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以来俄罗斯的社会变化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启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自从1991年俄罗斯社会实行转轨以来，俄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此同时，严重的社会问题也相伴产生，转轨受到重大干挠。主要原因在于俄实行了以西方模式为目标的激进转轨。总结教训，俄社会在转轨过程中存在三个方面的认识误区：1.西方社会制度尽善尽美的认识误区；2.排斥渐进主义改革的认识误区；3.否定政府权威、弱化政府权力的认识误区。只有走出上述三个误区，俄罗斯才可能在今后的转轨道路上以较小的社会代价换取转轨的顺利实现。
1991年，苏联解体，政局剧变。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在总统叶利钦的领导下开始了全面的政治经济转轨，在政治上从社会主义的苏维埃政权制度向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式的议会制度转变，在经济上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迄今为止，这一急剧的转轨引发了俄罗斯社会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问题，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认真反思，具有深刻的教训和启示。
一、当前俄罗斯社会的三大变化
与转轨初期相比，当前俄罗斯社会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变化。
1.在社会思潮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社会主导思想的时代已经结束，整个社会思潮从一元化向多元化发展。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苏联宪法一直规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苏社会的指导思想。1990年，时任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对宪法第6条作了修改，取消了这一规定。 1993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宪法》进一步明文规定：“任何意识形态均不得被规定为国家的或必须遵循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丧失了社会主导思想的地位。而自由民主主义思潮的优势在一度达到高峰后也正在消失。由于苏联解体，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严重下降，国家民族利益受到侵害，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潮开始崛起。此外，宗教也开始复兴。因此，整个社会思潮呈现多元的发展势头。
2.在社会心理方面，公众普遍从理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社会情绪由偏激转向温和，政治热情渐趋冷淡。在转轨之初，俄社会公众普遍怀有理想主义的社会心态，充满激进主义社会情绪。他们大多认为，只要把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移植过来，加上其源源而来的巨额援助，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生活水平很快就会赶上西方。与此同时，他们把过去的一切失误全部归罪于共产党，主张取缔共产党，审判前共产党领导人，整个社会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公众的政治热情也异常高涨，广泛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经过4年多的实践， 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大幅度下降。据统计，俄国内生产总值1992年比1991年下降19%，1993年比上年下降12%，1994年比上年下降15%，1995年又下降4.6%，下降势头尚未得到完全遏制。通货膨胀率一度高达2500%—2600%，跃居世界上高通胀国家行列。全国80%的家庭生活水平明显下降。西方的援助又口惠而实不至，执政的民主派许下的许多美妙的诺言都没有兑现。俄罗斯社会公众在经受了转轨所带来的痛苦和煎熬后，逐渐认识到原来他们对转轨的认识严重脱离本国现实，且期望值过高，原先一度普遍存在的理想主义荡然无存，现实主义逐步占上风。由于执政的民主派的一系列政策失误使部分公众对其日益失望，在野的共产党则利用部分公众对社会主义的留恋情绪，不断批评政府的现行政策，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改变了过激的政治情绪，开始以成熟的眼光、温和的情绪对待共产党，部分公众甚至转而支持它的政治主张。出于对上层频繁的政治斗争的厌倦，社会公众的政治热情也由高涨渐趋低落，众多的人转向对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的追求。
