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素与廊庙山林兼之的文学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廊庙论文,范式论文,山林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文学体类复杂多样，其中廊庙文学和山林文学影响甚大。所谓廊庙文学，也可以称为宫廷文学、庙堂文学、台阁文学等；所谓山林文学，也可以称为隐逸文学、林薮文学、田园山水文学等。中国古代士人所能选择的人生道路其实只有两条：出与处。出，则为官吏，为人臣；处，为山人，为隐士。反映和再现这两条不同人生道路的作品，便被分别称为廊庙文学与山林文学。明宋濂《汪右丞诗集序》：“昔人之论文者曰：有山林之文，有台阁之文。山林之文，其气枯以槁；台阁之文，其气丽以雄。”①同一诗人对此两种文学很难兼而善之。宋杨万里《石湖先生大资参政范公文集序》说：“甚矣，文之难也!长于台阁之体者，或短于山林之味；谐于时世之嗜者，或漓于古雅之风。……非文之难，兼之者难也。”②然而，在某些历史时期，个别文人却能兼善廊庙文学和山林文学。通观中国历史，许多两晋名士兼有廊庙之志与山林之情。经过六朝时代的酝酿，到了隋唐之际，杨素诗文的出现标志着廊庙文学与山林文学并存的文学范式的形成。杨素廊庙与山林兼备的人格结构和文学范式在初盛唐时代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本文拟解析杨素廊庙与山林兼之的文学范式的内涵，并追溯廊庙山林合一人格结构形成的历时性过程，探究廊庙山林合一人格结构和文学范式在初盛唐时代的发展轨迹。 一 杨素与山林文学 杨素现存完整诗歌共19首，除了两首边塞诗外，其余17首都是写给薛道衡的赠答诗。这些诗歌表现了山居之幽美。《山斋独坐赠薛内史诗》作于开皇十九年(599)，其一：“居山四望阻，风云竟朝夕。深溪横古树，空岩卧幽石。日出远岫明，鸟散空林寂。兰庭动幽气，竹室生虚白。落花入户飞，细草当阶积。桂酒徒盈樽，故人不在席。日暮山之幽，临风望羽客。”其二：“岩壑澄清景，景清岩壑深。白云飞暮色，绿水激清音。涧户散余彩，山窗凝宿阴。花草共荣映，树石相陵临。独坐对陈榻，无客有鸣琴。寂寂幽山里，谁知无闷心?”《赠薛内史诗》作于开皇二十年(600)，诗云：“耿耿不能寐，京洛久离群。横琴还独坐，停杯遂待君。待君春草歇，独坐秋风发。朝朝唯落花，夜夜空明月。明月徒流光，落花空自芳。别离望南浦，相思在汉阳。汉阳隔陇岑，南浦达桂林。山川虽未远，无由得寄音。”组诗《赠薛播州诗》完成于大业二年(606)，其十一云：“荒居接野穷，心物俱非俗。桂树芳丛生，山幽竟何欲!”其十二：“所欲栖一枝，禀分丰诸已。园树避鸣蝉，山梁遇雌雉。野阴冒丛灌，幽气含兰芷。”其十三：“秋水鱼游日，春树鸟鸣时。……山河散琼蕊，庭树下丹滋。”以上诗无不格调清远，气味高华，境界清幽，文笔细巧。曹道衡、沈玉成先生评《山斋独坐赠薛内史诗》说：“写山中景色幽静秀丽，极尽刻画之能事，其观察细致，色彩绮丽近于张协和谢朓之作；表现山林寂静气氛，则又近似左思《招隐诗》与郭璞《游仙诗》。……诗中体现的气格，正是位极人臣之后思想中另一侧面的表现。‘富贵闲人’的恬适、悠远，在熟练技巧的驱使下，作品就呈现出这种一般隐士都达不到的境界。”③在这个一尘不染的隐士境界中，诗人徜徉于其内，似乎不知秦汉，无论魏晋，完全与世隔绝。从能够把山中景色的幽静秀丽和山林的寂静气氛结合在一起来看，只有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与之相似。杨素诗歌喜欢描写“空”“静”的境界，空岩、空林、虚白、独坐、无客、寂寂幽山、夜夜空明月、明月徒流光、落花空自芳等，其中“独坐”一词数次出现。王维同样喜欢描写“空”“静”的境界，胡应麟《诗薮》曰：“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深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许学夷《诗源辩体》曰：“摩诘五言绝，意趣幽玄，妙在文字之外。