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深化和完善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把发展市场经济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通过改革，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制度利用市场经济这种经济手段，如虎添翼，更充分地发挥了它本身具有的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潜力，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在实践中得到更确定的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关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们在认识上并未因此取得统一认识，原因在于它尚未在理论上得到充分的论证。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般是这样表述的，它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种表述当然是对的。但这还只是一种同义描述，并没有揭示出它的实质和深刻内涵，这里所说的“结合”没有得到明确的规定。这明显地表现在人们在具体阐释中显露出认识上的很大分歧。
譬如，有的人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解释为社会公平+市场效率，还有人对此作了进一步阐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具有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制度本身所具有的优越性较好地结合起来，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根本上保证了社会的公平，而市场经济制度又从根本上保证了经济的效率。”这种1+1=2的简单数学方法和机械组合方法不可能表示出基本制度与市场这二者在经济结构中的内在联系，从而也不能表现二者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结合方式，没有表示出哪些是决定性的，哪些是被决定的，以及它们的主从关系。另外，上面的说法还包含着一个理论错误：把效率与公平割裂开，分配到两个不同制度身上。实际上，每一种制度都包含这两个方面。社会主义制度的公有制由于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市场经济中也包含着它特有的公平——等价交换，正是这种公平关系成为促进生产发展的推动力。可见，上面对二者结合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
我用“如虎添翼”来比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这一改革措施。任何比喻都不可能绝对啮合，但我认为它还能较准确地表示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二者的有机联系。翼的作用是很大的，但也应看到，翼不是从外部安装上去的，而是从躯体上生长出来的，它是为躯体本身的存在和发展服务的。翼的作用大小和在哪些方面起作用，是由躯体本身决定的。乌鸦的翅膀不同于鹫鹰的翅膀，前者的力量比后者的力量小得多。这种差别是由躯体本身决定的。离开躯体孤立谈翅膀的力量有多大，起什么作用，那只是空谈。同样的道理，市场作用的力度和方向是由它所附着的基本制度决定的。市场在小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作用就大大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作用，这是因为资本主义追求剩余价值的动机比小商品经济中简单地为了通过价值的交换满足个人消费需要这狭隘的生产目的强大得多，从而使价值规律的作用也大大强化。
同样，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下，市场机制作用的性质和力度也不一样。我们国家之所以在利用了市场经济以后，比老牌的市场经济国家更加发挥了市场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因为我们使它服从于我们基本制度的要求，基本制度也赋予了它新的能力，削弱或消除了它的消极方面。这正是我们虽然与资本主义都同样在利用市场经济，但我们从整体上取得了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大的效率的原因。
所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不是社会公平与效率的结合，它是社会主义制度利用市场经济来发展自己，发展自己的生产力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相对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确会使社会更加公平，但公有制的优势首先表现在它能够创造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一位印度中国问题专家莫汉·古鲁斯瓦在即将出版的一本新书《追赶中国龙》中说：“历史上从未有过像中国这样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保持这么高增长速度的国家，无论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都没有。”[1]这样的发展成果，首先是由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决定的。利用市场经济则起了如虎添翼的作用。“翼”是加强了躯体本身固有的力量，使其得以更好的发挥出来。
发达资本主义是完全地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但今天在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所以相对处于劣势，这表明，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方面的优势，主要并不在于实行了市场经济，而是在于基本经济制度本身。从这里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制度的转型，而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正确处理使用计划手段与市场手段之间的关系问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质上就是解决好计划与市场二者的关系。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是两种不同的调节资源配置的手段。虽然说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但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工具，从本质上看，哪种手段处于支配地位是由社会基本制度的根本性质决定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它的生产剩余价值这一根本生产目的决定了市场手段是占支配地位的调节方法，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它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及其需要，这决定了采用计划手段是其本质特征。马克思就明确指出，“构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和构成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2](P605)是这两种制度在运行体制上的重大差别。
原因很清楚，资本主义生产是建立在各个独立的私人资本在市场自由竞争的条件下追求价值增殖的一种经济制度。各个资本家自由地不受限制地自主决策是它存在的根本条件。所以，它只接受市场竞争的规则，听从“看不见的手”这一“万能神明”的统治，除此以外任何外来的干预，他们都认为是对它的生存的最大威胁，是对“万能神明”的亵渎。
而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决定的生产的根本目的已不再是利润，而是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生活和全面自由发展的需要，这一目标是不可能在市场自发调节的社会中实现的，这样的生产目的只有在社会依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的要求形成的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才能实现。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马克思所认为的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些都从根本上排除了市场对社会生产重大比例关系上的支配作用。在这方面是国家的长期和中短期规划起导向作用。
