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艳芬[1]2001年在《中国股票价格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股票价格的确定是传统金融投资理论的重要内容，主要有基本分析和技术分析两大流派，以及后来的随机漫步理论和反身理论等。本文在综合论述了以上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首先将股票价格作为一个系统进行了分析，阐述了我国股票市场的几近完全竞争性和个别股票的非完全竞争性；通过对比上证日指数、周指数、月指数的成交量弹性，奠定了定性分析中的压力线和阻力线的理论基础；论证了股票价格系统的可观、可控性，其次，分析了股价指数的长记忆性特征，并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股价指数进行预测，最后，采用因子分析和系统动力学理论对股票价格进行模拟，提出我国个股股票价格确定模型。
鲁万峰[2]2010年在《货币供应环境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机制》文中提出本文提出了“货币供应环境”作为“影响股票市场资金供求关系的货币供应因素”的概念表述,试图回答“货币供应环境会通过哪些机制影响股票价格”以及“在我国这些机制的实际影响又是如何”。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梳理了货币供应环境与股票价格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文献;其次,从价格供求理论出发分析了股票价格的决定机制,提出了自己的股票供求函数和股票价格形成机制,认为股票供求的决定因素主要有投资者财富水平、股票的预期收益率、其他替代资产的收益率、投资者偏好等,并以此作为本文的分析框架;最后,分别从实体经济、货币供应量、利率、通货膨胀、货币供应量偏差、信贷、储蓄、心理预期等不同角度就货币供应环境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并针对我国国情进行了实证检验。综合而言,货币供应环境可以通过以下机制影响股票价格:实体经济机制:货币供应环境能够正向影响实体经济增长,后者又通过股票预期收益率、投资者财富水平和反作用于货币供应环境等机制正向影响股票价格。实证检验发现,我国存在“股经背离”现象,表明货币供应环境通过实体经济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机制在我国运行并不顺畅。货币供应量机制:货币供应量除自身变动可以影响股票价格外,可以通过引致利率和通货膨胀等中介变量的变化影响股票价格。货币供应量本身可以通过资产组合效应和预期效应对股票价格产生正向影响;利率变化可以通过预期收益率效应、替代效应、积累效应、融资成本效应和预期效应分别对股票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通货膨胀可以通过预期收益率效应、替代效应和预期效应对股票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货币供应偏差能够正向影响股票价格。实证检验发现,我国各层次的货币供应量以及货币供应偏差对股票价格均没有显着影响,但货币供应量的结构变化(M2-M1)对股票价格有负向影响,表明在我国货币供应量主要是通过资产组合效应对股票价格产生影响的。银行信贷机制:作为货币创造的源泉之一,银行信贷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是通过货币供应量来发挥作用的。实证检验发现,我国银行贷款能够对股票价格产生较强的正向影响,其中相较于中长期贷款,短期贷款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更为显着。居民储蓄机制:以实际利率等货币供应环境的变化为初始变量,居民储蓄受到冲击后,能够通过资产组合效应和积累效应对股票价格产生负向影响。实证检验发现,我国居民储蓄额对股票价格有反向影响,储蓄率对股票价格有正向影响。心理预期机制:货币供应环境的变动可以通过锚定效应、故事效应和代表性启发偏差等非理性认知影响投资者心理预期,导致噪声交易或从众行为,进而影响股票价格。针对我国股市的实证检验发现:在我国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货币供应量偏差等对股票价格影响很小,而利率、银行信贷、居民储蓄、心理预期对股票价格影响显着,最突出的机制表现是资产组合效应。
