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PNTR时代中美贸易争端中的美国国会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国会论文,中美论文,争端论文,因素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3年下半年，中美贸易问题凸显，成为温家宝总理访美两大任务之一。在美国国内，由于选举年的来临，中美贸易问题被大肆炒作，一时之间似乎成为“中国威胁论”的又一注脚。美国国会在关于中美贸易问题的辩论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本文试图讨论的就是在后PNTR时代，国会是如何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上发挥作用的。
一、贸易问题长期以来都是美国国会关于中国政策辩论的焦点之一
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后，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非常迅速。贸易额从1979年的不足25亿美元，发展到今天的1000多亿美元，增长了几十倍。但是，与这种可喜趋势相伴的是，美国国内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始终存在着负面的声音，特别是在美国国会内部，贸易问题长期都是它关于中国政策辩论的焦点之一。
中美两国在建交时签订了《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决定双方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该协议于1980年生效后，美国却单方面根据其国内法——《1974年贸易法》中的有关规定，对中国最惠国待遇(MFN)实行年度审议。从1980年到1989年，由于冷战尚未结束，美国迫切希望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推行了改革开放的制度等原因，美国国会每年关于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投票都能顺利通过。1989年“六·四”事件后，国会对中国政府大加指责，并以此理由连续三年拒绝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但是，由于布什政府深知发展美中经贸关系对恢复美中政治关系和确保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布什总统连续三次动用否决权，支持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国力日渐增强，经济力量与日俱增，中美经贸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国努力做好各种准备，争取加入关贸总协定。1994年，克林顿总统宣布从当年起将人权问题和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1998年，经国会同意，将“最惠国待遇”改成“正常贸易关系”(NTR)。1999年11月，当中美两国签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定时，美国政府承诺将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2000年5月25日和9月19日，国会众参两院分别以237:197票和83:15票通过了克林顿政府提交的PNTR法案，结束了长达20年的对华贸易审议。
虽然PNTR法案在国会通过，且参议院的票数相差非常悬殊，但是关于是否给予中国PNTR这个问题，国会内部的辩论是非常激烈的。赞同方和反对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双方的观点归纳起来大致如下：
赞同方认为，给予中国PNTR不仅能为美国商业团体和农民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且有利于中国走向繁荣，顺利进入世界贸易组织；而且经济繁荣有利于提升政治自由的水平。
反对方将人权问题、宗教问题和PNTR挂钩，认为经济发展不能解决人权和宗教问题，中国20年的经济发展不仅没有解决人权和宗教问题，反而使情况恶化。同时，他们认为给予中国PNTR将使美国的劳工利益受到损害。
不管是赞同方还是反对方，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将中美经贸问题同政治问题挂钩，显示出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中美关系中任何非政治性问题都非常容易被泛政治化。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国会在通过PNTR议案时，附加了一些中方无法接受的条件，如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监督等，这为以后美国国会将中美经贸问题和人权问题挂钩做好了铺垫。
PNTR的签署，为中美两国的经贸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有利于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也有利于中美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后PNTR时代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就没有障碍。相反，中美贸易争端会继续存在，分歧也会继续存在，如何正确处理，对中美两国都是严峻的考验。
二、后PNTR时代的中美贸易争端与美国国会