有的人认为既然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固有特征，那就应当说市场等于资本主义，或者说市场经济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别称。这种认识当然是不对的。邓小平对此已经说清楚了。他说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已经存在。另外，单纯从一般市场交换关系来说，价值关系是它的最有决定意义的关系，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追求的目的不是价值，而是剩余价值，以价值为目的同以剩余价值为目的，这显然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所以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说法是不对的，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下一个问题专门谈谈。
二、市场经济在特定生产方式中的地位
这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关于上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问题上的糊涂看法和未能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质，都与对这一理论理解上的偏差有关。
长期以来，在我国理论界，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看法占有支配地位。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观点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其一是，一些过于迷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人认为市场经济只有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才能充分发挥它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要想用市场方法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变公有制为私有制。其二是，有的人则认定社会主义不能实行市场经济，否则必然背离社会主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理由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把自己称作市场经济国家，而那些搞市场经济的原社会主义的国家都解体了。所以，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别称”。上述两种不同看法虽然绝对对立，但他们错误看法产生的基础却是共同的，都是没有弄清楚市场经济与它所附着的特定生产方式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正因为缺少这一基本理论，从而从不同立场上得出了不符合实际的片面结论。这种不科学的观点已经在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被否定了。上面谈到的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说成是公平与效率的结合的糊涂看法，也同样植根于不懂得市场经济在特定生产方式中的地位的错误认识基础上。下面就这个问题谈点看法。
科学地认定市场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在马克思之前，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庸俗政治经济学，以及现代西方经济学，都是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其原因一方面是发达的商品流通是资本主义建立的历史前提，另外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剩余价值只不过是价值的一个部分，是由劳动创造的但归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部分。但是，商品价值关系与剩余价值关系是有本质区别的。价值的一部分表现为剩余价值，是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的根本转变为基础的，即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私有制转变为少数人垄断占有生产资料，而广大劳动者成为一无所有的靠出卖劳动力生活的雇佣劳动者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为基础的。所以，一般的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是本质上决不能等同的经济制度。把一般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是资产阶级的障眼法，就是用一般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自由平等关系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为了把这种剥削关系说成是一种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
为了揭露资产阶级辩护士们这一不光彩目的，马克思花了很大力量把一般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剥离开来。那么，商品经济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怎样的呢？马克思对此有明确的阐述。尽管商品生产和流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形式，但在马克思看来，商品关系从来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实质，而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他说：“在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上，商品表现为价格以及商品流通等等，只是表面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的背后，在深处，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3](P200)就是说，市场上商品等价交换的平等关系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在这现象背后隐藏着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强制、剥削关系。所以，马克思批判说：“还有些人错误地把这种表面关系，把这种质的形式化，把资本关系的假象看做是资本主义关系的本质本身，因而试图把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说成是商品所有者之间的一般关系，以此为这种关系辩护并抹煞这种关系的特征。”[4](P126)马克思的关于商品关系只是资本主义关系的表面过程、表面现象的观点，是关于商品交换关系在特定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普遍适用的观点，也是我们观察商品关系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科学方法。
