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渐进式改革及其寻租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寻租论文,渐进式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我国转型时期特征的描述
在此把我国转型时期特征的特点定义为：
1.从体制上看，我国是从传统的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正式确立的，但是整个改革思路的进程是逐步向这个目标模式逼近的。2.从发展的阶段看，我国正在从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变。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信息时代及知识经济也在向我们走来。3.从改革的方式看，我们选择了渐进式改革，不同于东欧和前苏联的激进式改革（或称休克疗法）。4.从制度变迁的方式看，我们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强制型制度变迁为主，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是次要的。5.从体制改革的路径看，我们是体制外改革与体制内改革并存，在大多数情况下，体制外改革更有效率。6.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序看，我们是先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总是相对滞后。
转型（或转轨，在本文这两者是同义上使用的）的长期目标与其他地区的经济改革目标是一致的：建立一种能使生活水平长期得以提高的繁荣的市场经济。转型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改革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所包含的系统性变革：改革必须深入到基本的游戏规则之中，深入到规范行为及指导组织的体制之中。这使得它既成为一种社会转轨，也成为一种经济转轨（世界银行，1996）。转型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过程。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工程。理论家们把当今转型国家的改革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激进式的改革（也有的称之为休克疗法），另一种是渐进式改革。对于这两种改革方式的优劣及利弊，不同的经济学家站在不同的角度作出了不同的分析。目前我们对这两种改革方式的效果及谁优谁劣作出评价还为时过早。转型国家的经济绩效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把选择不同改革方式国家的经济绩效仅仅归结为改革方式的不同是没有说服力的。
按照萨克斯本人的解释，“休克疗法”（或激进式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1 ）采取严格的货币紧缩政策，严格控制全社会的货币和信贷规模，削减财政补贴，减少财政赤字，以此抑制社会总需求，强制地消除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缺口，并以此遏制通货膨胀的发展。（2 ）放开价格，取消价格补贴，形成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体系。（3 ）实现货币自由兑换，取消对外贸易的限制，建立自由贸易体制，从国外“进口”一个真实的价格体系。（4）取消经济控制，尽快打破某些行业垄断，放弃对私有部门的各种限制。（5）尽快实行私有化，改造国有企业，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经济（萨克斯，1993）。
简单地讲，“休克疗法”是由三部分组成的：稳定宏观经济、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三者之间，稳定宏观经济是必要条件，私有化是基础，而经济自由化是核心。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追求在尽量短的时间内三者同时实现。
与激进式改革不同，渐进式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关于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的区别，主要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从改革的内容上看，两种改革方式在稳定宏观经济上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其差别主要表现在所有制改革和经济自由化上。从所有制改革方面看，激进式改革主张尽快实行私有化，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经济；而渐进式改革则是在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大力发展包括私有制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混合经济。从经济自由化方面看，激进式改革是主张快步进行，一步到位，如尽快放开价格、实现货币自由兑换及取消经济控制等；而渐进式改革则是主张分阶段进行，逐步到位，如价格改革并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实行了双轨价格，在放松管制和经济控制上也是逐步进行，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推进，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进行。在这些不同点上，最本质的差别是在所有制的改革的方向或取向上不一样。