……摩诘胸中渣秽净尽，而境与趣合，故其诗妙至此耳。”杨素和王维的诗歌同样喜欢表现空寂境界，诗人远离红尘，超然物外，诗中没有人间的烟熏火燎之痕，似乎与现实没有任何关系。此一审美境界，只有具备一定思想深度和艺术修养的诗人才能创造出来。 单纯读这样的诗篇，读者会误以为杨素是一个安贫乐道的处士。但是，现实中的杨素却完全不是一个“富贵闲人”。掀开杨素赠答诗写作的历史帷幕，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开皇十九年(599)，亲近隋朝的突厥突利可汗为都蓝可汗、达头可汗所败，投奔隋朝，后高颎、杨素大败突厥军。开皇二十年(600)，杨素大败西突厥达头可汗(后自号“步迦可汗”)。此时，晋王杨广与杨素暗中勾结，《隋书·杨素传》：“二十年，晋王广为灵朔道行军元帅，素为长史。王卑躬以交素。及为太子，素之谋也。”文帝听信谗言，废太子杨勇，立杨广为太子。仁寿元年(601)杨素代高颎为尚书左仆射。其年，文帝以杨素为行军元帅，出云州击突厥。突厥退走，杨素率骑追击，大破敌人，突厥远遁，此役解除了突厥对隋朝的威胁。仁寿二年(602)杨素大破步迦可汗。是年，独孤皇后去世。杨坚称帝之后，独孤皇后长期参与朝政，时人并称二人为“二圣”。独孤皇后去世之后，山陵制度多出于杨素，足见文帝对他的信任。蜀王杨秀(文帝子)遭到杨广和杨素的诬陷，被废为庶人。大理卿梁毗上封事，言杨素专权。文帝下敕，命杨素不必躬亲事务。仁寿四年(604)文帝去世，八月杨广即位。汉王杨谅(文帝子)在晋阳起兵，从者十九州。杨谅军被杨素攻破。大业元年(605)二月隋炀帝以尚书左仆射杨素为尚书令，三月炀帝命杨素等营建东京。闰七月以杨素为太子太师。大业二年(606)正月东京建成，对杨素等人多有赏赐。六月以杨素为司徒。七月上柱国、司徒、楚国公杨素去世。在上述十七首诗歌创作的这一段时间里，杨素为了国家，马不停蹄，劳作不息。杨素是北周平齐的功臣，也是隋代平陈的元帅，还是平定陈地民众造反的枭雄，他为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不仅是将军，还担任过太尉等职务，事必躬亲。同时，他也是隋代宫廷斗争的主角之一。据史载，仁寿四年(604)，“及上不豫，素与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入阁侍疾。时皇太子入居大宝殿，虑上有不讳，须豫防拟，乃手自为书，封出问素。素录出事状以报太子。宫人误送上所，上览而大恚。所宠陈贵人又言太子无礼。上遂发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谋之于素，素矫诏追东宫兵士帖上台宿卫，门禁出入，并取宇文述、郭衍节度，又令张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颇有异论。”杨素未必弑君，但他的确参与过宫廷密谋。由此可知，写作上述诗篇时，时局动荡，风云变幻，惊心动魄，生死难卜，完全不像杨素山居诗中所写的那样云淡风轻、恬静闲适。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样的山居生活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作后盾，杨素的山居诗完成于他的庄园别墅中。杨素是一个不放弃世俗享乐的人。隋文帝时代，杨素贵盛之后，把持朝政，骄傲自大。《隋书·杨素传》：“并赐田三十顷，绢万段，米万石，金钵一，实以金，银钵一，实以珠，并绫锦五百段。时素贵宠日隆，其弟约、从父文思、弟文纪，及族父异，并尚书列卿。诸子无汗马之劳，位至柱国、刺史。家僮数千，后庭妓妾曳绮罗者以千数。第宅华侈，制拟宫禁。……亲戚故吏，布列清显，素之贵盛，近古未闻。……若有附会及亲戚，虽无才用，必加进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到了隋炀帝时代，他进一步变本加厉。《隋书·杨素传》：“素负冒财货，营求产业。东、西二京，居宅侈丽，朝毁夕复，营缮无已。