3.在社会结构方面，由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构成的比较单一的传统社会结构不复存在，新的社会阶级和阶层正在形成。在转轨之前，由于实行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俄罗斯社会主要由工人阶级（含知识分子阶层）和农民阶级两大阶级构成。转轨以来，俄罗斯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新兴的自由资产阶级开始形成。由于推行私有化，一大批私营企业主和其他人士骤然暴富，形成自由资产阶级。这些人也被称为“新俄罗斯人”，大约占总人口的2%， 主要由以下三类人构成。第一类人是私人企业家，他们在苏联解体前就从事“地下经济”，MM公司总裁谢·马夫罗季即属此类。第二类人是一部分科技人员和文艺界人士。这二类人在“新俄罗斯人”中所占的比例不大。第三类人数最多，即原来国营大中型企业的负责人和党政军干部。在私有化过程中，不少大、中型国营企业一夜之间从公有转为私有，原来的厂长、经理作为私有化文件的签署人摇身一变而成为私营企业的老板。一项非正式调查表明，在当今俄罗斯最富有的人当中，约61%是原国营企业的负责人。不少原来的各级党政军干部利用权力、关系所带来的客户、资金和特权也成为“新俄罗斯人”，如许多前共青团干部成为百万富翁，人称“共青百万”。目前新兴的自由资产阶级仍处在自在阶级，尚不成熟，基本上各自为阵。“但他们已逐渐开始认识到，应当联合起来建立自己的权力和秩序”。他们的从政愿望日益增强。轰动一时的MM股份公司丑闻正是新兴的自由资产阶级从政欲望引发的。事发前，马夫罗季曾扬言要政府辞职，迫使俄政府采取严厉措施打击MM股份公司，但马夫罗季仍当选为国家杜马议员。新兴的自由资产阶级已与政党挂上了钩，并对俄政坛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和影响。当然，新兴的自由资产阶级要真正掌权尚为时过早。其次，非国有部门从业人员急剧增加。1991年，俄罗斯有95%的从业人员在国营企业工作。由于推行私有化，非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增加，受雇于非国有部门的从业人员数量大幅度上升。1993年，俄罗斯非国有部门从业人口就占从业总人口的40%，1994年又上升至50%，目前继续呈上升势头。再次，知识分子阶层重新分化组合。在市场化和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知识分子队伍四分五裂，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不复存在。在政治上，原来的知识分子已经站到了不同阵营中，有些成为“民主俄罗斯”的成员，有些是右翼自由民主党的支持者，还有一部分继续留在左翼的共产党营垒中。在经济地位上，知识分子内部差别巨大，一小部分成为亿万富翁，大多数人处境艰难。
二、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
转轨以来，俄罗斯社会政治领域内冲突异常频繁激烈，党派斗争不断，中央权威受到削弱，地方分离、分立思潮泛滥，甚至发展到宣布独立的地步。社会经济领域内也是灾难深重，经济急速滑坡，通货膨胀严重，私有化准备不足，不少原党政机关官员、企业负责人利用职务之便，乘机以购买好企业的债券、收购债券等方式攫取国有资产，大发横财。这对俄罗斯社会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在俄罗斯社会发生巨变的同时，也产生了众多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严重。经过几年急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俄罗斯社会各阶层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特别是私有化进一步加深了社会成员在财产、资本等方面的分化。新兴的自由资产阶级腰缠万贯，一掷千金，而一部分国营企业工人、农民、养老金领取者却陷入贫困境地。根据俄联邦统计委员会一份调查报告显示，1991年，俄居民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的差距还不到4.5倍，1992年扩大到8倍，1993年则达到11倍，1994年为11.3倍。俄联邦第一副总理索斯科韦茨也声称，1994年头8个月，俄10%的最富有者货币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26%，而10 %的最贫困者货币收入只占2.3%。如果按买不起19 种生活必需品即为贫困者计算，俄罗斯大约有20—30%的人陷入贫困。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新俄罗斯人”穷奢极侈，引起普通老百姓心理失衡。据莫斯科《新闻报》所作的一项调查，有13%的莫斯科公民要求把“新俄罗斯人”投入监狱。富者和穷人这一对不断加剧的矛盾对俄社会的稳定产生了不利影响。