进入后PNTR时代，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继续稳步深入发展，成为推动中美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和衡量中美关系良好与否的重要指标。但是，与此同时，中美贸易争端继续存在，而美国国会也并不打算退出，并成为这场争端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1.后PNTR时代，中美贸易争端的主要表现
(1)农产品贸易争端凸显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农产品过剩始终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中国从美国进口巨额的农产品，既有利于缓解这一问题，又有利于减少中美贸易的巨大不平衡。在这方面，中美双方的分歧主要表现在转基因农产品和美国政府对农产品的补贴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出口国，中国则是美国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但是由于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大部分大豆和玉米是转基因产品，而中国从2002年3月20日开始实施新的食品法，对大豆和玉米等转基因产品的进口实行限制，这势必会影响到中国对美国的农产品进口。
另外，2002年5月13日，美国带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农产品补贴法案正式出笼，标志着美国开始推行新的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这个法案决定在今后10年内，联邦政府将向美国农业提供高达1900亿美元的财政拨款；在2003-2008年的6年内，联邦政府将农产品财政拨款增加67%。这个法案还规定，向农作物和乳制品每年追加64亿美元的补贴，这笔补贴将在2002年冬季收割季节开始发放。（注：佟福全：“自由贸易政策的大倒退——美国农产品贸易保护新政策及负面影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2年第11期，第56页。）这个法案违反了世贸组织关于美国农业补贴上限的规定，增强了美国大豆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力，遭到了中国方面的反对。
(2)纺织品贸易争端再现
2002年，中国纺织品行业由于部分配额取消而实现了快速增长。中国对美的纺织品出口势头强劲，这使得美国国内的纺织业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9月，美国纺织生产商协会向美国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对从中国进口的5种已经取消配额限制的纺织服装产品（针织布、手套、胸罩、袍服和行李箱）重新设限。2003年11月，美国政府再次提出对中国生产的胸罩、袍服和针织布实施配额限制，进一步限制进口中国纺织品。这种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掩盖了美国纺织业本身改革进步的需要，只能导致美国进口纺织品价格的升高，损害了美国消费者的利益。
(3)加强管制对华高新技术出口
美国拥有世界一流的技术，这不仅使美国具有最强的综合经济实力，也对美国进口产生影响。美国的优势在高新技术，对中国进行新技术及相关产品的出口限制不利于美国贸易赤字的减少。而在科技推动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则有利于美国贸易赤字的减少。（注：王孜弘：“科技进步对中美贸易的影响——兼析技术进步对中国市场地位的影响”，《太平洋学报》，2000年第4期，第74页。）但是，美国始终对对华高新技术出口进行管制，在后PNTR时代，还有愈演愈烈之势。美国方面基于所谓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对对华出口高新技术心存高度警惕，不愿向中方出口超大型计算机、数控机床等中方需要的产品。2002年4月19日，美国总审计办公室(GAO)（注：GAO是美国国会下的一个独立机构，是国会进行审计、评估和调查的部门。）发布了向参议院提交的一份题为“出口限制：美国急需就中国半导体产业快速发展作基本政策评估”的报告，报告认为，中国的半导体进程非常迅速，美国的出口限制政策未能起到相应的阻止作用，所以在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和商业利益中间，应重新进行评估和权衡。（注：Export Controls:Rapid Advances in China's Semicondｕctor Industry Underscore Need for Fundamental U.S.Policy Review,April,2002,http://www.gao.gov/new.items/d02620.pdf）今年年初，美国国务院指控波音和休斯公司向中方泄露卫星技术，要两个公司交纳高达6000万美元的罚款。实际上，泄露技术之说根本不能成立，问题只是出在这两家公司违反了美国政府的所谓“运作程序”。不少企业因此干脆放弃了一些原本可以出口的产品。（注：丁刚：“中美贸易问题出在哪儿”，《环球时报》，2003年12月2日。）美国政府加强管制对华高新技术出口遭到许多商业人士的批评，充分反映出这种政策的尴尬地位，不利于美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4)贸易不平衡加剧
