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战中日本南进战略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二战中论文,战略论文,南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战中，日本就北进和南进的问题经历了一番周折，并最终选择了南进的战略。这一战略的形成至关二战的格局，并对二战的进程和战后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试就日本由北进和南进并举的战略到最后形成南进战略的过程作一探讨。
一、南进战略的前奏：日本北进、南进战略的逐步形成及其困境
近代日本崛起于明治维新。明治政府成立之初就宣扬“日本为万国之本”，“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表明了日本要跨越日本群岛向海外发展的意图。后来明治开国元勋山县有朋将这种意图进一步明确为大陆政策，提出了捍卫主权线和防卫利益线理论，把开辟利益线的矛头首先指向了朝鲜和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大陆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先后打败了东亚大陆的两大势力——满清帝国和沙俄帝国，攫取了朝鲜、台湾，并从沙俄手中夺取了对中国东北的霸权。但其东亚地位仍处于北方沙俄威胁之下。与此同时，美国随着其经济飞跃发展，也发出了它希望在中国得到发言权的最早信号：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在菲律宾建立向亚洲扩张的第一个军事基地；1899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发表了门户开放的演说；1900年美国首次派军参加了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1906年美国在摩洛哥问题的国际问题上同日本及其他大国谈判以保证中国的门户开放。①表明美国抛弃了长期以来依附英国仰人鼻息的合伙地位，开始实行独立的远东政策。因此为了防范沙俄对中国东北的野心和对付美国的门户开放，日本统帅部在1907年首次制定的《帝国国防方针》中声称，除“主要针对俄国，准备日俄再战”以期确保在大陆既得利益外，“由于海军的强烈主张，国防上的对象按照俄美法顺序排下来”。首次把美国排在俄国之后，列为主要敌人之一，是为北进、南进之萌芽。
一战后的二三十年代，随着远东国际格局的变化，日本南进、北进战略逐步形成。
首先，“南进论”在日美对远东霸权的争夺过程中出台。一战后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华盛顿体系的确立使日本争夺东亚霸权的大陆政策严重受挫：日本被迫交出了远东的一些权益；海军比例受到了限制；日英同盟被撤散。而美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得以确立，美国加紧了对远东霸权的争夺。因而日本有了“想在远东争霸必须打倒美国”的认识，石原莞尔在《战争史大观》中甚至认为“欧洲大战后两洋文明的中心移到了美国，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是日美真正的世界大战”。此后，日本便把美国作为其远东霸权的主要竞争对手。30年代，日本在东方、德意在西方发起了对华盛顿体系、凡尔赛体系的武力冲击。他们利用英法美对苏俄共产主义的恐惧和仇视，以反苏反共为诱饵从英法美的凡、华体系中获取大量利益。东方日本一方面不满于西方对“满洲国”的不承认，另一方面又受德意侵略冒险的步步得逞和英法美不干涉绥靖政策的鼓舞，侵略野心急剧膨胀，认为可以利用西方的绥靖政策乘机侵占全中国和南洋地区，建立东亚霸权。因而在1936年海军拟定的《国策要纲》中提出了“确保帝国在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发展”的方针，首次提出了“北守南进论”。③
其次，随着苏联的崛起，日本陆军又把北进摆到了首要位置。十月革命后，沙俄帝国倒台而新生苏俄又把主要精力用于国内建设，故一段时间内日本认为北方威胁减轻而把咄咄逼人的美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但在20年代苏俄渡过了最困难时期，国力增强，并在中国支持孙中山的国共合作，协助孙中心创办黄埔军校，通过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指导，国共势力迅速壮大，北伐兴起。苏联国力的增强及其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使日本认为其东亚大陆地位再次受到了来自北方苏俄共产主义的严重威胁。因而在1927年的东方会议上田中声称：“我国再次与俄国展开斗争，将是我国国运发展上势所难免的”。④此后“日本陆军便把苏联的崛起看做它向大陆扩张的障碍，因此又把俄国当作头号潜在敌人了”。⑤1936年在陆军拟定的《国防国策大纲》中，日本更明确地提出了“首先倾注全力迫使苏联屈服”，“在消除北方威胁之后，再以实力积极推行我国对南洋及中国之国策”，即“先北后南论”。⑥
