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社会工作的文化实践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论文

民族社会工作的文化实践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刘玉兰

(常州大学社会工作系,江苏常州 213164)

[摘要] 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当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合服务陷入了服务系统性和发展性不足的困境。民族社会工作的文化视角强调维持不同文化群体的多样性,增强服务对象的跨文化适应能力,促进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融合,将其应用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合服务是突破服务困境的关键之举。该视角下的服务策略以“赋权”和“反思性对话”为方法;以“关系建立”为起点,搭建社区为本的支持系统;以“文化融合”为目标,形成整合服务框架。此跨文化服务策略对多元部门、专业服务和个体与群体困境的强调,从工作主体、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三方面创新了当前城市民族工作治理体制。

[关 键 词] 民族社会工作 文化实践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社会融合 服务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的城市化与现代化、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结构、与以民族身份为基础的“汉—少”二元结构相结合,形塑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会融合的困境。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社会融合,不仅关系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群体福祉,也直接关系到民族融合和新型城镇化推进的历史进程。民族社会工作是基于人本主义视角,依据社会工作理论和技巧,开展专业化服务的科学方法。民族社会工作对个体与系统的双重偏好,使其在回应少数民族群体需要、理解和利用其族群文化的优势上具有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思考民族社会工作在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中的定位与作用,对加强和创新城市民族工作服务和管理体制机制,全面正确贯彻落实民族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实践行动困境的基础上,引入社会工作的文化视角,探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实践策略,并指出对当前城市民族工作的启示。

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社会融合服务的实践困境

空间上的流动给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带来城市社会融合难题,不仅面临政治参与、社会生活和福利制度等层面的困境,还面临生活方式、语言习惯、宗教信仰等文化层面的排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所具有的“族群身份”与“社会排斥”之间具有紧密的关系。研究显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面临身份和文化的双重弱势性,使得其具有更低的收入和劳动合同签订率、更低的城市主观认同度和内卷化的社会交往网络。① 段成荣、迟松剑:《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状况研究》,《人口学刊》2011年第3期。 ② 肖昕茹:《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现状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民族文化因素是阻碍其融合的重要因素,较好的文化适应对其定居城市有显著影响。③ 聂伟、万鸯鸯:《文化适应对少数民族农民工城镇落户意愿的影响——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表1数据显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面临各种跨文化适应问题:一是行为文化适应上存在语言和交往问题。普通话和打工城市方言不好的比例分别为47.6%、53.5%;城市社会交往中存在语言障碍的占18.8%;社会交往适应上几乎没有参与任何正式和非正式组织,组织参与指数均值仅为0.3;二是心理文化适应水平也有待提高。虽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心理健康处于比较健康的水平(均值为30.4),但是城市归属感和认同感较低,对城市有强烈归属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比例仅为34.1%、30.3%、41.9%,比例不足一半。

表1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跨文化社会适应状况统计表

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关注,也促进了社会融合的社会政策和服务实践的探索。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除了应从政策层面优化户籍管理制度,改善民族优惠政策,还需要从中观层面构建具体的服务实践,从而有效连接宏观制度和微观个体。目前国家层面主要从两方面探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经验:一是从2011年开始,国家民委先后分四批选取全国28个城市作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示范城市”,探索服务管理体系建设的新经验。二是从2012年开始,中央财政通过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少数民族社会服务,探索社会工作专业化服务模式。表2显示,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项目数大约为每年1-2项,项目资金保持在25万元左右/年。

整体看来,当前服务实践的探索对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起到了积极作用,基本形成了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政府自身职能机构服务、社会工作化改造④ 郭未、杨涵:《中国民族社会工作的发展图景:历史概述与现状反思》,《广西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 三种社会工作实务模式。但当前城市民族工作仍然存在重管理而轻服务的工作理念、服务成效有限、多部门协调困难、民族工作队伍薄弱等问题。① 孙婷:《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困境与创新》,《贵州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 大多数服务实践理念多以城市主流文化为主导,聚焦在劳动就业、文化体育、卫生健康、法律援助、临时困难补助等各类服务,② 孙鲁毅:《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模式新探——基于南宁市“13456”谈起》,《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6期。 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遭遇的文化排斥议题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从而造成发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内在优势、重建社区支持性关系、推进跨文化适应等服务的社会融合方案不足,致使未能有效地回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真正需要。服务实践的“文化忽视”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表2 2013-2018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服务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项目数量和金额