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后PNTR时代这种情况逐渐加剧。截至2002年年底，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据美方统计，2002年美中贸易逆差达到1030亿美元，2003年据普遍预计很可能将达到1300亿美元。如此大的逆差，使得贸易不平衡问题在中美贸易争端中处在一个颇引人注目的位置，同时也在美国国内引起相当震动，被一些利益集团利用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存在有一定的必然性。首先，中国和美国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个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各自具有的比较优势也不同，双方的竞争并不在同一层面上展开。其次，中美贸易中的转口因素值得重视。中美双边贸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香港转口的，如何处理和统计这部分贸易额也对解决不平衡问题有重要的影响。此外，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子公司对中国市场的投资并没有被算作美国对华出口额的一部分，这也造成了美国对华出口的减少。由此可见，贸易不平衡问题不是简单地调高人民币汇率就能解决的。
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波士顿接受CNN采访时说，美中贸易逆差有结构性和转移性的问题，中美双方都应该用建设性的态度来面对它，解决它。不管是在美国政治敏感时期，还是从长远角度来说，中国都将采取积极措施促进中美贸易的平衡。（注：http://www.chinese-embassy.org.uk/chn/xw/t56113.htm）这不仅表示了中国政府积极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良好心愿，同时也对美国国内某些利益集团作了很好的回应。
2.美国国会关于中美贸易争端的辩论
小布什总统上任以后，美国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特别是制造业面临着强大的生存压力。美国制造商协会(NAM)指责中国违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规定，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操控人民币汇率问题进行调查。相关利益集团还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糟糕，违反知识产权，与美国进行不公平的竞争。作为美国选民代表的国会议员们在中美贸易争端这个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他们对中国的指责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中国的固定汇率制。美国国会认为中国人民币汇率没有建立在市场基础上，中国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汇率制。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价值被低估(15%-40%)了。这有利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而损害了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对美国制造企业的损害尤其严重。（注：第108届国会中，H.Con.Res.285,H.R.3058,S.Res.219,S.1586,S.1592等议案都是与这个问题相关的。）第二，中国没有很好地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承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大豆问题、汽车问题、关税配额、出口补贴和附加税、服务行业、卫生和安全标准等。第三，中国侵犯了美国的知识产权。
国会就中美贸易争端问题进行辩论，其主要观点可以归纳如下：
(1)问题不在于要求中国改变货币政策，而应该要求国会和总统改变美国糟糕的贸易政策。这种观点认为不仅是对中国，美国对墨西哥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也都是失败的。其代表人物是来自佛蒙特州的独立派众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他认为，从1979年到2000年，美国的贫富差距已经翻了一倍。很多人不得不找几份工作养活自己，一周工作50、60个小时。现在制造业的灾难将会损害美国的未来，因为美国的中产阶级正在萎缩。所以，国会必须承认美国的贸易政策是失败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是失败的，给予中国PNTR也是失败的。桑德斯认为正确的贸易政策不仅要为大型跨国公司服务，也要为美国工人服务。中国的货币政策是问题，但不是主要问题。应该撤回给予中国的PNTR，制定一个有利于美国普通工人的贸易政策。（注：http://thomas.loc.gov/cgi-bin/query/F?r108:14:./temp/r108rsEMqh:e4241:）
(2)美国总统和行政当局敦促中国政府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承诺，值得赞扬，小布什在这方面的努力超过了克林顿，国会也应鼓励中国遵守国际社会的贸易规则。中国应放弃对人民币的操控，建立浮动汇率制，对金融体系进行改革，国会应与行政当局一起对此进行监督。美国政府应推进制造业的创新，降低成本，提高国际化程度；同时改革过时的出口控制体系、面向国外的政府采购体系等。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菲尔·英格利西(Phil English)。他在众议院提交的H.Res.414表达的就是这种想法。他强调，对中国贸易政策的批评并不代表美国采取了保护主义的政策，而是中国采取了在全球化经济中没有立足之处的营利主义立场。