这样，在1936年日本海、陆军分别提出了“北守南进论”和“先北后南论”。为协调两种意见，日本统治集团对《国防方针》进行了第三次修改，确定了“以美国和苏联为目标同时防备中国和英国”⑦的方针。1936年8月7日，广田内阁五相会议据此制定了《国策基准》，把“在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之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定为根本国策。这就把以苏联为敌的北进政策和以英美为敌的南进政策正式列入了国策，南进和北进战略正式形成。
为了为南进和北进作准备，日本采取了中间突破先打中国的策略。但日本的如意算盘很快破产。在中国战场日本不仅没有在短期内征服中国，相反，随着中日战争的长期化，三分之二以上的兵力被拖住在中国战场，北进、南进策略受到了极大牵制。1938年11月日本宣布在中国建立东亚新秩序，要独霸中国排挤美国的门户开放；1939年7月又迫使英国政府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承认日本在华特殊利益。在日本咄咄逼人攻势之下，美国被迫采取对抗措施，于7月26日通知日本1911年的日美商约将按规定在半年后废止。这对于严重依赖英美经济的日本来说无异于在日本脖了上套上了一根绳子，因为“在1940年1月26日以后美国就可能不再让日本染指美国的资源，而维护日本战争机器运转的一半以上的原料，特别是钢铁和石油都是从美国获得的”。⑧日本南进意图受挫。与此同时，日本北进试探也遭失败。为寻求北进可能性，日本在中国东北不断制造边境纠纷，以试探苏联实力。1938年7月日本挑起了张鼓峰事件，结论是“明确了苏联军队的火力和机动力量极其优异，对苏作战并非轻而易举”。⑨日本还不甘心，1939年夏又挑起了诺蒙坎事件，结果“再一次证实了苏军的火力和机动力量占压倒优势。”⑩同时，日德对苏同盟也遭致命打击，在日本挑起对苏边境纠纷时，德国为了对英法作战，希望日本在远东牵制英法美，而急于把将来的德日同盟针对对象扩大到英法美，并于8月23日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不仅使日本的日德对苏同盟计划落空，而且也宣告1936年德意日《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破产，日本对苏北进战略受到彻底打击。基于以上原因，日本确定“对苏作战延期到军备现代化之后”。(11)
二、希特勒闪击西北欧后，日本重心向南进转移
正当日本陷入北进、南进困境时，欧洲局势发生了有利于日本南进的重大变化。1940年4至6月，德国闪击西北欧，荷兰灭亡，法国投降，英国也如风前残烛，日本统治集团被希特勒的辉煌胜利弄得眼花缭乱，生怕误了公共汽车，决心乘机捞上一大把。日本看到随着西欧列强的败亡，“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以及其他南方各地的政治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12)成为无人看管的真空地带，这是日本千载难逢的极好机会；而且南进“也关系到中国事变的处理问题，于是朝野上下便很自然地把注意力集中到南方去了”。(13)大本营也“另打起主意来生怕误了一班车”，陆军省军事科也对强行南进论着了迷。(14)可以看出，以希特勒闪击西北欧为契机，日本开始了由北进向南进策略的转移。1940年7月，日本拟定了《基本国策纲要》和《适应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决定“从目前正在进行的以中国事变为重点的态势转移到以南方的施策为重点上来”。(15)要把印度支那变为军事基地，从荷属东印度获得石油等等；对于南进条件作出了明确规定，即“若中日战争结束自不待言”，即使未结束，但“若内外形势发展至特别有利地步，则行使武力以解决南方问题。”(16)而以前陆军所主张的北进，却只字未提。这表明日本对外侵略战争重心已转移到南方上来了。
日本统治集团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决定南进呢？
首先，希特勒闪击西北欧，法荷英非死即伤，他们对资源丰富的南洋地区殖民统治削弱，日本可以乘机南进，夺取资源丰富的南洋地区，确立自给体制。
1939年7月美国通告废止日美商约后，日本感到商约一旦失效，美国即将限制对日输出并进而发展为全国禁运，这对严重依赖美英经济的日本来说，不仅会给战争的进行带来巨大障碍，而且对日本经济存亡本身也将是个威胁。因而获得新的资源，摆脱对英美经济的依赖，确立自给体制就成了日本必须解决的问题。而南洋地区资源丰富，荷属东印度的石油，法属印度支那、泰国的大米、橡胶、锡等战略资源丰富，日本帝国主义对此早已垂涎欲滴，而此时法荷英的败亡，他们对南洋地区统治减弱，为日本火中取栗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日本可借此确立自给体制摆脱对美英的经济依赖。为此日本同荷印当局进行交涉，但荷印在美国的支持下不肯屈服。1941年2月谈判代表芳泽大使在报告中说：“我认为不依靠武力终不可使荷印成为共荣圈之一员”。(17)外相松冈亦痛感：“如不触及对英美的关系，则从根本上打开对荷印关系毕竟是几乎不可能的。”(18)因而为取得南方资源确立自给体制必须武力南进。
