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富有开拓精神的书——读王骏骥的《鲁迅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鲁迅论文,的书论文,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鲁迅的研究，国内有一支庞大的队伍，他们硕果累累，虽遇挫折，但核心力量仍在。对于郭沫若的研究，也有一支较为稳定的队伍，他们势头不减，不断地抛出一部又一部的学术专著。这是由于两位文化巨人浩大的卷帙中包涵着极为富丰的思想内容和学术价值，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又可以挖掘出新的思想资料。这当然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因为一个作家（包括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要想经得住许多学者长期不断地探索、开掘，他本身的学术蕴藏量必须要极其丰富。但从另一角度来说，这就要求研究工作者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具有知难而上、不断探索的精神。
如果把鲁迅郭沫若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立刻会出现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天地，对于这一新天地的探索，近年来先有张恩和的《鲁迅郭沫比较论》发其轫，紧接着有孙党伯、傅正乾等同志继其后，他们不是单篇论文，而是以沉甸甸的学术专著，取得了令人啧啧称赞的成绩。然而，今天放在我的案头的王骏骥的这本题为《鲁迅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书，却不是什么顺道沿着别人的脚印走，而是步步艰难，处处险隘，这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交融着文学、历史、哲学，交融着由古至今的一切人文科学，而且要让鲁迅和郭沫若两种文化现象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领域里发生撞击，回答一些无法回避而又是前人望而生畏的学术课题，这是需要有丰富的学识和坚持不懈的钻研精神的。
全书分总论、上篇、下篇和余论四大部分，总论是题旨的总括，起提纲挈领作用。上篇是对鲁郭的纵向比较，下篇就几个专题进行论述，余论是对鲁郭的历史小说进行比较分析。因此就全书的框架来说，具有整体性和有机性。
总论部分显然是全书的难点和重点，它要求高屋建瓴，统率全局，即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长河中确定鲁迅郭沫若两位巨人的地位，从而进一步把他们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阐述其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总态度，这就为下面的上篇、下篇和余论的具体论述奠定基础。
作者在论述鲁郭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长河中的地位时，首先提出“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和流变”的论题，这一论题如果展开论述的话，是可以写一部厚厚的专著，但在本书中只能作为开篇的一节，它要求极为精炼的文字，高瞻远瞩的视野，和富有辩证分析的思考能力，作者先谈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通过与巴比伦、印度、埃及等几个世界文明古国的比较，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十分巨大的稳定性。然而作者笔锋一转，进而论述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流变”，指出：中国传统文化能够长存不灭，也给我们彻底摆脱旧习、创造全新的文化带来巨大阻力，使我们每一次革故鼎新都要付出超乎一般的牺牲。作者进一步通过对于“礼”的具体变化的阐述，指出“礼”逐步具有“使国家法权和道德修养融为一体，兼有德与刑的双重功能”。王骏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机制的把握发人深省，这种辩证分析的思维方式，使他摆脱了一般著作一味赞扬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偏颇。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由此而下，提出“民族文化精神”这一概念，并指出它是属于“传统文化的精髓”，是长年累月积淀而成的民族心理素质，其中具有本质意义的部分在人们生活中“陈陈相因，代代相传”，表现了这一民族的“精神面貌”。既然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的“民族文化精神”，是否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东西呢？不然，作者仍然牢牢把握住辩证的论析方法，指出它当然会存在“许多保守、落后的东西”，在“精神”之中指出其消极性，指出其“后拉力”。但是，作者紧接着指出，其中不少的东西“对社会进步和民族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它具有“既定的规范性”，并且能够转化为“新的审美意识”，成为民族的“内聚力”和“自觉精神”，从而成为“我们民族崇尚的精神境界”。作者以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为例，水到渠成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精神部分对一个民族的凝聚结集和发展延续是多么重要，对后人的化育影响又是怎样必不可少。”这就自然地联系到鲁迅郭沫若的崇高品质和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是息息相通和一脉相承的。作者认为，鲁迅郭沫若正是中国文化处在由“旧”至“新”的转型时期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他们“应运而生”，对中国文化由传统化向现代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而说明他们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长河中的地位。
