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学计量化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100(2006)04-0005-07
一般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要探讨事物内在的本质，并以此为参照系来剖析现状对本质的背离及其原因，因而它基本上是把经济学视为一门规范性的科学；相反，当前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把现存制度当成合理的存在，而是基于数字之间的功能分析，日益偏重于第二种路径的研究，强烈主张经济学的科学化之路。而且，新古典经济学所理解的科学化基本上就是数理化和计量化，特别是在中国，与实用主义相结合，更为凸显了经济学计量化的趋势。尽管新古典的分析路线具有强烈的帝国主义扩张的色彩，不过，这与理论的要求存在明显的悖论，因为根据波普尔的看法，科学的目的就是为所有那些给我们深刻印象而又需要解释的东西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波普尔这里的解释就是指因果性的解释；但显然，国内目前崇尚的计量分析并不能提供这种要求的因果解释，而是基于功能性的分析。事实上，一般认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提供了一个它们可以用来轻易地判断它们是否成功的标准，而社会科学却不能提供同样的护身符。因此，自然科学会有目的地从具体的特殊事例进行抽象以期达到揭示其中规律的目的，而社会科学却更喜欢历史和现实的细节。根据这一特征，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经济学的研究基本思路作一认真的探讨。
一、理论研究的四个层次
长期以来，笔者也一直试图向学界特别是经济学界的同仁们说明，理论研究实际上包含了四个轻重不同的层次：
1.方法论层次
这是研究者观察和思考社会现象的哲学理念和基本视角，只有形成一个较为明确的方法论，才可以着手有条不紊的研究。当然，方法论本身也是有层次的，可以是基本的研究思路，譬如，是演绎主义还是归纳主义，是因果探究还是功能分析，是演化的思路还是均衡的分析，是整体主义还是原子主义，是规范分析还是实证分析，是工具性实证主义还是检验性证伪主义等等；也可以是具体的研究手段，譬如权力分析、结构分析或者直接就是应用奥卡姆剃刀拓宽假设的分析。显然，方法论的形成是真正研究开始的基础，如布劳格(1990)指出的，方法论的作用就在于，它为我们接受还是拒绝一个研究纲领提供了标准，也帮助我们在区分精华和糟粕时有章可循。当然，研究思路层次的方法论往往从基本的认知视角着手，而不是一般的模型构建；正因如此，此种方法论的形成过程往往是非常漫长的。但是，方法论对学术的影响却是巨大的，每一次理论的大发展都是方法论革命的结果，正如沃特金斯(1987)所说，方法论“是要帮助科学发挥最好的效力，或者说是要引导如何从事科学研究，而不是去指导平庸的科学如何工作”。显然，本文就是集中于对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层次，希望通过对经济学发展沿革及其争论的梳理，理清对主流经济学的认识，同时也提出笔者个人的经济学方法论主张。
然而，当前的经济学界似乎没有多少人关心经济学的方法问题，而只是热衷于如何套用西方最新出现的模型化工具或计量手段。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伟大经济学家都是非常关注方法论的，如斯密、李嘉图、穆勒、施穆勒、门格尔、瓦尔拉斯、马歇尔、凯恩斯、罗宾逊夫人、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卢卡斯等。当然，中国传统的经济学家也是非常关注方法论问题的，如孟氧等。但是，传统的经济学家似乎又太过执著于方法论的争论，特别是在如何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上。实际上，也正是由于对方法论问题的争执不休，中国的传统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后面几个层次关注相对不足，结果理论也没有取得多大进展。而且，哲学一直被视为科学中的科学，是用以指导具体学科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但是，在现代的经济学界，功利主义的实证取向已经将哲学理念贬低到无足轻重的地位，甚至谁要是还在探讨哲学的视角，就往往被视为迂腐的象征。这不能不说是当前经济学科的悲哀！
