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茜·弗雷泽的政治代表权正义理论及启示
——以女性主义为视点
马素梅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
摘 要： 弗雷泽在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视域中通过对女性遭受的性别不公现象进行批判与反思，将代表权引入正义的领域，赋予代表权以成员资格和政治决策规则的内涵，在“元”层面上探讨了正义的主体、实质和程序问题，企图突破正义的民族国家框架，建立全球性民主制度，从而形成了其原创性的正义理论，与时俱进地发展了社会批判理论。而作为一名女性主义者，弗雷泽又强调政治代表权、政治决策中的性别平等，这对在全球化背景下女性谋求政治解放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
关键词： 南茜·弗雷泽；错误代表权；跨国代表权政治；女性解放
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当代著名的政治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第三代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正义问题始终是弗雷泽关注的理论主题，在与阿克塞尔·霍耐特的争论中，借鉴批评者的意见，她逐步形成了其著名的“再分配——承认——代表权”的三维正义理论。同时,作为女性主义在新世纪的杰出代表，弗雷泽也将女性解放问题置于社会正义问题的总框架中来考察。她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经济上的分配、身份、文化、宗教等的认同已无法满足当下女性群体对正义的诉求，而是应该更多地在元正义层面关注政治代表权的合法性，追求政治代表权、政治公共决策中的性别平等。这为当代女性谋求广泛的民主参与开辟了一个新向度。
一、政治代表权正义理论的提出
从古至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一直都是人们的美好愿景。中外学者也都试图从不同角度对正义的内涵做出不同的界定，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分配正义理论以及后来的以霍耐特为代表的承认正义理论。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但使经济与交往空前发展和繁荣，也使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在全球蔓延并日趋严重，社会分化和贫富鸿沟日益加剧，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政治、文化等领域的问题，社会不公问题变得愈加复杂。在弗雷泽看来，目前已有的正义理论并不能对当前各式各样的不公平非正义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她认为，罗尔斯的分配正义和霍耐特的承认正义都未能兼顾正义的不同面向，在与霍耐特的论争中，她提出了一种整合再分配和承认的二元正义论。并且，她认为只要在威斯特伐利亚框架①下，再分配和承认就构成了正义的专有维度。
但是，当这一框架受到冲击时，“再分配——承认”并不能够完全涵盖正义的所有向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急剧扩张一方面使“各政治共同体联系起来”，给世界政治格局、全球政治发展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另一方面强烈的渗透性、掠夺性决定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过程仍以各种复杂的方式重构着政治的不平等。例如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在国际经济、政治组织中的主导力，力图控制和制约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增无减；在固有民族国家疆界被全球化打破而引发的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移民权利保障问题上，尽管国际社会认可非公民居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以及寻求法律保护的权利，但多数国家并不承认他们享有同等政治权利，尤其是参与政权②。“而如何保护女性跨国劳动力及以家眷身份迁徙的女性权益则更为紧迫；即使在许多西方国家，尤其是新自由主义国家内部，制度障碍所造成的‘政治空间的分割’使女性、穷人、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或边缘群体也被排斥在‘政治共同体’之外而无法获得政治平等参与权。”③正如弗雷泽所言：“无论问题是全球变暖，还是移民、妇女权利，或者贸易条款、失业、反恐战争，公众舆论的当前动员很少停留在领土国家的边界上。”④99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正义的威斯特伐利亚框架已失去了它不言自明的光环，正义的主体也不再仅限于一国范围内的公民。这一变化促使正义框架问题的政治化凸显，有必要重新对正义框架问题进行反思，故而正义的“谁”这一问题成了全球化背景下弗雷泽正义理论所关注的重点。