(3)虽然布什总统和行政当局向中国政府施加了压力，但多停留于言辞，而缺少实际行动。国会应该督促行政当局利用各种手段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手段包括：世贸组织的年度审查，行政当局每年必须向国会递交一份关于中国遵守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承诺的情况报告（这个手段在以往用的并不好），美国贸易代表(USTR)可以就任何部门的任何问题动用301条款或直接诉诸世贸组织进行正式磋商。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密歇根州民主党众议员桑德·列文(Sander Levin)，他指责英格利西提出的H.Res.414太过软弱，要解决美中之间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必须有更为具体的办法。
(4)给予中国PNTR把中国带上了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贸易体系之路，通过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鼓励它的经济改革，这条路是对的。从中国的大量进口不仅给美国人带来了质优价廉的商品，而且它们提高了中国人的经济地位，使他们有能力消费美国的商品和服务，这对美国是有利的。任何将会损害中国进一步经济改革的措施都是错的。美国工人的利益固然重要，但是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如果美国不来引导全球化经济的发展方向，那么就将被全球化经济所引导。因此，美国必须做的就是不断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同时也必须推动国内制造业的改革。这种观点和第2种观点有所相似，只是它更强调要将中国融入到全球经济中去。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国会中著名的自由贸易支持者，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戴维·德雷阿(David Dreier)。他认为，与其指责中国，不如同时推进美中两国国内的改革。
3.对国会辩论的分析
从国会关于中美贸易争端的辩论来看，对中国贸易政策或美国贸易政策有所指责的议员基本来自于以制造业为主的各州，如密歇根、宾夕法尼亚、佛蒙特、威斯康星州等东北、中西部州。（注：根据统计，东北、中西部18个州经济产量占全美国的42%，而制造业产量占全美国的46%。Matt Kane,Olwen Huxley:Manufacturing in the Northeast-Midwest,October,2002.http://www.nemw.org/MfgStateFactSheet.pdf）虽然从1986年到2000年的15年中，这个地区的制造业取得了相当的发展，但是它在该地区经济中的重要性却逐年降低，而且制造业提供的工作岗位因为单位生产力的提高也在逐渐减少。（注：Ibid.）以桑德·列文所在的密歇根州为例。这个州在美国制造业衰退的过程中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从2001年1月到2003年9月，密歇根州失去了162,300个制造业岗位，这占到了整个州制造业岗位的18%。（注：参见列文与其他议员于2003年9月10日联名致小布什总统的信函。http://www.house.gov/levin/President.pdf）
这些议员在辩论中多通过列举数字（美中贸易逆差数、本州或本选区的失业人数、本州或本选区的倒闭企业数等）说明问题。除了少数议员对美国制造业本身存在的问题有所涉及外，几乎很少提到美中贸易之间存在的深层结构性、转移性的问题。这场辩论可以被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关于美国贸易政策的辩论，这个贸易政策不单指对华贸易政策，而是广泛意义上的美国全球贸易政策。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坚持应该通过美国的推动，加速全球经济的进程，让更多的经济体融入到全球化的过程中来，这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而反对者则认为美国的贸易政策长期以来损害了普通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使中产阶级逐步萎缩，应该重新制定。另一个层次是关于对华贸易政策的辩论，主要的焦点包括：是否应撤销给予中国PNTR——这可以被看作是当初关于给予中国PNTR辩论的继续；美国应如何利用世贸组织这个平台并推动中国的经济、金融改革；美国国内制造业应如何改革等。这两个层次的辩论互相交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中贸易争端在国会内引起的震荡和分歧。
三、国会干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手段和特点
国会干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手段主要是两种：
1.制度手段
(1)建立专门委员会对中国的经济、贸易政策和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向国会提出政策建议。