2.理论素养层次
有了一定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方法之后，就可以对某些具体的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形成自己的认知，为此，首先就必须掌握大量的理论知识。事实上，在社会科学领域，没有绝对的真理，任何理论和观点都是并且只能是从某特殊角度的立场出发的。因此，基于特定的方法论对某一具体问题进行研究时，就必须首先了解前人对该问题的研究，不断关注前人的观点和论断，更重要的是探悉其结论的研究视角和历史背景。而且，也只有在熟悉其他人的观点和理论的基础之上，才可以进行真正的“批判”，进一步发展自己的观点。显然，也正是在这个角度上，就可以把库恩注重知识积累的范式和波普尔注重“革新”的证伪范式结合起来，从而促进理论的发展。当然，不同学者由于所处的地位、观察角度以及哲学理念上的差异，从而对同一社会现象的研究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尽管每个人都是片面的，但却都提供了一定侧面的探究，因而都是有意义和启发的。一个良性理论的发展应该能够将不同角度的看法、理论契合起来，从而构建一个日趋完善的理论，这就需要有非常广的知识面。
事实上，一个人的知识面越窄，其所得出的理论就越容易被证伪；而一个人的知识面越宽，就容易考虑综合他人的思维角度，从而也就越容易为他们所接受，这就是理论权威的形成。因此，理论要良性发展，关键是要形成一个良好的理论讨论的空间，因为只有进行讨论，不同的观点才得以交锋，而不同的视角才有共容的空间和可能。而且，理论的发展更多是建立在对以往大师的思想的推进上，这就要求对大师的思想作认真的耙梳，从而在深入理解的基础上挖掘其中的不足。这也正是大多数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基本研究方法，因为像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等学科的大家大多是思想史学家。然而，流行的经济学却往往对这些大师的思想视而不见，而在当下的杂志中寻找几篇所谓“前沿性”文章作些分析，或者寻些数据作一些程式化的分析，就妄图提出新的理论，岂非本末倒置！
3.表达工具层次
基于前人文献的梳理和各种知识的契合的基础上形成自己对某一问题的观点乃至系统的理论后，还必须借助一定的方式表达出来以便于与他人交流和传播。这是因为一般来说，思想要比语言复杂得多，只有借助恰当的表达工具才更容易为他人所知，而恰当的表达工具则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一般而言，表达工具是多种多样的：文字逻辑的、图表矩阵的、数学符号的。在选择表达工具时，一般要简单易懂，这样才便于交流和传播。但是，正如尼采(1986)早就发现的，“知道自己渊博的人会努力求其学问的清晰明白，而想在大众面前表现自己很博学的人则会将学问弄得晦涩难懂”。现代学术界中那些功利而浅薄的人正是选择后一种表达工具，试图通过玄而又玄的数学符号来装扮那空洞的思想，从而数学建模在经济学分析中越来越泛滥。事实上，正如迪梅尼和莱维(2002)指出的，“建立模型不是一种最好的分析形式，它只是所有可能的解释模式中的一种。所有的形式化的东西都是为了某种特定的目标而设计的，而且它们也不比文字类的分析更重要”。
目前经济学界教学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重视数学建模的训练仅仅是一种表达或分析工具，特别是在教学上有所裨益，而基本上不属于方法论的范畴。也正因如此，目前刊物上发表的大多数此类文章 （甚至所谓的“一流”杂志），充其量是一种模仿练习。但是，现在却把它上升为理论研究，岂不可笑！当然，由于数学在表达、交流和传播上的精确性，目前数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真正的数理经济学也是一种研究方法，但绝不是当下流行的形式。譬如，熊彼特(1994,300)曾指出，使用数字或公式甚至以代数形式重新表述某些非数学性的推理结果，并不就是数理经济学；而只有产生结果的推理本身具有明显的数学性质时才会显现出数理经济学的特征。我们必须明白，数理方法具有非常强的条件假设，基本上可以被看成是象牙塔里的抽象思维，因而基本上不能直接加以应用，更不能直接为政府政策开处方。这点科兰德(2000)已经作了说明，他说，“应用政策经济学与理论是否适用有关，而与该理论是否真实无关”。然而，目前却普遍基于数理而搞政策建议，而全然不考虑真实世界中的种种社会因素，真是无知！
