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缘城市主义”到“新城市主义”：价值理性的回归与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义论文,城市论文,启示论文,理性论文,边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80(2002)03-0016-03
近代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切发展成果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只有理性的行为和社会组织才能够产生理性的实证自然科学，也才能够产生理性的法律，以科层制为核心的社会管理体制和理性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1]。理性主义是近代哲学的起点，是近代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形成和发展的基石，城市规划能够从传统的、注重直觉和理念的思想转变为对现代科学和现实的关注，其关键就在于在规划过程中对理性思想的发挥（如《雅典宪章》中所贯穿的理性主义思维模式）。因此，有人曾认为规划可以定义为理性活动产生的理性产品，理性和规划甚至是等同的[2]。但是，在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上半期，欧洲社会思潮出现了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欧洲传统的理性主义遭遇了前所未遇的深刻危机，非理性主义思潮迅速兴起，表达了人们在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的同时要求关注个体命运和人类内心生活的强烈愿望。有人反而认为规划产生的最大过失在于理性[3]。追其根源，主要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发生了背离，出现了“工具理性而价值非理性”或“形式理性而实质非理性”的局面。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美国城市的发展经历了由“边缘城市主义”向“新城市主义”的转变，从哲学理念上实现了由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新一轮回归，充分展现了在经济高度发达、技术日益先进的今天，人们对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本思想的追求。
一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涵义
关于理性的解释，各种哲学流派有不同的理解[4]，但大多数哲学家均认同理性概念有两层涵义，不同的哲学流派给予了不同的名称，如康德哲学中的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韦伯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或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伽达默尔的方法理性与实践理性；贝尔的价值理性与功能（目的）理性；法兰克福学派除了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这一称谓外，像哈贝马斯也将其称之为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5]
所谓工具理性，亦称主观理性，它是以工具的、主观的意识来理解的理性。著名哲学家霍克海默是这样界定主观理性的：主观理性“本质上关心的是手段和目的，关心为实现那些多少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或显然自明的目的手段的适用性，但它却很少关心目的本身是否合理的问题。”[6]这就是说，主观理性是一种被限制于对工具而非目的的领域的理性，它追求知识、追求工具的效率和对各种行动方案的正确选择。
所谓价值理性，又称客观理性，是一种更为本质的、综合的理性，在康德哲学中被直接称为“理性”。对于这种理性概念，霍克海默这样定义：客观理性指的是“一个包括人和他的目的在内的所有存在的综合系统或等级观念，人类生活的理性程度由其与这一整体的和谐所决定。正是它的客观结构，而不是人和他目的，是个体思想和行为的量尺。……在这里关键的是目的而不是手段”。[7]客观理性关心的是事物之“自在”而不是事物之“为我”，它要说明的是那些无条件的、绝对的规则而不是那些假设性的规则。因此，客观理性是一种涉及到终极关怀的理性。
长期以来，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更多地体现了人们对工具理性的追求，工具理性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外部世界的控制上，人类驾驭自然界的能力空前发展起来，工具理性在给人类带来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新的困惑，体现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非功利性、非实用性、非工具性和非技术性方面的另一维度受到了忽视和排斥。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实证主义思潮的泛滥，工具理性得到了高度发挥。正义、平等、幸福、忍耐等所有先前几个世纪以来被认为是理性所固有的概念都失去了它的知识根源。价值理性由工具理性所遮盖，显得黯然失色。