周彦[3]2012年在《我国IP〇价格指数的编制与应用》文中研究说明自证券市场建立以来,我国IPO市场就面临了严重的效率低下问题,首日超额抑价引起了学术界广泛讨论,创业板高发行价、高市盈率、高超额募集资金(俗称“叁高”)等现象更是受到各界人士关注。祛除IPO“叁高”、提升新股定价效率已成为市场化改革发展的重大目标和艰巨任务。证券市场已有各种反应证券价格走势的指数工具,如上证股票指数、中证股票指数、上证国债指数、中证全债指数、中证开放式基金指数、中证货币基金指数等。IPO作为金融市场一种重要投融资手段,股票二级市场流通交易的重要前导环节,其价格变化对投融资主体、中介机构及监管者都是极其重要的市场信息,却始终没有一种工具能够反映IPO市场的运行状况,这不能不说是新股市场的一大缺憾,更是证券市场指数服务体系的一大缺憾。或许,正是因为缺乏这样一种价格反映工具,使得IPO市场独立于二级市场股票交易,两级市场信息难于统一,进而产生许多监管难题。伴随新股市场的不断壮大,市场化改革的日趋深入,越来越有必要建立一个价格指数来反映新股市场的发展变化,从而加强信息的沟通,引导市场定价。通过深入了解了IPO市场的发展现状、挖掘IPO交易的本质及充分考证了IPO市场运行环境等问题,本文提出了编制IPO价格指数的设想。本文在指数的研究和编制过程主要解决叁个问题：一、用什么方法编制IPO价格指数?二、现阶段我国的市场环境是否适合编制IPO价格指数?叁、怎样确保价格指数编制的可靠性及精确性?围绕这叁大问题,本文具体作了如下深入论证和分析：首先,总结了IPO价格的相关理论,发现IPO价格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决定：一是IPO企业内在价值;二是市场上IPO股票的供求状况。这与一般产品价格的决定因素产生一定差异,普通产品价格虽然最终也由价值决定,但对于同类产品而言,价值是相对稳定的,质量差异不会太大,因此,价格主要是受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价格指数反映的也是仅由供求关系变化引起的价格变化。而IPO价格由于会受到企业内在价值及股票供求关系两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企业之间内在价值差异很大,内在价值才是价格的主要决定因素,因此,IPO价格指数编制就与普通产品价格指数的编制不同。IPO指数并不能用各期的发行价格直接进行比较,因为企业内在价值变化会导致股票发行价格的变化,如果直接进行比较,价格指数就不能反映纯粹的价格变化,还包含了质量变化引起的价格变化。其次,因IPO具有异质性,因此,需要寻找到一种能够消除IPO质量差异的指数编制方法。目前国际上较为流行的一种价格指数编制方法——特征价格法,不但能够解决IPO异质性问题,还可以解决IPO交易过程中形成的信息传递偏差问题。通过建立IPO发行价格与质量特征的回归模型,能够消除股票质量差异引起的价格差异。但特征价格指数的编制具有严格的前提条件,特征价格法只适用于完全竞争市场及纯粹竞争市场产品价格指数的编制。那么,IPO市场是否属于完全竞争或纯粹竞争市场?是否满足特征价格指数的编制条件?由于我国IPO市场在过去二十年中受到严重的行政干预,因此,必须深入分析我国IPO市场的发展历史及现状,以确定运用特征价格法编制价格指数的可行性。最后,编制精确的IPO特征价格指数需选择合适的特征价格模型及函数形式,只有选择恰当的指数模型及函数形式,才能精确反映质量特征、供求变化与价格之间的关系。同时,精确的价格指数还必须建立在科学、全面的特征变量体系之上,只有特征变量能够完全反应IPO质量的差异,才能够彻底消除价格变化中的质量变动因素,如何构建完整的特征变量体系是另一个难题。除此之外,选择什么时候作为价格指数的基期及如何选择指数跨期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由于近年来我国IPO发行定价制度改革非常频繁,因此,不同时期的IPO价格不一定具有可比性,也就不可随意挑选指数的基期及跨期。通过围绕上述叁大问题层层深入研究和分析,保证了IPO特征价格指数建立的科学性、合理性、精确性及可用性。研究发现,2009年IPO第六次重启以来,发行定价窗口指导的取消及暂停机制的废除使交易过程市场化程度大大提升,基本可将改革后的市场划分为纯粹竞争市场,因此,可以运用特征价格法编制IPO价格指数。另外,由于IPO价格源自发行企业的内在价值,因此特征变量的选择应以发行企业质量特征为基础,那么,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质量特征作为IPO的特征变量?财务状况?经营业绩?还是行业属性?本文最后部分试探性运用2009年6月第六次IPO重启后,也就是进行了深入的市场化改革之后发行的中小板制造业IPO编制了我国第一支IPO特征价格指数。实证结果发现,特征价格模型较好地反映了IPO价格与质量特征之间的关系,所选特征变量基本上能够体现企业的质量差异。随着市场化改革程度的不断加深,IPO价格能够反映的价值信息越来越多。通过特征价格模型,分别建立了以2009年第3季度为基期的季节性IPO拉式特征价格指数、派氏特征价格指数及费暄特征价格指数,拉氏价格指数及费暄价格指数均较好地反映了改革后IPO市场的运行状况。结果表明,2009年IPO第六次重启及发行定价制度进一步市场化改革以来,市场在初始阶段呈现了明显的积极反应,价格大幅提升,但后来由于受实体经济及宏观状态不景气的影响,价格最终回归到了一个较低水平。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提出了运用特征价格法编制IPO价格指数的想法,不但拓展了特征价格理论的运用领域,也填补了证券价格指数体系的一大空白,对我国IPO市场发展也产生了重大意义。首先,IPO价格指数能够为市场各方(包括政府、企业、相关机构及投资者等)及时提供市场信启、,其编制是对我国市场信息、服务环境的完善；其次,在我国证券市场整体效率较低的情况下,编制IPO价格指数有利于搭建政府、企业、投资者、中介机构之间的信息沟通平台,有助于政府实施有效的监督管理,帮助企业合理定价,与投资者之间公平交易,提升市场整体效率；再次,在证券市场违规现象及监管问题频现的情况下,编制价格指数有利于推动我国IPO市场向规范化、市场化和标准化发展,可以健全市场交易环境。基于以上研究分析,本文对我国IPO市场的建设发展也有如下政策建议：首先,稳定证券市场运行,规范证券市场制度,加快证券市场发展；其次,积极推动IPO市场全面的市场化改革,只有市场化,才能真正提升效率;再次,给予IPO市场更多的重视,加强IPO市场服务体系建设,这一点上,本文认为可以成立专门的价格指数研发、监测机构,及时了解、跟踪市场。