第二，从改革的哲学和理论基础来看，激进式改革者认为，“跨跃深渊时不可能用两步”。而渐进式改革者认为，“摸着石头过河”。其实这两种比喻并不是对立的，它们可以分别适应不同的情况。这两种改革方式最主要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和理论基础上。激进式改革的意识形态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其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就是在西方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而渐进式改革的意识形态取向就是社会主义，其经济学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过在其改革过程中又有选择地吸收了一些经济学流派的观点，如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及公共选择学派的观点和方法。
第三，从改革的过程来看，这两种改革方式在改革的顺序、改革中的“破”与“立”、改革的可逆性、改革的速度、改革的试验、改革的设计及改革中经济的“二元”性上都存在差异（默雷尔，1992）。激进式改革强调经济的迅速自由化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其逻辑起点是“资源配置”的效率，这样能避免经济系统中的不同部门面临不同的环境，服从不同的规则，而由此形成的扭曲能得以消除；相反地，渐进式改革以“信息处理”理论为起点，在其看来，现存的组织的信息倾向于旧的体制，而新的组织具有的信息倾向于新的体制。这样产生了两种相反的的需求，一方面，一些现有的制度必须保留，改革的速度必须渐进以免旧的组织的生产能力迅速崩溃；另一方面，必须大力鼓励边界企业的进入。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二元体制或“双轨体制”的形成。
从理论的逻辑完整性来看，渐进式改革远没有激进式改革那么完整。世界银行曾分析过为什么绝大多数CEE（中东欧）国家和NIS（新独立的前苏联共和国）国家为什么没有选择渐进式改革道路。首先，以前这些国家（包括苏联在内）尝试的部分改革未能提高效率，其主要原因是范围太小，不足以刺激人们的积极性。 其次， 渐进主义之所以不能成为CEE和苏联改革的方式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到80年代后半期， 苏联的计划经济从内部瓦解了。1986年，苏联发动了政治松动和经济重组。随着计划贸易体制的瓦解及苏联的解体，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量和苏联各共和国之间的贸易量下降了70%。这种混乱的局面和分崩离析的经济，以及急剧削弱的政府使渐进的改革无法进行。对这些国家来说，激进的方案是唯一可行的选择。此外，政治、历史、文化和地理等非经济因素也是影响改革方式选择的重要因素（世界银行，1996）。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建立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基础上的激进式改革并没有给选择这种改革方式的国家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反而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的中国经济呈持续增长的态势。80年代后期，西方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所走的局部改革道路似乎已经走进一种半途而废的两难处境：产权改革严重滞后，制度创新严重短缺。后来中国持续的增长与所谓不完全改革的事实被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难以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原理加以说明，也不符合正统经济学的逻辑。这种不一致的局面被英国的彼得·诺兰（Nolan，1993）称之为“中国之谜”。
但是，中国选择渐进式改革也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这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分阶段的渐进式改革及其新旧体制的摩擦和矛盾为各种权钱交易、腐败之类的寻租活动留下了体制性空间。在我国渐进式的改革过程中，寻租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我国不少寻租现象的产生与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有关。这是由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决定的。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渐进式改革是先试点后推广。即国家先在某一部门， 或某一地区，或某一类企业试点，一旦成功后再在全国推广。国家为了保证试点的成功，往往对试点部门，或试点地区，或试点企业给予优惠政策，甚至直接承担一部分改革成本。先试点后推广的改革方式有利于降低整体改革的风险，但是这种改革又有一个缺陷，由国家给予优惠政策或承担一部分改革成本的试点往往受财力的限制，一部分改革不可能在全国推广。因此，谁先获得这类改革的试点权，谁实际上获得了一部分改革租金。