二 边缘城市主义(Edged Urbanism)
边缘城市(edge city)[8-9]是继二战后美国城市的郊区化阶段(Suburbanization)以及1960年代至1970年代郊区购物中心大规模化阶段(malling of American)之后，于1980年代伴随着小汽车的快速普及而出现的一种郊外城市开发阶段。“边缘城市”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华盛顿报的记者乔埃尔·嘎罗(Joel Garreaul)于1991年提出。[10]
边缘城市与传统城市不同，是在老城区周边扩散形成的新城市，它具备就业场所、购物、娱乐等作为城市应具备的所有功能。其特点有：(1)没有密集的高层塔状建筑群，而是低层宽立面的建筑分散布置在广阔的地域内；(2)停车场完备的现代化大楼被绿色环绕，为了创造宽敞的空间，多数拥有一个大的中庭；(3)配置机场或高速公路，飞机和汽车是对外交通的主要手段。为了方便小汽车，建筑物之间通常有多车道的道路网和停车场分割；(4)在中心地区设有企业总部、大型商场、健身中心等核心设施；(5)大多数人居住在被绿色草坪环绕的别墅型住宅中；(6)几乎没有形成一般城市的行政区划[11]。
为了界定边缘城市，Garreaul专门提出了五条功能性标准[12]：具有500万平方英尺（约46万平方米）以上可租用的办公楼面；具有60万平方英尺（约5.6万平方米）以上的可租用零售商业楼面；就业岗位数量超过卧室数量；是一个被人们所意识到特定领域；与30年前的景观大不一样。
目前，美国2/3的写字楼建在了“边缘城市”，而且其中80%是在1980年代中期前后开始建设的。据统计全美大约已有200个以上的“边缘城市”，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高新技术集中的波士顿128号公路周边与马萨诸塞州收费高速公路周边地区，位于芝加哥奥亥亚机场西部的香勃格地域、亚特兰大郊外的拜克海德地域、洛杉矶郊外的奥兰吉郡的阿巴因地区。此外，在纽约、达拉斯、底特律、菲尼克斯、休斯顿、华盛顿区周边地区也可见到许多类似的“边缘城市”。
“边缘城市”曾一度被认为代表了20世纪美国城市发展的“第三次浪潮”。[13]第一次浪潮是1950年代到1960年代的人口居住郊区化；第二次浪潮是1970年代以后超级市场为代表的商业郊区化；第三次浪潮就是就业岗位的全面郊区化。
“边缘城市”概念提出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巨大反响，Garreaul本人认为，“边缘城市”代表了美国城市未来取向，是在新的社会经济形势下，一代美国人对未来工作、居住及生活方式作出的价值抉择。甚至认为“边缘城市”将把美国人从奠基于19世纪的中心城市桎梏中解放出来。
“边缘城市”绿色丰富，环境优美，基础设施完备，具有适应信息社会的高效工作环境，城市功能健全，为解决交通阻塞、住房拥挤、用地用水紧张等传统的城市问题确实带来了光明。它在提供物质空间方面可以说是工具理性设计的典范。但从价值理性角度考虑，其又存在着以下弊端：(1)由于其规划理念过度强调以小汽车为中心，未能很好解决交通混杂与大气污染问题；(2)由于步行空间少，住房间隔距离较大，加之过分依赖现代通讯设施，缺乏人与人当面交流的机会，被认为在缺乏生活情趣意义上的生活质量低下；(3)由于边缘城市以低密度向城市郊外扩散蔓延，造成土地、能源等资源的大量浪费，增大了基础设施的投资成本。因此，社会学者认为“边缘城市”缺乏整体概念，过分依赖现代技术，忽视了人类生存的最基本需要，导致社区关系淡漠，缺乏凝聚力和归属感，没有人情味，社区恶性犯罪率上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从哲学角度讲，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中的背离再次显现出来。[14]
三 “新城市主义”(New Urbanism)
“新城市主义”[15-16]是1990年代以来西方城市发展规划领域出现的一个新的流派。其基本理念是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其设计思想和作品已对当今美国新型社区的建立和城市机理的重构产生了一定影响。
“新城市主义”的出现是建立在对二战后占主流的郊区城市化模式（包括边缘城市在内）反思的基础上。美国近几十年的郊区化蔓延产生了一系列致命的弊端：[17](1)过长通勤距离耗费了人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严重影响了人们预期要达到的生活质量；(2)对小汽车的过度依赖使许多不能开车的人们（如老人和小孩）寸步难行，同时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3)郊区化的无序蔓延已造成了郊区的空气污染、环境恶化、土地大量浪费以及富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景观的消失；(4)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过分强调严格功能分区，破坏了传统社区内部的有机联系，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隔离；对公共空间的忽视减少了人们相互交流的机会，加深了人们的孤独感；(5)缺乏有识别特征的空间的明确界定，使人们难以获得起初所向往的郊区生活的安定感和归属感，反而陷入一种无法认定自我存在的茫然之中。无所不达的电讯网络虽为人们联系提供了方便，却无法慰籍人们孤独的心灵。
