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炳富教授谈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管理学论文,教授论文,特色论文,陈炳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十月二十八日，南开大学国际企业管理系隆重集会，庆祝恢复建系十五周年，庆贺我国著名管理学家、博士生导师陈炳富教授执教五十年。
陈先生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1946年起在南开大学工作，开始从事经济、统计方面的教学、研究工作。在四、五十年代，他在“指数”理论、“指数的恢复、编纂以及编制方法、公式的论证”等方面，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关于工业产品品种变动对成本影响指数的几个问题”一文，曾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讨论。他在五十年代就痛感我国经济与管理落后，提出了经济与技术相结合，以最小的消耗，取得最大经济效益的观点，是我国较早提出研究经济效益的学者之一。此后，他在这一领域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并合作出版了两本书。改革开放以后，陈先生的学术生涯进入了一个多姿多彩、硕果累累的大发展时期。1980年，年近六旬的陈先生受命重建管理学科，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四结合”（理论与实际结合，学科结合、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和“三不断”（联系实际不断、外语学习不断、计算机应用不断）的办学思想，教学、科研齐头并进，内部建设与外部联合（与加拿大约克等三所大学联合办学）双管齐下，在他的带领下，南开大学管理学科迅速崛起并跻身我国同行前列。陈先生理论联系实际、思想敏锐、视野开阔、勇于创新、治学严谨。在管理学这片有待开发的沃土上，他辛勤耕耘，著书立说。1980年以来，主持完成了16项国家和天津市重点研究项目，已出版专著、教材、译著、工具书30余部，发表论文100多篇， 其中包括：《〈孙子兵法〉与管理》（英文版，合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七·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子课题——《经营管理大系·经营卷》（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军委“八·五”重大项目——《中国军事艺术：军事谋略在当今社会之应用》（执行主编，北京出版社1994年）。由于陈先生业绩卓著，1988年以来，先后被英国剑桥传记中心和美国传记中心选入《有突出成就名人录》、《世界首位500名人录》、《20世纪杰出成就奖》、《世界上最有影响500名人录》等几十种。
陈先生的最大心愿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管理学，他认为管理学不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而是一门有巨大应用价值的独立学科。在1980年重建管理学科时，他就把目标定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上，体现了著名学者的过人气魄和强烈的使命感。可是中国特色的管理学怎么建设？在当时，管理学科基础薄弱，百废待兴，工作千头万绪，陈先生以一个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提出了“四结合”的观点，四个“结合”既是管理学科的办学思想，更是指导中国特色管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思路。十五年来，虽然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研究在社会上时冷时热，但陈先生却“咬定青山不放松”，他身体力行，始终不渝地坚持“四结合”思想，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丰富和发展，一步步向中国特色的管理学逼近。
中外结合。陈先生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管理学要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理论和经验，管理学科在欧美形成和发展已有一个世纪了，特别是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管理学科发展迅速，各种理论、方法层出不穷，有不少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他出之石，可以攻玉”。学习外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只提“外”不行，要讲“中外结合”，这是由管理学科的两重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决定的。医学上有“中西医结合”之说，管理学也应提倡“中西管理结合”。中外结合的有效途径是比较研究。陈先生指导的博士生的研究方向就是“管理比较研究”，这是国内博士点中少有的研究方向。至今他已培养了11名博士生（其中一名为慕名来华攻读管理学并获博士学位的第一位美国人），目前还培养着14名博士生（其中两人来自韩国和澳门）。管理比较研究，首先要把国外的管理理论与实践与其特定的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教育、自然条件等）结合起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然后结合我国的国情，通过比较，学习借鉴对我有用的东西，并根据管理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探索中国特色的管理学发展之路。日本经济的腾飞被人称为是“和魂洋才”结合的结果，是有一定道理的，其经验对我们是有启迪的。
古今结合。陈先生认为，古今结合研究有两层含义。一是要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五千年悠久文明史孕育了博大精深的管理思想。西方不少人也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推崇备至，如有位外国管理学家说：“你想成为管理人才吗？必须去读《孙子兵法》”。1984年1月， 陈先生破例被邀请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上，作了题为“要开展中国管理史的研究”的学术报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有关人士的高度重视，从此，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在我国大地上蓬勃开展起来。陈先生认为，关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值得研究的内容很多，如系统思想在管理中的应用、对策与决策思想、经营管理思想、关于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思想、用人的思想等，此外，研究古代管理思想不能局限于《孙子兵法》，还应该对儒、道、释、墨、法等展开研究，二是要研究传统文化对现代管理的影响，在管理活动中，人无疑是最主要的，一个人的心理、情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对管理行为有显著的影响，而前者又深深地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诚然，我们大多数人并不专门去研究传统文化，但一个人从家庭、学校、单位中，耳濡目染，自觉不自觉地不断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的管理学必须研究我国传统文化及其对现代管理的影响。陈先生强调，古今结合，重在结合，如果一味研究“古”，不结合“今”，就容易“食古不化”，要时刻把立脚点放在当前。一方面，陈先生对古代管理思想非常重视，另一方面，他对最新的管理理论与方法也十分关注，近年来，他一直为研究生开设“当代西方管理思潮”课，介绍、评价西方八、九十年代的最新管理理论与方法，对此，他讲了一句富有哲理的话，“不了解新的，就研究不好古的”。他还指出，古今结合研究，必须首先掌握管理学的基本理论，不懂得管理学，特别是现代管理学，就不可能研究好古代管理思想，也不可能研究好传统文化对管理的影响。
学科结合。陈先生认为，管理学是一门边缘交叉学科，因此，对其研究也要采用学科结合的方式。在管理学中，我们不仅要研究人，还要研究物和事，而且还要研究人与事、人与物的结合。所以它不同于专门研究人的心理学、伦理学、人类学等，也不同于专门研究物和事的工程学、物理学、化学等。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研究方法的特殊性。管理学研究要做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软科学与硬科学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八十年代初，美国管理学界出现的非理性主义思潮，是对过分注重定量分析的一种反思，结论是理性与非理性要相结合。我们中国情形是定量分析不足，而且定量与定性结合得不够好，有待改进。陈先生招收的管理学研究生，既有学经济的，也有学理工的、数学的、物理的，还有学中文，历史的。他组织他们发挥各学科特长，以多学科结合的优势去攀登管理学高峰。
理论与实际结合。陈先生认为理论与实际结合主要要做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从实践中去总结、提炼管理理论；二是要注意解决实践中提出的问题。西方很注重实证研究，如E·梅奥在美国的霍桑工厂进行了为时十年的研究，写出了《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名著，奠定了行为科学的基础。我国在实证研究方面做得很不够，需要大力加强。理论要为实践服务，中国特色的管理学应该为解决我国管理实践中产生的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陈先生于1994年又开始组织年轻人展开对企业伦理学的研究，这既是因为它是学科发展的需要，更是因为目前企业经营中的不道德现象相当严重，他觉得有责任为改变这种局面做点工作。针对存在的问题做理论研究才有价值，当然，从建设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的角度看，应该研究的是比较重大的、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并且要从一定的高度和长远的眼光来研究。
陈先生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任重而道远，但只要我们坚持不懈、踏踏实实地按上述四个方面去做，就大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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