（2）渐进式改革经常选择双轨制改革方案。 这是由渐进式改革的逻辑决定的。渐进式改革不是先置旧体制于“死地”然后让新体制产生，而是在保留旧体制的同时，给予新体制一个试验空间。从商品市场到要素市场，我国都选择了双轨制改革方案。近些年来，我国经济领域里过大的租金规模都与双轨制有关。
（3）渐进式改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过程。 制度变迁可分为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实际上是政府主导型的改革，在这种改革方式中政府能主导改革过程和决定改革的目标。这种改革的好处是政府能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减少无序现象。但是这种改革又存在一些弊端，如当改革与政府官员利益发生冲突时，就会出现绕道现象；一些官员会利用手中的改革发动权寻租；强制性制度变迁容易产生制度、政策的扭曲从而为寻租活动提供了条件等。
（4）渐进式改革是一种倾斜式改革。 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和集中财力改革，渐进式改革会选择倾斜式改革方式，即选择那些旧体制的影响较小，又有建立新体制条件的地区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我国选择了沿海及开放地区作为我国倾斜式改革的重点，然后通过示范效应和传递效应向全国推广。这种改革方式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种效应，即每个地区为了获得倾斜式改革的好处，不得不“跑步进京”，通过各种手段获得中央的优惠政策。在这个过程中，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寻租现象。
（5）渐进式改革是一种增量改革、边际改革。也就是在保留、 改革旧体制的同时，不断地引入新体制因素。通过增量、边际的调整不断地减少旧体制的比例，即绝对地或相对地减少旧体制。如我国在所有制改革上就是一种增量改革、边际改革。我们在改革、完善公有制的同时，又不断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从而不断地优化我国所有制结构。有人认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由于先不能触动许多既得利益，先不对旧的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造，而是先在旧体制的旁边（或“边际上”）发展新体制，因而必然出现一种“体制双轨”的局面，通过较长时期的“双轨制过渡”完成改革（樊纲，1994）。
渐进式改革是我国近些年租金规模较大、寻租现象较普遍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有人认为，当前我国寻租活动主要集中在5 个“点”：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换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这5 个点的“含金量”都比较高（何清涟，1998）。渐进式改革为权力渗入市场提供了条件。行政权力对市场的渗入乃至于权钱交易都与我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有关。
二、转型时期我国租金规模的变动及其根源分析
租金规模可以从宏观上反映一个国家寻租活动的状况。估算一个国家租金规模的意义在于，（1）有利于了解一个国家寻租的程度， 为国家反腐败或相应政策的制定提供一种科学的依据。（2 ）从租金规模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制度的效率及政策中存在的问题。（3 ）对租金规模进行动态分析有利于我们探讨一个国家制度变迁的情况。（4 ）对租金规模的分析还有利于我们分析国民收入分配中的问题。现以我国一些学者（胡和立，1989，万安培，1995）对我国有关年份租金规模的估算为依据，对我国租金规模演变中的一些问题作出分析。
表1—1 1998年我国租金价值估算
租金来源 租金价值(单位:亿元)
控制的商品价差 1500
利差总额1138.82
汇差总额 930.43
关税流失 50
国内税收流失100以上
地租流失100以上
进出口许可证150
亏损企业补贴400以上
行业租金100以上
财政分成中的租金100
各种福利待遇的租金 100以上
合计
4000以上
租金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40%左右
资料来源：胡和立《1998年我国租金价值的估算》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9年第5期。
据胡和立估算，我国1987年的商品、资金及外汇的平价与市价的差价高达2000亿元以上，约占整个国民收入的20%。其中，1987年全部控制商品的价差估计在1300亿元以上，利差约为200亿元，汇差约为500亿元，全社会差价总计在2000亿元以上。
从1987年到1988年三大租金来源的变化可以看出，控制的商品价差的总额变化不大，而利差总额和汇差总额呈上升态势。
90年代以后，尤其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加快，但是由于制度改革的滞后以及我国渐进式改革的特殊性，我国租金规模并未呈大幅度下降趋势，只是出现了一些微弱的变化。据万安培（1995）估算，1992年我国租金总额为6343.7亿元，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2.3%。与1988年比较，1992年租金绝对额增加了2343.7亿元，占国民收入之比低了约7个多百分点。尽管这些估算不一定完全准确， 但是这些粗略的估算有利于我们认识我国租金规模变化的特点和趋势。
