述和界说，企图指望人们按一种思路去思考，都是不现实的。文学是无比复杂的整体，是一种“多样性的统一”，“许多规定的综合”〔4〕。对文学的认识，各执一端或以偏概全的作法， 是不利于理论的深化和完善的。但是，对任何一种文学理论的建设，又有理由要求它对自身“存在前提”、“逻辑起点”、“范畴序列”、“价值取向”和“现实目标”作出相对系统的说明，因为这是一种学说成立的必备条件。
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主导的当代文学理论系统，已经和正在这些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推进。
90年代以来，加大民族文论话语在当代文论体系中的分量，用以指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实践，已成为普遍的共识。文学理论界已经意识到，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以现实需要为动力，一手伸向外国，一手伸向传统（包括古代和现代），这是保持理论活力、走向深刻、锐意出新的根本方法。
“文论失语症”的说法，眼下很流行。但这种说法只是一种偏激的义愤之论。这种说法对于迷乱于纷繁驳杂的西方（包括俄苏）文论话语，缺少自己的消化和理解，缺乏自身独立见解这样一种“严重的文化病态”现象，有一定的针砭和抨击作用。确有部分“文学理论”著述变成了外国学者的“留声机”。但是，若以此来描绘和概括本世纪特别是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总体状况，认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界根本“没有自己的理论，没有自己的声音”，因而主张要“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却是严重片面的、失真的。这种“重建”论，固然有强调恢复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在文论建设上重要地位的积极性，但它的根本弱点和致命错误在于无视和否认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传播、发展及其与中国社会和文学实践结合过程中已经形成的带土化（民族化）特色的完整系统的合理性，全盘否定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建设做出的成绩。它解决的只是文学理论主体的依托问题，却没有解决文学理论的目标归宿和价值取向问题。用“失语”一词武断地抹杀本已存在并仍在发挥作用的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内的整个现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功能和意义，无论怎么说也是不够实事求是的。应该看到，“文论话语”，绝不仅仅是一种言语表述形式，绝不仅仅是一些特殊概念的排列和堆砌，更不是一个永恒凝固的东西。一种“文论话语”，如能成为实用的、有价值的思想系统的话，那它的实质主要在于其观念内蕴和功能定位，在于以一定的哲学世界观解决文学是什么、文学为什么、文学做什么以及如何做等问题。“重建”说的旨意可能是要批评所谓中国文论传统的“断裂”论，重申现代文论系统与民族言语形式相结合的必要性，不过由于自身就消解和取缔了与传统相连接的现有文学理论体系的规定性，制造了文论史上新的“空白”，结果恰恰掉进了“断裂”论的窠臼。
这样讲，并不是想回避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和“当代化”还面临许多艰巨的任务，并不是拒绝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现代转换”的各种必要课题。这是属于另一个层面的事情。这样讲，只是想指出，放弃对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核心的文论系统的正面评估和深入分析，用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的遮蔽作为反思前提，并企图以撇开它、绕开它来构筑未来文学理论的前景，这样“重建”出来的“中国文论话语”，是很难符合实际需要，很难说是前进的。
4
和“文论失语症”说法并行提出的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
这是一个积极的建设性的提法。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转换”是当代文学理论的一个“生长点”，也是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古代文论观念具有独特的存在方式，具有相延相袭的悠长血脉，它是古代灿烂文化的一部分。大力开掘那些富有合理性和进步性并孕含当代意义的古代文论观念和范畴，进而进行再阐释和再创造，催其“活化”，促成“新质”，这是整个文学理论建设既走向“现代化”，又葆其“民族特色”极重要的一环。毫无疑问，如果我们不更加创造性地吸收中国传统文论的精华，不更加积极地借鉴先进观念和方法对其加以“转化”，那么要想建设在世界文艺学格局中占一席重要地位的崭新中国文学理论的历史任务就很难完成。文学理论界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是非常有道理的；已经取得的一些学术成果，是很有胸襟、令人欣喜的；它对改善现有文学理论面貌，提高其民族化水平，增强理论研究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也是可以预期的。
但是，这其中亦有值得引起注意的倾向，那就是，古代文论随着历史的变迁，毕竟大多已成为思想“陈迹”，即使那些颇有价值的观念，也蒙罩着岁月的“灰尘”。因此，倘不将古代文论的精粹纳入辩证法和唯物论的阐释机制，倘不使对其梳理、辨析、筛选工作贴近和融入现代科学形态的学术框架和理论体系，即是说，倘不谋求中国古代文论系统与“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的有机结合，只期望它自成系统的孤立存在，那它的“观念活化”和“当代生成”就只能是纸上的、苍白的东西。欲借此实现一次所谓的“真正的”“文论革命”，如果不是夸大其词的惊人之语，那也只能说是善良的主观意愿而已。中国当代文艺学的“母乳”，主要存在于中国现代历史传统和文学现实之中。五四以来的中国文论并没有“抛弃传统”，西方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恰恰是在与传统文论结合的过程中才得以生根，从总体上说，现代中国文论并没有“跟着西方人的脚步走”，并没有成为某种学说的“附庸”，故此，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文学理论建设要“改弦更张”，要建立以中国古代文论的为“母体”和“本根”的体系，未必是严谨的、慎重的。