七月初一，人都到东头跑水。东头有个高岗，岗上有棵老柿子树。柿子树特别粗壮，几个人都合抱不了，据说是汉代就有了。村里的老年人说，当年刘秀被王莽追杀时就在这老柿子树底下歇息过。这片高岗，也是村里的最高点，古人把这里当作他们祭祀天地的坛。杨小水的爹带着奶奶、娘、两个弟弟还有她都来到高岗上。杆子还指着小水开玩笑，说你们看清楚，来的是小水可不是大水，不要怕！高岗上的人都笑了。
弗雷泽指出：“(再分配与承认——引者加)这种二维的正义理解至今为止对我来说仍然是正确的，但是，我现在相信，它并不能走得足够远，……一旦这一框架问题陷入争论之中，那么，结果必然是，正义的第三个维度逐渐变得清晰起来，这个维度是我以前的工作中所忽略的——在许多其他哲学家的工作中也是如此。”④17她发现，除了经济、文化维度上的非正义外，还存在一种严重的政治不公，她将其称为“错误代表权”。因此，她引入了正义的“政治”维度——代表权，着重探讨正义的框架和程序问题。
二、弗雷泽代表权正义理论的主要内容
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政治不公现象进行批判和省思，弗雷泽将代表权引入正义领域，赋予代表权以成员资格和政治决策规则的内涵，在“元”层面上探讨了正义的主体、实质和程序问题，企图突破正义的民族国家框架，建立全球性民主制度，从而形成其原创性的正义理论。
(一)代表权正义的内涵界定
弗雷泽是在两个层级上界定“代表权”的，一方面，就政治决策规则而言，代表权涉及有关正义的争论如何裁决的问题，比如竞选规则这些令人熟悉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拥有政治发言权，也就意味着拥有政治发言权与民主责任的直截了当的意义，弗雷泽称之为“普通—政治代表权”；另一方面，弗雷泽是在建构性的意义上使用“代表权”一词的，它涉及的是有关边界与框架正义新近凸显出来的问题，即正义的主体与框架问题，弗雷泽将其称为“建构性政治”。弗雷泽认为政治代表权是正义的“元”问题，相对于正义的其他维度而言，正义的政治维度更具有优先性。只有弄清楚了政治代表权问题，正义的其他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这是由于代表权解决的是谁有资格参与有关正义的争论问题，正义的经济文化以及其他维度的范围都由政治代表权所决定，它告诉我们谁有资格参与公正分配和相互承认的成员圈子。在弗雷泽看来，正义的最一般含义是参与平等，那么政治代表权正义就意味着所有参与者具有平等的政治参与权，而与此相对应的政治不公是错误代表权或政治失语。
(二)女性遭遇错误代表权的表征
3.建立全球民主制度
在弗雷泽看来，全球化时代由于正义的民族国家框架剥夺了一些女性群体的平等参与权，使得她们遭受到了典型的跨国不公正，所以女性的解放不能仅限于民族国家内这一隅之地，女性主义者应该与其他进步力量一起积极地反对跨国不公，建构一种跨国政治。因此这也启发我们：在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要用国际视野来看待女性解放问题，不仅要注重对女性在国内公共事务和协商机构中的平等代表权的获得，更要自觉地把自身解放问题融入世界性女性解放运动的浪潮中。
1.普通—政治错误代表权
在弗雷泽看来，当政治决策规则错误地发挥作用，剥夺了某些人作为平等主体的全部参与机会，这种非正义就是普通—政治错误代表权，属于政治不公正的表层范围，它通常发生在民族国家内部。
然而，她的代表权正义理论也有其局限性。第一，弱化了经济因素在性别非正义中的根本性作用，钝化了弗雷泽批判理论的有效性。弗雷泽认为，政治代表权同再分配和承认一起构成了正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维度，并且具有优先的地位，这一点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这一原理。虽然弗雷泽和其他批判理论家一样都意识到了承认正义诉求和代表权正义诉求的重要性，但她并未看到经济因素才是引起社会冲突的深层根源。然而事实是，西方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给其他国家所带来的伤害首先是经济层面上的，其次才是文化和政治层面上的。从这一点来看，弗雷泽代表权正义理论的建构掩盖了代表权正义背后的经济根源。经济因素在正义理论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弱化，钝化了弗雷泽正义批判理论的有效性。在她们看来，经济维度上的不公和文化维度上的不公之后是政治维度上的不公，致使一部分人同其他人一样参与社会交往的机会被剥夺，她们只注意到了某种社会结构调适了人们之间的关系，却并未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置于社会物质条件中来把握，忽视了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割裂了经济领域与文化领域、政治领域之间的相关性。第二，弗雷泽提出的要打破正义的领土国家框架，过分强调建构后威斯特伐利亚框架的设想值得斟酌。尽管科技、贸易、资本等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给民族国家的治理带来了冲击，影响着我们讨论正义的方式，但是过分夸大建立跨国政治的必要性是有失偏颇的。当代世界全球化的经济和文化关系没有发展出与之相应的新的政治形式，因而全球化的经济过程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体系作为其政治保障的。⑦5
