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文人的抑郁心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人论文,近代论文,抑郁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近代，文人心情抑郁是普遍现象。我们从近代文人的许多诗文集中，都可以感受到那种躁动不安、愤懑期待的心态。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而其首要因素是社会环境：一是人口剧增，科举竞争更加激烈；二是政治腐败，君子难胜小人。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多数文人难以实现抱负，一展宏图，而是一生坎坷，郁郁而终。兼以近代兵连祸结，内忧外患，西学东渐，新旧混杂。与此前的文人相比，近代文人不仅被赋予了更重大的历史使命，而且也经受了空前的磨难，面临着全新的挑战。
人口压力与科举竞争
怀才不遇是造成抑郁心理的根本原因。实际上，中国历来下层文人都有怀才不遇之感，并非始于近代，然而，文人的怀才不遇却在近代表现得最为突出，其源盖出于人口压力及科举竞争。
清代乾嘉时期，社会基本稳定，经济比较繁荣，造成人口迅速增长，使近代面临着巨大的人口压力，而近代的科举功名数额却没有相应增加。在17世纪末，即康熙中期，中国人口大约是一亿五千万。到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前夕，中国人口已激增到四亿三千万左右。在这一百多年间， 中国人口翻了将近两番（《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 第115页），而科举名额的增长幅度却远远低于人口的增长幅度， 有时甚至反呈下降趋势。
笔者据《明清进士题名碑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一书，分别对18、19世纪录取的进士人数作了统计。18世纪共举行会试43次，总计录取进士9211人。19世纪共举行会试47次，总计录取11859人， 仅比18世纪增加2648人，增长幅度为28.75%。
如果再深入一步，就会发现有了新的问题。以18世纪为例，其前五十年共举行会试20次，录取进士5320人；其后五十年共举行会试23次，录取进士3891人，反而比前五十年减少1429人，其减少幅度达26.86 %。也就是说，18世纪后五十年虽然会试次数略有增加，但每次录取的平均人数却大幅度下降。据笔者统计，在18世纪的前五十年，平均每次会试录取进士266人，录取最多的一次是乾隆元年（1736年）丙辰科， 达359名（含博学宏词科15名）。在18世纪的后五十年， 平均每次会试录取人数只有169.2人。录取人数最多的一次是乾隆十六年（1751 年）辛未科，计243人，还达不到前五十年的平均数。而录取最少的一次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癸丑科，只有81人。统计发现，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庚辰科起，会试录取名额开始大幅度下降，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己酉科起，竟一连三科录取名额不足百人。
再看19世纪。该世纪前五十年共举行会试25次，录取进士5726人，仅比18世纪同期多录406人，增长幅度只有7.63%， 平均每次会试录取229人，远低于18世纪同期的平均数。19世纪的后五十年， 共举行会试22次，录取进士6133人，比18世纪的前五十年多录813人， 增长幅度为15.28%，平均每次录取278.8人，也只是略高于18世纪前五十年的平均数。在19世纪的前五十年中，从1802年的壬戌科起，录取人数开始逐年减少，至1836、1838、1840 年的三科降至最低点， 每科录取最多只有194人。在19世纪的后五十年中，从1859年到1863年的连续四次会试， 每次录取也都不超过200人。