周林君[4]2017年在《基于A股牛市顶峰特征的Z基金择时能力分析》文中认为近20年里我国的股票市场指数的波动跌宕起伏,其中股票市场中的机构投资者—公募基金的业绩波动尤其大,而公募基金此种业绩表现是由于公墓基金的择时能力不强。因此,建立合理的指标体系来评价公墓基金的择时能力能够助推基金业绩的稳定表现,进而稳定股票市场的指数波动。而截至到目前判定公墓基金的择时能力的衡量指标仍是世界性的金融难题。目前基金择时能力指标体系研究多采取参数检验的方式,而该方式存在的前提假设过多,且此类参数检验的模型均涵盖了择时、择股能力分析,择时择股能力存在负相关,因此基于此类模型的基金评价结果值得考虑。本文试图采用非参数检验的方式进行基金择时能力分析,构建以市内率为主要指标的相关指标体系,结合股票证券资本市场的熊市低谷和牛市顶点的基本特征预测指标数值,来检验Z基金在资本市场非日常阶段的择时表现。文章以深证A股市场的数据为研究对象,总结包括2007年与2015年两次牛市顶峰时点的市内率等估值特征指标、庄家控盘度指标以及封闭式基金的折价率共计叁大类指标特征。透过对获得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可知,两次牛市顶峰时点的泡沫程度严重,2015年牛市泡沫程度更甚于2007年牛市。庄家控盘中的前十大股东占股比例,即产业资本相对集中;而金融资本的持股比例则依据我国证券市场逐渐成熟而愈发的高涨。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均有高抛低买的特质,两种资本力量的投资行为均与股票价格有相关性。封闭式基金折价率与股票资本市场波动亦相关,当封闭式基金折价率绝对值高时,资本市场处于牛市;当折价率绝对值低时,资本市场处于熊市。文章选择了股票型基金— Z基金,利用其公开数据分析该基金持有对象个股行业分布情况、持重仓比例变化情况,分析该基金对股票内在价值与价格的把控能力,对风险的把控能力以及择时能力的强弱。利用预测指标体系结论来检验Z基金的择时能力,分析得知该基金的投资风格较为冒进,风险把控能力较差,择时能力偏弱,该基金进行再投资时,表现出较弱的专业化水平。文章的创新点主要是构建了围绕市内率为主的指标体系,用以预测股票资本市场非日常阶段的基本特征。文章的主要贡献:依赖构建的围绕市内率为主的指标体系计算得出了两次牛市顶峰阶段的数据值;利用计算得出的预测指标体系数据来检验了 Z基金的择时能力,而Z基金的择时能力亦是通过相应的指标体系来进行计算的。
顾庄华[5]2008年在《汇率对股票价格的影响分析》文中认为当前人民币存在着强烈的升值预期,而中国的股市也步入了大牛市阶段,许多人认为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极大地刺激了中国股市走牛。理论上汇率与股价之间通过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两个传导途径存在一定的联系,但尚没有一种成型的理论和模型作为分析两者关系的统一平台,对两者之间的理论认识也没有达成一定的共识。而在实证分析上,国内外学者普遍的分析模式是选择某一个数据区间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计量分析,最终的分析结果也各有不同,而且在分析过程中只是就实证而实证,并没有充分的理论作为其分析的依据。本文首先通过对相对购买力平价和戈登股票价格模型进行分析,在对其进行改进的基础上对汇率变化和股票价格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模型推导,得出汇率变化和股票价格变化之间关系的一般模型。根据模型可以看出,货币供应量、利率以及汇率变动本身及其预期引起的国际资本流动是影响股票价格的最主要因素。其中,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作为汇率的函数,汇率通过货币供应量和利率的传导途径对股票价格产生影响。通过模型我们可以看出,一国汇率和股票价格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正向或负向关系。根据一般的经济学假设前提,一国汇率升值将给本国的国际收支带来不利的影响,从而减少外汇储备和国内基础货币供给,进而使一国货币供应量减少,国内一般价格水平降低,股票价格将受到不利的影响。同时汇率变动及其预期所带来的国际资金流入将给股票价格带来正向的影响,则在考虑汇率变动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时要具体分析两者之间影响程度的大小,不存在统一的结论。更需要注意的是,汇率升值减少国内货币供给只是在小国开放的前提下成立的,若是一个开放大国或出于特殊时期的国家,汇率的升值可能对贸易条件有所改善,这时该国的外汇储备是增加的,这与一般分析的结论也是有所不同的。