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研究的三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五四”以后的《诗经》研究，拨开了笼罩这部古籍的重重封建迷雾，澄清了它的本来面目，把它认定为一部文学作品——一部上古的诗歌总集，推倒了强加给许多诗篇的封建伦理说教，以新的时代精神给予新的解说，并进行了艺术分析和创作经验的总结。这无疑是很大的进步，其影响极为深远。从50年代起，中国大陆的学术界更多地强调《诗经》的民歌集性质和文学价值，宣扬它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且通过解说诗篇进行阶级教育。
但是，《诗经》并不是民歌集，它的大部分不是民歌，而是宫廷和贵族创作的乐歌。它也并不仅仅具有文学的价值。《诗经》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它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史料和思想史料，被称为“周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是真实可信的周代文献资料，历来被广泛运用于各种古史研究，现代仍被中国历史学家和各国汉学家运用于先秦史、社会学和人类文化学的研究；其中记录的天文地理现象和草木鸟兽虫鱼，也被自然科学家用于天文学著作、农学史著作。
《诗经》的语言学价值同样是突出的。孔子曰：“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它是用“雅言”创作或整理记录的，孔子用“雅言”即当时的标准语进行了统一加工。所以，《诗经》的语言是经过提炼加工的、在全民共同语基础上规范化的文学语言，而且曾长期作为全民的语文课本得以普及和延续，成为通行二千年的汉语文言文的前身。它对中国书面汉语的统一和发展，具有奠基的作用，为中国文化的灿烂辉煌，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诗经》的语言仍是研读先秦古籍和研究汉语史不可不注意的对象。《诗经》的文学的、历史的、语言的研究，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不宜偏废。全部诗篇是以语言为物质材料构成的，只有首先读懂这些语词的涵义，才有可能进行文学的、历史的研究，所以，正确的训诂是文学和历史的研究前提。
从另一方面来看，《诗经》的语言研究也受到文学、历史研究和时代的科学总体水平的制约。人类文化学、社会学、先秦史和历史地理学，以及诗歌美学研究的深入和提高，有助于训诂的提高和验证；考古学的进展和新的考古发现，已为典章制度、名物训诂提供了新资料。如《大雅·云汉》：“周余黎民，靡有遗。”这是诗语的夸张。对此，《孟子·万章上》记孟子曰：“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同理，进行《诗经》语法研究，也必须注意到因押韵而作的词序颠倒等诗语的特点。
又如，对《小雅·无羊》的“维
矣”，古人注疏一直难得精解。况代学者经过人类文化学研究和古史考证，了解上古部族以动物为图腾标志，
是绘着龟蛇的旗，是绘着鹰隼的旗，前者部族人口少，后者部族人口多，由变为“”，表示人丁兴旺，所以下文说“室家溱溱”。历史科学的进展，有助于训诂质量的提高。任何一位研究者，不可能面面都有精深的研究，但必须通晓训诂，并且注意吸收各有关学科的新成果。
二
《诗经》语言研究内容广泛，研究的历史也相当久远。
《诗经》的语言与现代汉语相比较，其基本要素（语音、词汇、语法）都已发生重大变化，记录这种语言的文字，其字形、字音、字义也有很多变化：字形由籀而篆而隶而楷而至当今的简体，一部分字音有异，字义也有一部分不同。《诗经》使用众多的假借字，更使问题复杂化。这不仅在现代理解困难，就是在两千年前的汉代，人们也很难全懂，需要对词语作注释。
在两千年《诗经》学的发展过程中，著述浩若烟海，现存名著约五百种，研究内容相当广博。其中固然也有一些专论和研究性随笔，但大部分是采用为305篇作序说笺注的体制。一代代学者致力最勤的，是以训诂和考证为内容的“章句之学”。这是极其自然的事，因为只有首先为词语章句作出正确的注疏，才可能阐述其义理，点评其艺术。历代也有学者专门研究《诗经》的词汇、文字、音韵，至清代兴盛起来的小学，也以《诗经》为重点，而更趋向深入、细密和语言学理论化，产生了《诗经》的语法学、修辞学、词汇学、音韵学、文字学等分支，都取得显著的成果。