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会试录取名额中，各有一次或两次的大幅度下降期。18世纪的下降期出现在后三十年，即1769年至1796年。19世纪的下降期出现过两次，第一次出现在1836年至1845年之间，第二次出现在1856年至1863年之间，均在该世纪的中叶。
18世纪的下降期正处于乾、嘉之交，19世纪的两次下降期分别处于道光中后期及咸、同之交。以上三个时期恰值清朝历史的几个重要转折阶段。乾、嘉之交是清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期，其时天下骚动，乱象渐呈。道光中后期正值鸦片战争前后，咸、同之交正值太平天国战争。可见，这三次下降期的出现，并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历史规律使然，是清王朝政治腐败的必然现象。
清朝统治者也正是在这里出现了严重失误。
科举考试是中国文人的传统入仕之路。值此历史转折时期，多数文人都企盼博取功名，有所作为，但清王朝恰在此时大幅度减少录取名额，使得文人金榜题名难上加难。在19世纪，不仅进士难得，就连举人、生员（秀才）也是竞争空前激烈。清制，只有监生和贡生（均属生员）可以捐纳，而进士、举人的功名是不准拿钱买的；中了进士即有官可做，中了举人也有希望做官，只是官职大多卑微，而且机会极少。然而，统计数字显示，
从清初的顺治二年（1645 年）到晚清的同治九年（1870年）这二百多年间，各省乡试的额定取录人数几乎没有什么增加。据晚清黄钧宰所记江南乡试，“江南合两省（江苏、安徽）为一，与试者多至万六七千”，而同治九年江南乡试中额仅为178人， 与应试者之比约为1:100，其取中之难可以想见。至于会试取中与应试举人之比， 大约是1:30（《清代科举制度研究》第62至65页）。
功名利禄所在，文人趋之若鹜，得之则荣，失之则辱。在封建社会，读书、应试、入仕几乎是士子唯一的本业，一旦金榜题名，真个是“天上人间一霎分，泥涂翘首望青云”。然而，毕竟是得意者寥寥，失意者众多。迨自19世纪以来，当是得意者更少，失意者更多。这样，就把越来越多的士子关在仕宦的大门之外，使之穷老尽气，终于布衣。科场失意的士子，因别无谋生手段，则上者为幕僚，中者为选家，为塾师，为讼师，为包揽（包税人，代办税收），下者沦为巫卜星相者流。一言以蔽之，下层文人是也。
君子小人之辩
在近代，文人们常常围绕着两个题目作文章，一个题目是义利之辩，一个题目是君子小人之辩。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利之辩实际上就是君子小人之辩，而有关文章的共同主旨都是“君子不胜小人”。如果把这些文章都搜集起来，足可编成一部极厚的集子。
这里不准备列举那些被摒弃于进士、举人之外的文人的文章，而举三位曾侥幸中了进士，又当了官的文人为例，看看他们的心境如何。这三位文人是孙鼎臣、俞樾、李慈铭。
孙鼎臣（1819—1859年）是道光三十五年（1845年）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为从五品。俞樾（1821—1907年）是道光三十年（1850年）进士， 曾以翰林院编修（正七品）出任河南学政。 李慈铭（1830 —1894年）是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从五品。孙鼎臣以诗文名，写有《君子不胜小人论》。俞樾是一代饱学鸿儒，写有《君子论》三篇。李慈铭也是诗文名家，写有《暨艳论》。
孙鼎臣文章的主题是“君子不胜小人”，即“君子之胜小人，事之偶然；小人之胜君子，事之必然”。他分析道：
君子之待小人也严，其防小人也疏。恤朝廷之大局，顾生民之元气，其去小人也又常缓。小人则不然。天性刻深，常先发制人而不后于事。投间抵隙，竭谋并命，而不遗余力。以密伺疏，以疾击缓，虽寡可以胜众，虽弱可以胜强。历观古今小人，其所以间君子者，曰是为名也，曰是为党也；位卑曰“干进”，势盛曰“揽权”。夫揽权、干进者，人主之所恶，而党与名者，又人主之所疑。动之以所疑，触之以所恶，其说有不入，而谮有不行哉？……小人之陷君子，不一其术，而出于必胜则同，不亦甚可叹也哉！夫君子之进，小人之所畏也。君子进而小人知所畏，国家之福也。然而畏之深则处心积虑，如鸷虫猛兽之蕴其毒，如涧溪之水，阻于碕岸崖谷之间，盘纡郁怒，不横决伤人不正。 况于阴阳盛衰之会，否泰剥复之际，国是未定，邦本未坚哉！