4.实证检验层次
有了自己的观点和理论还必须进行检验，从而可以进一步提炼和完善理论，这是科学方法（观察—归纳—分析—批判—预测）的思路，也是工具主义者强调理论“好用性”的证明过程。当然，检验手段可以是多种的：案例调查的或者统计分析的；同时，检验也并不必要是由理论提出者自己展开，因为理论提出者在检验方面并非一定擅长。事实上，笔者在几乎所有的理论分析中，往往都不会媚俗于时人所热衷的基于原始资料的实证分析，相反大量的数字证据主要来源于其他专业性学者的分析和实证，因为笔者承认计量实证并非自己的强项，而更愿意通过广泛引用其他学者的分析以及充足的间接统计数据来为自己的理论提供佐证。而且，由于特定的分析工具所限，理论在提出之初也往往难以得到检验。事实上，学术史上很多理论都是后来才得到印证的。特别是，检验并不能仅仅限于以局部的数据为依据，这就要求在对理论进行检验时广泛收集学界其他的实证资料，因为个人就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资料以及特定方法下的实证并不必然是可靠的。
事实上，目前经济学界趋之若鹜的计量经济学实际上仅仅是一种检验方法，它属于理论研究的最低层次，甚至根本不是理论层次的研究。而且，基于归纳的计量实证既不能简单地证实理论，也不能简单地证伪理论。相反，计量得出的仅仅是具有严格条件的规律，这个规律无法上升为一般性的命题，更不是理论。究其原因在于，“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原则不能有任何可能的例外：无论是供求‘定律’还是个体理性原则都不能声称满足这种标准”，因而基于计量得出的经济学规律是缺乏普遍性的。然而，当下流行的经济学分析方式却是简单地寻些数据，通过机械地（依靠各种软件工具）模型化分析，就以为发现了新的规律，或者得出了理论。究其原因，正如古尔德(2001)所说的，“人类既不善于思考概率，又容易把模式看成是事件的序列，所以人类常常的错误，就是自认发现了趋势，还进一步推究它的原因。其实这时我们所见的只是事件系列而已”。特别是，目前的学术界竟然把从事计量研究的学者视为理论界的学术权威，岂不荒唐！
总之，基于上述基础理论研究的层次分析，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认识理论研究的基本结构和基本要求。事实上，从基本研究范式来看，理论的发展也就可看成如亨德利(2002)强调的“理论、工具和经验证据之间的三维的相互作用”。当然，笔者强调，理论的基本范畴包含方法和内容两个方面，而另两个方面则是辅助性的，因为理论的关键是要揭示事物内在的机理以及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事实上，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坏的物理学并不会因为使用数学而变成好的物理学，好的物理学并不会因为它们的思想是通过数学方程表达出来而变成坏的物理学。同样，一个经济学理论是否是一个好理论或坏理论，也与它是否通过数学表达出来没有关系”（克洛尔、豪伊特，2002）。因此，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认识，绝不是停留在华丽数学符号的表达上，也不能通过某些局部的数据的处理而得出数字上的某种联系，特别是不能据此而得出一般性的理论。这实际上也就是波普尔证伪理论的基本含义。
二、经济学计量化的反思