一是服务层次个体化,服务系统性不足。如表3所示,2013-2018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服务项目中涉及的7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服务项目均围绕个体适应、个体发展和个体援助等议题展开。这种将融合困境个体化的方法容易将困境根源归结为个体或家庭能力不足,忽视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所处的宏观社会结构的排斥性。少数民族人口流入城市,一方面彰显的是改革开放的现代性所带来的独特的城乡关系,农村的“虚空化”过程夺走了农村从经济到政治再到文化上的所有价值;③ 严海蓉:《虚空的农村和空虚的主体》,《读书》2005年第7期。 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成员身份区隔与地区社会经济差距。双重二元结构所暗含的政治和经济的不平等使得城市作为“现代文明”代表的地位不断强化,而导致了对农村文化、少数民族族群文化的排斥和异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面临的文化排斥常常直接或间接造成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排斥。④ 古学斌:《西方种族/族群社会工作多元论述与实践》,《社会建设》2018年第2期。 因此,要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需要从个体及其所处的中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出发,设置系统化的服务项目,优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个体能力与系统环境。

二是服务实践补缺性明显,发展性不足。当前城市民族工作延续我国民族优惠政策的制定理念,重在通过经济补助、教育降分录取、就业上的优先录用等,追求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⑤ 胡彬彬:《我国的民族优惠政策应往何处去?》,《广西民族研究》2014年第6期。 如图1所示,少数民族服务项目主要集中在产业发展、健康医药、儿童发展与教育,分别占23.9%、21.7%、16.3%。如表3所示,7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内容也集中在儿童发展和素质培养。这些服务实践发展主要依赖于政府,行政性和政治性色彩非常浓厚,⑥ 郭未、杨涵:《中国民族社会工作的发展图景:历史概述与现状反思》,《广西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 服务方法以外在救助为主,比如七项中央财政支持服务项目中有5个项目明确提出采用“救助”、“帮扶”、“支持”的方法。这些服务实践秉持问题视角,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视为消极和被动的主体,忽视了个体和系统资源能动性的发挥。把服务实践的重点放在弥补由于文化差异而导致的各项问题,并未意识到少数民族文化的价值,也未能将这些文化价值视为其社会生活的积极资源。这种供给式的政策和服务已经受到诸多挑战,增强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制定发展型的社会福利体系成为学者近年来的诉求。因此,要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不仅需要外在的救助,还需要充分发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内在优势和内生力量。

实验三:间歇采样重复转发干扰的采样周期Ts=3 μs,采样间隔τ=0.7 μs,干信比取40 dB,所得目标信息如表4所示,仿真结果如图5所示。

表3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项目干预层次和干预理念统计表

图1 少数民族服务项目主题分布图

二、社会工作的文化视角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转型

少数民族社会融合的研究支持“文化”或“民族”取向的社会政策与服务实践的推进。社会融合的研究往往通过关注其对立面,即社会排斥而实现。社会排斥是族群研究的重要理论,是指当个人、团体和地方由于国家、企业(市场)和利益团体等施动者的作用而被全部或部分排斥出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家庭和社会关系系统、文化权利以及国家福利制度的过程。① 曾群、魏雁滨:《失业与社会排斥:一个分析框架》,《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3期。 “族群”与“社会排斥”之间有紧密关系。族群身份通过确定民族成分和纳入户籍管理系统完成了其制度化过程,也形塑和强化了社会群体间的边界和认同。② 胡彬彬:《我国的民族优惠政策应往何处去?》,《广西民族研究》2014年第6期。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族群”代表了一种文化身份,一种与城市主流群体和文化之间可辨别的行为习惯、生活方式以及生活差异。伴随着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族群身份与提供保障和被动性的国家—提供机会和风险的市场—提供团结和分离的市民社会③ 彭华民:《福利三角:一个社会政策分析的范式》,《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等多重结构性因素交织,造成当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维度的排斥现状。对少数民族人口“族群”身份的回应是反社会排斥的政策与服务的核心议题,也一直与少数民族社会排斥研究联系在一起。