他感喟君子越来越少，而“为小人者日益以多”，“术无不售”，无怪乎那些“识微之士”“太息痛恨，甘与世绝而不悔”了。
俞樾的《君子论》从另外一个侧面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君子受恩必报，所以有权有势的小人常乘君子“穷窘危迫之际”给以救助，而君子则是“一日受其恩，终身为之役”，成为“终身之感”。因此，世之大奸大恶故意笼络天下之士，“世之君子所以聚于小人之门”，结果反倒形成了君子依附小人、为小人所用的局面。
李慈铭的《暨艳论》开篇就说：“自古君子之势常绌，小人之势常赢，故治日少而乱日多。”他以三国时吴国暨艳的遭遇为例，总结出“疾恶愈严，受祸愈烈”的教训。李慈铭又认为，君子之所施，未必有裨于世，“而祸之来也，若火之燎原，不及旋踵”。他因此主张君子待小人要宽厚一些，使小人也能效其一技之长，为君子所用，这样才有可能“怨祸不作，而国家受其福”。
从孙鼎臣的君子、小人势不两立，到俞樾的小人笼络君子，再到李慈铭的君子、小人相容相安，我们可以依稀追寻到近代文人对这一问题态度变化的轨迹。孙鼎臣的文章写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俞樾的文章大约写于咸丰初年，李慈铭的文章写于光绪初年，前后相隔约三十年，横跨道、咸、同、光四朝，而他们都不得不承认“君子不胜小人”这样一个事实。孙、俞、李都曾担任政府的中级官员（俞樾所任学政一职，虽品秩较低，但其地位与督抚平行），且李慈铭身为御史，专司纠察弹劾之职，时人称他“矜尚名节，意所不可，辄面折人过。议论臧否，不轻假借苟同，虽忤枢辅不之顾”，但他竟然告诫不要得罪小人，当时政治之黑暗腐败，于此可以想见。
三位一品大员的心曲
在同治、光绪年间，最显赫的一品大员无过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三人。他们都曾以大学士衔兼任总督，手握重兵，威震一方；他们又都是文人出身，均有诗文集传世，曾国藩更是后期桐城派的一代宗师。然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三位一品大员又都各有自己隐曲的心境。
同治八年（1869年）秋天，太监安得海出都南下。清制，太监擅出都门，杀无赦。当时，安得海倚仗慈禧太后宠幸，飞扬拔扈，时人为之侧目。山东巡抚丁宝桢颇有血性，他得知消息后，一面秘密上奏，一面发兵追捕。丁宝桢先令东昌知府程绳武追蹑。程绳武在烈日下追蹑三日，终不敢轻举妄动。丁宝桢又令总兵王正起率兵追蹑，将安得海围在泰安，押送济南，而安得海自称奉太后命，前往广东“织龙衣”，威吓丁宝桢是自找苦吃。不久，朝旨下，丁宝桢将安得海就地处死，并诛其党羽二十余人。
消息传开，天下交口称赞。李鸿章看了邸钞，矍然而起，将邸钞传示幕客，兴奋地说：“稚璜（丁宝桢的字）成名矣！”曾国藩也高兴地对薛福成说：“吾目疾已数月，闻是事，积翳为之一开。稚璜，豪杰士也！”（薛福成《书太监安得海伏法事》）。当时，曾国藩是武英殿大学士兼直隶总督，李鸿章是协办大学士兼湖广总督，可谓权倾朝野，炙手可热，然而他们对一个小小的太监却无可奈何，一再隐忍而不敢发。
左宗棠是举人出身，后投笔从戎，编练楚军，先后参与击灭太平军、捻军，其后奉命西征，击灭陕甘回军，又挥师新疆，全歼阿古柏侵略集团，为祖国收复了16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 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唯一收复失地的统帅，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他成为朝中主和派的攻击对象，事事掣肘，耗尽精力。他曾对友人刘典感慨道：
