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法性”现象及其对认知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其对论文,认知论文,语法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语言中的“语法性”现象
性别(雌、雄)是自然界中动物的属性之一，也是人们组织信息的一个突出特征。例如对人的认识，最常见的分类是将人分为男人和女人。研究发现，不同语言对自然性别编码的方式有很大不同。英语和汉语主要通过语言中的词汇对性别进行编码，如girl-boy(女孩—男孩)，elder brother-elder sister(哥—姐)，aunt-uncle(姨—叔)等，或通过一些代词，如she-he(她—他)，her-his(她的—他的)等对性别进行编码。与英语和汉语不同，许多语言对名词冠以语法性(grammatical gender)的标志。一些语言只有雌性(阴性)和雄性(阳性)之分，另一些语言还有中性和其他一些比较模糊的性。当语言中出现这些带有性标志的名词时，句子中动词、介词、冠词甚至形容词都要在性上与之保持一致。例如，西班牙语就有一整套语法性系统对物体冠以性的标志。在西班牙语中，不仅名词和代词承担“性”的信息，限定词、名词和形容词也带有“性”的标志。这种语法性系统不仅用在有性别的动物上，也用于无性别、无生命的物体上。例如，在西班牙语里，“桌子”一词是" mesa" ，词尾是阴性标志" a" ；“望远镜”一词则是" telescopio" ，词尾是阳性标志" o" 。在涉及到这些词的句子中，相应的代词、冠词、形容词等也要用在性上与之相一致的形式表示。与西班牙语类似的还有法语和德语等，它们也对物体加上了不同的性别标志，所不同的是这些语言的性别标志的复杂程度不同。
“语法性”有意义吗？最初人们认为，语法性没有任何意义。首先，语法性似乎是任意安排的。Mark Twain指出：“在德语中，年轻的姑娘没有性，芜菁却有性，而树是雄性，树苞是雌性，它的叶子是中性；马则没有性，狗是雄性，猫是雌性等。”其次，同一物体在不同语言中的语法性有很大不同。例如，太阳在德语中是雌性，在西班牙语中是雄性，在俄语中则是中性。月亮在西班牙语和俄语中是雌性，在德语中则是雄性。
但也有人认为语法性有意义。因为语法性的区分反映了人们所看到的世界的不同。孩子在学说话时可能也认为这些区分不无道理。历史上的一些哲学家认为，语法性反映了物体的本质特征。孩子在学语言时也可能做出同样的假设。由于多数孩子只学习一种语言，他们没有机会去发现并比较不同语言性的规定的任意性。因此，完全有可能认为自己语言中的语法性反映了物体的本性。
那么，在谈论非动物时，语法上的雌雄划分会使人觉得它们更像雌性或雄性吗？有证据表明是这样。在一个早期的研究中，要求俄语被试将一星期中的七天拟人化。结果发现，被试一致地根据语法性对之进行划分，如星期一、二、四是雄性，星期三、五、六是雌性[1]。尽管他们不能明确地说出这样划分的理由。
在另一项研究中，要求德语和西班牙语被试对名词的性别倾向做评定。其中一半名词在德语中是雄性，在西班牙语中是雌性，另一半词在德语中是雌性，在西班牙语中是雄性。结果表明，被试的评定倾向于与本民族语言的语法性保持一致。尽管这些词都是没有生物性别的物体名称(如地方、事件或抽象实体)[2]。
由于语言中的语法性可能影响人们对物体的认知，所以，近年来，关于语言中的语法性对认知影响的研究不断出现。这些研究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增进了人们对于语法性功能和作用的理解，对了解语言和认知的关系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语法性”影响认知的研究
(一)“语法性”影响人们对物体的分类
在Ervin于20世纪60年代所做的经典研究中，先教意大利语被试学习有性别后缀的非词，然后要求被试对这些词的性别倾向进行评定。结果表明，被试觉得带雄性后缀的词更像雄性，带雌性后缀的词更像雌性[3]。用阿拉伯语被试做实验也得到了类似结果[4] [5]。
不同语言对词类的“性”的标志系统不同影响到人们对物体的分类及其心理表征吗？大量研究考察了语法性和分类的关系。一些研究表明，在分类中确实存在“语法性效应”。例如，Sera等人要求西班牙语被试安排用女声或男声与物体图画(有性的标记或没有性的标记)相匹配，发现即使在无标记的图画分类中也有语法性效应[6]。这似乎表明，不是词本身的作用在影响分类结果。Martinez和Shatz报告，在自由分类任务中，西班牙语的儿童比英语儿童更倾向于以语法性作为无生命物体图画分类的依据[7]。Guiora,Beit-Halachmi和Fried,Yoder发现，讲以色列语的25个月大的儿童比讲英语的同龄儿童更能对自己的性别做出正确标识。Sera通过要求被试给拟人化的物体配音对这个问题作了较细致的探讨。他们发现，在法语和西班牙语被试的分类任务中，都存在“语法性效应”，甚至在二年级被试中也存在[8]。由此可见，在多种语言和多种任务中都发现了分类中的“语法性效应”。