社会工作一直在回应文化多样性与民族敏感的议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世纪90年代开始,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引起了社会实践巨大的变化,其特别强调所有群体应该共存,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如何服务于少数民族群体引起社会工作实务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外在面对不同族群的移民对象时,主要发展了五种类型的工作手法:人类权利方法、公民权方法、民族敏感和文化能力方法(the ethnic -sensitive and cultural competence approaches)、批判社会工作、反压迫社会工作,其中民族敏感和文化能力的方法在专业实践中获得较好的应用,成为民族社会工作方法的基本共识。民族敏感和文化能力实践这一概念最初来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认为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有保持自己文化价值的权力,社会工作者应该提供文化适切的专业服务,尊重案主(client)的价值和文化,并视其为社会生活的积极资源,④ Kathleen Valtonen,Social Work and Migration:Immigrant and Refugee Settlement and Integration.Journal of Ethnic&Migration Studies.2011(4),PP.677-678. 这催生了跨文化社会工作(cross-cultural social work)实践。⑤ 在国际社会工作文献中,与跨文化社会工作(cross-cultural social work)相关的词包括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Goldberg,2000),或者民族敏感社会工作(ethnic-sensitive social work)(Devore&Schlesinger,1996)。在澳大利亚,相关的词则是特定文化(culturally specific)(Rodopoulos,1998:2)或者文化敏感(culturally sensitive)(Adams&Gilbert,1998:35-38)或者文化敏感社会工作(culturally sensitive social work)这一词汇。在美国,文化能力这一概念较为流行(Lum,1999)。在英国,则是反歧视或者反压迫的社会工作实践占据统治地位。 这一实务传统下延伸出的社会工作敏感实务,将焦点放在种族和文化上。⑥ [英]马尔科姆·派恩:《现代社会工作理论》,冯亚丽、叶鹏飞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7页。 跨文化社会工作强调从多元文化适应与平等公民权益争取两个角度展开研究和实务工作,⑦ 王旭辉、柴玲、包智明:《中国民族社会工作发展路径:“边界跨越”与“文化敏感”》,《民族研究》2012年第4期。 将其应用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服务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总之,地方政府既是运动员(水权的拥有者),又是裁判员(水权管理者)将不利于保障水权制度的公平性。[14]在水权交易市场中,地方政府应该将精力用于水资源初始分配和公共服务提供。譬如,确保水权交易不会损害水资源的生态环境,确保最重要的水需求(比如满足基本生活用水)得到满足,确保水权安全不然无法激励人们进行水权交易,确保水权交易具有一定灵活性来适应时代变化,平衡水权交易中具有潜在冲突的社会利益需求。

随着神经网络深度不断增加,特征图的细粒度大小也不断递增,更能反映全局信息。重组层分别将Darknet中的第16、第10和第6层包含不同细粒度的特征图进行重组。从图5中可以看出,将Darknet-19中的第10层和第16层输出的特征图利用类似残差网络的短路连接重组后的平均IOU值均高于其它策略,相对于Yolov2模型由0.81增长到0.83。