正是运用这一观点和方法，在阐述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中商品关系的地位和作用时，斯大林做出了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是“外壳”的概括。斯大林继承了马克思观察问题的方法，他说：“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来看问题，即把经济过程的内容和它的形式、把深处的发展过程和表面现象严格区别开来。”[5](P579)运用这一方法，他得出了如下结论：“在国内经济流通领域内，生产资料却失去商品的属性，不再是商品，并且脱出了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仅仅保持着商品的外壳（计价等等）。”[5](P578)斯大林上述思想的突出特点，在于他把社会主义下的商品关系认为是“外壳”，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表面过程、表面现象。这里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商品关系在特定生产方式中只是表面过程的理论，把它运用到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体系的认识中去。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商品生产理论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但我们也会看到，一种新理论在建立初期总不会一下子就是完备的，斯大林的上述论断有不科学的因素。例如，他把“外壳”的规定，不是从生产关系方面，而只是从产品实体上来加以区分；只限于生产资料，而不包括消费品。这显然是片面的。另外，他把这种“商品外壳”的作用仅归结为计价，也是不恰当的。这与他否定价值规律对生产起调节作用的认识有关。虽然此后有人曾批评斯大林的上述观点，认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观点，不是从物上看，而是从生产关系上看，商品关系只是形式、“外壳”，不能只限于生产资料，也应当包括消费品在内的全部产品（指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的商品交换关系）。[4]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作出了新的重大理论贡献。
邓小平依据马克思关于商品关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中的地位的理论，对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商品关系或市场经济的地位问题，作出了准确的概括。他不是一般地把商品经济表述为只是“形式”、“外壳”，而是更明确地把它表述为经济手段或经济方法，把它表述为社会主义利用来发展生产力的手段。这种表述一方面说明了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结构中的本质关系，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范畴，它是一种经济手段，因而是从属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利用它来发展生产力，从而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另一方面，对市场经济的这种规定也必然得出如下结论，这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把它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
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只是方法、手段的理论显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既极大地推动了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大胆学习、运用资本主义关于市场经济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又自觉地把市场经济的作用规制、限定在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巩固的范围之内。
依据邓小平的市场经济只是经济手段是方法的理论，我们就能科学地认识我们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的真谛是什么。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不是从本质上认为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而是要在现有生产力水平条件下，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邓小平明确指出，过去的缺点不在于搞了计划经济，而在于把计划搞得过于集中和覆盖面过宽，完全排除了市场机制对生产的调节作用。他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7]这里丝毫没有否定计划的重要作用和要用市场经济完全取代计划经济的意思。
我们党在准备把经济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江泽民同志也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8]
不少人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说成是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这显然不符合我们改革的真实含义。我们并不是要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而是通过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以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们不能全部搞市场化，也不能全部经济的改革都要市场取向。譬如，全部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产业政策不能是市场取向的，而是依据反映生产力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科学发展观来决定。医疗、卫生、教育、社会精神产品、公共产品的生产等等，也不能完全市场化。主张市场化的提法，一开始就受到理论界一些人的质疑。
三、“中国模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中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崩溃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时，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处于鼎盛的峰顶，美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福山1992年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一书。书中写道，西方民主很可能是人类社会、文化演变的最终阶段，也是政府管理模式的最终形式。这种观点曾得到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界、理论界的一片欢呼。而在这时，社会主义观念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处于低潮，我国少数人在西方的攻势下也陷于迷茫，有的失去信心，似乎共产主义已经完全失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遭到怀疑或否定。但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丝毫没有动摇。
在当时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峻时刻，邓小平发出铿锵坚定的声音，他说“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挫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7](P383)最为可贵的是，邓小平不仅表明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心，而且在那种条件下，仍然毫不动摇地坚持通过改革开放探索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发展的道路，把改革开放看做是真正捍卫社会主义、壮大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道路，最后超越和战胜资本主义。
邓小平说：“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可以对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发展提供某些经验。”[7](P135)
曾几何时，社会主义中国60年的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崛起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世界金融危机，经济衰退、道德沦丧、拯救乏力，这两大事件使全世界人民进入了新的思想境界。法国《费加罗报》2009年10月17日文章说：“金融危机加快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和谐崛起’。它的经济比其它国家更具有抵抗力。”