传统《诗经》学的序说笺注，其内容基本是义理、训诂、考证。它所阐述的义理，主要是宣扬封建政治伦理道德，已与我们的时代格格不容，但这是时代决定的，不必苛责古人，我们只能把它们作为研究封建思想的资料。两千年积累的训诂和考证材料，对《诗经》的传承有重大的功绩。今天我们能够阅读《诗经》，必须依靠前人的注疏。没有它们，我们面对的，只是一串串难以索解的文字符号，或者望文生义，以今义释古义，意义全非。我们应把这些材料作为一笔文化遗产继承下来，充分利用世世代代积累的训诂和考证资料，继承其中一切正确和有益的东西，并把认识再向前推进。
古人训释材料极为丰富，包含各时代各学派的认识，因而它们具有多、杂、歧义互出三个特点。五百种古籍芜杂并陈，内容包罗万象，一字一词一句的意义，有时训释多达十几种乃至二三十种，而且意义分歧，甚至相互抵牾。它们需要我们仔细比较鉴别，进行科学的辩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下一番沙里淘金的功夫。
古人做了这么多的注疏，并没有把词语完全注完，也没有完全注对。《诗经》一共使用2959个单字，其中有许多字一字多义，按字义计算，大约有3900多个单音词。在汉语发展史上，两周时代是汉语词汇由以单音词为主向以双音词为主过渡的重要发展阶段，这些单音词又构造了数量众多的复合词和复合词组。这样多的词汇，有一部分基本词汇，虽然语音已经不同，词义尚无变化，但还有许多词汇，语音、词义均有变化，加上大量假借字，汉代人已不能全懂，《传》、《笺》的注释不全，他们不能理解的就空阙不注。经过学者们千年的探讨，解决了一些，订正了一些，到朱熹的《集传》，仍不得不在某些词语下面注曰：“义不可晓”。清代小学兴盛，也没能把问题全部解决。王国维是集清代考据学大成的大学者，他在《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中说：“《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以弟之愚，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此非独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终不可通，以是知先儒所不能解也。……其难解之故有三：讹阙，一也；古语与今语不同，二也；古人颇用成语，其成语之意义，与其中单语之意义又不同，三也。”
另一位以独立思考名世的《诗经》大师方玉润，在其名著《诗经原始》中也说：各家注疏歧义互出，许多地方“二千余年纷纷无定解。”
距离方玉润、王国维发表上述言论，又大约百余年了。近代、现代的学者又解决了一些问题，却没有完全解决，这从当代各家的新注本仍颇多歧义可以为证。因此，我们信古而不泥古，尊重古人而不迷信盲从，不专傍某家某派而博采众说，逐一辨析，订正讹阙，择善而从，对其中难点，敢于一个个攻关。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大量工作可做。
近几十年，“新解”盛行。敢于疑古，勇于创新，是学术研究的可贵品质。但是，创新精神必须与科学态度相结合，要求具备一定的学术素养，确凿的论据。新解的产生，首先应以通晓准确的训诂为前提，以符合诗篇时代的社会形态和历史文化背景为依据。不然，如某些先生释《北风》是奴隶号召共同逃亡，《月出》是奴隶主杀害奴隶，《氓》是私奔……等等，这些惊世骇俗的创见都不过是痴人说梦。前人笺注和考证中确有许多精要之处，我们的任务是从瓦砾中辨识黄金，不要再加上一层瓦砾。
例如对《豳风·七月》：“女心伤悲，殆与公子同归。”50年代以来的流行训释说：这是采桑姑娘害怕被贵族少爷看见抢劫回去，为人身自由无保障而悲伤，从而发挥一通奴隶主对农奴进行阶级压迫的大议论。论者进行阶级教育的意图是用心良苦的，可惜与训诂不合。“归”，《笺》《疏》均曰：“妇人谓嫁曰归。”“公子”，既可指贵族子弟，也可指贵族女儿，不象后世专指男性。“殆”，“将”也。“及”，“与”也。《笺》曰：“悲则始有与公子同归之志，欲嫁之。”李淳《群经识小》：“毛郑解悲伤同，言公子亦同，皆以公子为豳公之女公子。”《集传》：“将及公子同归，而远其父母为悲也。”闻一多《风类诗钞》承袭上述训释。可见，类似这样的诗，古人已经有正确的训释，反而是当代有些人因为搞新经学而弄错了。
三
《诗经》语言研究的内容广博，除了训诂，还有音释、假借字、词汇、修辞、语法研究以及异文校勘，这些研究都必须通过大量的考证，其任务是能够通读和准确地理解305篇原诗，并且进一步总结出汉语发展的规律，上升到更高的研究层次，运用于汉语史的研究，以及推动汉语的健康发展。
