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美学的本体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论文,美学论文,中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1)04-0022-05
中国有着五六千年的文明史，有着极为丰富的美学思想。而且中国古代的美学在世界美学之林独树风采，对亚洲、欧洲的美学有着重大的影响，这是众所公认的。但是中国在20世纪前并没有形成一门可以称之为美学的学科。现代形态的美学是从西方传入的。美学是以研究人类的审美活动为任务的，审美活动中美是关键词，美的创造与美的欣赏是美学研究的中心。因此，美的本质、美的本源、美的特征是美学本体论所要研究的三大问题，而美的本质是美学本体论的中心问题，所谓美的本质即美为何。美的本质与美的本源是不同的，美的本源是说美何来。美为何与美何来，都属于美学本体论问题。
20世纪，中国的美学家们对美学的本体论作了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虽然观点各一，但大致可以分成五大类型。
一、情感本体论
情感本体论可以梁启超与朱光潜为代表。梁启超直接谈美学的言论不多，但他的人生观却基本上是美学化了的。他很看重美在生活中的地位。他说：“美是人类生活一要素——或者还是各种要素中最要者，倘若在生活全内容中把美的成分抽出，恐怕便活得不自在，甚至活不成。”（《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中华书局1941年，第22页）对美的本质，梁启超在谈文学与艺术的美时，间接地谈道：“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情感这样的东西可以说是一种催眠术，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中华书局1941年，第71页）梁启超如此推崇情感在文学中的地位，可以推测他是将情感看成艺术美的基本要素的。至于人生观，梁启超标榜“趣味主义”。他说：“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是甚么主义？’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平生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梁启超以“趣味”做人生意义的根柢，是很耐人寻味的。梁启超还谈过对事业的态度，他认为，人不仅要“敬业”，而且要“乐业”。“趣味”、“乐”当然有理性存在，但其表现形态却是情感。不管从艺术观，还是从人生观来看，梁启超都是以情感相标榜。
朱光潜先生早期的美学观点是以情感为本体。他说：“美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面：但这种关系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在物为刺激，在心为感受，它是心借物的刺激来表现情趣。”这里说的“情趣”，就是美之本，“物”只不过是情趣的表现形式。他还说：“美就是情趣意象化或意象情趣化时心中所觉到的‘恰好’的快感。”（《朱光潜美学文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153页）在他看来，美感与美是不可分的，而美感又是不能离开快感的。
主张情感为本体的还有吕澂。吕澂先生持移情说。他认为，美的价值是通过审美态度来实现的，审美态度重在审美体验，而审美体验又来自与对象的情感交流，对象若是无情物通过移情，移情可使无生命产生生命。他说：“生命之移入，其实则感情移入也。”“美与丑判别，必有待于感情移入”。“美为积极感情移入，丑为消极感情移入。”（《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28、35页）吕澂的美学观即：情感为审美之本源，情感移入对象，对象遂有生命，若移入之情感为积极的，则产生美；若移入的情感为消极的，则产生丑。
范寿康先生也持移情说。他说：“美由感情移入而出现。”“未经我们感情移入之前，那物象既无所谓美，也无所谓丑。”（《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76页）与吕澂不同的是范先生还提出“人格”这一概念，他以“人格”代替吕澂说的“生命”。范寿康认为，人的感情可分积极与消极两类，积极的感情对人格是肯定的；消极的感情对人格是否定的。审美时若移入的是积极的感情则产生美；若移入的是消极的感情则产生丑。
情感本体论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美学观。凡主张美是主观的，或美是主客观统一的，大体上总是可以归入此说。
二、生命本体论
生命本体论也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美学观。生命本体论比情感本体论更泛一些。在生命本体论看来，情感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情感本体论看来，情感则是生命之本。
王国维的美学观是以生命为本。其美学本体论基本上来自叔本华。王国维认为，生活的本质为欲，欲的本性为无厌。而这个世界不可能事事满足人的欲念，这样，人就会痛苦。人在逐欲中，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那么，人就没有办法摆脱这种痛苦吗？有的，那就是美。王国维说：“唯美之为物，不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而吾人观美时，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21页）那么，美之本在什么呢？在“实念”即理念。理念是叔本华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叔本华认为，生命意志是世界本源，生命意志在客体化时要经过不同层次的过程，它直接的客体化即为理念，也就是王国维当年翻译的“实念”。生命意志在理念中有最完满的客体性。美作为理念的形式不是某个别事物的形式而是事物种类的形式，理念的形式就是美。那么，如何认识理念？叔本华说要用“直观”的方式，即审美的方式。它类似于中国古代哲学的“道”，它是一种生命精神。王国维将叔本华这种理论搬了过来，加以中国化。