2.腐败现象日益蔓延，社会犯罪成为头号问题。一方面，以政府官员营私舞弊、贪污腐化为主的经济犯罪率急剧上升。据俄罗斯官方要人称，俄国家权力机关同全国一半以上的犯罪团伙、40%的国有、私营企业和2/3的私营商业机构有贿赂关系，1/4犯罪团伙有国家官员作后台。据统计，单1994年上半年俄经济犯罪案件就多达5万多件， 比上年同期增长18%，其中政府官员侵吞公款的占49%，行贿受贿的占15.7%。这给俄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刑事犯罪急剧增加，并呈集团化、恶性化和国际化的趋势。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刑事案件是由黑社会组织犯下的。当前在世界各国犯罪团伙中，俄罗斯黑帮已在短短几年内发展成为规模最大、最具有危险性的犯罪集团。它们从事走私、贩毒、绑架等各种严重犯罪活动。俄社会出现了“承包杀人”、“炸弹谋杀”等过去没有发生过的凶杀案，先后有国家杜马议员、报社记者、银行家、企业家惨遭杀害。猖獗的凶杀案使俄罗斯社会笼罩在恐怖之中。不少俄罗斯黑帮还与西欧犯罪团伙相勾结，向西欧贩运毒品、拐卖妇女，甚至买卖用于制造核武器的部件和可裂变物质。仅在1993、1994两年里，德国警察就查获了30箱由俄偷运出口的铀和其它放射性物质。社会犯罪率的急剧上升直接影响了俄罗斯公民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为此俄国家杜马安全委员会主席伊柳辛惊呼：“犯罪分子向我们开战了，俄罗斯现在正处于一场不宣而战的内战之中。”
3.科技界面临重大危机。苏联曾是一个拥有庞大和健全的科研机构、科学技术居世界前列的国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基本继承了它的科研机构和人员。自俄实行转轨以来，其科研发展危机重重。首先，科研资金缺乏，科研工作无法正常进行。由于俄经济持续陷入危机，无法向各研究单位提供必要的拨款，各研究机构资金普遍短缺。1970—1985年国家拨给科研领域的预算占国家预算的6—7%，而现在仅占0.5%， 原定拨给科研用的7万亿卢布仅落实了2万亿。由于资金匮乏，不少科研机构无钱购买书刊杂志和科研设备，有的科研机构甚至2、3个月未给研究人员发工资，致使许多大规模的实验研究无法进行，不少科技人员出于谋生或追求金钱的考虑，或下海经商，或改行从事其它行业。军工部门的情况尤为不妙，1992年以来共有40%的科技人员挂冠而去。特别是在国外高薪的吸引下，许多科技人员纷纷流向西方国家。据统计，近2、3年来有7—8万名俄罗斯高科技人员移居国外，占俄高科技人员的10%以上。科技人才大量流失导致俄大量的科研成果散落，许多科研项目中断。再次，科研工作后继乏人。目前，俄高校毕业生纷纷选择费力小、待遇高的工作，大多不愿从事高深的科研工作。俄最高科研机构——科学院招收的研究生数量连年下降。1989年为3.5千人，1991年为2千人，1992年只有1千多人，1993年则不足8百人。在老一代科研人员纷纷退休的情况下，却无人接班。因此当前俄罗斯科学研究面临大幅度滑坡，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将在许多领域失去领先地位。
4.灰色经济盛行。所谓灰色经济，主要指非正常途径的经营活动和隐蔽的未登记注册的经济活动。其表现形式多样，包括钻国家税法和税收工作的空子偷税、漏税，未登记的经济实体从事生产和经营，已登记的经济实体从事未登记的生产和经营，等等。由于经济转换过程中税收、法制等配套措施未能及时实施，当前俄罗斯经济中90%带有灰色经济成份。从事灰色经济的人数众多，产值可观，且这种地下的、不合法的经济行为已经同正常的经营活动缠绕在一起，涉及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环节，遍及金融、商业、军工和外贸进出口等部门。目前灰色经济成份正日益同权力相勾结，甚至受到黑社会的利用。灰色经济严重干挠了国家正常的经济活动，给俄罗斯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同时进一步加剧了俄罗斯社会的腐败和经济犯罪。
三、转轨的教训和启示：三个认识误区
在任何社会里，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都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与社会的变化是一体的、联动的。一方面，改革的目标、速度、步骤、方式等会对社会产生特有的影响。另一方面，社会的变化也会反过来影响改革的进程和方向。俄罗斯实行的以西方模式为目标的全面急剧的转轨，对俄社会产生了极大的震荡，产生了日益严重和复杂的社会问题，整个社会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反过来又干挠了转轨的进程，两方面相互影响，形成了恶性循环。认真分析和总结俄罗斯社会的变化，特别是纷繁、严重的社会问题，可以看出，当前俄罗斯的政治、经济转轨必须走出以下三个认识误区才可能顺利实现。
1.在转轨目标上，走出西方社会制度尽善尽美的认识误区，克服理想主义的社会心态。毋庸置疑，社会主义国家应努力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在改革中不断前进，但并非盲目照抄照搬西方模式。俄罗斯的转轨是以全盘搬用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为目标的。俄相当一部分社会公众及政治领导人认为旧制度是“万恶之源”，彻底否定了原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从理想主义出发，幻想只要把西方社会制度移植过来，俄很快就能够赶超西方。在理论上，这一认识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缺乏批判和继承。在实践上，全盘搬用西方模式严重脱离俄社会的客观实际，打乱了社会正常的发展进程，导致俄社会发展进程失控，陷入不应发生的混乱状态。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改革时，应消除对西方社会制度的盲目崇拜和理想主义的社会心态，切实从本国的社会现实和条件出发，扎根于本社会的历史文化条件，对现实社会采取批判的继承态度，一步一个脚印，努力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改革道路。