其次，日本统治集团认为南进可以切断英美援蒋路线，有利于中国事变的解决，从中国脱身。
中日战争爆发以来，中国人民和政府英勇抗战拖住了日本三分之二以上的兵力，其中1937-1941年中国人民和政府在内地和东北抗击的日军师团数在日军总师团数中所占比例分别为21∶24，32∶34，34∶41，39∶50，39∶51(19)，日本陷身于中日长期战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其侵略手脚受到了极大限制。由于绝大部分兵力陷入中国战场，不仅使日本在1938年和1939年的张鼓峰事件和诺蒙坎事件中遭到惨败，同时也使关东军与远东苏军力量对比处于明显劣势，而不敢冒然北进。欧洲大战爆发后，本是日本扩大侵略的极好机会，但也因其主力受制于中国战场而不得不采取不介入的方针。另一方面，由于中日战争长期化，日本帝国主义把越来越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在中国战场，造成了国民生活的贫困化，引起人民的不满。1937-1941年日本直接军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7.6%猛增为34.9%(20)，由战争而引起的各种负担加重，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公债的多发是由于战争，捐税的加重也是由于战争，生活物质的缺乏和拮据也都是由于战争”，(21)“通货膨胀粮食短缺、物质不足和黑市泛滥对国民造成了难以忍受的压力”。(22)人民不满情绪增加。因而无论从扩大侵略还是从平息国内不满考虑，日本都必须解决中国事变，从中国脱身。而对于中国能长期坚持抗战的原因，日本当权集团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帝国国力估计过低和对第三国援蒋集团的依赖”，(23)认为通过南方作战不仅可以夺取南方丰富资源，还设想“一向依靠英美支援继续抗战的中国，受援路线一被切断，很可能被迫放弃抗战念头”，(24)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1940年6月日本对英法施压要求停止输运援蒋物质，对此，法国维希政府答复将全面封锁法属印度支那运输线，英国也答复将关闭缅甸运输线三个月。9月日本强行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美国作出反应，宣布禁止对日出口废钢铁，10月英国也重开缅甸公路运送援蒋物质，这样日本通过外交途径关闭援蒋运输线的企图破产。因此，就切断援蒋运输线，解决中国事变而言，也必须从根本上触及与英美的关系，武力南进。
再者，当时日本外交战略调整顺利，也有利于南进。
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它的意义首先在于使日本在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对南洋地区的野心得到了德意的承认，这样日本在该地区就可以采取自由行动了。其次，三国同盟条约“主要以美国为对象，并打算将来把苏联也拉入我方阵营”，(25)这就使德意日同盟与日本南进完全协调起来，建立起德意日对英美的阵营，日本可以利用同盟牵制英美，加速南进。为解决后顾之忧，1941年4月，日本与苏联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借此条约，日本解除了南进的最大忧患，北方得以安定下来，条约解开了日本的双手，日本可以放心南进了。《纽约先驱论坛报》当时写道：“条约对美国的整个远东政策给予了沉重打击。”(26)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认为苏日条约是“轴心国制造的”“对美国包围圈的最后一环节”。(27)
三、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放弃北进决意南进