因为，文学思想同其他思想的历史一样，除了证明其生产随着物质生产和社会的改造而改造外，是不能证明什么的。回到古代文论话语中去“重建”或“创造”中国文论话语系统，缺少现实需要，实际上也很难成为可能。真正实现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和“古为今用”的关键，是以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对古代文论一些概念、范畴内涵作出理性的分析、鉴别和诠释，并在此基础上，给它们以科学上的规定，进而从精神实质上加以把握。而“用语”的保持和延续，经验性内容的描述，以及诸多混沌“表象”的归纳，则是次要的工作。应该承认的一点是，“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5〕。 近现代西方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其中当然包括中国人于民族化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在整体发展水平和所达到的认识层次上，要比中国古代文论先进得多，其与现实文学实践的联系，也比中国古代文论密切得多。这一基本状况就决定了我国当代文学理论系统建设的眼光主要不应该是朝后看的。这是前瞻与反思提出的命题，也是本世纪几代学人孜孜努力所昭示的真理。
谈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我主张“转”到“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构建的轨道上来；如果一定要谈“文论失语症”话题，我则以为，认识当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失语”现象，或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论缺席”的呼吁，似乎更确当、更有益些。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问题是不应该再重犯了。
5
主张文学理论进行再一次“综合创新”，并把下个世纪文学理论的设计，定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需要深刻理解中国文学理论在本世纪形成的发展格局的，是与百年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转型以及文学艺术的嬗变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的。新的文学理论，一方面要着眼于同时代进程和历史走向的一致性，一方面要着眼于理论自身的开拓、创造和深化；一方面要充分肯定以往理论取得的成就，一方面要认真正视它存在的缺陷和局限；一方面要保持其“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一方面要向一切优秀的外国成果学习。静止的观点、僵化的观点、虚无的观点、悲观的观点、无所作为的观点，以及“洋”教条与“土”教条的学风，都是要不得的。
毋庸讳言，本世纪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在内的中国文学理论，在其发展和实践中的确存在某种失误和缺点。这是走向成熟过程的自然反映，也是社会变动差错的必然表现。未来文学理论建设，有必要对此加以纠正和弥补。举要说，在文学本质论问题上，既要坚持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观点，又要认识文学作为一种特有的精神、情感、审美和语言形式现象；在文学活动论问题上，既要重视客体的作用，也要重视主体的作用，既要重视群体因素，也要重视个体因素，既要重视活动的共通性，也要重视活动的独特性；在文学发展论问题上，既要关注“他律性”的揭示，也要关注“自律性”的阐明，既要关注“异体起源”的探讨，也要关注“本体起源”的研究，既要注意宏观规律性的归纳，也要注意微观偶然性的界说。在文学特征论问题上，既要讲清文学在内容、形式和语言上的一般特点，又要着重指明汉语言文学在内容、形式、语言、意蕴、审美和艺术把握方式上的独具品格。在文学价值论问题上，既要努力建立完整的价值结构，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又要看到文学价值的“二重性”、层次性和变动不居性；既要申论文学与社会关系上的哲理意义，又要解析文学与自然、他人、自我关系上的人生指向……总之，要继续克服形而上学和唯心论的影响，求得文学理论研究在以中国文学实际为根基的基础上，达到唯物论与辩证思维的高度统一。
笔者曾经在一篇论文中提出：“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客观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创作和理论的活跃和驳杂，原有的理论形态亟须根据新的实践和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调整、充实、发展和更新。如何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既保持活力又能获得与世界文艺科学对话的权力，既能面向未来又能保持中华民族特有的理论气质，既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的优秀经验又不丧失我们固有的立足点，这就成了每个有事业心和责任感的文艺理论工作者不能不面对和回答的课题。 ”〔6〕近些年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总目标下，不少理论工作者做了大量基础性和开创性的工作，在许多方面、许多问题上取得了可观的阶段性进展，为文学理论研究走向下个世纪的繁荣和辉煌创造了良好的开局。这一成果是不应在喧嚣浮躁的声浪中被湮没的。
6
如今文学理论研究，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是形而上学泛滥，二是抽象“人性论”回潮。
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表面上也能触到“局部真理”，但由于习惯将文学要素机械地分解开来，孤立地从某一层面、某一视角去考察，因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理性的、思维的层面上，就是仅仅停留在感性的、心理的层面上；不是像古典主义那样仅仅把文学看作“生活的镜子”，就是像现代主义那样仅仅把文学看作是“自我的表现”；不是如一般认识论那样把文学视为只是知识的一种特殊形式，就是同生存论那样把文学视为只是对人生和价值意义的一种精神探求；不是着眼于内容，把文学看成只是一种社会生活反映，就是着眼于形式，把文学看成只是一种结构和符号系统；不是强调规律性、有序性，把它看作是完全自觉的产物，就是凸显偶然性、无序性，把它看作是纯然下意识的产物。这种“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7〕的思维方式， 是很难形成对于文学完整而全面的理论界说的。