中国作为一个开放的大国,由于中国的加工贸易、外资企业所占比例较大,同时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过程中存在着对其他国家的货币的升贬不一,因此,在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过程中中国的外汇储备并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的。因此通过人民币汇率通过货币供应量的途径对中国股票价格的影响与一般结论是相反的。同时,由于中国的人民币存在比较强烈的升值预期,吸引国际资本大量流入,这方面虽然目前没有官方的统计数据,但从侧面的数据可以看出,汇率通过这一途径对股票价格的影响不容轻视。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中国虽然经过多次加息,但加息的对象均为长期利率,短期利率并没有提高,这对定位于短期国际套息的国际资本来说并没有吸引力,因此中国的利率因素并不构成股价提高的成因。综合而言,在中国目前特定的历史时期和中国人民币汇率升值改善贸易条件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对中国A股股价的影响是正向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因素或前提条件的改变会使两者之间的关系发生转变。
李青吉[6]2007年在《沪深市场权证定价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权证是基础性的金融衍生产品。中国市场1994年也发行过具有认股权证性质的有价证券如配股权证,但这些证券最终都失败了,重要的原因就是定价的不合理和市场的恶意炒作。2004年8月,作为股权分置改革的产物,宝钢认购权证上市交易,开启了中国权证市场二次发展的序幕。认股权证具有价格发现和规避风险等功能,但同时认股权证本身也具有巨大的风险,因此对待认股权证应持理性的态度,进行科学的分析,确定其合理的定价,避免认股权证成为又一个恶意投机的市场。正是基于此,本文对沪深证券市场的认股权证定价问题进行研究。本文的第一章是导言部分,对本文的研究背景、目的、方法、相关文献回顾以及本文的主要创新点进行了介绍。第二章是对认股权证基础性、概念性的简单介绍,包括了认股权证的涵义、决定认股权证价格的基本因素以及权证发展历史和现状叁节内容。第叁章主要介绍了Black-Scholes(B-S)定价模型,以及根据中国权证市场的一些特点,对B-S模型进行的一系列扩展,使经典的B-S模型能够应用于标的股票除权除息的权证定价、有保底价的股本权证定价、不同行权比例的权证定价。第四章是权证定价数值方法的介绍,鉴于实证分析的需要,本章仅对证券定价分析中易于操作和常用的Monte Carlo Simulation(MCS)方法进行了介绍。第五章是本文的重点部分,利用B-S模型、MCS方法对沪深市场的全部32支权证进行详细的定价研究。第六章是结论和建议部分。本文的基本结论包括:B-S模型(包括改进的B-S模型)和MCS方法是适合于沪深权证市场权证定价的;实证研究表明沪深权证市场确实存在恶意炒作、监管不到位,权证实际价格脱离理论价格的情形。然后,本文对实证分析中所暴露的沪深权证市场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最后,对相关后续研究提供了方向和建议。
廖刚[7]2001年在《上市公司会计盈余、现金流量与股票价格相关性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会计信息尤其是会计盈余的决策有用性是财务会计的立身之本。如果会计盈余不具有投资决策有用性，我们甚至可以否定财务会计继续存在的价值。奉行“现金是王”(Cash is King)和自由现金流量投资策略的财务学和投资学学者却认为会计盈余是垃圾。因此本文主要目的是比较分析权责发生制原则下的会计盈余与收付实现制原则下的现金流量在中国股票市场上投资决策的作用。在评述有关股票价格理论和计价模型的基础上，根据费森—奥尔森模型和现金流量贴现模型推导出会计盈余、现金流量与股价的关系，然后分别考察比较两者对股价变动的解释力度；深入分析了会计盈余模型的两个遗漏变量——净资产、经营现金流量对盈余解释股价能力的作用。最后讨论了基于P／E、P／B、P／C策略的投资组合，考察各自的获取超额收益的能力。作为对本文实证结论的进一步研究，分析了“小公司效应”和“功能锁定”现象，并对其原因进行解释。本文发现： ①股票市场能正确反映会计盈余信息的方向，即：市盈率高则未来盈利增长率高。 ②我国股票市场鉴别全部会计信息的能力还很低。即：净资产和经营现金流量不能够增加盈余对股价的解释力度。 ③会计盈余仍然是股票市场投资者决策的主要依据，盈余对股价变动解释力度和回归方程显着性远远高于自由现金流量。 ④基于低P／E、P／B、P／C策略的投资组合可以取的超额收益，P／E策略效果最为显着，说明我国股票市场仍然是弱有效市场。 ⑤发现了中国股票市场上的“小公司效应”和“功能锁定”存在的证据，对其原因进行剖析，同时解释和映证了会计盈余对股价解释能力低的原因，最后提出有关政策建议。