一是社会工作的文化关切与社会融合。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困境是嵌入在城—乡和汉—少文化不平等的二元结构中的。在当地人看来,“我们”和“他们”不仅在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利上存在冲突,而且移民的涌入在社会规则、文化传统上也对本地主流文化形成冲击,威胁着本地文化和价值的保持和延续,这种文化排斥也加大了对外来移民经济、政治和社会参与方面的排斥。⑧ 李煜:《利益威胁、文化排斥与受挫怨恨——新“土客”关系下的移民排斥》,《学海》2017年第2期。 因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服务实践需要有效的回应文化排斥议题。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文化融合”需要增强族际间接触。流动的社会性后果集中表现在对各种关系的破坏上,特别是与外部族群的交往上。数据显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交往表现出较强的同质性和内卷化,主要的交往对象中老乡占36.3%。国内外移民社会工作的服务实践表明,在移入国发展社区关系和亲密关系有利于移民的调整,那些较多参与移入国社区活动的移民的适应状况比那些只与相同移民国的人互动的移民能更好地调整。② Choi J S,Choi S,“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with Migrant Workers in South Korea-Micro and Macro Approaches”,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Vol.48,No.5,2005,PP.655-665. 因此,融合服务的核心便落在“社会关系”强化和重建上,搭建社区为本的支持系统,强化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强纽带关系的正向引导作用,特别是社区共同体的凝聚作用。具体而言,集中强化两类关系发展:

“哎呀,我们杨连长真细心,妹子,快接着。我说有沙枣花吧?你看一串一串的花苞,要开了。”女人的话还没落地,一片掌声撵出一片哄笑,田志芳面对这突发的一切,有点不知所措。“跑了这么多天的长途路,终于到家了,妹子,肯定累了,走吧,到你住宿地方休息去。”

首先,反思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所处的不平等的社会文化结构。跨文化社会工作认为社会工作者需要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放入“社会文化脉络”中来理解,② 何芝君、麦萍施:《本质与典范:社会工作的反思》,八方文化创作室2005年版,第85页。 敏感地反思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融合困境,认识到宏观经济结构、政治制度、传统文化规范及社会政策对个人际遇、可获资源多寡、机会有无的影响以及其直接或间接制造出的“个人”问题。因此,社会工作者需要将环境引入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赋权过程,对其迁移经验和社会环境做更多了解,反思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文化背景,认识到社会结构在其身上的压迫性,从而避免对融合困境的个体化处理。

廖:阴阳互根、福祸相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哲学思想,在我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没有现代自然科学的系统学习,使得我能够较为容易地理解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不如意的现实生活状况,逼迫一个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人,在公布“恢复高考”后的一个月时间中,拿下了“跳龙门”所必须掌握的知识;正规的医学院校教育,使得两种截然不同的医学知识体系在我头脑中冲突、碰撞,归于理解;毕业后没有去作医生,而是改治自己原本最不喜欢的历史,又为理解传统医学增添了新的视角.

其次,重构社会工作者与少数民族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祛除服务过程中的权力不对等。权力是嵌在社会工作者的角色里面的,拥有权力及缺乏权力通常与工作者以及服务对象本身所属的专业位置有关,且这个因素影响到整个服务的过程及结果。③ 刘玉兰、彭华民:《嵌入文化的流动儿童社会工作服务:理论与实践反思》,《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跨文化社会工作要求社会工作者与少数民族服务对象建立平等合作的专业关系,避免以专家的身份设定服务目标,改造少数族群的现有文化,造成对服务对象本土文化和真正需要的忽视。社会工作者在探索少数族群文化时只是文化学习者,应尽可能采用服务对象的概念和语言,④ Clark J.,“Beyond Empathy: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to Crosscultural Social Work Practice”,www.mun.ca/cassw-ar/papers2/clark.pdf. 激发服务对象的资源和潜能,促使服务对象在社区和社会资源的分配方面具有平等的机会。总之,跨文化社会工作对权力的反思,其实质是强调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主体性,也应是实现社会融合的重要前提。