A.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这个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10月30日，最初称“美中安全评估委员会”，后根据公法108-7（2003年2月20日）更改为现在的名称，主要职责是对美中两国经济贸易关系和国家安全问题进行监督、调查并向国会汇报。具体来说，它特别关心中国是否会利用与美国的贸易顺差来大幅度提高自己的军事预算和国防开支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比例，关心中国的经济崛起是否构成对美国安全的全面挑战。（注：孙哲、邵育群：“美国国会关于中国事务的两个委员会评析”，《美国国会研究》Ⅱ，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40页。）该委员会共有12名成员，分别由参众两院领导人推荐。该委员会2003年9月25日举行听证会，称中国通过政策不公平地支持本国的制造商，违反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的规定，并操纵货币以获利，使美国出口商和制造商的竞争力受损。（注：http://usinfo.state.gov/usinfo/Archive/2003/Oct/16-651762.html）
在第108届国会中，该委员会共举行了5次听证会，（注：第一次是6月5日，关于SARS之后中国的媒体控制和经济；第二次是7月24日，关于中国的武器扩散和朝鲜的挑战；第三次是9月25日，关于中国的投资和汇率政策对美国的影响；第四次是10月30日，关于中国的能源需求和战略；第五次是12月4日，关于中国作为一个地区经济强国的崛起对美国的启示和意义。）其中和中美贸易争端有直接关系的就是9月25日举行的这一次。听证会后的政策建议报告的主旨基本上和该委员会在2002年递交国会的报告是一致的。在2002年的报告中，委员会建议成立一个由联邦政府授权的公司汇报系统以收集恰当的资料来提供美国对华贸易及投资的更加综合性的了解；建议美国充分和积极利用各种贸易工具，包括世贸组织中的各种特别保护条款来争取中国完全履行其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承诺和协议；建议国会重新启动美国贸易保护法中的超级301条款，要求行政当局在中国未能履行它的世贸组织承诺和义务的时候，确认和汇报其它可以最有效使中国市场向美国出口产品开放的有效途径。（注：美中安全审查委员会（当时尚未改名）致国会的报告：《美国与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对国家安全的影响》，2002年7月，http://www.uscc.gov/exsum.ch.pdf）
B.国会—行政中国委员会(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这个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10月，是国会给予中国PNTR时产生的副产品。由于国会一部分议员坚持美中两国的贸易发展必须建立在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考察和监督”的基础上，于是就有了这个委员会的诞生。（注：该委员会的基本工作情况和具体负责事务参见“美国国会关于中国事务的两个委员会评析”，《美国国会研究》Ⅱ，第44页。）在美国国内对美中贸易逆差日益关注的时候，委员会及时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贸易政策，于2003年9月24日举行了一次关于中国贸易政策的听证会，参加成员包括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美国商务部的官员，一些行业联盟的负责人和大学的学者。委员会主席吉姆·里奇(Jim Leach)在开幕词中说，2002年6月，该委员会举行过一次听证会，讨论中国是否遵守世贸组织的相关法律规定，但当时的结论还为时过早。而现在已经是第二年了，应该检验一下中国作为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一员进展如何了。（注：http://www.cecc.gov/pages/hearings/092403/leach.php）该委员会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此关心中国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时所作承诺的情况，关键还是为美中巨大的贸易逆差寻找答案，为国会的对华贸易政策服务。
(2)国会责成美国贸易代表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多边协议中，列入专门针对中国设置的年度贸易政策审议机制，每年向国会递交有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执行情况的报告，提出政策建议。另外，美国国会也拟在总审计办公室成立一个长期工作小组，专门负责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0个月内和1年后，对中国履行协议情况以及在修订国内法规、法律与世贸规制是否一致等方面进行审议。（注：赵瑾：《全球化与经济摩擦——日美经济摩擦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6月版，第428页。）2002年3月，总审计办公室随机对美国1000家在华有子公司或有对华出口贸易的公司就中国遵守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情况进行调查。这种调查以后将每年进行一次。
2.通过提案表达对美中贸易逆差的关切和不满。
通过提案表达对某个问题的关切是国会议员们最常用的手段。仅以第108届国会为例，到2003年年底，就有好几个提案表达了对美中贸易逆差的不满。
