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中生活对王世贞书法思想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吴中论文,书法论文,思想论文,王世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29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8445（2009）01-0048-05
作为明代中期文学复古流派“后七子”中之重要代表人物，王世贞不以书名，或为其诗文名声所掩，或其书在当时的吴门书派中尚不能称一流，世人不以其书为重。但王世贞却是有明一代最出色的书论家之一，鲜明的崇古倾向是王世贞书法思想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特征，王世贞的书法理论也常常被称为“复古书论”；但王世贞并不反对“自立门户”，他还强调自成一家和“变”的价值，重视继承和创新两个方面的意义；在书法学习上，他主张以“悟”作为学古而不为古役的超越，还要求书家兼善各种书体、多种风格，从而达到集大成的目的。考察王世贞书法思想，可以发现其形成深受王氏生平经历、思想观念与处世心态的影响。
王世贞，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弇州生、弇山居士、弇山人、天弢居士、天弢道人。嘉靖五年（公元1526）十一月初五日出生于南直隶苏州府太仓州（今江苏太仓）。从王世贞出生到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22岁时考取进士，试政大理寺左寺评事，入京做官止，王世贞在太仓生活了22年。自22岁中进士，到65岁致仕，在其43年的官宦生涯中，真正在外任职的时间只有不到22年，仅占其官宦生涯的一半，而另一半时间一直闲居于吴中。吴中生活对王世贞影响非常大，大致说来，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吴中地区博雅的文化传统
清以来论明代学风者，往往认为明人浅陋，学子皆束书不观，徒耗精力于科举，刻书复草率，故刻书而书亡，明人不学，遂成为口实①。然而明代学者，自有博雅一派。如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五云：“南峰喜著书，其所撰次，有宋史、有奥囊手镜、有皇明文宝、有地纪诸编，其帙皆数百卷。凡例既备，采摭详博。”[1]而苏州地饶多贤，俗好博雅，尤为当时之特色。明人著作中便多有以“博雅”一语称颂吴中地区士风特征者，如吴宽称吴中名士李应祯、刘珏等能文善艺均用“博雅”一语②。又如王鏊述吴中人士能一反“拘儒曲士”陈习，而注疏楚辞、表彰文学的行为，亦云是“博雅”君子所作为[2]。在这里，“博雅”君子是与限于科举范围的所谓“缝章之士”相对称的，也正是根据自己所关注的吴中经验，王鏊提出了“于科贡之外，略仿前代制科或博学宏词之类，以待非常之士，或旁通五经，或博极子史，或善诗赋，兼工书札，不问有官无官，皆得投进”[3]的破牖之论。其实，“博雅”一词所涵盖的范围是更为广泛的，除了上文已涉的之外，还包括了如对蓄书、博古、清玩、书画，甚至各种杂多知识类型的兴趣，从而显示出吴中文人生活的特殊趣味，也是其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吴中前辈文人中，王世贞对沈周、祝允明、文征明的博学都非常钦佩。在《吴中往哲像赞》中对三人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沈石田先生周……先生博学，无所不通。喜为诗，其源出白香山、苏眉州，兼情事、杂雅俗，当所意到，訾亹不得休。书法双井，矻矻未化，至丹青之学，久而天下愈宝之，以为北苑、巨然、徐熙父子复出，胜国诸贤勿论也。[4]
祝京兆先生允明……先生天质颖绝，读书目数行俱下，于古载籍靡所不该浃。自其为博士弟子，则以文辞称，而不能致深湛之思，以故雅郑时揉错。然至成弘际名能复古者，先生盖先登矣。书法魏晋、六朝，至颜、苏、米、赵，无所不精诣，而晚节尤横放自喜，故当为明兴第一。[5]
文衡山先生……读书恒至丙夜，而以其才傍及诸艺文及书绘，皆精绝。先生所严事故吴尚书宽、李太仆应祯、沈周先生，而友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吴、徐工古文、歌诗，吴又能书，李、祝工书，祝又能古文、歌诗，沈、唐工绘事，又能歌诗，而皆推让先生，以为不可及。[5]