丰兴东[8]2008年在《我国货币政策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文中提出价格理论是经济学的核心理论,贯穿着经济学理论的整个发展过程,经济理论的发展轨迹就是沿着“商品价格—资本价格—资产价格”这样的轴心前进的。股票作为现代经济中最重要的资产之一,由于与实体经济的密切联系,成为经济学及金融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股票市场,一方面具有优化配置社会资源、提高资金融通效率、准确揭示价格信息、反映宏观经济态势等功能;另一方面通过影响货币的传导路径来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股票价格的波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引起了政策部门和学术界的关注。国内外的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归结起来,思路有两种:一是通过研究股票价格波动对银行系统稳定性以及实体经济的影响来说明如何防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二是通过研究货币政策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来研究如何通过政策干预股票价格来防止股票价格的过度波动。本文在总结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货币政策影响股票价格的途径进行深入研究,并对影响股票价格的大小和方向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相应的解释和政策建议。本文首先对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总结,国外学者认为货币政策会通过预期效应、投资组合效应、股票内在价值增长效应来影响股票价格。Friedmna.M.对美国的研究表明,货币供应量对股市价格波动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Huang.R.D&-W.A.Kracwa运用News模型对日本实证研究发现,股价与货币供应量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Daynanada.D.&weaYaoko对台湾的研究表明,股价收益率与货币供应量之间呈正向趋势,但二者的这种关系在统计上尚不具备较强的显着性。Mooker.R.&Qiao yu对新加坡股市的研究表明,股价与货币供应量之间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股价波动领先于货币供应量。随着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在2002年以后,中国货币当局及有关学者对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的关系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工作,既有逻辑推理的部分,也有用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的部分。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谢平、易刚、王召、冯用富、瞿强等人的研究,他们认为股票市场会影响货币供给的路径,从而影响宏观经济,应采取“关注而非钉住”的货币政策,基本上都是采用总量分析的方法。第二章总结了股票价格的决定模型,如现金流贴现模型、CAPM模型、套利模型等,并对影响股票价格的内部及外部因素进行了归纳。关于中国股票市场是否为有效市场,本章也进行了分析,由于产权及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使得中国的股票市场很难有效地反映市场信息。第叁章对货币政策如何影响股票价格的理论进行归纳总结。一种视角是通过分析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影响来分析;另外一种视角是通过分析货币政策对其它金融市场的影响来分析。两种视角的理论基础是不同的,前者侧重于价值理论,后者更侧重于套利理论。第四章首先对中央银行在变动利率和法定准备金率时股票价格的短期变动作统计分析。然后通过设定模型来检验货币政策对股票价格的影响路径及大小。本文选取上证指数的大小和成交量大小作为股票价格的信息,在货币政策方面,选取同业拆借利率、狭义货币供给量为指标,在实体经济方面,本文选取商业银行贷款余额、真实汇率指数及工业增加值做为具体的指标。从实证检验的结果来看,实体经济变量工业增加值、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及物价指数在长期中与股票价格存在着关系,工业增加值对股票价格有正向的影响,但是影响较小。而贷款余额与股价的变动相反,我国依然存在“股经背离”的现象,同时也说明了中国股票市场还远远不能反应经济的基本面,还不能认为是一个有效的市场。货币供应量与股票价格之间在长期中存在稳定关系,但是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关系方向与理论上的方向是相反的。这说明货币市场对资本市场的影响还是有限的,这也与我国一直禁止信贷资金入市有关。