天下无不办之事，所难者，中外一心耳！自君之去，弟势益孤，譬犹衣败絮行荆棘之中，动多墨碍。近则异议蜂起。同役而不同心，言之心痗。昔卢九台（象升）有言，不肖精神志虑，因周旋世故，耗去十分之八，若得三分办贼，于事亦可有济。以弟近时所处言之，何以异是？
幸运的是，左宗棠坚持对新疆用兵的主张，得到了武英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文祥的全力支持，而文祥的坚定态度又直接影响了慈禧太后，使这位当年四十岁的皇太后作出了她一生中极为少见的正确抉择，左宗棠才得以顺利出师，终成大业。但正当左宗棠雄心勃勃，准备乘胜前进，一举收复早年被俄国侵吞的全部领土时，他却被一纸急令调回京师，兵权被全部剥夺。在中法战争时，左宗棠督师福州，派兵潜渡台湾，又派劲旅驰援镇南关，大败法军。然而，在一片议和声中，这位倔强的湖南老人终于一病不起。他留下的遗疏是：
臣以一介书生，蒙文宗显皇帝特达之知，屡奉三朝，累承重寄，内参枢密，外总师干，虽马革裹尸，亦复何恨？此次越南如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
这几位一品大员，又何曾总是心平气和？只是他们久历要职，锐气内敛，其心曲不轻易泄露罢了。这是他们与一般文人的不同之处。
狂士严咸
文人入世，志之所在。倘若希望一旦化为泡影，或者期之杳渺，则他们很可能就此消沉下去，也会有少数人由绝望而愤激，由愤激而颠狂，一变而成狂怪之士。
严咸就是一个例子。
严咸是湖南溆浦人，出身于历代官宦之家，十六岁得生员，十七岁得举人，“工骚赋文词”，“喜读史，每论古今，下笔千言”（《严咸传》，载《湘绮楼文集》卷五），由是名气大张，亦颇遭人忌。咸丰九年（1859年），他入京会试，因行文狂怪而被故意摒弃，从此行为更悖常人。平时，他腰间总是佩着一把祖父传下的日本刀，“与人坐言，辄起舞，或默默叹息，行坐不依于恒”，“独行踽踽，俗人至羞与为伍”，“虽亲戚颇厌恨焉”（《严咸传》）。他曾在朋友家留宿，早晨起床后朋友派人来邀，他突然“拔刀向之”。他的岳父家很富有，他到岳父家后，竟“登屋遗矢而去”。后来，他独自骑一匹骡子，去投奔闽浙总督左宗棠，“盛暑大病，行不肯止”。严咸要求独领一军为先锋，又请求效死战阵，均被左宗棠婉言谢绝。他急于上阵立功，遂忌恨左宗棠手下的一员爱将，准备杀死他。一次，严咸“夜入大营，逢传柝者，夺其柝，入巡抚卧内大呼，一军以为狂”。左宗棠无奈，只得将他送回长沙。
一个月后，严咸闭户自缢而死，终年二十五岁。临死前，他曾对友人哭诉道：
吾归，死矣！身不能光益祖父，殁，牖下无名，故求死锋镝，窃附于竹帛耳。天必欲吾归死乎？人死，诚亦难。命乎！命乎！莫吾信乎！（《严咸传》）
严咸之狂，有遭世人忌恨的因素，但根本原因，还在于欲求入世而不得，欲博功名而不遂。他虽以诗文才气名世，但在功名利禄方面却几乎一无所获，又被上流社会所摒弃，以致积久成郁，发之为颠狂。
严咸的情况，在近代文人中是个别的，也是极端的，但在一定程度上集中暴露了近代文人的某种心态。曾国藩说当时文人“每私发狂议”，“不过以语言欺人，思先登要路耳”（《复贺耦耕中丞书》）。严咸之狂，也未必不含“思先登要路”的意思。
黄崖教案
抑郁心理是政治离心力的反映。就近代文人而言，他们越接近社会下层，其抑郁心理一般也就表现得越强烈，这种政治离心力也就越大。人不得其用，用不得尽其才，是封建社会的一个老问题，而在近代表现得尤为突出，使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又反转过来加深了文人的抑郁心理，强化了政治离心力。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时局动荡，条件成熟，有少数下层文人就有可能铤而走险，加人反叛者的行列，把强烈的抑郁心理转化为公开的暴力反抗。在太平军、天地会和陕西回民起义军的领导集团中均有这样的文人参与。
同治年间，山东接连发生了两件文人造反的事，很耐人寻味。
第一次是刘德培起事。
刘德培是山东淄川（今淄博）人，秀才出身，当过塾师。他曾两次在家乡领导抗漕斗争，均告失败。同治元年（1862年），刘德培在家乡组建“信和团”，自称“督招讨大元帅”，号“汉王”，以生员杨训为军师，组成了一个以文人为主体的军事领导集团，聚众数千，占据淄城，屡败官军，并与捻军、幅军（咸、同之际活跃在山东南部的一支农民军）取得联系。次年，僧格林沁率部大举进攻，刘德培兵败突围，在太白山自杀未遂，被俘处死。