在民主决策的制定及公共商谈中，女性作为平等主体的声音遭到了明显的否定。即使女性被包含在政治共同体内，女性在决策层中所占的比例也是极少的，并且在表达自己诉求的时候，她们的发言往往会被忽略或蔑视。弗雷泽在《性、谎言和公共领域——反思克拉伦斯·托马斯的确认》一文中所提到的托马斯——希尔事件⑤，就是西方国家在政治决策中对女性诉求忽视的典型例证。虽然美国的宪法上写着“人人生而平等”，但是他们只是获得了形式上的平等，遭遇着实质上的不平等。在托马斯——希尔事件中，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安妮塔 ·希尔具有同男性一样的参与政治决策讨论的机会，但在实际过程中她的诉求却遭到了否定，女性并没有作为主体对自身权益进行申诉和主张，而是在其中作为一个对象遭到了文化上的蔑视和攻讦。⑥
From the above analysis,we can see that foreign scholars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the range of phonological awareness,but substantial researches are concerned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reading and phonological awareness.
（3）是满足杭州港港口转型升级的需要。近年来，杭州港呈现出飞跃发展的态势，但其规模化、专业化泊位相对较少，码头功能相对单一，机械化水平和装卸效率相对低下，集疏运通道不完善、内河航道通航等级不高，缺乏与其它周边港口的互动发展，港口服务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能力较低，与转型升级发展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为了拓展服务功能，完善港口运输系统，改善港区环境，实现转型升级，建设综合性内河强港，杭州港迫切需要从其地缘优势、区位优势、资源优势、综合交通体系完善优势和港口集疏运通道便利等方面优势的战略高度来审视和研究杭州港的发展，使杭州港后发优势能得到充分发挥，以适应港口转型升级发展的新要求。
昨天，我亲眼看到他不到五分钟就把德鲁打趴在地，德鲁的脸到今天还青一块紫一块，这就足以证明皮特厉害，更何况他还比我高三十多厘米。
当政治共同体边界的设置方式错误地完全剥夺了某些人参与共同体关于正义权威争论的机会时，政治不公就产生了，弗雷泽称这种不正义为“错误建构”。它属于错误代表权的第二层级，是错误代表权的深刻表现形式，这种政治不公通常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
弗雷泽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中，由于正义的现代领土国家框架被错误地强加在跨国资源上，领土国家的政治共同体错误地将领土国家之外的女性排除在外，进而剥夺了女性平等参与政治活动的可能性或机会，使得她们遭受了政治上的错误建构。比如，美国的一些女性移民是很难找到工作的，即使找到工作，也是一些低端并且低酬劳的工作。妇女移民同男性和其他女性工人相比更容易受到歧视，身在国外，并不能被赋予同移入国公民同等的权利保护。在弗雷泽看来，现代领土国家框架以阻止妇女挑战压迫他们的各种势力的方式瓜分了政治空间，并且将女性的诉求引入相对无权国家内政领域，这种框架使得国家之外的权力免受批判和控制。在弗雷泽看来，正义的国家领土框架是政治严重不公的一种重要手段。
(三)实现政治代表权正义的路径
弗雷泽认为在全球化的历史境遇中，女性除了遭受经济、文化方面的不公平非正义外，还有严重的参与不平等问题，它源于制度化的社会政治结构的障碍，并且这种不公是“元”层面上的。如果代表权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正义的其他问题也无法解决。为此，弗雷泽提出了消除代表权非正义的替代方案。
1.通过对话，打破正义的霸权逻辑