上面指出，基于归纳的计量实证不能简单地证实理论，也不能简单地证伪理论。事实上，当检验结果与理论发生差错时，也不能简单地以为原先的理论错了。特别是，不能仅仅基于少量、局部的数据就推翻先前理论，这也提倡库恩范式的知识继承和积累学派对波普尔开创的证伪学派的批判。这在经济学中尤其如此（迪梅尼、莱维，2002），究其原因在于，经济统计数字本身就很少能与经济理论中产生的概念完全吻合，对模型的证实不意味着就能证明理论，对模型的证伪也更不意味着就能证伪理论。因此，拉卡托斯(1987)区分了两种证伪主义，他认为，方法论的证伪主义把反驳和反证分开，而教条的证伪主义则把二者看成是一回事。事实上，由于好的理论往往有一个严密的因果逻辑，而检验本身则总是有很多偶然性。因此，首先是要反思检验的方法、数据是否合理，而不是简单地抛弃理论，以为理论被证伪了。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再次展开多层次的检验，因为不同情况下对同一理论的检验结果往往相差很大。而如果确认检验方法、数据等都没问题，则反思理论得出的前提、逻辑是否有所差错，从而进一步完善理论。因此，库恩范式认为，一次反常是一个不真实的，或应当有解，但实际上不可解决的问题，或是一个有关联但却不受欢迎的结果，或是一个矛盾，或是一个荒唐的行为，而这本身正是由于范式本身扩展造成的。它不过是对某一理论的一个偶然的反例，或是一个棘手的事例。只有当所有的尝试都归于失败时，反常才构成危机，从而导致了范式的转换和理论的发展。当然，这里不是说对反例的出现不要重视，而是强调需要将库恩范式和波普尔的批判结合起来，这更需要人的理性判断和思维。这就不仅是经验的问题，而是上升到了超验的层次。
事实上，既然一般性科学理论无法通过经验材料得到证实，那么我们就必须考察事物之间作用机理。也就是说，理论的构建更重要的是要探究何以存在这种关系的内在机理。然而，就计量经济学得出统计上的规律而言，没有真正揭示出内在因果机理的统计研究本质上是不可能得出真正理论的，因而其在应用上具有非常强的局限性，这一点哈耶克早就提出了忠告。如，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认为，增发货币可以促进就业，但显然在不同环境下实证结果可能完全不同，这就需要分析增发货币何以影响就业的内在机理。而且，基于不同的思维视角和研究方法，不同的学者用以解释的机理也是不同的。如，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利率是政策作用的中间变量，而弗里德曼则以货币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的传导变量。显然，根据这种机理，就可以对实证分析做更深入的逻辑分析。如，根据凯恩斯主义倡导的利率传导机理：增发货币导致利率的下降，从而刺激企业增加投资，从而扩大就业。显然，每个环节都有不同的影响因素，那么，就产生了问题：增发货币一定会导致利率下降吗？利率下降一定会导致企业增加投资吗？显然，如果增发货币导致了通货膨胀，那么名义利率反而是上升的，这只会导致整体物价的上升，结果不会扩大就业反而使得就业市场萎缩；同样，利率的下降也不一定会导致投资的扩大，这里存在流动性陷阱或者企业预期以及银行惜贷等问题。例如，在1997～1998年间，中国政府连续8次通过不同方式降息或增加货币供应，但是对扩大需求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同样一项政策，既可以有利于增加就业，也可能加剧失业，关键是其相关的社会环境，这是经济学理论所要揭示的。
那么，如何挖掘事物的内在机理，使人的认知从经验上升到超验的层次呢？这就涉及到对事物的认知思维的问题，是理性在经验认知中的作用问题，这方面康德曾作了非常深邃的思索。尽管康德强调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并接受经验主义者的人类知识起源于经验和终止于经验的观点，但是，他又认为，经验不是杂乱无章的感觉和表象，而是可以理解的有序的感觉和表象。为此，康德(2004)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努力阐述人类头脑中拥有整理感官所提供的杂乱无章的感觉材料的能力，这就是先验知觉。在康德看来，只有通过人的感性认识能力所先天具有的直观形式即可见和实践去整理由自在之物刺激的感官而引起的感觉材料，才能获得确定的感性知识。因此，尽管康德强调，先验逻辑必须立足于知识与对象的关系，而不是单纯的思维形式，也就是说，人的思考必须以每一个经验为基础；但是，他又认为，人类最高综合的先验认识就是意识到“我思考”，感性必须和知性结合起来，直观必须和思维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关于对象的知识。可见，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提出的基本思维就是：通过对理性本身，即人类先天认识能力的批判考察，确立它有哪些先天的即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要素，以及这些要素的来源、功能、条件、范围和界限，从而确定它能认识什么和不能认识什么，在此基础上对形而上学的命运和前途作出最终的判决和规定。