1940年希特勒闪击西北欧后，日本确立的南进战略在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面临着严峻考验。苏德开战后，日本统治集团内出现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德苏开战意味着日本可以从北方苏联的沉重压力之下解放出来，此时可以乘机南下，建立自给自足的态势。另一种观点是，德苏开战意味着北方苏联的削弱，这时应该北进，消除北方忧患。当时日本统治集团就此展开了激烈争论，外相松冈洋佑极力主张北进，说：“英雄善于回头，我辈前曾讲过‘南进论’，但今天却立即转向北方”，(28)而陆海军部则于6月24日制定了《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决定“无论世界形势如何演变，帝国将坚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帝国仍坚持为解决中国事变而努力，并为确立自存自卫的基础，继续向南方扩展”，另外“根据形势的演变解决北方问题”。(29)结果，在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通过了陆海军部的方案，决定了以南进为重心同时抓住时机解决北方问题的方针。8月9日大本营陆军部通过了无论德苏战争如何演变，打消在1941年底解决北方问题企图的决议。9月6日御前会议通过了《帝国国策实施要领》，决定“帝国为确保自存自卫，在不惜对美（英荷）一战的决心之下，大致以10月下旬为期完成战争准备”。对美谈判“若至10月下甸仍不能实现我方要求时，立即决心对英美荷开战”。(30)最终确立了南进策略，放弃了北进企图。1941年11月，政府大本营联席会议决定“对美英荷开战”，“将发动战争的时机定为12月初”。(31)
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为什么要放弃北进而决意南进呢？
首先，苏德开战后并未出现日本所希望的“对我极为有利的形势”，且从日苏、日美军事实力对比来看，南进比北进更为有利。
苏德战争爆发后，并没有出现希特勒所吹嘘的三四个月内打垮苏联的形势，苏联远东军也未见有大量兵力西运，因而没有出现对日本“极为有利的形势”，即“苏联政权崩溃”或“远东苏军减少一半”。相反，苏德战争长期化，日本预定的对苏进攻主要地点——东部的乌苏里、北部的阿穆尔地区苏军的防卫力量反而加强了。(32)从军事实力对比来看，尽管日本为加强对苏战备于1941年夏进行了“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关东军总兵力由此倍增，兵员达70万、马匹40万、飞机600架”，而“德苏开战时，远东苏军兵力据判断约有30个师、2300辆坦克、1700架飞机，开战以后也未见有大量兵力西运”。(33)日本关东军与远东苏军势力对比“仍处于明显劣势，解决北方问题兵力仍然不足”。(34)
与苏联情况相反，美国工业发达，有恃无恐，军事动员极为缓慢，对日作战毫无准备。以美国陆军的扩编为例，1937年为178373人，1938年为184126人，1939年为188565人，1940年为267767人，1941年为1460998人(35)。再如海军截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海军拥有主要作战舰艇（战列舰、航空母舰、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94.4万吨，美国海军拥有主要作战舰艇为138.2万吨，相当于美国的68%，但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大西洋，推行先欧后亚的战略，因而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相当薄弱。1941年日美在太平洋地区海军主力作战舰艇数（艘）对比分别为航空母舰10∶3，战列舰10∶9，重巡洋舰18∶12，轻巡洋舰17∶9，驱逐舰111∶67，潜水艇27∶64，(36)日本居明显优势。加之日本早已开始了南进准备，在台湾、海南岛、南沙群岛、法属印度支那等地建立了军事基地，在军事战略地理位置上占据了对美极为有利地位。因而在军事上南进比北进更为有利。而且由于德苏开战后，“关特演”加强了北方对苏战略，北方后顾之忧得以解除，日本可专心南进。
其次，南洋地区资源丰富，比荒凉的西伯利亚富有吸引力，南进有利于日本摆脱对美英经济依赖，确立自给自足态势。
如前所述，1939年7月美国废止日美商约后加紧了对日本的经济攻势。1941年7月日本入侵印度支那南部后，罗斯福下令冻结日在美的1.3亿美元资产，英国、印度、缅甸、加拿大、新西兰、荷兰采取了同样措施，荷兰还宣布停止《日荷石油协定》；8月1日美国进一步宣布对日本实行除大米和棉花以外的全面禁运。这样，两年前日美商约被通告废止后，日本就一直担心的全面禁运终于降临了，这就使得日本“同日元集团以外地区的贸易断绝了”。(37)对于资源贫乏、严重依赖对外经济的日本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日本战争机器的对外依赖程度。1935-1938年日本在下列主要战略资源中对外平均依赖程度分别为石油92%、铁矿石87%、棉花100%、橡胶100%、铜43%、铅92%、锌74%、锡71%、锰68%、铝55%、镍100%。(38)从这些数字中我们不难理解，随着日本同日元集团以外地区贸易的断绝，“日本在国防上已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随着液体燃料获得途径的丧失，“日本海军大约不过两年就将完全丧失活动能力，而以液体燃料为基础的产业不过一年也将陷入瘫痪状态，所谓一天天穷下去的局面是在所难免的”。(39)因此，取得南方地区的战略资源，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态势已成为日本更加迫切的课题，为此，除武力南进外，别无他策。而荒凉的西伯利亚不仅资源贫瘠而且气候寒冷难以开发，无助于解决日本的燃眉之急。