《诗经》的语言研究，近几十年取得显著进步。首先，对《诗经》中大量使用的虚字、双声叠韵词、连绵词的辨析和研究，从本世纪初开始，专著、专论不断出现，在清人研究的基础上，已经渐趋完备，进入总结阶段。
从百种以上的注本来看，词语的训诂，补充了前人的某些失注，订正了某些误注，或使注释进一步精确。有些考释词语的专题论文，把新诂建立在科学考证的基础上。这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闻一多创始了《诗经》新训诂学，在学术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继承清代朴学自由研究、注重实证、博证求通的传统，根据《诗经》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作品的特点，借鉴西方人类文化学和民俗学，又注意古代歌谣的特点，对某些词语进行新的考释。如《邶风·新台》的“鸿”字，旧注均训为飞鸟，全篇文义苦不贯通。闻氏据卜辞、金文及各种古籍，比较验证，释为“虾蟆”。他征引文献26种作为论据，被公认考据精确，纠正了通行两千年的误注。
对“鱼”、“食”系列词语，闻氏从古代典籍、汉魏乐府、近代以及少数民族民歌中，引用93条资料，探本求源，证明《诗经》各篇中出现的“鱼”、“食”两系列词语是隐语（庾语），发现了它们特定的“性”的涵义。他把各篇中同类词义的词语排列在一起，通过广征博引的考据，相互比较的印证，索求本义。一词义明，有关各篇也豁然贯通。
闻氏主张考证《诗经》词语名物，注意古歌谣的语言特点，既对每个词语“课名责实”，考证词语所指的具体事物，又要“顾名思义”，注意词语的象征的或隐喻的意义。
当然，限于所处时代整个学术领域所达到的水平，以及每个人所能掌握的资料，任何大师都难免失误，都有不能解决的问题。闻氏的贡献，是他创始的《诗经》新训诂学的实践和理论，其影响现已遍及海内外。在他开始的道路上，《诗经》学者综合运用传统的和西方的各种方法，以及多学科的科学成果，搜集更多的古文献资料和民俗资料，探本求源，使《诗经》训诂水平得到大大提高。
近年出版的两部《诗经词典》（向熹、董治安），是《诗经》词语训诂在现阶段的总结，反映了《诗经》训诂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但是，任何时代的大师，对万千词语、繁多章句，都不可能作出全面精确的解释，近年各家注疏仍歧义互出，说明尚有认识不一致之处。各个学科研究的进展，都会提供新的资料，《诗经》训诂学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王国维所说的“讹阙”，确是客观存在的。“讹”指字讹，因传抄或异文而产生的文字讹误；“阙”指脱文，即过去书写的竹简脱落，文字不全，因而意义难明。几十年来，我们对《诗经》异文、脱文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现在通行的毛《诗》，只是汉代多种《诗经》传本之一，其中某些文字与鲁、齐、韩三家诗，与最近出土的阜《诗》，与各种古籍的引《诗》，文字有不同之处，尚缺乏全面研究。
《诗经》的语言，就其表意的准确性和生动性而言，达到了上古时代语言发展的较高水平。但它毕竟属于我国书面文学语言的早期阶段，它的语法不如现代汉语规则和严谨；当时的词汇量与现代《辞海》的56000多个词条相比，相差甚远；尤其是文字不足，因而假借字大量出现，这是《诗经》文字的一大特点。这些假借字有些是“形近而误”或书写不规范造成的错字，但大多是“同音相假”，即尚无其字而不得不以同音字代替。几十年来，这方面的研究也很不够。
《诗经》的音韵，是汉语音韵学者必治的学科。在宋人的“叶韵”说破产之后，明清两代学者进行了科学探索。本世纪前半期的一批音韵学家曾经作了大量考证。近年出版的王力的《诗经韵读》，是本世纪研究成果的集成性力作。但是古音根本无法保留下来，而语音的变化又太大，所以研究的难度很大，王力称自己的研究成果，只是“拟古音”。笔者曾与余冠英先生讨论，他说某位音韵学家认为王氏的“拟古音”，大部不准确。因为研究的难度大，还没有写出文章来。目前，年迈的执笔有困难，年轻人极少研究古音韵，后继无人的局面，不能不引起注意。
至于通过《诗经》语言研究来总结汉语发展规律，或运用于汉语史研究，都属于较高层次的语言学课题。这些研究也需要加强规划，培养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