在怎么实现正义的问题上，弗雷泽认为，既要能够反映全球化背景下人们围绕正义诉求产生的各种争端，又要能够发挥实际矫正的功能。首先，她反对诉诸权威独断解决有关正义的争端，主张在自由自在的、包容的公共讨论中实现社会正义，这就将正义的实现途径建立在平等的对话的基础上。在弗雷泽看来，非常规时代的正义理论必须公开放弃在先前居于主导地位的表面化的两条路径。第一，非常规时代的正义理论必须将居于主导地位的假设悬置起来，这一假设认为决定正义逻辑的是国家强力和私人精英。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观点在常规的正义中是不容置疑的，在当时，关于“谁”的正义的争论是相当少的。由于声称它们在决定“谁”的过程中拥有话语权，所以，它们同时正在将占支配地位的“怎样”理论化。因此，除了它们的其他要求外，这些运动还要求更多的东西：创立处理有关非常规时期的正义建构争端的新的非支配性程序。第二，非常规时期的正义理论必须抛弃“科学假设”的东西。这一假设认为，经验事实的简单问题的规范决定正义框架的设置。但是，弗雷泽认为，在非常规时代，关于框架的争端不能简化为经验事实的简单问题，因为历史性解释、社会理论以及规范化假设是事实诉求的必要基础，而它们本身却是处于争议之中的。此外，在非正义的条件下，在主流中被看作是社会“科学”的东西，可能很好地反映了这种视角，并且掩盖了特权者的盲点。在这种情况下，采用科学假设是冒着封杀弱势地位者诉求的风险的。因此，非常规时代的正义理论必须拒绝这种假设。这两种预设都共享了一个前提，即通过诉诸权威(要么诉诸权力，要么诉诸科学)来为争论设定框架。而弗雷泽认为，非常规时期的正义理论是要拒斥有关正义问题的“霸权决策”规则，以对话和协商方式民主地解决框架性争论。
2.建立跨国政治代表权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女性主义者意识到跨国力量对妇女的攻击性，所以，他们反对仍停留在正义的领土国家框架，认为如果还将领土国家视为正义的理所当然的框架的话，那么就不可能充分挑战性别不公正。因为这种框架将正义主体仅限于一国之内的公民，所以，它系统地将建构跨国社会关系的性别不公正的跨界资源变得模糊不清，最后将溢出了领土边界的塑造性别关系的所有力量排斥到正义的范围之外。因此，弗雷泽指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正义的威斯特伐利亚框架已失去效用。在全球化背景中女性要取得代表权，获得平等参与公共领域活动的机会，就必须要反对错误建构。弗雷泽呼吁女性主义者要建立一种跨国的代表权政治。重构跨国政治空间，“女性主义者必须与其他进步力量一起，创立跨国层面上的平等的、性别敏感的社会福利保护；他们必须与同盟者一起，将再分配政策与平等、性别敏感的政治承认整合到一起”④132。
作为女性主义者的弗雷泽，敏锐地捕捉了女性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遭受的政治不公，并将其指称为“错误代表权”。在她看来，女性遭遇的政治不公主要包括普通—政治错误代表权和错误建构。
无论是在单一领土国家框架下采取对话和协商的方式来实现女性代表权正义，还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打破正义的领土国家建构的框架，建立一种跨国的代表权政治的主张，都是弗雷泽重视女性参政机会平等的体现。不仅如此，弗雷泽还强调要从制度上来保障女性参与公共领域活动的结果平等。在弗雷泽看来，通过对话来实现参与者之间的平等关系仅仅是一种思路，它并不构成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需要设想一种能体现对话并且具有约束性的解决方案，为此，弗雷泽主张建立全球民主制度，以确保正义的实现。然而遗憾的是，弗雷泽并未对全球民主制度的设计与工作方式进行深入的阐述，她认为，当前提出“这个建议的整体概念结构也是比细节更重要的”。④78
三、弗雷泽代表权正义理论的价值及启示
弗雷泽将代表权正义置于其三维性别正义的总框架中来考察女性受压迫的状况和解放的路径，这不仅给有关正义的争论带来了变革，也为我们在全球化时代追求性别正义，实现女性解放提供了借鉴意义。
(一)理论价值
首先，弗雷泽将代表权引入正义的领域，并将其视为正义的政治维度，这给正义理论带来了极大的变革，丰富了正义理论。具体而言，在关于正义的“什么”的争论中，代表权的引入使得正义的诉求不仅限于公正的分配、互惠的承认，还包括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在关于正义的“谁”的争论中，使得正义理论突破民族国家视域，开始在全球化的历史视野下思考正义的主体问题，事实上这也与时俱进地发展了社会批判理论。
对比正弦波供电,当逆变器供电时,开关频率附近噪声增加较大,噪声的最大幅值点均出现在0阶和8阶固有频率附近,逆变器供电电流在0阶和8阶固有频率处的振动和噪声都大于正弦电流。
其次，与其他正义理论家不同，弗雷泽并未从一开始就设计出一个秩序良好的正义社会，而是基于资本主义国家中性别非正义的事实，从制度结构层面，特别是从政治权力结构方面来探究女性等弱势群体所遭遇的非正义，致力于探析其根源，从而提出矫正路径，这正是她的正义理论的独特与深刻之处。
最后，弗雷泽代表权正义理论的提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从政治结构层面反思女性解放问题的视角。在她看来，女性所遭受的不正义，不仅源于性别构建上的不合理的劳动分工体系和性别所构建的错误的文化评价体系，还深深根植于资本主义社会国家中的政治权力结构，然而这一点常常容易为人所忽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女性遭遇的种种跨国不平等促使弗雷泽开始质疑正义的民族国家框架的合理性，建构出了一种跨国代表权政治的设想，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全球化视角思考性别正义问题的方法，如使我们关注贫困女性化和女性政治失语或无权化的问题。