利率虽然在理论上是货币政策影响股票市场的重要渠道,但通过实证检验可以发现,短期内利率对股票市场及产出均无明显的影响,对实际汇率也基本上没有影响。这也说明了我们市场利率不管对实体经济还是对资本市场,影响都还很有限。不管是从内部均衡还是外部均衡的角度,利率做为货币政策调节的手段还不成熟。第五章用“结构失衡”来解释货币政策对股票价格影响不明显的问题。货币的最终流向可以分为叁部分:资本市场、投资和消费、窑藏。资本市场上货币过多或过少(表现为股票价格过高或过低),并不一定是总的货币供给量的问题,而可能是结构性问题。因此,并非用单纯的货币政策就能解决问题,这也说明为什么货币政策往往并不能有效地遏制股票价格的迅速增长或一路下跌。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综合了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用最新的数据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并采用“结构失衡”的视角来解释检验的结果。但如何测定和控制“结构变化”尚待进一步研究,目前这一视角仅能从理论上加以说明,在实际中区分的难度较大。
孙成芳[9]2012年在《后凯恩斯价格理论及其新进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针对价格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也可以说自从人们开始对经济问题关注之时,价格就是学者们关注的主题之一。价格反映了商品的交换关系。随着商贸活动的频繁,货币的出现,价格概念和价格理论也随之诞生。价格理论从萌芽、发展到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其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古罗马和中世纪的经院学派时代,其发展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启蒙阶段、争议阶段、初步统一阶段、进一步发展和再反思阶段。16世纪以前的价格理论为启蒙时期的价格思想,是早期价格解释萌芽期。在这一阶段为价格理论做出开创性贡献的主要有：马格努斯的使用劳动量衡量产品价值的价值理论、阿奎那的公平价格理论等。17世纪至19世纪是价格理论争议期。这一时期的价格理论研究出现了学派之争,一个是劳动价值论者,另一个则是边际效用价值论者。其代表人物有：主张劳动价值论的配第、李嘉图、穆勒、马克思等和主张边际效用价值论的门格尔、杰文斯、瓦尔拉斯、维塞尔等。前者认为：价格取决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生产成本等,而后者则认为：价格取决于商品的边际效用。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中期之前是价格理论初步统一阶段,其核心理论是：均衡价格的供需决定论,主要代表人物有：马歇尔、张伯伦等。随着人们对价格理论认识的加深,价格理论在这一阶段,尽管也有流派之争,但是,在新古典的框架下,系统的价格理论得以形成与发展,并被学界所认同。从20世纪中期以后,直至今天则是价格理论进一步发展的阶段。现代宏观经济思想的演绎与发展引起了人们对于价格理论研究更深入的研究与反思,诞生了大量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一方面,新古典价格理论传统继续以主流的面貌发展着；另一方面,各种反对新古典传统的思想流派也获得了新生,特别是后凯恩斯主义价格学派,为价格理论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后凯恩斯主义力图通过复兴古典价格理论传统来推进后凯恩斯经济学革命,故而结合战后经济发展的新实践在微观基础理论,特别是价格理论方面进行了新的探讨。尽管这一学派属于非主流(heterodox),但是,与凯恩斯主义学说和新古典主义学说所形成的“新古典综合”(the neoclassical synthesis)相比,它仍然有自己的合理内核。在西方经济学领域,后凯恩斯主义学者,并没有因为非主流而淡出学术领域,相反,他们却能够从非主流的角度探求经济问题,与主流并存共生,为人们提供了主流学派无法解决的一些经济问题的方法与思想,其中既有大量的实证研究,又有理论模型的发展和对理论的综合论述,这些成果对于深化人们关于市场经济复杂多样性的认识有着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然而,尽管如此,由于后凯恩斯经济学所处的非主流地位,所以,它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在我国经济学界,后凯恩斯主义更是被边缘化。从本人目前掌握的文献看(包括在网上使用关键词搜索),将价格理论和后凯恩斯理论经济学理论引入我国,并系统论述的学者主要有：谷书堂(1985)、苏星(1992)、卫兴华(2000)、晏智杰(2001)、曹国奇(2002)、郑克中(2003)、徐毅(2005)、汪林海(2008)等(价格理论)；冯金华和徐长生,(1998年)、刘涤源和王平洲(1992年)、樊苗江,柳欣(2006)、张凤林(2008)、贾根良和马国旺(2011年)、刘晓峰和刘晓光(2003)和李平(1990.)