2.在转轨速度上，走出片面排斥渐进主义改革的认识误区，克服狂热、激进的社会情绪，寻求稳定、改革与发展的最佳结合点。在转轨之初，由于受国际上一度风行的激进主义改革风潮的影响，俄罗斯公众社会心理又不够成熟，普遍存在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心态，加上俄一些政治家为了谋取政治好处，片面迎合公众的心理，信口许诺，俄社会产生了一股狂热的情绪，实行了激进的“休克疗法”式的改革，企图在很短时间内实现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改革目标。结果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由于改革方案临时拼凑，措施仓促出台，缺乏全局考虑，朝令夕改，这不但超出俄社会的承受能力，而且使其它改革措施未能及时跟上，导致经济联系骤然中断，恶性通货膨胀发生，生产大幅度下降，也使腐败分子、犯罪分子有机可乘，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灰色经济泛滥成灾，社会动荡不安，未能实现预期的改革目标。因此，在改革过程中，一方面，政治领导人不能一味迎合公众的社会心理，对激进的社会情绪应加以疏导，引导社会公众积极投身到改革的实际工作中去。另一方面，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改革有一个过程，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改造一个旧体制，建构一个新体制。不能片面否定渐进主义改革，任何改革都应有周密的考虑和部署。改革的目的是求得发展，改革速度过快，使整个社会难以承受，势必会引发社会对改革的抗拒，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改革和发展也就无从谈起。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在改革过程中必须营造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努力避免大的社会动荡。一般看来，激进式的改革易导致社会动荡，渐进式的改革有助于社会稳定，当然，渐进式的改革力度不足，难免会留下许多后遗证，构成今后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激进式的改革应与渐进式的改革结合起来。因此，俄领导人应努力吸收渐进主义的改革方式，寻找稳定、改革与发展的最佳结合。
3.在转轨方式上，走出市场经济条件下否定政府权威、弱化政府权力的认识误区，加强政府权威和宏观调控。在转轨过程中，出于对市场经济、自由、人权和民族自决权的片面理解，俄罗斯社会往往将权威同高度集中的斯大林体制、极权、专制混同起来，任何加强权力的措施往往被“民主报刊”视为对民主力量的镇压和旧体制的复辟。俄社会上下普遍认为转轨应通过不断限制政府活动范围和减少政府职能来实现。由于市场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特点，政府权力削弱后社会并没有立即自动填补空缺，加上长时间的权力斗争削弱了中央权威，结果导致无政府主义、地方分立主义和分离主义思潮泛滥，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犯罪盛行。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改革传统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权威和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在实行强有力的政治统治前提下，建立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取得了发展，这一成功的实践和俄出现的社会问题告诉我们，在转轨期间，应把转变政府职能与加强政府权力紧密结合起来。一方面，各级政府要及时转变职能，实行适度分权，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调动地方、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赋予地方、社会以一定的权限。另一方面，应努力加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权威，坚决做到令行禁止，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调节社会收入的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严厉惩治腐败，加大对各类严重刑事犯罪的打击力度，维护社会稳定；注重对科研、文化教育等非生产性部门的投入，提高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以利于国家的长足发展；制止地方分离和分立势头，保持国家统一。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俄罗斯的政治经济转轨还有一段艰难曲折的路程要走。当前俄社会上下已开始吸取教训，走出误区。只有如此，俄罗斯才可能在今后的转轨道路上避免突发事件和大的社会动荡，以较小的社会代价换取转轨的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