另外，1940年夏季以来日本南进体制已经确立，若北进，体制也难以转变。
1940年7月，近卫内阁确立南进政策后，已开始建立南进体制，为南进在各方面展开了准备工作。在对外战略调整方面，如前所述为加强南进战略地位，解除南进后顾之忧，日本无后与德意和苏联签订了同盟条约和中立条约，把亚太地区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建立起以美英为对象的同盟阵营，缓和了与苏联紧张关系，得到了苏联不侵犯和中立的保证，从而避免了两线作战之虑，完成了南进外交战略部署。在南进军事准备上，“1940年夏季以来陆海军也已加强了对南方作战准备”。“海军于1940年11月开始了出师准备，此后一直加速充实军备，到1941年8月底，已陆续新编了4个舰队，2个航空舰队，征用了63万吨船只”；(40)陆军也加强了作为“南方作战前进据点的法属印度支那的军事基地的建设，对南方各地的军事情报和军用地理资料的调查与搜集、登陆作战及热带丛林作战的教育训练、作战计划的研究等自昭和15年（1940年）夏季以来已经逐步实施”。(41)为抢占南进据点，1940年夏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1941又占领了印度支那南部，完成了南进最后战略部署。总之，自1940年夏季以来，日本的南进准备工作已经全面展开，箭已在弦，不得不发，而且日南进各项准备已经开罪于美国，引起了美国的致命报复，日美关系恶化不可逆转，因此尽管苏德开战也同样为日本北进创造了良机，但由于此时南进体制已经确立，不可逆转。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最终走上了南进道路。
注释：
①（英）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译本，第300-301页。
②⑦(12)(13)(15)(16)(19)(21)(23)(24)(25)(29)(30)(31)(33)(37)(39)(40)(41)（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一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第259，260，25，25，36，33-35，336，236，35，213，43，147-148，181，219，158，174，174-175，196，196-197页。
③三铃书房著：《中日战争》，（日）《现代史资料》⑧，1964年版，第354页。
④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全史》第一卷中译本，1959年版，第224-225页。
⑤（日）渊田美津雄、奥宫正武合著：《中途岛海战》中译本，商务印书馆，第21-22页。
⑥(32)（日）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第21-22页。
⑧（美）阿瑟·林克、威廉·卡顿著：《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中册，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172页。
⑨⑩(11)(12)（日）藤·原彰：《日本近现代史》第三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第72，66，66，69页。
(14)（日）种村佐孝：《大本营机密日志》，钻石社，1952年版，第14-16页。
(17)（日）鹿岛和平研究所编：《日本外交史》22·《南进问题》，1973年版，第222页。
(18)（日）朝日新闻社编：《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6卷，第97页。
(20)（日）朝日新闻编集局编：《防卫手册》，1980年版，第432-433页。
(26)《纽约先驱论坛报》，1941年4月16日。
(27)（美）《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39-1941)，第3卷，第45页。
(28)（日）《资料编》，第460页。
(34)（日）秋走鹤造：《东条英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60页。
(36)何芳川：《崛起的太平洋》，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15页。
(38)（日）防卫厅防卫所研修所战史室著：《战史·丛书〈46〉海上护卫战》，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