爰及诸方都会处，邸店、水硙并利田宅以千百数，时议以此鄙之。”联系前述诗歌来看，在恬淡的风景后面，诗人其实在享受一种低调的奢华。这里的兰庭、竹室、桂酒、山窗、横琴、庭树是杨丞相的庄园，远处的深溪、古树、空岩、幽石、园树、山梁未尝不在杨素庄园之内。《隋书·杨玄感传》载杨素之子杨玄感叛乱时对众人曰：“我身为上柱国，家累巨万金，至于富贵，无所求也。”据此可知杨素在长安的庄园规模不同一般。汉末仲长统《乐志论》中希望自己拥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布”，很多汉魏六朝的士族文人实现了这样的梦想。谢灵运的部分山水诗和《山居赋》描写了晋宋时代的谢氏庄园。其《山居赋》中介绍谢氏始宁庄园说：“若乃南北两居，水通陆阻。……大小巫湖，中隔一山。”“田连冈而盈畴，岭枕水而通阡，阡陌纵横，塍埒交经。”杨素家族的庄园当比谢氏庄园更为广大。庄园不仅为贵族提供了物质资料，同时也是贵族文人精神上的避难所。 杨素是隋朝朝廷的栋梁之才，他的家族富可敌国，其庄园分布在不同地方。从杨素的写作中我们发现，当一位诗人身居廊庙而兼善山林文学时，他必然要具备这样的特点：有适宜于创作的幽静的自然环境，有富饶的物质基础，有高品位的文学素养和丰富的精神世界。 二 杨素与廊庙文学 杨素的《谢炀帝手诏问劳表》是一篇向隋炀帝剖白心扉的表文。据《隋书·杨素传》，平定汉王杨谅叛乱之后，炀帝遣杨约犒劳杨素，杨素上表陈谢。表云：“臣自惟虚薄，志不及远，州郡之职，敢惮劬劳，卿相之荣，无阶觊望。然时逢昌运，王业惟始，虽涓流赴海，诚心屡竭，轻尘集岳，功力盖微。徒以南阳里闾，丰、沛子弟，高位重爵，荣显一时。遂复入处朝端，出总戎律，受文武之任，预帷幄之谋。岂臣才能，实由恩泽。欲报之德，义极昊天。伏惟陛下照重离之明，养继天之德，牧臣于疏远，照臣以光晖，南服降枉道之书，春宫奉肃成之旨。然草木无识，尚荣枯候时，况臣有心，实自效无路。昼夜回徨，寝食惭惕，常惧朝露奄至，虚负圣慈。贼谅包藏祸心，有自来矣，因幸国哀，便肆凶逆，兴兵晋、代，摇荡山东。陛下拔臣于凡流，授臣以戎律，蒙心膂之寄，禀平乱之规。萧王赤心，人皆以死，汉皇大度，天下争归，妖寇廓清，岂臣之力!曲蒙使臣弟约赍诏书问劳，高旨峻笔，有若天临，洪恩大泽，便同海运。悲欣惭惧，五情振越，虽百陨微躯，无以一报。”杨素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为：第一，具有“南阳里闾，丰沛子弟”的身份，自己得到了皇帝的眷顾；第二，皇帝有“照重离之明，养继天之德”，自己取得的成绩完全是皇帝的德行的果实。而对于浩荡的皇恩，自己“百陨微躯，无以一报”。分明建立了盖世之功，却表现得异常谦恭。杨素心中清楚：自己帮助杨广取得了太子位置，得到了皇帝宝座，还替杨广扫清了杨谅这个最后的障碍。但是，自己已经功高震主，现在到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高危时段，目前在杨广眼里唯一能威胁到帝位的只有杨素一个人。在这样的时刻，杨素上表，只能尽力歌颂圣上，剖白一片衷心，乞求皇帝对自己开恩。杨素的表文完全符合封建时代廊庙文学的标准。 边塞诗虽然不属于廊庙文学，但边塞诗中也可以表现家国情怀，与廊庙文学有一定的交汇之处。杨素《出塞》二首其一：“漠南胡未空，汉将复临戎。飞狐出塞北，碣石指辽东。冠军临瀚海，长平翼大风。云横虎落阵，气抱龙城虹。横行万里外，胡运百年穷。兵寝星芒落，战解月轮空。严鐎息夜斗，骍角罢鸣弓。北风嘶朔马，胡霜切塞鸿。休明大道暨，幽荒日用同。方就长安邸，来谒建章宫。”其二：“汉虏未和亲，忧国不忧身。握手河梁上，穷涯北海滨。据鞍独怀古，慷慨感良臣。历览多旧迹，风日惨愁人。荒塞空千里，孤城绝四邻。树寒偏易古，草衰恒不春。交河明月夜，阴山苦雾辰。雁飞南入汉，水流西咽秦。风霜久行役，河朔备艰辛。薄暮边声起，空飞胡骑尘。”此二诗写自身征战体会，风格雄健苍凉。其一写出塞归来，其二写出塞远征。诗中既有对边塞风光的描绘，也写到了汉将横行塞北报国忘身的行为。全诗寄寓着一种人生感慨，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格调昂扬向上，开唐人边塞诗之先河。