(二)“语法性”影响人们对物体名称的记忆
Boroditsky,Schmidt,and Phillips教一组西班牙语和德语被试学习24个物体名称(如，apple may have been called Patrick)，然后检查他们对这些词对的记忆。实验是用英语做的。24个物体在西班牙语和德语中的语法性刚好相反。实验中一半时间安排与母语的语法性一致的词，另一半时间则安排与母语中的语法性相反的词。所有被试的英语都高度流利[9]。
实验者预期，德语被试在记忆“苹果”一词时，如果“苹果”的名称是" Patrick" ，将比苹果名称是" Patricia" 要容易记忆，而对西班牙语被试来说，情况则应相反。因为“苹果”这个词在德语中是雄性，在西班牙语中是雌性。结果表明，西班牙语被试和德语被试在记忆与母语语法性一致的名称的成绩好于记忆与母语语法性不一致的名称。因为研究中所用的物体名称在两种语言中有相反的语法性，两种语言的被试也表现出相反的记忆偏向：西班牙语被试记住了更多的雌性物体名称，德语被试则记住了更多的雄性物体名称。用同样年龄和教育背景的英语被试做同样任务，结果表明，他们的记忆成绩同西班牙语和德语被试记忆与母语语法性一致的名称时的成绩一样好。这表明，当这些物体名称与它们在被试母语中的语法性不一致时，语言经验干扰了他们记忆物体—名称对的能力。因为两组被试都用英语来完成任务，这表明对物体的“性”的语义表征一旦形成以后，就不具有语言特定性，而是与物体概念的“性”相联系。
(三)“语法性”影响人们对物体的认知
为考察语法性是否使讲不同语言的人注意到物体的不同方面，Boroditsky等人选了24个物体名称，这些名称在西班牙语和德语中的语法性刚好相反(一半雌性，一半雄性)，要求两种语言的被试用最恰当的三个形容词描述这些物体。实验是用英语做的，被试不知道实验的真实目的。被试的母语是德语或西班牙语，英语高度流利。然后让一组讲英语的人对他们的结果进行评定，评定这些形容词的性别倾向(+1=雌性，-1=雄性)。如同所预期的，在母语中语法性是雄性的物体，被试用了更多的雄性形容词去描述；在母语中的语法性是雌性的物体，被试用了更多的雌性形容词描述。因为这些物体在两种语言中的语法性恰恰相反，因此两种语言的被试在描述同一物体时所使用的形容词有很大不同。例如，当要求描述“钥匙”时(这个词在德语中是雄性，在西班牙语中是雌性)，德语被试多用“坚硬的、重的、不整齐的、有锯齿边的、金属的和有用的(hard,heavy,jagged,metal,serrated,and useful)”词来描述，西班牙语被试则用“金黄色的、复杂的、小的、可爱的、闪亮的、微小的(golden,intricate,little,lovely,shiny,and tiny)”等词来描述。当要求描述“桥”(该词在德语中是雌性，在西班牙语里是雄性)这个词时，德语被试多用“美丽的、优美的、易受伤害的、和平的、可爱的、纤细的(beautiful,elegant,fragile,peaceful,pretty,and slender)”等词来描述，而西班牙语被试则多用“大的、危险的、长的、强壮的、坚实的，高耸的(big,dangerous,long,strong,sturdy,and towering)”[9]。这些结果表明，人们对物体的认知受语言的语法性影响。
(四)“语法性”影响人们对物体的相似性评定
Boroditsky考察了语法性在不涉及语言的任务中的作用。实验要求德语和西班牙语被试对图画对的相似性作评定。这些物体在德语和西班牙语中的语法性相反。把物体图片分别和几个雌性或雄性动物的图片放在一起，图片上没有任何语言标签。结果发现，在非言语任务中，当对物体进行相似性评定时，被试同样表现出与母语的语法性一致的倾向。同样地，这些任务的指导语都是英语，所有用于实验的物体在两种语言中的语法性相反。另外，在实验过程中给被试一定的语词干扰任务(复述随机产生的字母串)，这种语法性效应仍然存在。
他们还用一组西班牙语—德语的双语被试完成同样任务。结果表明，被试在相似性评定任务中表现出反应模式与被试掌握两种语言的熟练程度、哪一个是母语、学习语言的时间长短有关。同样，用前面学习了虚构语言的英语被试对图画对进行相似性评定，那些有着相同语法性的物体比来自不同语法性的物体的相似性更高。在给被试同样的语词干扰任务时，这种效应仍然存在[10]。这些证据再次表明，语法性影响人们对物体相似性的评定，语法性相同的物体相似性较大。
三、“语法性”影响认知的解释