王世贞推重三人之处，一是其人读书之多，二在于其诗文书画之兼善。王世贞从这样的角度评价自己所欣慕的三位前辈，实际上也是对吴中士风传统的一种认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于吴下文风，王世贞颇为不满，认为是“如阊门小儿、闹肆器具，错丽万状，不过一泥水胎耳，不直一钱也”[6]。他认为，这样的文风与大明王朝的历史地位殊不相称，说：“明兴，高、文二帝鼎卜二都，双垂若日月，开辟元秽，百七八十年来，彬彬之治亡论迈汉唐矣。即吴、蜀偏季尚有太冲、孟阳诸君子赋之，兹何寥寥也！”[7]相反，王世贞对吴中书法的评价却极高，他在《艺苑卮言》中说：“天下法书归吾吴，而祝京兆允明为最，文待诏征明、王贡士宠次之。”[8]在《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一又说：“国朝书法尽三吴。”
从上述评价来看，王世贞极为重视吴中文人对书画艺术的兴趣与擅长，书画在他所认识的吴中“博雅”传统中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王世贞在晚年发现，吴门书法在隆庆和万历年间已经逐渐停滞不前了，他认为这是年轻一代的书家不思进取、不善学习的结果：
迩来文待诏擅名吴下，纷纷奴书，令人厌开眼，丈夫宁为鸡口，无为牛后，惜哉！[9]
黄惇认为，王世贞在评论古代书法的同时，“特以对当代书法家的批评为己任”[10]，确实是很有道理的。王世贞自知不善书，无法担当起振兴吴中书法的重任，但他希望通过对书法作评论，影响吴门书派的追随者，从而使吴门书法再次走向辉煌。
与博雅的倾向有关，王世贞在文学实践中形成了一种以博大为美的审美趣味。体现在他具体的撰述中，则是体大材博、各体皆备，胡应麟在《弇州先生四部稿序》中曾详细地论述王世贞对各类文体的精通：
今称集大成焉，学者往往谓六经匪可以文章言，而仲尼之集大成庸讵，
以文章之一节，姑亡论已。语文章，于三代之下，则在百氏矣。轲以儒，周以道，非以法，不韦以杂，短长以纵横，丘明、高赤以编年，向、固、晔、寿以纪传，斯以书，谊以论，江左六朝以偶俪，唐宋而下诸子以杂文，原、玉以骚，卿、云以赋，唐山、子乐以乐府，乘、陵、操、植以古风，勃、照邻、宾王、太白以歌行，俭期、之问、维、颢、颀、昌龄、参以律绝，皆杰然各名所长，乃上下数千年间，未有总摄荟萃而统于一者。谭艺之士不得已，则判途为二，而取汉之迁、唐之甫以当之。咸曰：集厥大成矣。夫迁，吾亡论其声诗，即一史外，若骚、若赋、若子，胡以弗少概见也。甫，吾亡论其纪述，即诸律外，若乐、若选、若绝，胡以弗皆中程也。曰迁，曰甫，诚哉数千年间出，而较彼一偏之技，犹然陷缺若斯，矧乎搴百氏之长，极二途之趣，洋洋洒洒以自树一代之言之人也。姬周而降，可易得其仿佛哉。[11]
胡应麟这里所说的文章包含了历史、诗歌、杂文、书论等，几乎古代绝大部分文体都被容纳进来。由此可见，王世贞研究书法、创作书论也是其追求博雅的一种方式，而这种追求无疑是受吴中地区博雅的文化传统影响的结果。
（二）王氏家族
对王世贞来说，除了吴中地区特有的士风对他的影响外，家族对他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王世贞的祖父王倬、父亲王忬和伯父王愔，都对王世贞的思想与处世心态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王倬虽以科举名世，但作为王氏家族的家长，为保家族世代兴旺，他购置了大量的“族田”。族田，又称公田，是封建社会家族制度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至元明已极为普遍。但王倬之举却远较普通的公田为甚，他不惜重金，为王氏家族购地四千余亩，称之“义田”，其规模之大，在当时太仓州亦属罕见。这不仅解决了家族的多种支出，加强了家族内部的凝聚力，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保障之外，为家族的发展“购置”了原始的“资本积累”，在王倬死后，这种“积累”便表现出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与现实意义。王倬子王忬晚出，王倬死时王忬仅15岁，不得不依靠长兄王愔。王愔荫袭父职，却无意进取，王氏因此家道渐落。