然而，后来的谢林等却依据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提出了“实证主义脱离形而上学而独立是否就不能成为科学的问题”，并公然宣称，“如果我们在经验主义和与其对立的绝对理性主义的先验论之间只有一种选择的话，自由的精神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经验主义”（转引自马尔库塞，1996,293）。这样，谢林就尝试将哲学改造成“经验科学的”实证体系。当然，谢林强调的“经验”并不局限于内在感觉和外在感觉的事实，而是强调不能停留在事物的概念和纯粹本质的探讨上，需要进一步研究真正的实际和存在。但是，随后的孔德等却走得更远，孔德受物理学和统治所有存在的必然规律的影响，强调实证就是观察事实上的问题，从而将社会科学的研究引入了基于经验的实证主义时代。尽管实证主义的方法在历史上确实摧毁了许多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幻想，并促进了自由思维的发展，但是，正如证伪主义指出的，基于经验的归纳实证分析永远无法得出一般性的命题，更不要说理论了。其实，实证主义舍弃了理性的分析，实际上也就放弃了依据对特定本质的批判去解释“事实材料”的途径。因此，随着认为实证内含的逻辑缺陷的认知的加深，一大批学者开始对实证的分析思路重新进行了反思。
例如，劳森(2000)把那种关于现实有关事件和我们对于它们的经验或印象组成的知识的观点称为经验的实在主义，但是他认为，仅仅停留在对实际的事件的认知或者由此而来的以感觉经验或以印象的现实表达的人类知识是不够的，相反，认知事物和现象必须探悉它所以形成的深层原因——基本结构、内在机理、相互力量和发展趋势，他把这称为超验的实证主义。事实上，世界也不仅是由“表面现象”所组成的，如皮肤病、幼犬长大以及英国相对较低的生产率增长等，而是由这些现象背后并控制着它们的结构和运作机制构成，如分别由病毒、基因方式以及工业关系体系等构成。在劳森看来，经验实证主义犯了两个错误：一是运用经验范畴去界定整个世界，强用一个认识论的范畴去完成本体论的任务，这就犯了巴斯卡(Bhaskar)所称的“认识的谬误”，即以一个特殊的方式犯了一个相当一般的错误；二是认为被人们经历或者给予人们可能的体验是现实的一个最核心的特征，从而忽略了将某物归于真实的因果标准，而只承认经历了的东西才是真实的。相反，超验实证主义则首先关注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注重去辨明和解释那些左右着或促发经验现象的结构和机理、力量和趋势。劳森认为，如果在研究中事物表象的内部机理和结构很少得到表露，那么这种研究结论也仅仅是反映了一种趋势，而不是规律。当然，超验思维并非是纯粹的形而上学，而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逻辑思考。
一般来说，计量分析大多是基于事件之间的功能联系，它不可能发现病毒、基因以及工业体系这些内部结构。相反，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解释这种内部结构和机理，而不仅仅是经验性的实证分析。因此，我们说经济学家并非就是统计学家（计量经济学家的前身），而统计学家也不是想当然的经济学家。事实上，这一点在欧美学术界也区分得很清楚。如，R.Kalaba是动态规划的创始人Bellman的主要伙伴，一生发表过600多篇经济学论文，12本书，但没有人认为他是经济学家，很多人甚至认为他不懂经济学（宋小川，2004）。