表1—2 1992的我国租金价值估算
租金来源租金价值(单位:亿元)
商品差价 766.6
贷款利差
1983
汇差总额 1157.1
进出口许可证367
税收流失
1000
公共福利待遇中的租金110
股份制改革和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存在的租金 600
财政分成中的租金100
行业租金 50
铁路运输业中的租金 110
其他杂项租金100
合计 6343.7
租金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 32.3%
资料来源：万安培《租金规模的动态考察》，《经济研究》1996年第2期。
可以粗略地判断，我国自实施双轨制的改革后，我国租金规模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大致在30%～40%之间。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个比例也是比较高的。为什么在我国转型时期，租金规模比较大呢？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1.租金规模较大是转型期国家的一种普遍现象。当今的转型国家主要是指由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国家。从体制这个角度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的寻租规模是比较小的，因为在这种体制下，企业或个人只是被动地接受指令，个体选择的余地比较小加上高压的意识形态，寻租现象是比较少的。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寻租现象和租金规模也是比较小的。因为在这种国家，寻租现象产生的根源，像国家对经济干预的范围及国有企业经营的范围都是有限的，这就大大缩小了寻租的规模。此外，成熟市场经济的有效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及约束机制、监督机制都有利于遏制设——寻租现象和租金规模的扩大。但在一个国家从一种体制转向另一种体制的初期，一般来讲，其寻租现象可能呈上升态势。尤其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寻租这种现象就较突出。这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无所不在的，可以讲，政府行为已经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当这种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时，政府不可能一下子自动地退出经济活动领域。这就使这类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出现了“看不见的手”与“看不见的脚”（政府）交织在一起的状态。在转型国家的初期，一般会出现一种制度真空，即旧的制度不起作用了，但是新的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或难以发挥作用，或者说，市场是无序的。在这种情况下，自由的市场经济是很难在所有领域发挥作用的，设——寻租交易往往就取代了一部分市场。尤其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国家，“权钱交易”、腐败之类的设——寻租活动就会呈膨胀的态势。
2.渐进式改革是我国转型时期租金规模较大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选择了渐进式改革的路径。渐进式改革有利也有弊。有人认为，印度在从统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过于缓慢，从而给寻租活动留下了广泛的空间。其实印度就是一种渐进式改革。那么我国的租金规模与渐进式改革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我们的判断是，渐进式改革是我国转型时期租金规模较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因为第一、渐进式改革的过程和方式为寻租活动提供了可能。与激进式改革相比，渐进式改革从总体上看，其过程要长得多。这就使寻租活动的成本与收益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状态，也使寻租结果呈现出相对稳定状态。渐进式改革的方式一般是体制外改革与体制内改革并举、先试点后推广、先简单后复杂、先局部后整体、先经济后政治等等。这些改革方式或特点也为设——寻租活动提供了空间。第二、渐进式改革往往是政府主导型的改革。政府主导型改革有利于解决改革中“集体行动的困难”，如改革方案中一致同意的过大交易费用以及改革受益中的“搭便车”问题。但是，政府主导型的改革也存在诸多不足，如当政府在一些领域既是改革的推动者也是改革的对象时，政府官员出于自身利益和既得利益的考虑可以绕开改革或延缓改革；尤其是政府是不少改革的发动者和设计者，当一些改革方案（如包含有优惠政策的）并不能在全社会推广时，谁是这个方案的获得者和实施者就有可能变成一个设——寻租的过程。