王忬成年后，分得“义田”二千亩，却又都是贫瘠之田，正是在这二千亩贫瘠之田上，王忬表现出出色的理财能力。他乘“会岁乍侵，民饥流徙”[12]之机，一方面开仓赈济，博取名声；一方面乘机购进良田，使土地循环增殖。在产业迅速扩张之时，王忬的“义举”也为他在士林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王氏家资殷实，为在王倬之后的二次腾飞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虽然王忬最终以战功扬名天下，但其子王世贞在追忆父事时仍不忘乐道于此，可见这种原始的商业意识在祖孙三代身上的潜移默传，这也是王世贞思想意识中表现出一定的崇商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分析王世贞的崇商倾向，可以看出他所赞举的主要是儒商，而“儒”与“商”也正是王氏家族意识的两个重要方面。王梦声（王世贞六世祖）身兼州学正，自然以儒学为传家之风。王倬在土地运作时所施行的“义举”，也是一种儒家风范，更是其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除此之外，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科举取士制度对当时的家族精神积累起到了普遍的制约作用。王氏自王侨、王倬兄弟中进士后，王侨子王悌、王憬又双双考中进士，时人即以“燕子双双四进士”称颂。王世贞从家族继承来的这种商业意识虽然较为原始，但却是讲求实效性的。在当时，理学盛行，儒学受理学的影响很大，儒士的“修齐治平”大多仅表现为一种理想，很难身体力行，所以心学才会在思想领域异军突起，其破除理学空泛不实之病的思想主张也才如此振聋发聩。而务实的商业精神对家族精神的渗透无疑使传统的儒学精神更容易落到实处，王氏祖孙或文治或武功的实绩多少可以反映出这种家族精神的作用。在前后七子中，王世贞于理论倡导外，最尚身体力行，其中也多少受到了这种务实的家族精神的影响。而作为当时的远洋贸易中心，太仓繁荣的商业文化为王氏所带来的开阔的视野，博取的胸襟，以及敢为天下先的勇气，都在其以后的文学、书法思想中有比较鲜明的表现。
王倬、王忬对王世贞影响较大的另一个方面是传统儒家“文治”内容之外的“武功”意识。王倬，史称“德量宏远，才识过人”[13]。早在余干知县任内，就表现出干练的才能，尤以善于断狱而著称。“凡疑狱，刃迎缕解”[13]。他虽以文才入仕，却能以文官领兵，且机敏过人，用兵如神。在平息各地暴动的过程中，屡立战功，最后官至兵部侍郎亦属名至实归。王倬的这一“武功”传统在其子王忬身上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扬光大。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庚戌之变”中，王忬在通州保卫战中的杰出表现给嘉靖皇帝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被嘉靖帝看作是一位军事奇才与忠耿之臣。通州保卫战后，与一些因失职而受到极其严厉处罚的官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王忬被超擢五级，破格提升为都察右佥都御史，经略通州以东诸军事，担负起拱卫京豢的重任。通州一战，使王忬的军事才华毕现，也使他由一介文士成为名动天下的千军之帅。此后，王忬以文臣领武事，平南倭，抗北虏，转战一生，为明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勋。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都因他的提拔而成为明代杰出的军事家。对于王氏家族的这种“武功”传统，王世贞在《弇山堂别集》中曾津津乐道。据他统计，有明“三代司马中丞”的家族，唯太仓王氏一家：
先大父（指王倬）以正德甲戌擢右副都御史，先父（指王忬）以嘉靖庚戌擢右佥都，甲寅转右副都，至右都、兵左侍。贞不肖，亦以万历甲戌忝转右副都，与先大父前后相去六十年，俱转侍郎，皆兵部。[14]
这种于“文治”之外的“武功”传统，经过数代家族杰出人物的传承，自然融入了王氏家族精神，经世致用、“文治武功”的儒学教义因此而显得既切合实际而又富于智能。从审美的角度来看，这也使王世贞的文学、书法思想表现出了崇尚阳刚美的一面。