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三十五)曰：“越公诗清远有气格，规模西晋，不意武夫凶人有此雅调。”沈德潜《古诗源》：“武人亦复奸雄，而诗格清远。转似出世高人，真不可解。”④让他们迷惑的是杨素既然身为武夫、武人、凶人、奸雄，何以能写出诗格清远的雅调来。我们知道，杨素出身于著名的关中士族，自幼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和训练，所以他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赳赳武夫，他是文武双全的一代名士。至于杨素是否是奸雄、奸臣的问题则较为复杂。《隋书·杨素传》史臣曰：“杨素少而轻侠，俶傥不羁，兼文武之资，包英奇之略，志怀远大，以功名自许。高祖龙飞，将清六合，许以腹心之奇，每当推毂之重。扫妖氛于牛斗，江海无波，摧骁骑于龙庭，匈奴远遁。考其夷凶静乱，功臣莫居其右，览其奇策高文，足为一时之杰。然专以智诈自立，不由仁义之道，阿谀时主，高下其心，营构离宫，陷君于奢侈，谋废冢嫡，致国于倾危。终使宗庙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祸败之源，实乃素之由也。”这里并没有直接说杨素是大隋的奸贼。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九：“素者，天下古今之至不仁者也。其用兵也，求人而杀之以立威，使数百人犯大敌，不胜而俱斩之，自有兵以来，唯尉缭言之，唯素行之，盖无他智略，唯忍于自杀其人而已矣。呜呼!人之不仁至于此极，而犹知有君之不可弑乎?犹知子之不可弑父而己弗与其谋乎?”⑤王夫之的论说从杨素杀害其士卒推衍到杨素必然会参与弑君。概括起来看，杨素的“罪行”有三：一是战争中自杀士卒以立威；一是修建仁寿宫，过于奢侈，大损人丁；一是协助杨广夺嫡，与杨广合谋弑隋文帝。杨素自杀其部下，不仁不义，是其人格的污点，这一点不容置疑。至于营构离宫的奢侈，已得到文帝的宽恕；谋废冢嫡，站在杨广的立场，不是其罪，反是其功。旧说怀疑杨素协助杨广杀害了文帝，此说多有破绽，已不为今日史学界所采纳。在杨广即位之后，杨素出马平定了杨谅之乱，此后杨素身体已经病弱，不具备篡位的条件。崔瑞德说：“杨素在朝廷上也是残酷无情，是一个能伺机取胜和工于心计的机会主义者。……他鲁莽无情，傲慢自负，但以那暴力年代的标准来衡量，他是隋王朝的忠仆。”⑥与奸臣说相反，崔瑞德认为杨素是大隋王朝的忠仆，此说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看到的杨素，身在朝廷，心系山林。他一方面入世，一方面出世。他一方面身为大隋宰相，在为国事日夜操劳；另一方面他在清雅广大的庄园中，享受林泉之趣，写出了清幽绝尘的诗篇，一如世外高人。他一方面不拒绝朝廷官职，不拒绝世俗享乐；另一方面追求超越的精神生活。儒家与道家、事功与自然、朝廷和江湖、廊庙和林薮这些彼此对立的元素同时并存在他的身上。这使他的文学创作既长于台阁之体，亦具有山林之味；既谐于时世之嗜者，亦具有古雅之风。在同一个作者的创作中，同时擅长廊庙文学与山林文学，且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在杨素之前并无先例。 三 廊庙与山林合一的人格结构溯源 有人认为在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已经有了廊庙文学与山林文学的分野。宋濂《汪右丞诗集序》：“诗之体有三，曰风、曰雅、曰颂而已。风则里巷歌谣之辞，多出于氓隶女妇之手，仿佛有类乎山林。雅、颂之制，则施之于朝会，施之于燕飨，非公卿大夫或不足以为，其亦近于台阁矣乎!”⑦说雅颂近似于后世的廊庙文学没有错，它们的作者主要是朝廷大夫；说国风类似山林文学则过于勉强。山林文学的作者乃是隐士阶层。在古代中国很早就有《后汉书·逸民传》中所说的“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的隐士。