另一次就是著名的黄崖教案。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是唯一一次由一个学派领导的“文人造反”，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属罕见。其主角是学者张积中。
张积中字石琴，是江苏仪征人。他师承周谷（字星垣，一字太谷，自号空同子，安徽石埭人）的太谷学派，与李光炘（字晴峰，人称龙川先生）同为周谷的亲传弟子。张积中深究《周易》，旁通老释，讲求养生之道，又长于诗文。咸丰六年（1856年），以扬州一带战乱，清军江北大营骚扰不堪，张积中携眷北上，在山东肥城县西北六十里的黄崖山中定居，讲学授徒，从者目众。
同治初，捻军深入山东，山东亦大乱，避难入山的百姓达数百家。张积中命众门徒购置武器，修筑山寨，引水环山，以求自保，引起当局怀疑。同治五年（1866年），山东巡抚阎敬铭率大军万余人环山进逼，勒令张积中出山投案对质，被拒绝，官军遂发炮猛攻，张积中率众坚决抵抗，“枪石交下”，“血雨流注”，官军死伤累累。寨墙被攻破后，又进行了激烈的巷战，“合寨死斗，无一生降”（《山东军兴纪略》卷二十一）。寨民战死二千余人，张积中及其儿子张绍陵（候补知县）、男女弟子二百余人聚一室自焚而死。全寨仅存妇女儿童四百余人，且“形色洒然，笑语如平常”。张积中的弟子韩美堂等数人不幸被俘，“皆愿从师死，讯无他词”。经此大劫，而太谷学派仍传承不绝，只是从此遁入地下，“闇修实行，不鹜声气”，“守明哲之戒，慎默敛退”，类于秘密宗教了。
《皖志列传稿》卷六载有张积中为李光炘送行的四言诗一首，诗曰：“希颜希孔，希孟思曾。尼山徂矣，沦替于兹；濂洛降矣，罔或知之。吁嗟疚矣，将安振之？”周谷所撰《进学解》，亦以孔孟程朱为旨，主张“穷理尽性”。由此可见，太谷学派的核心，与当时倭仁、曾国藩等人所倡导的“理学复兴”并无二致，并未逸出“官方文化”的范畴。只是周谷、张积中等人于术数一道颇感兴趣，深夜祭神，行事诡秘，被视为旁门邪道，而在当时颇有号召力，连一些官员也登门求教，后来竟有与张积中一同自焚者。
刘德培、张积中的行为在近代文人中并不具有代表性。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文人一般还不具备铤而走险的条件。事实上，尽管普遍存在着抑郁心理，但在近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整个文人阶层依然忠实于清王朝，是清王朝统治的重要支柱。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许多文人自觉地拿起武器，组织团练，与太平军作殊死之战。湘军、淮军、楚军是镇压太平天国的三支主力部队，其统帅均由文人担任，其中的悍将也多是学者出身。“不为名儒，便为名将”，竟成一时风气。直到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
几点认识
抑郁心理是不满情绪长期郁结的结果，又是正常愿望无法实现、正常感情难以疏导的必然产物。文人们本来就是社会上感情最丰富、感觉最敏锐的一群，但社会迫使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真实感情隐去一部分或大部分，迫使他们把敏锐的感觉磨得迟钝麻木，这实在是人生的一大苦事。在这种情况下，有不少文人不得不从科举和诗文以外去寻求感情的宣泄，他们或清狂，或佯颠，或忘情于山水，或陶醉于金石，或逃于释，或乐于道，或嗜酒如命，或皓首穷经。凡此种种，无不是苦闷心理的转移，愤懑情绪的寄托。历史注定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能成为社会竞争的幸运者。