能否辩证思考，是百年中国文学理论运动特别是当下文学理论实践留下的最大经验教训之一，许多理论上的偏差都与背离辩证法有关。辩证地思考，在要求观察客观性的同时，承认其间带有主观性；在要求理论表述的单纯性和彻底性的同时，承认内中包涵着复杂性和特殊性；它要在理论上概括出某些基本固定的范畴，又要指出这些范畴的“一极到了一定点时就转化为另一极”〔8〕； 它的整个逻辑系统要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石，同时又要表明任何科学的逻辑都是从前进着的各种对立中发展起来的；它认为文学的真理也同其他真理一样，“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9〕， 因此要求从普遍联系中去把握文学，看到每种现象的一切方面（而历史又不断揭示出新的方面）的相互依存性，而不能割裂地、单打一地进行考察；它重视“中介”（vermittelt）、“转化”、“发展”，指出，“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的转化而与另一类的个别（事物、现象、过程）相联系”〔10〕。如果我们能把这种思维方式自觉地运用到文学理论研究中来，那么，面对“传统”和“新潮”，面对“东方”和“西方”，面对“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面对各种“争论”和“分歧”，就不会陷入非此即彼、一叶障目的形而上学泥沼，推动文学理论的整体的面貌有长足的长进。
抽象“人性论”，是当前文学理论研究中更为突出的问题。它集中表现在表述人与文学关系上的神秘化、玄虚化和唯心理化，表现在超阶级、超历史、超时空、超种族的“人性”观点，以及把这种观点视为所谓“文学精神”的最后家园。有著作把文学跟抽象的“生命现象”加以等同，有论述将文学活动变成一连串“爱的呓语”，有作者甚至直言“性与美”的一致性，认为“美的内涵就是性的内涵”，“美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性的一次有预谋的演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科学的艺术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关于文学与时代、与人民、与政治关系的论述，关于文学倾向性、真实性、典型性、甚或审美性、文化性的见解，通通被当作嘲笑和消解的对象，粗俗的“灵肉”关系堂而皇之地变成了文学“本体论”的“核心”。
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把自然状态看作是人类本性的真正状态，从单纯生物性方面去解释和描写文学中的“人”，这是旧文艺学说最流行理论的一种臆想，它不仅不具备克服宗教“二元论”观念的解放意义，相反会造成对人的精神自由的庸劣桎梏。人是社会关系总和的观点，本来为研究文学的人性特征提供了在认识方面非常广阔的前景，而迷信抽象的“人性论”却带来文学从实践和精神上把握现实的严重倒退，带来创作上的猥琐污浊和对崇高与理想的揶揄奚落。“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11〕。事实上，以抽象的“人”作为出发点的文学理论作为一种历史哲学和艺术哲学，早已被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学观所扬弃和超越。坚持为抽象的“人性论”辩护，不过是为个人本位的自私的动物性文艺观辩护罢了。“然而这么一来，‘文学’存在，‘人’却不多了”〔12〕。
百年中国文学理论的艰辛旅程一再昭示，舍弃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根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就成了一句空话。
注释：
〔1〕这次“综合”，也是有世界范围文学理论运动的背景的。 80年代，托多罗夫（T·Todorov）就说过：“现在是综合使用各种方法的时代，……现代文艺理论研究，从方法论观点看，正走向综合。”“综合是一个总的倾向。”（参见《文学理论流派与民族文化精神》一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
〔2〕“综合创新”是张岱年先生在哲学改革上的主张。 这里是借用张先生的提法。
〔3 〕参见《关于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马克思主义文学当代形态论纲》，《文艺研究》1988年第2期； 《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设》（全国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会入选论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当代形态》，《高校理论战线》1992年第6 期； 《文艺与意识形态》一书“绪论”， 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还有其他一些论文和著作。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
〔5〕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见《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6页。
〔6 〕拙文：《关于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载《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7〕恩格斯：《反杜林论》“引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 第18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1页。
〔9〕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10页。
〔10〕《谈谈辩证法问题》， 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3页。
〔11〕《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64页。
〔12〕《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4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