(一)文化因素的影响
在“语法性”的研究中，由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者得出的结论也有差异。有研究者指出，影响分类的因素不仅限于语法性。Mullen认为，西班牙语被试倾向于把人造物归为阳性，自然物归为阴性[11]。Leinbach、Hort和Fagot则认为，有关物体的物理特性和外形特征(如低密度或高密度，有尖角的或曲线的)以及具有典型的男性或女性的某些特征等都会在相应的分类任务中起作用[12]。Sera等人在英语被试身上也发现了类似西班牙语被试的“语法性效应”，即当要求对无生命物体赋予生命意义时，英语被试和西班牙语被试在性别分类上存在相关，说明这种分类并非任意进行，可能与物理、外形或文化等因素有关[12]。又如，汉语里不存在语法性，但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古代时起就强调万事万物都有阴阳两个对立面，并以阴阳对立和转化来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现象。如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男为阳，女为阴。凡具有旺盛、萌动、强壮、外向、功能性特征的物体，均属阳；相反，凡具有宁静、寒冷、抑制、内在、物质性的物体，均属阴。这种浓郁的阴阳文化不仅反映在日常生活中和语言文字里，而且会渗透到人们的意识中，影响人们对物体的认知。如在形容美的物体时，有阳刚之美，有阴柔之美，就是这种阴阳观的典型体现。张积家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儿童也会明显地赋予无生命物以性别特征[13]。另外，一些国家中的童话或传说故事中的拟人化形象也可能对人对物体性别属性的认知产生类似影响。上述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语法性”对认知的影响作用。
为剔除文化因素的作用，Boroditsky等人用英语被试做了相应研究。他们教英语被试学习区分一种虚构语言中的两类词：soupative和oosative。先给被试呈现12个非动物的物体和四个雄性和雌性动物的图画，告诉被试在这种语言中sou-和oos-分别是两类物体的前缀，这两个前缀分别与动物中的雌性和雄性对应，并且这些前缀也扩展到了无性别物体上。如盘子、叉子、铅笔、芭蕾舞女演员、女孩是soupative，锅、汤匙、钢笔、巨人和男孩是oosative。每个物体在给被试学习时，作为雄性物体和作为雌性物体的机会均等。也就是说，如果其中一组被试学到的“盘子”是雄性，那么另一组被试学到的“盘子”则是雌性。在被试掌握了soupative和oosative的区分后，给被试呈现这些物体的图画，并让被试用形容词来描述它们。然后，再分别对这些词的性别倾向进行评定。
结果如同所预期的那样，当所学物体名称属于雄性类别时，与雌性类别的物体相比，被试用更多的雄性形容词去描述之，反之亦然。例如，当“小提琴”在虚构语言中属雌性时，被试描述时所用的词是附庸风雅的、美丽的、创造性的、优美的、精巧的、雅致的、有趣的、可爱的、木制的(artsy,beautiful,creative,curvy,delicate,elegant,interesting,pretty,and wooden)；而当被试学到的这个词属雄性时，描述它的词则是嚓嚓叫的、困难的、印象深刻的、喧闹的、过度使用的、刺骨的、闪耀的、纤细的、快感的、木制的(chirping,difficult,impressive,noisy,overused,piercing,shiny,slender,voluptuous,and wooden)。因为被试的母语都是英语，因而不存在文化差异。这说明语法性确实会改变人们对物体属性的看法。
(二)研究范式的影响
人们发现，研究者采用的范式不同，得出的结果也不同。例如，Sera等报告，西班牙语被试在分类中有语法性效应。与此形成对照的是，Pérez-Pereira则认为语法性和性知觉分类相对独立。他采用Karmiloff-Smith用于法语儿童的程序，考察西班牙语的儿童语法性和性知觉间的关系。在这些研究中，给孩子呈现新异动物的图画(一些图画描述为雄性，一些描述为雌性)，然后告诉被试“这是pifar(人造词)的图画”。这样，对该物体来说，就会有限定词和名词表明的性和图画本身所表明的性同时存在。实验中有时语法性和知觉性一致，有时则不一致。接下来给被试呈现的图画上的动物与前面的一样，但颜色不同，要求被试说出第二个" pifar" 是什么颜色。在法语和西班牙语中，形容词的性和名词的性是一致的，因此可以根据孩子描述图画颜色时所用形容词的形式来判断孩子对图画的性的分类。Pérez-Pereira和Karmiloff-Smith发现，孩子所用的形容词与语法信息相匹配，即使在知觉信息与之相冲突时也这样。因为孩子在描述图画时会忽略知觉到的性，因此他们认为“语法性”和知觉性的加工是相互独立的[14]。