、刘新华等(2010)、马国旺(2007)等(后凯恩斯理论综述、比较,或者基于其框架下的实证研究)。后者形成我国对后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主力军。虽然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他们对后凯恩斯经济学理论都有不间断的论述与在其框架下针对中国现实经济的实证研究,但是,相比这一学派在西方的理论发展而言,我国学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程度似乎有些相形见绌。从上述研究现状看,虽然我国学者对西方的价格理论渊源、理论模型等有些较为全面的介绍,但是,作为非主流的,且有大量学术成果的后凯恩斯价格理论却无人问津,名不见经传。事实上,虽然后凯恩斯主义者属于非主流,他们对价格理论的研究贡献在经济学界仍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与主流相比,它的分析框架更加符合现实,其政策内涵在指导经济实践中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因此,针对后凯恩斯价格理论最新进展的研究不但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学派价格理论的发展、研究方向,而且还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在理论与实践中的学术与现实意义。本文共分四章：第—章为导论。本章提出了研究背景、阐述了本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介绍了该论文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最后,本章介绍了本文的结构安排。第二章为后凯恩斯学派价格理论的早期发展与演变。本章主要包括如下内容：价值与价格理论概述,包括：经济学中价值与价格理论基本内涵的简要界定、历史上价值与价格理论发展概要、后凯恩斯学派价值与价格理论的思想渊源既往的后凯恩斯学派价值与价格理论的主要模型及其代表人物,以及后凯恩斯学派价值与价格理论的基本特征,并简要将后凯恩斯价格理论与古典主流学派价格理论做了比较。第叁章为本文的主体部分。本章通过对近几十年后凯恩斯学者在价格理论方面的贡献进行了梳理综述,介绍了该学派的理论模型,研究的视角的演变,以及理论上的突破等。第四章为后凯恩斯价格理论与其他学派价格理论核心内容的比较、并概要地总结了后凯恩斯价格理论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本章主要是通过概括性的介绍其他学派价格理论的核心内容,简要分析、归纳了该学派的价格理论与其他流派,特别是主流派的价格理论异同点加以比较分析,包括：与其他凯恩斯主义学派价格理论的比较；与当代非凯恩斯主义学派价格理论的比较；后凯恩斯学派价格理论对于微观与宏观经济理论变革与更新的理论意义和在我国宏观与微观经济管理中的借鉴意义。
陈欣[10]2016年在《中国碳交易市场价格研究》文中认为发展低碳经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成为人类在二十世纪达成的基本共识。当进入后京都时代,这依然是各国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二十一世纪初,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等多个地区性碳交易市场相继成立,使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成为发达国家降低减排成本的主要途径。实践表明,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较传统的“命令与控制”管制更具优势。中国作为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最高的国家,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如何以低成本实现减排目标成为中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国家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从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向依靠市场力量转化的背景下,深圳等七个碳排放交易试点(市场)于2013年6月启动交易。作为外生政策主导下的市场,碳交易价格无论作为市场竞争的结果还是作为引导场外碳排放权配置的信号始终处于市场机制的核心,因此本文按照“合理定价基准—碳价波动影响因素—市场定价效率判定—价格发现机制形成”的逻辑对中国碳交易市场进行研究,以期为稳步推进市场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证依据。关于碳交易市场的定价基础,本文系统梳理了碳排放权交易相关理论,归纳了国外碳配额价格形成的经验,随后以边际成本理论作为基础对中国碳交易影子价格进行实证研究。