《庄子·缮性》：“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山林文学与廊庙文学的作者，同样属于士阶层。如果士进入官场，歌咏朝廷和国家，他的文章就属于廊庙文学。如果他拒绝与统治者合作，歌咏自然，他的创作则属于山林文学。 到了汉末魏晋间，旧的秩序被打破了，魏晋士人的精神世界充满了焦虑、迷茫与失落。士族文人既要追求个性自由，又想维护社会体制，在名教与自然之间形成了一种矛盾。他们需要一种理论，能够把廊庙和山林统一起来。郭象哲学应时而生，为西晋末年和东晋时代的士族文人提供了一种新的处世理论。郭象注《庄子·逍遥游》曰：“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徒见其戴黄屋，佩玉玺，便谓足以缨绂其心矣；见其历山川，同民事，便谓足以憔悴其神矣。岂知至至者之不亏哉!”唐成玄英疏曰：“言圣人动寂相应，则空有并照，虽居廊庙，无异山林，和光同尘，在染不染。”⑧经过郭象等人的改造，玄学演变为一种明显带有士族色彩的哲学体系。郭象的“适性”理论提出的是一种廊庙与山林合一的人格结构。“庙堂”与“山林”本来是两种相互对峙的存在，现在士族文人可以把它们视为一体，悠游其间，左右逢源，为我所用。 两晋之时，特别是东晋时期“朝隐”现象在士族阶层中广为盛行。晋王康琚《反招隐诗》：“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伯夷窜首阳，老聃伏柱史。”《世说新语·文学》注谓谢万作《八贤论》：“其旨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孙绰难之，以谓体玄识远者，出处同归。”《晋书·邓粲传》曰：“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于物。”所谓的“朝隐”实质上指东晋士族名士的一种贪婪行为，他们既需要世俗的权势，只有权势才能保证个人和家族的长久利益，同时他们也企图占有广大的庄园和山泽林泉，只有庄园和山林才能让生命个体沉浸在逍遥自由之境。在六朝文学中不难看到，很多诗人都推崇廊庙与山林合一的人格模式。范晔《乐游应诏诗》：“崇盛归朝阙，虚寂在川岑。山梁协孔性，黄屋非尧心。”⑨王僧达《祭颜光禄文》歌颂颜延之：“服爵帝典，栖志云阿。”⑩谢朓《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既欢怀禄情，复协沧洲趣。”这些东晋南朝的士族文人无不身在庙堂之上，心在山林之中。 在门阀士族中，既有王导、谢安、庾亮这样的廊庙之器，也有一些欺世盗名之徒。王导、谢安身为风流宰相受人敬仰。孙绰《丞相王导碑》云：“玄性合乎道旨，冲一体之自然；柔畅协乎春风，温而侔于冬日。信人伦之水镜，道德之标准也。”孙绰《太尉庾亮碑》云：“公雅好所托，常在尘垢之外，虽柔心应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作为国家的廊庙之器，他们也在追求一种超然玄悟的人生。“以玄对山水”表明东晋士族谈玄说理之风从抽象转向现实。更多的士族名士缺乏王导谢安那样经纶国事的才能，但他们还要占据清流官职，崇尚“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晋书·刘惔传》孙绰诔刘惔文)的生活方式。 当时既然以自然美为时代风尚，在为人和为文时就出现了一些“言与志反”的人。《文心雕龙·情采》云：“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王运熙先生说：“六朝文人，多出身贵族，贪恋爵禄，同时喜谈超脱尘世的玄学，当山水文学兴起后，更喜欢写企羡山林、观赏风景的诗篇。……可以想象，在谢灵运、谢朓等名家影响下，当时那种‘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的作品是相当多的，所以招致刘勰的抨击了。”(11)“言与志反”的文人历代都有，揭露他们的虚伪非常必要，但不能因此而怀疑廊庙与山林合一的人格结构的合理性。