然而，分类中的“语法性效应”也可能是另外一种更通俗的原因导致。即人们给同一语法类别中的项目给予高相似的评定，不是因为他们发现了或强调了它们间的相似性，而仅仅是因为它们的语法性一致而已。因为相同的语法性可能成为分类时唯一可以利用的标签。如果是这样，语法性将不具有任何深层意义。为了检验这种可能性，Boroditsky等以另一种方式教一组被试学习区分" oosative" 和" soupative" 两种语法性。前面是在每一类别里面都是同一性别，并且有相应的动物性别包括在内，这样容易使被试建立起物体间的意义联系。现在是把分属于两类语法性的物体混合呈现给被试。同前面一样，等被试学会正确地把这些物体区分到两种语法性当中去后，再要求他们评定所呈现图画对(来自同一类别或不同类别)的相似性。尽管这组被试掌握语法性的熟练程度同前面研究中的被试一样，物体的语法性名称也没有变(oosative,soupative)，但在这组被试中却没有发现同类别内物体相似性增加的效应。这个结果表明(至少在该研究中)，仅仅是类别名称相同是不足以增加两物体的相似性。只有当类别有意义时，类别内项目的相似性才会增加。
(三)“语法性”标签通过编码、加工过程影响认知
人们对物体的认知怎样受“语法性”标签影响？另一种解释是，人们为了有效地学习和记忆某个词的“性”，会对之进行符合其语法性的形象化记忆，从而使这种特征在记忆表征中更突出。例如，“太阳”这个词在一种语言中是雄性，人们会根据雄性物体的原型特征来构建太阳的表征，如“有力量，威胁”等。如果“太阳”这个词是雌性的，人们则可能倾向于把它表征为“温暖，滋养万物”等。还有一种解释是，为了解所学语法分类的意义，人们有意地去寻找具有同类语法性的物体间的相似性。如果意义和一致的相似性被发现，这些相似性就会被贮存(也可能那些与相似性有关的特征在记忆表征中占有更突出的地位)。这可以用来解释同类物体相似性的增强和对所观察物体描述上存在的偏见。这种机制得到新近一些实验的支持，如比较导致相似性的增加(只要在比较项目间发现有意义的相似)[10] [15] [16]。
通过鼓励人们对物体的某些特征进行比较，语言分类可以影响人们的思维。在进行比较加工时，人们能够发现物体间有意义相似性，或者被比较的相关特征在表征中会更加突出。如果是这样，可以预言在学习一个有意义的分类以后，人们能够较快地说出类别成员间的相似性，因为人们已进行过比较，并且可能已把这些相似性贮存起来了。有证据表明的确是这样。在教被试学会虚构的语法类别(oosative,soupative)后，要求被试在五分钟内尽可能多地说出所呈现两物体的相似性(答案中排除掉那些oosative,soupative,masculine,and feminine)。结果表明，与来自不同类别的物体相比，对来自同一类别的物体，被试列举出了更多的相似性。这个结果表明，学习对物体进行有意义的分类，会鼓励发现相似性或至少可以突出这些相似性。
四、小结
语言和认知的关系一直是哲学家、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关心的重要问题。近来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为人们探讨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大量证据表明，语言在人的认知领域留下了深刻烙印。它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人们的思维，引导人们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做出符合自己语言的划分。这种证据不仅存在于人们的抽象思维领域，如时间表达、社会知觉判断等，甚至在知觉领域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存在，如颜色知觉、空间认知等[17]。
上述研究表明，“语法性”作为语言的一个侧面，在人们的分类、记忆、物体描述、相似性评估等一系列的任务中，甚至是那些根本不涉及语言的任务(只有图画)中，都发挥了作用。尽管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不同的观点存在，但不管怎样，这些结果表明，“语法性”在物体认知中扮演不容忽视的角色。而且这个问题也值得广大研究者作进一步的思考、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