3.双轨制是我国转型期租金规模较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从表1—1、表1—2可以看出，自1988年以来在我国历年的租金规模中商品差价、利差及汇差三项租金占了大部分。这是我国实施双轨制的产物。从我国租金来源的构成来看，1992年与1988年相比，商品差价呈下降态势，但利差和汇差呈上升态势。这里上升得最厉害的是信贷领域的利差。从另外一些测算来看，万安培的估算还是比较低的。据胡和立的估测， 1992年我国投入贷款总额为22000亿元，而由于利率太低，资金需求强烈，私下回扣至少可达10%，仅此一项就有2200亿元（胡和立，1994）。另据《中国金融》1993年第10期公布，1993 年初银行各项贷款余额为22608.12亿元，按银行利率计算一年可收息2563.8亿元， 按市场利率计算一年大约可收息在4883.3至6511.1亿元间，其间差额为2319.5至3947.3亿元之间。还有人估算，1988～1995年我国的贷款利差收入为14728亿，平均每年1841亿元，这些利差收入构成了借款企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信款关系人、政府官员的租金收入。由于近年来一逾两呆比例迅速上升，银行能真正控制的实际上只有新增贷款部分。考虑到银行80%的贷款投入到国有企业， 而国有企业近年来出现了亏损和债务困境。14728亿元只是可能出现的利差收入，而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主体获得的实际租金收入远小于此。按三分之一国有企业盈利、三分之一国有企业盈亏相抵计算，14728亿中的80%流向国企， 其中三分之一被亏损国企占有，其余三分之二由保本与盈利企业占有，但必须作扣除，即支付信贷关系人好处和银行体制外收入（汪洋，1998）。
我国租金来源构成的变化的一个特点是，商品市场上的租金相对缩小，而要素市场上的租金规模呈增长态势。这与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是相吻合的。市场化进展与我国租金规模及其寻租现象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关于市场化程度可以用几个指标来衡量。一个是从总体市场上来看，国民经济活动中多少商品和要素的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如可用由市场调节的商品和要素占整个商品和要素的比例来表示。目前我国不少理论工作者主张用这种方式衡量我国市场化改革的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讲，自由市场竞争不断扩大的过程也就是寻租现象和租金规模不断降低的过程。
二是把市场分为上层和下层。在布罗代尔看来，市场经济绝非只包含了买与卖这两类行为，市场经济是包含了许多层次的。在市场经济的底层才是纯粹的、面对面的即时买卖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种交易随处可见，属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内容。但布罗代尔发现，商品经济市场交易还有上面的层次。上层的首要特点在于交易双方互相并不见面，中间成为一个专业的、独立的部门，商人分化出来了。布罗代尔认为，市场的下层交易随处可见（印度、非洲、中国等）。但市场的上层交易却不是在任何国家都会出现的，是市场的上层构造促使西欧国家完成了向现代资本主义的重大转变。布罗代尔认为，市场上层构造的特点是：（1）追逐垄断性；（2）不进行明确的分工（布罗代尔，1992）。为什么有些国家发展了这样的上层组织，而另一些国家没有呢？在布罗代尔看来，这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上层组织远离生产进行着抽象活动，并非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都能接受这种思维定势的。第二，这种长远距离的交易会产生巨额利润，他们常会利用国家、利用官府来获益。按照布罗代尔的分析，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既包含下层，也包含上层，而且上层市场的建立是一个国家市场经济成熟的标志。从布罗代尔的分析可以看出，一个国家上层市场的建立实质上包含着一个寻租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讲，目前我国市场化改革正在从下层向上层转变，如我国的房地产交易、期货交易、股票交易等都可看作我国上层市场的发展。从表2—2可知，1992年我国股份制改造和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存在的租金就达600亿元。 近些年我国一部分租金的增大是与我国市场层次深化有关的。
三是平均利润率。我们可以通过平均利润率这个指标来判断一个国家市场化和市场机制发育的程度。如果一个国家各行业的利润率高低不平，畸高畸低，那么可以说，这个国家的市场机制的发育就不成熟。反之，各行业的利润率趋向平均利润率，那么这个国家的市场机制就越成熟。同时，各行业的利润率畸高畸低，也表明这个国家市场不完全，或者存在进入障碍，或者存在经营上的垄断或特权，或者国家对经济干预过多。如1982年，我国固定资产的收益率在食品加工业中高达91%，在纺织工业中为81%，而在采煤业中低到只有3%。 卷烟业每百元固定资产每年带来667元的利税，这个数字是整个工业平均数的31倍。 有趣的是，在利润率偏高和利润率偏低行业的寻租现象最严重。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转制时期我国寻租现象和租金规模与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进展有着很大的关系。我们只有加快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不断地用制度创新的方法减少新旧体制的摩擦和矛盾，才能减少寻租现象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的破坏作用。
标签：渐进式改革论文; 经济租金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制度变迁理论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休克疗法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