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说：“刘歆作《遂初赋》，潘岳作《秋兴赋》，石崇作《思归引》，古来文人类此者甚众，然不得谓其必无皋壤人外之思。盖鱼与熊掌，本所同欲，不能得兼，势必去一，而反身绿水，固未尝忘情也。故尘俗之缚愈急，林泉之慕弥深。”(12)诗人的人格结构都是复杂的，在内心世界里廊庙与山林并不是一直对立的。蒙田说：“我们要保留一个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自由空间，犹如店铺的后间，建立起我们真正的自由，和最重要的隐逸和清静。在那里，我们应该进行自己同自己的交谈，毫不涉及与外界的沟通与交流。”(13)每个人有自己所理解的生存价值和生存意义。生命本体本来就是一个个矛盾体，每个生命个体都有不同的角色。即使是价值取向集中在政治文化层面的人，他也会欣赏大自然的美，也需要精神的安顿。自然世界通常是人们转移心理压力的窗口。人需要在生命的困境中寻找心灵的自由和灵魂的解脱，哪怕只是片刻的自由和解脱，也显得弥足珍贵。从这个角度看，廊庙与山林合一的人格结构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郭象提出了廊庙与山林合一的人格结构的理论，两晋南北朝士族文人践行了这一理论。遗憾的是，在杨素之前没有出现廊庙文学与山林文学兼善的诗人。东晋时代，永和三年(347)的兰亭雅集，形成了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孙绰的《兰亭集后序》和兰亭诗，它们是“以玄对山水”的典范之作，但在廊庙文学方面他们没有多少建树。刘宋时代的颜延之等是庙堂文学的代表人物，但在山林文学方面他们缺乏杰作。杨素作为大隋的丞相和将军，他的主体人格集中在社会政治层面，为国家操劳奉献，至少在表面上忠心效力于朝廷。另外一方面，他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和审美能力，能够体悟到大自然的美，让自己沉浸在自然美当中。所以，他不仅具有廊庙与山林合一的人格结构，而且也完成了廊庙山林兼善的文学模式。 四 廊庙山林人格模式与文学范式在初盛唐的发展 廊庙与山林合一的人格模式在初唐时代大放异彩，成为一个时代的基本音调。据《新唐书·食货志》载：“自王公以下，皆有永业田。”从初唐开始，许多宫廷诗人都写到了园林别墅中的风光景致，可以说初盛唐时代的庄园别墅之风促进了山水诗的发展。在帝王的鼓励下，一些台阁重臣们会时常组织山池宴集。朝廷大臣也多向往“丘壑夔龙，衣冠巢许”的生活方式。 在此以侍中杨师道和宰相韦嗣立为例。《旧唐书·杨师道传》：“(师道)寻尚桂阳公主，超拜吏部侍郎，累转太常卿，封安德郡公。贞观七年，代魏徵为侍中。性周慎谨密，未尝漏泄内事，亲友或问禁中之言，乃更对以他语。……师道退朝后，必引当时英俊，宴集园池，而文会之盛，当时莫比。雅善篇什，又工草隶，酣赏之际，援笔直书，有如宿构。太宗每见师道所制，必吟讽嗟赏之。”刘洎《安德山池宴集》云：“已均朝野致，还欣物我齐。”刘诗赞赏杨师道将朝臣身份与山野之人合二为一。 唐中宗游幸世家望族韦嗣立的山庄，封韦嗣立为“逍遥公”，称其山庄为“逍遥谷”。《旧唐书·韦嗣立传》载：韦嗣立“父子三人，皆至宰相。有唐已来，莫与为比。”“嗣立与韦庶人宗属疏远，中宗特令编入属籍，由是顾赏尤重。尝于骊山构营别业，中宗亲往幸焉，自制诗序，令从官赋诗，赐绢二千匹。因封嗣立为逍遥公，名其所居为清虚原幽栖谷。”张说《东山记》：“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修文馆大学士韦公，体含真静，思协幽旷，虽翊亮廊庙，而缅怀林薮。东山之曲，有别业焉。岚气入野，榛烟出俗，石潭竹岸，松斋药畹，虹泉电射，云木虚吟，恍惚疑梦，闲关忘术：兹所谓丘壑夔龙，衣冠巢许。幸温泉之岁也，皇上闻而赏之，乃命掌舍设帟，金吾划次，太官载酒，奉常抱乐，停舆辇于青霭，伫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