注 释：
(二)理论启示
在弗雷泽眼中，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女性在单一领土国家框架下，被由男性主导的社会交往和公共事务框架错误地排除在公共决策过程之外，具体而言，就是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和体系否定了女性以平等身份参与政治决策的可能性或机会，如单名选区制、赢家通吃、第一名过关制、得票多者获胜等制度，使得女性和在人数上占少数的群体的平等权利受到了限制。虽然西方国家制定了相关规则，如性别差异规则和性别配额制等，但基于性别的分配不公与错误承认相联系的时候，弗雷泽便开始质疑这些规则对促进女性的平等政治参与能否发挥补救性功能。
2.女性遭遇的错误建构
弗雷泽提出跨越国界建立跨国政治对当今国际法构成了挑战。国际法是以国家为成员单位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共同协商制定的具有国际约束力的规范，要在国家之间达成共识或相互妥协才能通过，并且国际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国家之间无管辖权，试图超越国家的理论建构宛如“天方夜谭的神话”。这一构想尽管折射出全球化背景下性别正义问题的新特征，但过分将基于民族国家的威斯特伐利亚框架夸大为产生性别非正义的手段，值得进一步的商榷。
虽然研究弗雷泽的代表权正义思想尚不足以解决我国女性解放面临的各种问题，但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性别文化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笔者相信我们仍可以有所学习和借鉴。
弗雷泽强调，女性要彻底实现解放这一目标并不能简单地满足于经济上的独立和身份地位上的认可，还必须获致足够的政治代表权，以期有效地表达她们自身的诉求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弗雷泽作为一名女性主义者，往往从女性的特殊需要出发要求获得更多更具有实质性的代表权，并且将性别正义问题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这就预示着我国的女性解放可以追求一个更高层面的目标，即代表权正义。这就需要我国在制度立法和执行中要贯彻性别正义理念，将性别正义纳入公共政策中，进一步完善保障女性平等参与社会治理、保障女性话语权以及事实平等的实现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这也启发我们，应该把使女性获得更多的代表权作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将女性视为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2.4 心率变异性与心率减速力的相关性分析 心率变异性相关指标与心率减速力水平呈正相关(P<0.05)，见表4。
2011年春节前夕，吴霞还没有回来。江帆找人破译了吴霞的QQ密码。他浏览妻子的聊天记录发现，从2009年国庆前后，妻子认识了一个昵称“蜡笔老新”的网友。后来，两人频频相约参加一些聚众的“轰趴”，正式成为朋友。吴霞自小就练习小提琴，对乐器有着由衷的热爱，“蜡笔老新”正好精于此道，两人由此打开了话题，在网上聊得不亦乐乎，“蜡笔老新”的幽默诙谐，经常逗得吴霞哈哈大笑。在“蜡笔老新”的QQ资料栏上，公然写着“某某乐器厂总经理李辉”。江帆一看，怒从中来，这个李辉，不就是自己的高中同学么？
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绿色金融是顺应国际金融市场发展趋势、推动世界各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要求。绿色金融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更强调人类社会的生存环境利益，它将对环境保护和对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作为计量其活动成效的标准之一，通过自身活动引导各经济主体注重自然生态平衡。它讲求金融活动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协调发展，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①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合约”奠定了正义言说的民族国家框架，“威斯特伐利亚”正义观就是指正义言说通常以民族国家为边界，正义的主体仅仅指“被领土化的公民集合体的伙伴成员”.
②宋少鹏.全球化时代与民主政治的冲突[J].学习与探索，2002，(3).
③鹿锦秋.南希·哈索克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4.