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跨文化社会工作实践策略

社会工作的整合服务包括三个方面内容:能力为本、整体视角下的服务对象系统;对多元性的敏感;面向‘科学’和‘艺术’的多层次的社会工作实践。① 文军、吴越菲:《灾害社会工作的实践及反思——以云南鲁甸地震灾区社工整合服务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对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而言,文化取向的整合服务框架是指将社会工作服务嵌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多重文化系统,发展出整体的服务对象系统、多元性敏感、多层次实践的整合框架。首先,整合服务框架需要突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文化多样性的价值,发掘其多重文化的资源和潜能,从个体—文化—社会结构层面审视个人及其系统,形成整体的服务对象系统。其次,整合服务框架需要敏感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多元性,除了敏感于其所受到的多重文化影响以外,还应该将不同性别、社会阶层、年龄等文化经验纳入理解的系统,全面感知性别差异、社会阶层差异、年龄差异、多重文化差异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影响。再次,整合服务框架需要形成多层次的社会工作实践,建立多样化和系统化的跨文化服务项目,包括文化多样性培训、情感互动支持、社会资源链接等。多层次的实践用以回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个人与社会各层面的问题,一方面关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个体面临的生活、就业、教育、语言等困境;另一方面关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系统困境,比如资源链接,群体关系建立,社区参与等。

二是社会工作的权力议题与社会融合。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困境是伴随我国城镇化和现代化过程而产生的。利益分配与传统习俗等族群文化纠结在一起,既容易造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个体生活困境,也容易形成族际间的冲突,暗含了一种政治化的社会风险。① 连雪君、苏米雅:《民族社会工作实践的文化与政治之维——民族社会工作的一个分析框架》,《社会工作》2017年第4期。 因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干预实践还需要扮演“去政治化”的功能,厘清族群文化差异背后的权力差异,将族际问题降维到日常生活逻辑中,从而推动族群间融合。跨文化社会工作所具有的调节个体和国家、照顾和控制、保护和赋权之间的二元关系的专业本质使其能从以下两方面回应权力议题:

(一)以“文化融合”为融合服务目标,建立整合服务框架

2.重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外部族群的关系。这主要从宏观层面营造有利于社区关系建立的外部环境、调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区成员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数据显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外部支持较少,各类社会组织的参与比例较低,比如是工会和中国共产党成员的仅占3.9%,同乡会、基督教会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度仅低于1%。然而,族群与外部环境的良性关系能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带来社区甚至是更广泛的外部系统资源。因此,融合服务还需要协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重建外部关系,可采取社区外部资源链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其他群体的关系网络建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区参与等策略。在社区外部资源链接方面,引入相关的正式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服务和支持资源,提供相应的资金、就业机会等;与其他群体的关系建立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区参与方面,则通过社区活动增强两者的联系和交流,提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区参与水平,增强外部关系支持作用。

Properties of hempseed oil under different storage conditions 12 30

如何突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实践的行动困境?本文认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实践亟需在个体日常生活议题的救助取向和宏观户籍制度、民族政策和管理体制调整与安排之间,建立起一种贯穿上下的中间层次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国内外学者在探索族群服务时,大部分都将视角指向了文化视角,期望通过建立嵌入服务对象文化系统的实践,应对其现实困境。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服务是嵌入在服务对象的文化系统中的,包括三部分内容:城市—农村文化、汉—少文化、宗教文化,其中迁入地主流文化(城市文化和汉族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歧视、污名等以及对其融合产生的消极影响。因此,社会工作者必须关注由于文化不同而导致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被排斥表现,构建文化取向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重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服务。

(二)以“关系建立”为融合服务起点,搭建社区为本的支持系统

跨文化社会工作特别注重对案主多元文化的关切,发展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社会政治等四种实践视角,⑨ Dean R G.,“The Myth of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Families in Society: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uman Services,Vol.82,No.6,2001,PP.623-630. 其中现代主义视角认为文化和种族是静止不变的,群体成员间共享一些基本的文化特征,因此服务提供者能够发展一些通用的实践模式来协助服务对象的能力增长;后现代主义视角认为文化是持续改变和发展的,服务提供者仅仅是“信息者而不是知晓者”(informed not-knowers),因此服务提供者需要厘清自身的文化背景,避免文化偏见;精神分析主义认为文化和种族激活了成员深层次的无意识的感受,因此服务提供者应该采取心理视角,与服务对象共同建构工作的基础;社会政治视角认为由于文化和种族的差异所导致的歧视来源于各种形式的压迫,因此服务提供者需要关注服务对象的历史传统,认清群体间的压迫关系。虽然不同的实践视角会发展出不同的实践策略,但四种视角均强调关注服务对象文化独特性,注重对少数民族文化群体世界观及文化的理解与探求,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服务回归其文化本质,创新了服务内涵。