在考察鲁迅郭沫若对待传统文化的总态度之前，作者着重就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提出的“民主”和“科学”的口号进行分析，认为这两个口号真正触及了文化的根本性质，即关于“人”的问题。对此，儒家的“仁者爱人”说法，作者认为“有其自己的人文精神”，然而指出：“这种人文精神和民本思想和王权思想亲密相联的”。它只是作为“治民”的手段。这同西方现代文化重视“个人”有着重大的区别。作者详细地解剖了西方个人主义在基督教影响下形成的性质和特征，指出它既具有世界历史的力量，又具有受了夸大而走向极端的弊病。中国传统文化极为庞大复杂，在先秦时代就有儒、道、墨、法、纵横诸家，作者认为他们对于“人的生存意义和人生价值，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对于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鲁迅是采取彻底批判态度的，辩证地说，也就是“反抗”中有所“择取”。郭沫若也在爱情、贞操、婚姻、家庭等问题上批判传统文化，比如他的历史剧《卓文君》。然而作者指出，郭沫若总是设法解释传统文化，寻找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契机。特别是对待儒家问题，两位文化巨人表现了明显的对立倾向。应该说，作者的概括是符合客观事实的。
在总论中，作者还论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传统文化模式的种种特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评价，中西文化的明显差异等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陌生的比较艰辛的理论问题，有的是有争议的问题，但作者游刃有余，以缜密的理论思考做了深刻的论述，为下文各个问题的具体阐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篇部分是纵向论述，即作者沿着两位文化巨人的生活道路及其思想发展，寻找他们的交汇点进行比较分析。首先是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他们都陷于苦闷之中。但是鲁迅以进化论思想寄希望于未来，郭沫若则以泛神论思想求得心理的平衡。鲁迅思考的是改造国民性的问题，郭沫若则陶醉在“我即是神”的虚无世界中。这种评价难免有不够全面之处，但可以从这一差异中看出一些问题。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一、是鲁对辛亥革命的全过程有着切身的体验，而郭则对国内社会现实是隔膜的。二、对于“儒道互补”的传统文化，鲁则持清醒批判的态度，郭则视之为民族文化的精粹。三、鲁之辑录古籍，研究佛经，是想从历史的尘埃中探求出路，以慰藉寂寞的灵魂，而郭的苦闷主要还是由于个人的婚姻不得意。面对这种差异，作者认为是属于“时代精神”的差异，鲁迅的痛苦思索，勇猛冷静，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而郭沫若是属于“新时代的骄子的乐观进取”。并且指出，我们只有承认这种差异，才能对鲁郭进行更深入的透视和剖析。这种结论性的尖锐见解，不管你是否赞同，我认为是表现了作者的魄力和胆识的，表现了作为评论者的应有风度。
五四时期，作者抓住“呐喊”与“涅槃”这一焦点，分析二人的差异，指出，它们都有极深刻的人生哲学意蕴。然而鲁迅的“呐喊”更具有理性思辨，引发出一种危机感和使命感， 郭沫若的“涅槃”是给青年注入生命的活力，更富于煽动性。总之， 二者为青年提供了“多元的文化选择，为我国新文化建设向纵深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这种评价是十分公允和恰当的。对于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虽然今天我们对孔子以很高的评价，但是作者认为这一口号“是历史的彻悟，时代的需要”，并高度赞扬鲁迅批孔的丰功伟绩，尖锐抨击当时尊孔复古逆流。对于郭沫若之尊孔，作者既把他与复古派划清界限，同时又批驳了尊孔有利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曲解。
值得重视的是作者对鲁迅郭沫若迥然相异的侠义观的解剖，这显然是前人未曾涉足的陌生领域。作者通过《铸剑》和《棠棣之花》这两篇均以侠义为题材的作品，剖析出截然相反的两种精神和题旨。郭沫若在《棠棣之花》中竭力赞扬聂荌、聂政姐弟“士为知己者死”、“舍生取义”的侠义精神，而鲁迅《铸剑》里的黑衣人宴之敖并不是什么“舍生取义”的侠士，而是与旧社会、旧传统彻底决裂的“猛士”。接着，作者以《流氓的变迁》一文作佐证，指出古代的侠由老实而取巧，虽“犯禁”而不叛，再由“强盗”而沦为“奴才”和“流氓”。鲁迅对侠的行为流变及其奴才品性的揭示，做的是“挖病根”、“刨祖坟”的工作，是属于改造国民性这个范畴。而郭沫若把侠的渊源归于为儒家，把侠的不畏死精神与儒家仁道融合一体，并以此为精神支柱，激励人们的抗战决心。作者指出，对侠义精神的不同评价，正是表现了两位文化巨人建构民族新文化的不同文化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善于挖掘出新意的思考能力。