王世贞的伯父王愔对他的影响也很大，王倬长子王愔是王氏家族中第一个强烈表现自我个性的人物。他因“为人豪于声乐”[15]而被视为家族的不肖子孙。曾大兴土木“筑甲第海上故里，壮丽甚”[15]。连回家探视的王倬也不禁为豪宅的奢华而惊骇。王倬死后，王愔以长子荫袭山东布政使都事一职。虽然荫袭了官职，王愔却无意仕进，一反王氏传统的以儒立身、奋发进取的精神，醉心于声色犬马，尤其对山水园林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凭借雄厚的家财，他在太仓兴建了当时首屈一指的个人宅园。王世贞追述其盛况曰：
公故豪，有园林声名之奉。至是益发舒，于居第后种竹万余竿，长松半之，它奇卉异木复半之，筑山凿地，列峙洞庭、锦川、斧劈诸峰，间以亭榭桥道，宛转向背，怳若有神。窨窬深靓，非复人境。春时游者舄履相啮，衫珥狼藉，公盛帷张，张乐合宴。临观之，则咋指叹咤，以公非仙则神，不然者，岂十万户侯裔耶！[15]
后遇倭寇洗劫，王氏举家迁逃。倭乱后，王愔“仅以身免”，归家不悲反喜，旁人怪之，其云“山石无恙乎，……然则我胡为弗乐也。”遂“促具酒，奏伎如初”[15]。可见他的庭园山石之好。当然，从现有资料我们只能看出王愔对园林的爱好，却不能证明他在园林艺术上有何造诣。如果可以揣测的话，我们也只能从王世贞身上去探求他对后辈在这一艺术领域内的影响，足可以看出他作为东南文人领袖在园林艺术上的独特爱好。当然，在明朝中期以后，这一现象也很普遍。园林艺术，尤其是文人园林成为江南性灵文化的一大盛事，并在江南家族文化中得到典型的表现。对于文人园林来说，明朝的中后期是一个质变的兴盛时期，这典型地体现在江南的苏、浙一带。因经济的发展而导致文化的多姿多彩，因对政治的冷漠而导致艺术的纷繁出新，大量文人园林的出现多少表现了这一地域的文人对庙堂文化的远离，以及对以自我为中心的世俗生活的关注。王世贞与伯父的这种爱好在后代身上亦有所传承，多少表明了以园林艺术为代表的性灵文化对这一江南望族的家族精神的渗透。王世贞中年以后颇好游于山水，但科考以前，却只远游过一次，这唯一的一次远游就是随伯父王愔而行的，个性十足的伯父无疑在身心上对王世贞疏放个性及追求自适心态的形成产生了某些重要的影响。
（三）与吴门书家的交往
交往也是影响王世贞学识和思想形成的重要因素，王世贞在吴中生活了40多年，在这数十年的人生旅程中结下了众多的师友。其中在书法方面有较密切交往者有：文征明及其儿子文彭、文嘉，文征明弟子王禄之、陆子传、彭孔嘉、周公瑕、钱叔宝、陈子兼、黄淳父、王百榖；还有吴门地区的其他书家如俞仲蔚、张伯起、张幼于、王元驭、王辰玉等。交往不仅激发了王世贞对书法的热爱，而且开阔了他的学术、艺术视野。下面以王世贞与文征明、俞允文之间的交往，来简要地说明这一问题。
王世贞所交往的吴中书家首推文征明，文征明在《楷书前后出师表》中说：“嘉靖甲辰春日，偶过元美斋头，出示唐人墨迹，精绝可爱，不胜景仰。复以佳纸索前后出师表。余何敢望古人哉？勉为书此，以鱼目混夜光，觉我形秽多矣。”[16]嘉靖甲辰（公元1544），时王世贞19岁，文征明已是75岁，说明王世贞与文征明开始交往的时间很早。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王世贞因倭寇之乱避地吴中，曾较频繁地拜访文征明，《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八云：“癸丑，余避地吴中，一日，以间谒文太史，手此卷索题。”《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二又说：“文太史八十四时，为余出金花古局笺，行书此三诗以赠。”是年秋七月王世贞启程返回京师时，文征明又以诗画相赠③。从上述材料看，二人之间的交谊确是非常深厚。对于文征明的书法成就，王世贞给予了中肯的评价，指出：“（征明）书法无所不规，仿欧阳率更、眉山、豫章、海岳，抵掌睥睨，而小楷尤精绝，在山阴父子间。八分入钟太傅室，韩李而下，所不论也。”[16]1627在书法理论方面，两人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大体都以崇古、拟古为基调，强调“笔墨苍劲，典雅有法”。另外在法度与性情、拟古与个性之间，二人也都有所认识，王世贞书法思想受文征明的启发是显而易见的。