中国当代美学大师宗白华的美学观也是以生命为本体。宗白华认为，“宇宙是无尽的生命。”“大自然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活力，推动无机界以入于有机界，从有机界以至于最高的生命、情感、感觉。这活力是一切生命的源泉，也是一切美的源泉。”在宗白华看来，生命不只是人有，自然也有。因而他说的生命类似于一种宇宙的精神。关于自然美与艺术美，宗白华认为，自然美是本。他说：“自然始终是一切美的源泉，是一切艺术的范本。”（《美学与意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6、112、57页）
“性学大师”张竞生也可以归入生命美学一类。他说，生命的发展，得环境的物力同化为它的能力，视为“储力”，向外扩张为“现力”。储力贵在吸收，扩张贵在发展。美的原则就是“用力少而收效大”。张竞生说的生命与宗白华有所不同，宗白华的“生命”是一种宇宙精神，张竞生的“生命”则是人的生命。他认为“美是人造品”。自然美是人的生命力扩张的产物。“凡能领略人造美的人自然能扩张这个美趣，去领略那无穷大和变化不尽的自然美。因为自然美之所以美，不在自然本身，乃在人看它做一种人造美与我们美感上相关系，然后自然美才有了一种意义”。（《张竞生文集》上卷，广州出版社1998年，第32、31页）
80年代末，潘知常提出生命美学，更多地带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意味，杨春时提出生存美学，则更多地强调生命的超越意义。
三、社会本体论
社会本体论美学可以鲁迅的后期为代表。鲁迅后期转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在社会观上则主张阶级论。他的美学观点大都表现在文艺批评上。关于文艺批评的标准，他说：“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428页）“美”、“真实”、“前进”就是批评的标准。鲁迅主张真善美三者统一。他还认为，“助长生活的一切是真是善，也是美。”真，指的是对生活本质的把握；善，鲁迅指的是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美，除了真与善的统一外，它还有形式上的特殊要求。在具体谈到美时，鲁迅针对片面鼓吹美的超功利性的观点，指出：“社会人看事物和现象，最初是从功利底观点的，后来才移到审美底观点去。在一切人类所以为美的东西，就是于他有用——于为了生存而和自然以及别的社会人生斗争上有着意义的东西。”鲁迅他还说：“美底愉乐根柢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见得美了。”可见美虽然以超功利的形式出现，其本质还是功利的。因为“并非人为美而存在，乃是美为人而存在。”（《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63页）
另外，周扬是当时重要的文艺理论家。他在美学上坚持社会功利论，在这点上他与鲁迅是一致的。
四、自然典型本体论
这种美学观以蔡仪为代表。蔡仪在1948年出版了《新美学》，最早提出“美是典型”的观点。蔡仪的“美是典型”说，可以分成两个层次。第一，美是客观的。蔡仪说：“美在于客观的现实事物，现实事物的美是美感的根源，也是艺术美的根源。”（《新美学》，群益出版社1948年，第17、80页）第二，美是典型。蔡仪说的典型，是一般与个别的统一，但这个统一中的一般是最为充分的一般，而且是显著地被揭示出来。他说：“在典型的事物中更显著地表现着现实的本质，因此我们说美是客观事物的本质，真理的一种形态，对原理原则那样抽象的东西来说，它是具体的。”（同上）这就是说，美的本质其实是真，只不过这真是具体的。蔡仪的美是典型，也可以换成美是真理的形象。他在五六十年AI写作的文章中，对美是典型做了一些补充。他说，“不是认为一切种类的事物都一定有典型，相反的，许多事物虽有种类却不能有典型。”（《美学论著初编》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517页）他讲的不能有典型的事物，主要是低等的动物。蔡仪的这种美学本体论与上面那种以社会功利为本体的美学观有所不同。尽管这两种美学本体论都讲真与善的统一，但社会功利本体论的真善统一是重在善，而自然典型本体论的真善统一是重在真。
冯友兰认为：“有美之理，凡依照此理者，即是美底；正如有红色之理，凡依照此理者，即是红底，此即是说：凡依照美之理者，人见之必以为美，正如凡依照红色之理者，人见之必以为是红底，此是从宇宙之观感点说。若从人之观点说，凡人所谓美者，必是依照美之理者，正如凡人谓为红者，必是依照红之理者。此所谓人，是就一般人说，人亦有不以红色为红色者，此等人我们谓之色盲。亦有对于美之美盲。色盲之人之不以一红色底物是红，无害于一红色底物之是红，美盲之人不以一美底事物是美，无害于一美底的事物之是美。”（《新理学》，《贞元六书》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83页）冯友兰先生的观点有两点值得注意：1.他认为，美之本在于美之理。凡依照此理者，必为美。2.美之理应是一般的人都承认的。因此，美之理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冯友兰的美在美之理，与蔡仪先生美在典型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美是客观的。只不过，冯友兰的客观，是客观之理；蔡仪的客观，是客观之物。