下篇就鲁郭对儒、道、墨三家及若干历史人物的不同观点进行评析，其中对儒家不同观点的评析整整占三章达三万余字的篇幅，这是由于儒学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位文化巨人在儒学问题上存在着尖锐对立，同时又由于孔子的地位和作用在今天得到很高的评价，因此，如何看待鲁郭在儒学上的分歧，这是十分敏感而十分重要的问题，作者对此作重点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作者极其明确地强调，郭沫若是始终尊孔的，鲁迅是一贯批孔的。郭沫若在五四时期与其他新文化运动创导者明显的不同之处是竭力赞扬孔子。然而在1927年以后则180°的大转弯， 变为猛烈抨击孔子。有的学者认为这与郭沫若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有关，有的学者认为这是郭沫若主观随意性所致。作者认为不能这样看。作者通过对郭老一系列论文的分析，令人信服地指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批孔，是把孔子比附蒋介石，批孔即批蒋。此后又作专文对自己批孔的论据作了重要更正，为历史上的孔子恢复名誉，保留了原来尊孔的观点，因此也就有了《十批判书》这样全面推崇孔子的著作。所以作者提出郭沫若一贯尊孔观点，廓清了许多人的糊涂观念，是经得起推敲的。
对于鲁迅的一贯批孔，近年来有的学者持否定态度，有的竭力把鲁迅往孔子这一边拉。如认为鲁迅的注重“实践理性”、“坚韧执着”是继承了孔子，鲁迅曾赞扬孔子是“实行者”和“伟大”等。对于上述论点，作者通过有力的论证加以否定。作者指出，所谓“实践理性”是指中国文化相对于西方宗教观念的优点，并非孔子所独有。“坚韧执着”也是中国许多古代哲人所共有。说孔子是“实行者”，是明褒而实贬，在批评老子“大而无当”的同时，指出孔子的“阴险权诈”。说孔子“伟大”，乃是先扬后抑的“但书”，目的是揭示孔子的“深通世故”。
作者把鲁郭儒学观的分歧归纳为三大方面，即纲常伦理、内圣外王和天人关系。作者清晰地勾勒出二者尖锐对立。关于纲常伦理中的“仁”，郭认为是克己为人的“牺牲精神”，鲁则认为是“吃人”；其中的“礼”，郭认为是“良风美俗”、是“人文进化的轨迹”，鲁则认为是统治者“制驭”人民的法规。关于“君、臣、父、子”的提法，郭认为是反对王权，鲁则认为是强调君权和父权。关于“内圣外王”，作者首先针对有些学者把鲁迅的“立人”主张等同起来的观点予以批驳，指出鲁迅的“立人”是培养像拜伦、雪莱等精神界战士，具有“不克厥乱，战则不止”的精神，与儒家的道德传统背道而驰。所谓“内圣外王”，实际是“修齐治平”的治国方案，郭沫若通过孔、孟、荀等一系列著述的评析，予以高度赞扬，而鲁迅则认为人民处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根本谈不上“内圣外王”。所有的“王道”之后都存在着“霸道”的。关于“天人合一”，作者指出，郭沫若是极其欣赏的，他从王阳明开始，再进入孔子、老庄儒道两家。郭沫若之欣赏“天人合一”的哲学，固然有强调“自我”作用的因素在内，但更主要的是，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天人合一”是和“内圣外王”相呼应的。作者引用郭沫若的“横则齐家、治国、平天下，纵则赞化育、参天地、配天”的观点作为有力的论据。然而鲁迅对于“天意”这一套是极其反感的，作者指出：“鲁迅所赞赏的不是什么修齐治平，更不是什么‘天人合一’与‘大道同寿’，而是着力揭露它的统治人民的实质。”
对于鲁郭在儒学问题何以如此对立问题，作者以兼有史学家和哲学家的眼光，从纵横两方面来考虑，“纵向”是从儒学的发展变化这一面来考虑，“横向”是从先秦儒本身的情况来考虑，然后进一步分析儒家学说的历史功能，从而打开两位文化巨人何以对立的门径。作者指出，鲁郭都看到先秦时代的儒学与先秦以后的儒学有着很大变化，郭指出其杂，甚至有“儒亡”的断语，鲁则指出孔子被当作获利工具的悲剧。至于就先秦儒学本身来说，郭则推崇德治，反对刑治，鲁则对二者都批判。因为从社会实践来看，孔子那套德治是行不通的。于是作者把儒家的精髓“内圣外王”放在中国历史发展中作进一步考察，概括出两股思潮；一股是企图以道德理想转化为政治的努力；一股是取得政权后，使道德成为控制人民思想的工具。前者往往以失败告终，后者却成为主流。所以郭沫若对于先秦儒学与先秦以后的儒学予以严格的区别，而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提到孔孟倡导仁义，以治世弊之事，而未加褒贬。总之，作者认为：“郭沫若是从历史学家的态度来研究，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鲁迅则是从思想家的态度来对待，含有严格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如果对这一差别作进一步思考的话，那么作者从家庭环境、留学日本、五四运动、对现实的认识程度和所受的传统文化影响及治学道路不一样等方面进行剖析，是很有说服力的。
由此而下，作者论及鲁郭不同的道学观和墨学观，以及对屈原、秦始皇、曹操，特别是对于农民起义及其领袖人物的不同评价，许多地方新见迭出，发人深省。至于对两位的历史小说的文化底蕴的探索和比较，其中也有许多耐人寻味的论述。
总之，本书就传统文化这一领域对两位文化巨人进行比较，这是陌生的课题，具有令人钦佩的开拓精神。而且不仅就内容来说，就其研究方法来说，由单纯的文学研究走向文史哲交融，立即使研究的格局提高了好几个层次。比如我们过去对郭老关于创作的无目的性和作品本身的巨大功利性的矛盾说法难以理解，如果联系郭老所受老子的“道”，也就是“无为而无不为”思想的影响，不就是迎刃而解了吗？闻一多说：“一个‘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底健将，偏从这些险隘的关头摆弄他的神技最快意的地方。”面对王骏骥这部“扛鼎”之作其建造时的“甘”和“苦”，恐怕不是常人所能领会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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