1.强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族群内部的支持关系。这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强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家庭和亲属支持。民族家庭的家庭认同比个人自我认同更加强烈。民族家庭也更加强调内部联系、互惠和子女责任,也特别注重对家庭或扩展家庭关系的依赖。因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可以通过家庭干预计划,进一步强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非正式支持力量和资源,增强其融合的内部支持。二是强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群体内部的支持关系。族群内部关系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生活和工作提供了就业、情感支持等重要作用。分享相同的种族经验或宗教认同的流动人口能够为新来者提供融合的方向、策略和协助。融合服务可以通过建立族群互助小组等,强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族群内部的支持关系,促进其城市社会融合。

流动加剧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多重文化的冲突和遗失。数据显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面临的最突出的三项问题是:生活没有安定感,占15.6%;不被当地人信任,占10.2%;感到受歧视,占11.7%,均高出其他普通的流动人口4%左右。如何构建情感与意义体系、缓解伴随身份认同危机而出现的怨恨、焦虑等情感,是当前城市民族工作服务的核心议题。因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服务应该以“文化融合”为核心,建立既能够回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面临的日常生活问题,又需要回应族际间融合问题的整合服务框架。

(三)以“赋权”和“反思性对话”为融合服务方法,突破方法的外部性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遭受文化歧视、制度性剥夺、经济排斥等困境,其根源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力缺失的问题。赋权和抗争方法的应用是“文化敏感”的民族社会工作的要求。① 王旭辉、柴玲、包智明:《中国民族社会工作发展路径:“边界跨越”与“文化敏感”》,《民族研究》2012年第4期。 赋权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方法,社会工作通过它提高缺乏力量的民众的力量。② John Pierson,Martin Thomas,Dictionary of Social Work.London:Collins Educational,2010,P.134. 赋权方法应用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服务,即是以能力增强取代传统的救助模式,协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个体能力的提升,并强化其改善自我生活境遇的权利感。权利感的形成需要整合反思性对话的实践方法。

反思性对话是指通过一种对话性关系,刺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开始反思压迫性结构,进而确立真正的自我意识,建立一个增能的个体,通过行动改造具体的压迫性环境。③ 郭伟和、徐明心、陈涛:《社会工作实践模式:从“证据为本”到反思性对话实践——基于“青红社工”案例的行动研究》,《思想战线》2012年第3期。 反思性对话的实践方法强调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对象的自我意识的确立,包括三个层次:简单的意识觉察(simple conscious awareness)、自我的反思性觉察(reflective awareness of the self)、反思觉醒(reflexive awareness)。④ Kondrat M.E.,“Who Is the‘Self’in Self-Aware:Professional Self-Awareness from a Critical Theory Perspective”,Social Service Review,Vol.73,No.4,1999,PP.451-477. 通过这一方法,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能够意识到多重文化对自我困境的压迫性作用,然后反思自我在文化困境中的行为和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突破现有文化困境的有意义行为和关系。赋权和反思性对话方法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服务中的应用,能够直接回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发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个体能动性,促进服务的可持续性。

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跨文化社会工作策略对城市民族工作的启示

跨文化社会工作对文化和权力议题的双重关切,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议题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将“跨文化社会工作视角”应用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服务,能够有效的突破当前个体化和消极化的行动困境,有利于形成我国本土化的城市民族工作的新形式和新方法,创新城市民族工作治理体制,拓宽城市民族工作实践的可能性和空间,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梯度气象观场站:102 m气象观测铁塔与地面自动观测站,对各种气象要素进行观测,以此来分析未来天气的发展趋势,为农业生产作出预警。通过对气象数据分析,可以针对农业生产进行有效的分配,预测各种农作物的生长变化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农作物进行干预及保护,提高农业收益。