据笔者所知，目前一大批从事数学建模的学者（特别是那些工科出身，到国外摇身一变而成主流经济学鼓吹者的海归派）实际上连经济学理论中的基本术语都知之不多，更不要说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和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实际历程了。显然，这些一味依靠几个貌似复杂的数学模型而名噪当前的“经济学家”实际上根本不懂经济的“理”。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国内，这些学者往往承接了大量的应用性课题，有的甚至充当了各类机构的经济顾问，整日在为实际经济的运行出谋划策。究其原因在于，就如在华盛顿特区的政界里有50多年经济学研究经历的赫伯特·斯坦因(H.Stein)指出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并不知道多少，而其他人（包括制定经济政策的政治家）就知道得更少了”（转引自迪克西特，2004）。显然，现在国内学者所承担的课题大多是在“蒙”，而不是具有真正的应用价值。
事实上，也正如法夫罗(2002)指出的，检验一门学科是否是硬科学有两个标准：一是内部标准，根据这个标准，即使有可能对功能解释模型进行可接受的再解释，因果解释模式也被赋予优先的地位，也就是说一个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首先必须阐明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探明事物之间作用的内在机理；二是外部标准，根据这个标准，研究对象的可控制性和实验的可重复性在科学发展史上被赋予了优先地位，以至于“硬科学”和“实验科学”往往作为同义词出现。显然，由于经济学在进行实验室检验方面面临许多困难，因而经济学要像其所声称的具有“硬科学”的特征是几乎不可能的；因此，经济学理论的检验更重要的是依据内部标准，要解释因果机理，并提供一个相对完善的逻辑体系。这也正如劳森(2000)指出的，“科学研究的首要目标绝不是阐明／预见事件，而是认识和理解支持并控制事件的力量和趋势等。而这种认识是政策分析和有效活动所要求的全部。比方说，医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不是预测病人皮肤上的病斑的形式，而是辨明引起这一状况的病毒或原因，并开出有效的治愈药方”。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也是如此。事实上，社会科学理论完善程度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是否存在一个完美的逻辑，理论研究的关键就是能够揭示事物之间联系的内在机理。金岳霖在《知识论》中就指出，一切科学都是在探讨内在的机理，经济学的对象就是经济的理。也正因为如此，笔者决定转向对社会事物之间机理的思考，而不愿东施效颦于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们挖空心思在数字上打转的实证研究。
总之，尽管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倡导理性分析，但是，它所根基的并不是真正的属于“人”的理性，既无法解决人类社会中的合作问题，也无法体现出真实社会关系中的互动理性；相反，主流经济学大肆使用数学，反而呈现了强烈的理性悖论。一方面，数理经济学把各种因素都视为物来构建经济学运行模型，并试图作出均衡的分析或者达到均衡的结论，其中必然撇开人的因素或者把人视为是完全理性的；另一方面，计量经济学则往往局限于事物之间的功能关系，甚至大肆使用各类软件工具，从而不需要分析者自身的理性思维，完全是经验主义的。事实上，正如康德(2004)指出的，理性要不可避免地超越现象去认识超验的本体；但是，数理经济学完全脱离了经验而成为象牙塔里的文字游戏或者是符号的逻辑游戏，目前甚为流行的计量经济学则仅仅只认识到事物的表面而无法进入超验的层次。
三、结语