众议员路易斯·思罗特(Louise Slaughter)要求建立一个贸易影响审查委员会，对中国入世以后美中贸易额和对美国国内工作机会的影响进行审查，并将相关审查报告递交国会、商务部长、劳工部长和美国贸易代表。众议员菲尔·英格利西和参议员乔治，佛诺维奇(George Voinovieh)要求财政部部长就中国的汇率政策向国会递交分析报告，对中国产品征收额外关税。众议员伯尼·桑德斯要求撤回给予中国的PNTR。众议员苏·迈立克(Sue Myrick)和参议员查尔斯·舒莫(Charles Schumer)要求国会在行政当局和中国就中国操控人民币问题谈判失败后采取行动，以保护美国的利益。舒莫更是提出要对中国商品征收27.5%的高关税。
这些提案虽然并未产生法律效应，但在国会内制造出非常的气氛，似乎美国现在面临的制造业不景气，失业率居高不下都是因为中国的关系，而且还给行政当局制造压力，要求它们不断地向国会递交各种分析报告，逼迫它们在和中国的谈判中保持强硬立场。美国商务部长埃文斯在中国访问时曾说，在贸易政策上的威胁都来自国会，而不是白宫。“布什政府反对这些提案。我们不赞同这些提案。但是，这显示出我们经济中一些领域的情绪，也就是正在失去耐心”。（注：“美国商务部长表示在中国的会谈令人鼓舞”，《美国参考》，http://usinfo.state.gov/regional/ea/mgck/archive03/1030evans.htm）
从以上这些国会对美中贸易逆差关切的具体表现，可以看出国会干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特点大致如下：
(1)国会部分议员简单地把美国的经济衰退、高失业率和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挂钩。从这些议员的言论和政策建议来看，他们只是从最简单、最直接的角度来看问题，认为是中国巨大的出口抢占了市场份额，而中国产品的竞争力是建立在违反人权的基础上的。美国制造企业在不公平的状况下和中国企业进行竞争，必定受损害。但是，这些议员没有看到的是，美国仍然是全球的制造业强国，制造企业所以削减工作岗位，很重要的原因是单个工人的生产能力提高了。20世纪90年代，当美国制造业发展势头正旺时，制造业产品的进口数量是以两位数增长的；当2001年制造业整体下滑时，制造业产品的进口也在下滑，所以，影响制造业的发展和进口的主要因素是美国国内经济的增长和需求。
(2)干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是国会内部贸易政策分歧的一个表现。是否应该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和实行怎样的自由贸易政策一直是国会的辩论议题。从总体上来说，美国国会并不支持自由贸易。根据卡托研究所(CATO)学者的调查分析，在第107届国会内，只有15个众议员和22个参议员可以算作自由贸易者。在众议院，70人是国际主义者，9人是孤立主义者，36人是干涉主义者；在参议院，12人是国际主义者，2人是孤立主义者，22人是干涉主义者，其余的人则在投票中表现出多种倾向混合的情况。（注：这种区分是根据议员的投票情况做出的。反对贸易壁垒和补贴的是自由贸易者，反对贸易壁垒，支持补贴的是国际主义者，支持贸易壁垒、反对补贴的是孤立主义者，支持贸易壁垒和补贴的是干预主义者。Daniel T.Griswold,Free Trade,Free Markets,Rating the 107th Congress,http://www.freetrade.org/pubs/pas/tpa-022.pdf）国会内部贸易政策的分歧体现在国会对许多国家（如新加坡、智利、墨西哥等）的贸易政策上，干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也是表现之一。美国在全球展开其反恐战争后，布什行政当局倾向于把贸易问题作为外交手段之一来换取其它国家对美国反恐的支持，而国会则站在国内选民的立场上，对行政当局的政策多加指责。有议员就指责布什总统之所以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施压不够就是因为外交政策上的考虑，希望中国能劝说朝鲜停止发展核武器。（注：Kent Hoover,Congress threatens tariffs to force China trade shift,http://www,bizjournals.com/charlotte/stories/2003/09/22/newscolumn2.html?page=3）
(3)国会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干预受国内政治影响的特点非常明显。由于2004年是美国的大选年，两党议员都将“选票至上”发挥到极致，特别是一些本地制造业萎缩严重的议员更是将中国视为头号劲敌，在提案和言论中根本无视经济发展、行业发展的自身规律，也无视全球化浪潮中的产业转移和结构变化，只是一味地用失业人数说话，徒具煽动性，却没有理性的分析和研究。在选举期尚未临近时，中美贸易争端已经存在，但国会并未如临大敌，只是在选举来临时忽然大做文章，其选票竞逐(vote-seeking)的意味太过强烈了。
结语
在后PNTR时代，由于国会失去了原来每年审议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权力，它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上要发挥作用就必须采用新的办法。2000年成立的国会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和国会—行政中国委员会就是国会直接运用的工具。此外，各种提案、听证会也是国会对行政当局施加影响的工具。在后PNTR时代，国会继续表现出“选票至上”的特点，容易将中美经贸问题政治化，做出不利于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举动。鉴于此，我们应该仔细研究国会内部的各种观点，宏观把握国会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的作用，尽早做好应对措施，使国会对中美经贸关系的负作用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