王世贞与俞允文交往也较早，俞允文（公元1513～1579），字仲蔚，昆山人。顾章志《明处士俞仲蔚先生行状》称：“君稍长即游心文艺，然雅不好举子业，唯喜读古文辞及临摹法书。”[17]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王世贞以刑部员外郎的身份出使江南，便道返家之际与俞氏结识订交。以后逐渐建立起十分深厚的友情，王世贞还将俞列为“广五子”之首。出于对王世贞的倾慕与信任，俞允文后曾将自著诗文集十卷托付王世贞厘订，世贞“寓目”后，亲自“更之为四卷”，[18]并在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刊刻俞氏诗，又为作序。俞允文书法楷、行、隶皆精，钱谦益《列朝诗集》言：“（允文）工于临池，正书规模欧阳，行笔出入襄阳，应酬挥洒，顷刻数十函，无凡笔。”[19]王世贞评其书说：“（允文）少工临池，久而益擅之。其小隶骎骎欧、柳而上登吴兴堂，行笔出入褚河南而稍纵之则米襄阳，八分自谓得《西岳碑》体。”[20]王世贞的收藏中有很多俞仲蔚的书法作品，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俞氏应王世贞的索求而写的，如王世贞曾特邀俞允文为自己所收藏的《褚河南哀册文》题跋，他说：“须足下作蝇头楷，以铁手腕发之，令人益想见河南公用笔妙处，当更为大具美食也。”[21]王世贞还经常与俞允文讨论书法批评的问题，我们从下面的一封书信中便可见一斑：
昨得足下书《陶隐居传》、《哀册跋》，真所谓“小字有大法”，当自仆评诚悬《度人经》语发之耳。怀素笔故神骏，第好以意创造，今人不熟《千文》，或拆看多不可识，此秃师妄欲凌右军，足下大骂之，似为山阴吐气耳。宋有张参政者好作草圣，每令其从子落槀，至波险处问张，亦不自辨，乃曰：“若何不早言，使我忘之？”故亦宜尔。米元章论书云：“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怀素稍趋平淡。”信尔。颠史当更甚耶？今世所传颠笔剧少，伯英《殊愁（帖）》、大令《桓江州帖》或云是伊书，果否？然足下骂怀素而推豫章，又不可解。豫章自云：涪州以后全入素三昧。然素结法紧，豫章慢，素腕力强，豫章弱，故自有辨也。足下又云性不喜郭林宗，此语的有见，要令世人闻之，仆日来眉头得小展，过此一月，浊醪妙理尽矣[21]。
类似的相互切磋，见之于二人文集者很多。这种切磋可以使王世贞得到不少启迪，同时也拓展了他的书法视野，增长了见识，对其书法思想的形成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王世贞在吴中广交书界朋友，使他能窥吴门派书法之堂奥，既受吴门书家书法思想的影响，充分肯定其历史地位，同时也看到了吴门书法的缺陷，如过分泥古、重行草轻篆隶等，这些王世贞在自己的书论中都时有流露。
综上所述，王世贞在吴中生活的40多年中，思想观念与处世心态上受到吴门地区文化传统的濡染、家学的熏陶以及吴中交往的影响。他继承了吴中文人爱好书画、追求博雅的传统，吸收了家族务实、尚武及追求个性的长处，受到文征明等一大批书家的影响，为形成自己平正典实、融合众说而又深刻缜密的复古书论打下了基础。当然，吴中生活并非影响王世贞书法思想的唯一因素，明代中后期的政治环境、王世贞的仕宦生涯对其书法思想的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这些笔者将有另文探讨，此处不赘。
收稿日期：2008－11－25；修改日期：2008－12－10
注释：
① 清代学者十分鄙视明代浅薄浮泛的学风，顾炎武曾就明人著书过程中出现的剽窃现象指出：“汉人好以自作之书而托以古人，张霸《百二尚书》、卫宏《诗序》之类是也。晋以下人则有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己作，郭象《庄子注》、何法盛《晋中兴书》之类是也。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又云：“吾读明宏（弘）治以后经解之书，皆隐没古人名字，将为己说者也。”（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1996年版）《四库全书总目》亦云：“盖明人著书，好夸博奥，一核其实，多属子虚。”
② 李应祯事见《明故中顺大夫南京太仆寺少卿致仕李公墓碑铭》，《家藏集》卷七十六。刘珏事见《跋元诸家墨迹》，《家藏集》卷四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八《画扇卷》说：“右扇卷甲之六，皆征仲画也，凡二十面。前一面乃癸丑秋送余北上者，时年八十四矣，尚能作蝇头小楷，题七言见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