胡锦涛同志在新中国60周年国庆庆典上的讲话：“中国人民有信心、有能力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也有信心、有能力为世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个贡献不仅是指我们为全世界提供更多的产品和财富，也是指提供6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也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概括的“中国模式”。
正如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所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表明，中国“已成为所有第三世界国家最大的希望和最好的榜样。”
谈论“中国模式”最大意义悉在于此。
人们对“中国模式”的认识有个发展过程。最初，改革的一个突出亮点是变革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提出充分利用市场方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当然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因为市场的作用是一般人都能看得见和体验得到的，别的更重要的改革，例如所有制方面的改革则不易被人们所理解。这样，在充分认识市场经济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好服务于日常生活方面的优势的同时，也出现了片面扩大它的作用的倾向，甚至把它说成是改革的主要内容和我们经济发展所以能够高速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力量，而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面，如国有经济的壮大和它的主导作用，和政府制定的发展规划在重大比例关系方面的导向作用等，则成了批判的对象，认识上的片面使思想走上了邪路。这种倾向在西方舆论界的反映就是把我国利用市场的改革称作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日益为人们所认识，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质也愈来愈被他们所把握。这大大有助于对“中国模式”本质的正确理解。
但当前在谈论“中国模式”时，国内理论界偏重强调市场经济的作用，例如有的报刊社论说，“‘中国模式’的鲜明特色，就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人这样说：“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出了改革开放最为关键的一步，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这是我们能够快速发展起来的关键所在。”话中的两个“关键”突出了市场经济的作用。这种看法虽然当前是流行的观点，但它有缺陷，把流通的作用提到了首位，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我国改革的实际过程。“关键”还是在生产过程，在于所有制关系的改革。从公有制范围来说，没有国有经济所有制形式的改革形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就不会有市场经济体制的产生；从所有制结构方面来说，没有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也不可能有市场经济的大范围的发展。
如果仔细观察一下西方发达国家提出的“中国模式”时，我们会看到一种有意思的现象：他们讲“中国模式”，鲜有提到“市场经济”的，更谈不到认作是关键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呢？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的国家才是最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比它们更优异的成就，显然不会是市场经济，而一定是别的什么。我们应当从国际范围着眼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是“中国模式”的关键。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作专门的研究，我这里只摘取一些他们的看法，以开拓我们的思路。
什么是“中国模式”的实质和特征呢？
1.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
这是西方国家最不认同的方面。但他们的有识人士在谈到中国之所以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却首先提到这一点。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最近出版的《中国大趋势》一书中写道：“分析中国自身的条件和优点，我们不难发现，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是坚定不移地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的。这种长远策略方针的执行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因为总统任期的结束而中断。中国也没有导致国家分裂的党派斗争，没有因为路线的突然改变而使发展受阻。”“西方国家仍然宣称西方民主是最好的执政方式。但是从在中国所见所闻来看，我们不得不怀疑现代民主是否是唯一可接受的民主形式。”[9](P1、P6)美国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该报网站上写道“一党专政当然有它的缺点。但当这个政党的领袖是一群相当开明的人时，正如中国的情况一样，这也会成为巨大的优势。这样一个政党可以强行实施政治上很艰难但对于一个社会在21世纪的发展来说却极为重要的政策。”
2.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是中国模式的突出特点。
俄罗斯《导报》2009年10月9日发表《自由思想杂志》主编弗拉基斯拉夫·伊诺泽姆采夫著文“向中国学习”说：“中国崛起的前提条件是：保留现有企业的国有制，积极主动建设新企业，因此先进行业得到快速发展。”在这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他们特别看到了国有制的优势。德国《星期日法兰克福报》2009年4月12日发文说“还有一个将中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理由：在其他地方出现放贷困难之际，中国的银行与一年前相比，甚至扩大了向企业的放贷量。这是上面下达的指示。银行根本无法抗拒，因为它们毕竟都是国有的。”
3.国家计划强有力的主导作用。
英国发展问题专家库克认为：中国总的特征是“权威的管理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他们谈论市场与计划结合时，强调的是计划一面。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姚树洁教授说“中国当然有独特的发展模式。从经济上讲，中国的市场和计划结合得很不错。比如说经济发展中制定五年计划就很有效。有个五年计划就像走路时有了目标，可以更清晰地规划一些大项目。而英国就没有这样的计划，每年只能靠预算来规划，效果就差很多。”[10]
国际上特别看重国家制定规划并用它指导社会生产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网站2009年9月12日发表文章“中国社会主义：普遍性与特殊性”这样写道：“无疑，高瞻远瞩也应该算作中国在管理方面的一项优秀传统。这使中国避免了其他国家的许多毛病。规划、计算，这些东西在中国是根深蒂固的，它们促使许多人想到，中国的社会主义是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混乱与无秩序的另外一种选择。”以上只是简单地摘出了几点国际上学者的“中国模式”观，从这里至少可以窥见他们的更宽的视野，避免了我国学者视野和观点的褊狭性。
总结以上关于“中国模式”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西方国家所概括的“中国模式”不是什么特别东西，其实质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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