五、实践本体论
实践本体论的代表人物是李泽厚、刘纲纪、蒋孔阳等。后期的朱光潜也是该主张。
李泽厚在60年代发表的《美学三题议》中，提出要以马克思的“自然的人化”的观点去认识美的本质。在70年代末期与80年代，他将自己的观点完善化。李泽厚的实践本体论美学，要点有三：1.自然人化是美的根源，也是美的本质。2.作为美的根源与本质的“自然的人化”不是指自然的精神化，而是指人的物质性生产活动。前者的人化只与美感相联系，与美的本质没有关系。3.“美是自由的形式。”自由是对必然的支配，形式首先是主动造形的力量，其次才是表现在对象外观上的形式规律或性能。“所谓‘自由的形式’也首先指的是掌握或符合客观规律的物质现实性的活动过程和活动力量。”（《美学四讲》，三联书店1989年，第69页）
朱光潜也是在60年代提出要以实践的观点来认识美学的基本问题的。他说：“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看，‘美感’起于劳动生产中的喜悦，起于人从自己的产品中看出自己本质力量那种喜悦。劳动生产是人对世界的实践精神的掌握，同时也就是人对世界的艺术的掌握。在劳动生产中人对世界建立了实践的关系，同时也就建立了人对世界的审美关系。一切创造性的劳动（包括物质生产与艺术创造）都可以使人起美感”。（《朱光潜美学文集》第2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290页）朱光潜与李泽厚实践本体论的根本不同就在于，朱光潜说的实践是包括艺术创造在内的；而李泽厚说的实践是不包括艺术创造的，在他看来，艺术从本质上来看，是精神性的活动，是第二性的，它与作为物质性的生产实践有本质上的不同。朱光潜说的美源于实践，是将实践作为人掌握世界的艺术方式。既然实践是一种艺术性的掌握世界的方式，那当然也就是美的本源了。他谈美不离艺术，这是他的一大特点，他认为美是艺术的特性，自然美也是一种艺术美，只不过是一种雏形的艺术美。
刘纲纪是实践美学中的重要人物。刘纲纪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但是一种认识论而且也是一种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不仅是自然的本体，而且还是关于人类社会的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存在的学说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在人的本体论方面，人类的社会实践构成人类历史的本体，即实践本体。刘纲纪的实践本体与李泽厚的人类学本体有所区别。刘纲纪认为，“人类学”这个词是含糊不清的，既可以赋予它马克思主义的含义，也可以赋予其他的含义。（参见：《传统文化、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113页）在对实践的理解上，刘纲纪不赞成将它泛化。他对实践的理解是：实践是以自然为基础的物质性的生产活动，即人的劳动。人的实践本质上是一种感性的自由的活动，而且也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人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支配和改造。由实践所规定的人“既是自由的存在物，同时又是社会的存在物”。这是刘纲纪探索美的奥秘的出发点。关于美的本质，刘纲纪的看法是：“美是在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基础上，从必然到自由的飞跃所取得的历史成果……美是人在他生活实践创造中所取得的最高的自由的感性具体表现。而人类的审美与艺术活动的终极目的，就是要不断促进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美学与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2页）美作为自然人化的产物，它一方面是可以直观到的感性自然的形式，另一方面是处处透过这种感性自然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人的自由。概括起来，美是自由的感性表现。
同样持实践美学观点的蒋孔阳认为，“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这个提法是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关“自然的人化”、“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言论化出来的，作为一个美学命题，蒋孔阳是在广义上使用这一命题的。这也体现在他对美与自由关系的看法上。他认为，“美的形象，应当都是自由的形象。它除了能够给我们带来愉快感、满足感、幸福感和和谐感之外，还应当能够给我们带来自由感。”（《美学新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实践派美学都谈自由，但对自由的理解不同。李泽厚、刘纲纪的“自由”只是指对必然的认识与掌握，而蒋孔阳对“自由”的理解比较地宽泛。“自由”除了是对必然的认识与掌握外，还包括自由的想象、自由的理想等精神方面的自由。
以上本体论是20世纪中国主要的美学本体论。还有一些本体论，暂时还未形成大的气候，其中主要有：关系本体论、活动本体论、意象本体论、境界本体论、创造本体论。吴炫提出“否定主义美学”，否定，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也是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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