通过构建参数化二次型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分别计算投入要素为总能源及煤炭、石油、天然气叁种化石能源,产出为地区总产出和第二产业产出对应的二氧化碳影子价格。四种测算结果显示,第二产业对应的二氧化碳影子价格高于总产出对应的影子价格,考虑能源投入结构的二氧化碳影子价格低于未考虑能源投入结构的影子价格。不同省份影子价格由于能源投入结构、产业结构等原因差距较大,在3.94元/吨到805.24元/吨之间。本文还进一步对影子价格与初始及交易价格产生的偏差进行了剖析,并对作为影响初始价格核心要素的分配机制提出了建议。关于碳交易市场的价格影响因素,本文以均衡价格理论作为基础,在总结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价格驱动因素、运行规律及运行经验的基础上,重点对中国碳交易价格进行实证研究。选择反映宏观经济、能源价格和天气因素的五个变量作为碳价格运行潜在影响因素,分别运用静态面板模型、PVAR模型以及Bai-Perron检验方法进行检验,力图多维度揭示碳交易价格影响因素与运行规律。研究发现:宏观经济与能源价格对碳价影响较为显着,而天气因素未对碳价产生显着影响;碳价驱动因素较多且比较复杂,碳价联动机制尚未形成;七个碳交易试点除湖北外碳价突变发生时间与履约时间相吻合。实证结果表明,目前碳交易价格对其影响因素反映并不充分,与实体经济各要素价格联动性不强,其实质意义是碳价变动没有充分体现出内在经济动态以及政策调控意图所施加的碳排放成本变化。因此,在推进中国碳交易市场建设时,应一方面加强对市场运行环境的宏微观治理,促进碳交易市场发挥价格机制作用,另一方面重视碳交易价格运行中可能发生的价格突变,从构建具备弹性的抵消机制、允许配额跨年度存储、政府预留一定比例配额用于市场价格调节、由固定安全阀向浮动安全阀过渡四个方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碳交易价格稳定机制。关于碳交易市场的定价效率,本文以有效市场理论为基础,首先在概念上结合文献将碳交易市场定价效率界定为价格对市场信息的反映,进而以七个交易试点为研究对象,将碳交易试点显着存在的“淡薄交易”特征纳入考虑,通过多种方差比检验方法对七个试点的市场定价效率进行研究。比较考虑淡薄交易因素与不考虑两种检验结果,发现仅有上海、广东和天津碳交易试点达到了弱式有效。究其有效性存在差异的原因,与配额总量与覆盖企业数量、碳交易市场覆盖排放比例、配额分配模式、交易规则完备程度、市场交易主体范围与参与意识五个方面的差异密切相关。借鉴欧盟碳交易体系经验,本文认为在全国碳市场推出之前,应在叁个方面采取措施以提高市场效率。第一,加强碳交易相关信息披露;第二,着力提升控排企业的碳资产管理能力,培养理性投资者;第叁,扩大碳交易市场容量,增加控排企业覆盖范围。关于碳交易市场的价格发现机制,本文基于期货期权定价理论,首先探究欧盟碳交易体系衍生品价格发现功能的实现,发现碳期货和碳期权对于现货价格的发现作用不断加强,而衍生品市场发展遵循:场外衍生品交易为场内期货期权交易奠定运行基础,EUA期货期权比CER期货期权推出早,期货期权交易量远远大于现货交易的轨迹。基于此,本文对中国碳期货期权市场发展路径提出了设想,认为构建碳期货与期权市场应未雨绸缪,并于全国碳交易市场建立后推出。在交易品种上,首先推出基于配额的衍生品种,并且期货交易先于期权交易。本文还进一步对中国碳期货和期权合约进行了具体设计,以期为未来期货期权提供范例支持。最后,本文对中国碳交易市场价格研究进行了总结,基于目前主要问题在于市场机制发挥不充分和定价效率不高的事实,认为应从分配机制、监督与核查机制、信息披露机制、价格稳定机制及市场培育五个方面对市场进行治理,并进一步提供了可操作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中国股票价格理论研究[D]. 邹艳芬.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001
[2]. 货币供应环境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机制[D]. 鲁万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0
[3]. 我国IP〇价格指数的编制与应用[D]. 周彦. 西南财经大学. 2012
[4]. 基于A股牛市顶峰特征的Z基金择时能力分析[D]. 周林君. 湘潭大学. 2017
[5]. 汇率对股票价格的影响分析[D]. 顾庄华.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8
[6]. 沪深市场权证定价问题研究[D]. 李青吉.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7
[7]. 上市公司会计盈余、现金流量与股票价格相关性实证研究[D]. 廖刚. 重庆大学. 2001
[8]. 我国货币政策对股票价格的影响[D]. 丰兴东. 西南财经大学. 2008
[9]. 后凯恩斯价格理论及其新进展研究[D]. 孙成芳. 东北财经大学. 2012
[10]. 中国碳交易市场价格研究[D]. 陈欣.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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