上面的分析表明，目前经济学界趋之若鹜的计量经济学实际上仅仅是一种检验方法，它属于理论研究的最低层次，甚至根本不是理论性的研究。布劳格(2000)宣称，计量经济学“本质上它不能显示出经验性的进步”。正因如此，目前经济学流行的实证分析本身就存在极大的弊端，一般基于统计的结论都具有严格的限制性，例如，拉弗曲线、奥肯定律、恩格尔定律、工资铁律以及格莱欣法则等都具有严格的适用条件。特别是，大多数经济理论本身就存在众多的没有证实的初始条件。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依靠那些数据的处理得出一般性的理论，理论也并非一定要进行验证。而且，即使一些数学模型在特定的时期能够作一些简单的成功预测，这也不意味着该模型具有理论性，或者这个理论是可靠的，如托密勒的地球中心说很好地预测了太阳早晨从东方升起，傍晚在西方落下，但显然这个理论已经被证伪了，也被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取代了。因此，正如奎因—杜恒命题(Duhem-Quine thesis)指出的，确定地证伪一个假设与证实一个假设一样困难，因为每一个假设的检验，实际上都是关于所谈论的假设的数据资料的质量、使用的测量仪器以及对检验的特定环境进行规定的附加假设的一个联合检验。如果证伪发生，我们不能将罪过明确地归因于待检验的主要假设（布劳格，2000）。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依靠那些数据的处理得出一般性的理论，也不能简单地否定原先的理论。萨蒙甚至指出，“如果一个历史学家接受了通常的证实分析，……他可能作出这样的结论：科学发展的过程受到……非证据思考的极大影响”（转引自劳丹，1991,42）。这意味着，弗里德曼等惟实用主义的逻辑实证主义是难以真正适用于理论的构建的，这也是弗里德曼的检验理论越来越为理论界所抛弃的原因（基尔曼， 2002）。事实上，成熟理论的根本特征是建立在完美逻辑基础上，能够揭示事物之间联系的内在机理。基于这一点，我们就必须重新反思理论的逻辑推理和检验之间的关系，不要片面追求所谓的实证分析，因为所谓的调查和实证只是对逻辑推理的结论进行印证，而根本不可能取代逻辑推理而得出广泛性结论。而且，即使是对实践的调查和研究首先还是必须要有个理论作指导，否则，很有可能流于形式或者涉之不深。因此，只有以具有深厚学理性的理论为基础，我们才可以有针对性地对社会现象进行考察；如果发现与理论不一致的地方，我们就必须进一步解释发生偏差的原因：是存在其他没有考虑到的因素，还是理论推理时本身就存在逻辑问题。显然，只有这样，才可以把实践上升到理论，理论才可以获得发展。
然而，国内流行的倾向，则是抛弃了理论研究前三个更重要的层次，简单地通过对某局部数据的处理，就得出某种一般性的结论。甚至从不对自己检验的方法、数据进行反思，就否定前人理论，岂不太轻率了！当然，中国的经济学风也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的学风的缩影或放大。自边际革命以来，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日益撇开了对事物本质的探讨，而仅仅关注事物之间的功能联系；不但抛弃了内部标准的检验，使得经济学理论无法得到真正的检验，更没有充分利用人的理性进行超验的思索，从而无法发现新的规律。结果，尽管现代经济学者经历了比古典时期的经济学更长的人类历史的发展，历史素材更为充分，但是，经济学的思想似乎并没有增加，经济学家对社会的认知也似乎并没有提高；特别是，主流经济学由于大量应用标准化的计量软件进行社会现象的分析，从而日益减少了个人主观思维的应用，结果必然钝化人的智力。然而，就是这种学科的研究方式，一些调查竟然认为，自然科学家的智商普遍比社会科学家的智商要高，而经济学家又提高了整体社会科学家的智商水平。而当前中国经济学界一些人也常常以此而自喜，这岂不荒唐！难道偏执地坚持某种经济学的教条也是理性高的表现么！事实上，在社会现象的对内在机理还缺乏真正理解的基础上，片面追求所谓科学化的数学模型不但没有促进理论的进步，反而窒息了理论的发展。这实际上已经在当前经济学理论上得到了反映，不久我们将会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
收稿日期：2006-06-12
标签：经济学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经济论文; 实证经济学论文; 量化分析论文; 逻辑分析法论文; 机理分析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统计学论文; 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