基准特征序列和行为序列的选取以长度相同的连续若干年份数据。然后基准特征序列保持固定不动，行为序列在时间轴上每次以1年为单位向右平移，移动时间步长记为T，分别计算相应的灰色绝对关联度。定义X0和Xi的灰色绝对关联度计算公式为：
④南茜·弗雷泽.正义的尺度——全球化世界中政治空间的再认识[M]. 欧阳英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99.
与其它化学消毒剂相比，SAEW杀菌后可完全还原成无毒、无残留的普通水，排放后对环境无任何污染，对生态环境不会造成危害，而且制作成本低廉，使用简单方便[13]。但单独使用SAEW，药浴后蒸发较快，尤其是冬天可能引起奶牛的干裂和冻裂等缺点。本研究旨在SAEW内加入甘油而研制一种安全、对环境友好、无残留、成本低廉并且能够保护皮肤的新型药浴剂。
⑤1991年，克拉伦斯·托马斯，一位黑人保守主义者，被乔治·布什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然而，在依例规定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大法官确认听证会上，他曾经的助手安妮塔 ·希尔，一名黑人女性法学教授，指控托马斯曾对自己进行过性骚扰，该事件当时在美国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结果并没有阻止托马斯的上任，不仅如此，希尔的指认反而遭到了公共领域的蔑视和攻击.
⑥杨礼银.女性公共领域如何可能?—论弗雷泽对哈贝马斯的批判[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18.
⑦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5.
Nancy Fraser 's Theory of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Justice and Its Enlightenment
MA Su -mei
Abstract :Nancy Fraser criticizes and reflects on the gender inequality suffered by women in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ization's world history, and introduces the right of representation into the realm of justice, giving the right to represent the connotation of membership and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rules. On the level of "meta", it explores the subject, essence and procedural issues of justice, attempts to break through the framework of the nation-state of justice, and establishes a global democratic system, thus forming its original theory of justice and developing social critical theory with the times. As a feminist, Nancy Fraser emphasizes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and gender equality in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This has certain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or women's political emancipatio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Nancy Fraser; wrong representation; transnational representation politics; female liberation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750( 2019) 04-0012-08
收稿日期： 2019-05-26
作者简介： 马素梅，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
DOI :10.19327/j.cnki.zuaxb.1009-1750.2019.04.002
责任编校：孙咏梅，裴媛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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