本文所说的“近代文人”是指一个社会阶层，而不是指该阶层中的个别人。所谓“抑郁心理”云云，也是对该阶层的整体而言，这是近代文人的特点之一，不管其为高官，为布衣，当大体如此。只是他们之间的“抑郁”程度颇有差别，也有质的不同。如曾国藩、李鸿章对太监安得海的不满，与宫廷内部权力之争有关；左宗棠对诸多小人之不满，与主战、主和有关；李慈铭的君子小人之辩，与他的官场经历有关；严咸的颠狂而死，与他急于博取功名有关；刘德培的揭竿而起，可谓顺应时代潮流；张积中的血战不降，则体现了太谷学派的尊严和骨气。凡此种种，似都可归结到抑郁和不满，但其间缘由却难免大相径庭，不宜简单类比。
基于对近代文人的考察，似可归纳出以下四点肤浅认识：
（一）社会的大动荡和科举竞争的空前激烈，导致文人阶层迅速分化：极少数人入仕，成为清王朝的各级官吏；多数人浮沉于芸芸众生之中，愤愤不平，抑郁终生；个别人铤而走险，公开采取暴力行动。在入仕的文人中，特别是那些担任中下级官员的，也常常心存怨望。
（二）政治腐败和社会竞争激烈，导致文人阶层的整体道德品格水准大幅度下降，成为近代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
在近代文人阶层内，可谓“人心不静，奔竞成风”。管同说：
今之士不外乎三等：上者为诗文，次者取科第，下者营货财。为诗文者，猎古人之辞华而学圣希贤，无其志也；取科第者，志一身之富贵而尊主庇民，建功立业，无其心也；至若营货财，则轻者兼商，重者兼吏，甚者导争讼，事欺诈，抉制官府，武断乡曲，民之畏之若虎狼毒螫。历观史传以来，士习之衰未有甚于今日者也。（《说士上》）
生年稍晚的曾国藩说文人企望“朝耕而暮获，一施而十报”（《原才》），可谓一语揭破。近代文人的入世，一是盼望收获越早越好，二是盼望所得越多越好。这已带上些赌徒心理。利之所在，趋之若鹜；名之所系，甘之如饴。非入仕而不得餍其名利之心，必奔竞而方能填其欲望之壑，“凡在官之人皆然也，即在野之人亦然”（胡林翼《条陈东路情况》）。
文人之思想易受社会影响，多有波动。对社会不满，逐名利不可得，都可产生抑郁；由抑郁可转为对社会更加不满，也可转为更加努力地去追逐名利。此类例子比比皆是。纵观近代社会，政局动荡，几无宁日，文人们此起彼伏，犹如转轮，其抑郁心理也随得失而强弱无定。
（三）由于上述因素，近代文风既有低沉的一面，又有愤激的一面，下层文人表现尤其突出。在部分文人身上，其文风与其人品严重背离，呈现为鲜明的二重性。评价这部分文人，既要考虑到“文如其人”，更应重视“知人论世”，以免被假象所迷惑。当时有一个叫王西庄的人，科场得意，当官后极为贪婪。有人问他：“先生学问富有，而乃贪吝不已，不畏后世之名节乎？”他得意地答道：“贪鄙不过一时之嘲，学问乃千古之业。余自信文名可以传世。至百年后，口碑已没，而著作常存，吾之道德文章犹自在也。”所以王西庄“所著书多慷慨激昂语，盖自掩贪陋也”（《啸亭续录》卷三）。
人品与文风的背离，在近代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更普遍的是，不少文人显得矫情做作，职位愈高的文人表现得愈明显。例如曾任体仁阁大学士的阮元、祁
藻二人，从他们的经历来看，他们未必没有过一时的抑郁，但他们几乎从不把这种心绪带进诗文，以致总是显示着雍容平和。
（四）由于社会动荡，也由于无法把握自身的命运，文人的抑郁心理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转化为某种怪戾之气，反而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如严咸的狂怪，太谷学派的方术。这种怪戾之气，无疑是当时社会的一种离心力，有点“世纪末”的味道。这种怪戾之气在当时的文学、绘画等领域都有反映。然而，若用“离经叛道”一语笼统评之，却又不尽适用。
总之，近代文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群体形象，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现象。倘若单从某个角度，单从某群人去考察，很可能是仅窥其一斑，而不得全豹，难以作出比较合理的阐释。本文所言，仅是对这一历史群体初步考察的一个方面，其他方面将另有专文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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