(一)主体多元化

由单一政府到多元部门,转型城市民族工作主体。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面临个体、社区、文化、制度等排斥问题。多层次的社会排斥需要多主体、多角度的共同参与。传统的城市民族社会工作服务主体是政府,政府承担了制定民族政策和实践的大部分责任,社会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能动性均未得到重视。因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需要将传统的城市民族社会工作中政府主导转向多部门共建,形成多元共治的治理局面。也就是说,除了继续发挥政府的作用外,城市民族工作还需要发挥社区内社会组织、企业、家庭和个体的力量:一是在政府内部建立起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服务的协同机制,促进各部门形成保护合力。二是建立政府和社会合作机制,激发政社互助与合作。三是明确各服务主体的职责,实现服务功能互补。政府部门着力提供政策规划和服务供给,加大对其他主体的政策支持;社区则着力增强社区内文化多样性培训和社会支持关系建立;以企业为代表的市场则应该按照市场规则优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生活和工作环境;社会组织要有效地连接其他服务主体,整合资源和促进多系统互动,提供专业的文化适应性的服务。

(二)方法专业化

由管理到专业化服务,促使城市民族工作方法转型。管理和服务是城市民族工作的两个手段。然而,政府主导下的城市民族工作始终保持浓厚的行政色彩,导致服务的专业化水平低下。2005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正式印发《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通知》强调将社会工作专业方法纳入民族工作中,拉开了民族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帷幕。社会工作嵌入城市民族工作,将工作理念由问题视角转向优势视角,不再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差异视为问题根源,而是从少数民族文化特性出发,反思城市民族工作的知识框架和权力结构,理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文化、价值、信念系统等,在此基础上将少数民族文化价值视为其社会生活的积极资源,通过识别和挖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族群资源,重构服务模式,推进城市民族工作转型升级。

(三)内容层次化

由日常生活困扰到个体与群体困境,促使城市民族工作内容转型。与西方社会不同,在我国民族社会工作的视野中,少数民族群体(族群)的基本问题是文化与经济发展背景下的个人和群体问题。① 王思斌:《民族社会工作:发展与文化的视角》,《民族研究》2012年第4期。 如前文所述,当前城市民族工作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劳动就业、儿童教育、临时救助等个体日常困扰,在探索主流城市文化对少数族群生活的影响上着力不足。城市民族工作在社会结构层面关注不足,使得服务未能完全回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去污名化”和“提升民族信心”的需要。当前城市民族工作应该建立多层次的服务内容,既回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个体化需要,也协助社会制度结构和环境的优化,拓宽城市民族工作内容,有效地回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真正需要。

Cultural Practice of Ethnic Social Work and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 Minority Population

LIU Yulan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Changzhou University,ChangZhou 213164,China)

Abstract: The migrant minority population’s social integration services face many difficulties.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of ethnic social work emphasizes that maintaining the diversity of different cultural groups,enhancing the cross-cultural adaptability of service objects,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cultural groups,and applying it to the integration of migrant minority population are the key measures to overcome these difficulties.The culture-based social work mode uses the method of empowerment and reflective dialogue,builds community-based support system and integrates service framework to promote the migrant minority population’s cultural integration.This cross-cultural service strategy innovates the current urban ethnic work governance system from three aspects:work subject,work method and work content.

Key words: ethnic social work;cultural practice;migrant minority population;social integration;service strategy

[基金项目] 本文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一般项目“江苏困境儿童福利治理“碎片化”与整合机制研究”(18SHB00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城市困境儿童发展型救助中社会组织服务传递机制研究”(17YJC840048);2016年度江苏高校“青蓝工程”项目。

[作者简介] 刘玉兰(1982-),女,四川泸州人,博士,常州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流动人口,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 C91-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72(2019)03-0025-10

(责任编辑:徐澍)

标签:;  ;  ;  ;  ;  ;  

民族社会工作的文化实践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