1990年代兴起的“新城市主义”思潮，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近半个世纪的美国社区传统的复兴，又被称为“新传统主义”。它并没有彻底否认边缘城市模式，而是提倡从传统的城市规划和设计思想中发掘灵感，与现代生活特征相结合，以具有地方特色、重视历史文化传统，居民具有强烈归属感和凝聚力的社区取代缺乏吸引力的郊区化模式。
“新城市主义”始终贯穿这样一种设计理念：城市发展或建设必须将公共领域的重要性置于私人利益之上。“新城市主义”在强调以人为本思想的同时，认可科技发展的重要性。例如，在处理社区的街道、街区时，“新城市主义”认为街道的组成和等级应该同时为小汽车和行人提供方便，才能保持其生机和活力。街道建筑高度与道路宽度的比例，人行道、车道的宽度，景观分隔带的设计以及停车场的安排，都要既能提供居民步行、休息和会面场所的良好公共环境，也能满足小汽车的通行和停放的需要。这和可持续发展社区＃中提倡减少对小汽车的依赖，多考虑步行易达空间相比，可能更务实一些。“新城市主义”还强调城市和它的邻区及其自然环境应该被视作一个经济、社会和生态相协调的整体。整个区域的任何地方，无论是在郊区，在新生长的地区还是城市中心，都应该以邻里设计的相似原则进行设计；城市增长应该有明确的边界；公共交通系统应该支持整个区域范围内人们的出行；城市公共空间和商用的私人空间应该形成一个互补的系统；区域内的人口和功能应该具有多样性，而且要建立有机联系而不是互相隔离；“新城市主义”注重城市发展规划中的公众参与，通过与各种社会力量的密切合作来实现自己城市建设的理想。“新城市主义”试图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提醒人们注意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结合。
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新城市主义”的设计比较注重视觉形态，容易被人误认为是以传统风格进行的住宅设计和在小城镇上进行的邻里规划，而其中从社会学角度出发以人的情感和需要考虑的以人为本的规划思想受到了忽视。另外，“新城市主义”并没有涵盖大都市开发的所有基本问题，它仅仅在城市和区域层面上反映出对生态因素的有限关注，对解决美国尖锐的经济与社会阶层分离问题仍感力不从心。
四 启示
从过分依赖小汽车和现代通讯技术的“边缘城市主义”到“新城市主义”思想的提出，虽然时间很短，但从哲学理念上看，是一次质的飞跃，是价值理性的回归。它告诉我们在重视科技发展的今天，应该重新审视什么是幸福，什么是人的情感，什么是人的需要等人生价值问题。
目前，全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形态、结构及其演变正逐渐被一种新的动力所推动，这种动力就是信息革命。电子商务、网上购物、虚拟社区、远程工作、电子社区和政府以及因特网基础设施建设，正将一个“虚拟世界”(Cyber world)以全新面貌展现在我们面前。无形的、虚拟的电子化空间的发展大大拓展了人们与外界联系的范围，信息高速公路虽然能减少汽车，飞机交通带来的污染并可以节约能源，但它带来的城市结构的分散蕴涵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人类社会的文化形态正变得越来越难以琢磨：“那些隐居在漫长郊区地带的家家户户有其独特的形式和价值观，他们关起门来与周围环境隔绝，却张开天线去接受整个银河的声像。在信息城市的不连续空间因素之间，网络上依然是物以类聚形成‘网络社区’，渐而转为城市的阴暗面，注定给新的技术官僚主义对城市的最终梦想留下阴影”（海德格尔、Y.埃鲁尔、H.迈耶尔）。[18]还有人担心，在未来十年中，信息高速公路的铺设，会使大量的人口向乡村疏散，从而对许多未开发的森林、空地及野生动植物群造成大规模的破坏。目前，世界人口只集中在地表2%的土地上，但由于有了信息高速公路，这种历时一百年之久的向都市集中的势头有可能被扭转，地球上许多环境优美的风景区将不复存在。[19]与此同时，网络也会加剧人们生活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使人们寻求可以认同的稳定场所、肯定自身存在价值的愿望也日趋激烈。如何协调科技发展与人的本质需要的矛盾，最终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两层理性达到完美的统一，这将是人类面临的一个永久话题。自然科学如果没有人文精神的指导，就会片面地受到工具理性的支配，妨碍人与人之间真正的理解和交往。“只有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奋斗的目标”。[20]技术进步的作用应当是恢复人、自然和技术之间的平衡，只有从社会、文化和哲学等方面探讨技术，澄清技术与自然、社会、人类之间的关系，并进而用人文思想来提升技术，才能使技术得到妥善的运用，为人类带来一个真正幸福的光明前途。
科技是要向前发展的，工具理性在城市规划与发展中仍将发挥重大的作用。但是，反映人本思想的价值理性将在“后现代城市”理论中反映得更透彻。人本思想强调历史文脉，强调人居中心，强调公众参与，强调多元性、复杂性和非理性[21]。一个真正优秀的城市规划者应该以工具理性为轮，以价值理性为翅，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相互交融，彼此互补，这样才能创造出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模式。
【收稿日期】2000-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