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从最困难时期到最复杂时期--2009年至2010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_产能过剩论文

中国率先经济复苏:从最困难时期进入最复杂时期——2009~2010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期论文,经济论文,中国论文,年中论文,形势分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171(2009)12-009-0007

一、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复苏,宏观调控成效显著

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我国经济遭遇了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经济衰退最为严重的时刻。但在中央及时采取宏观调控措施,积极应对危机的努力下,扭转了经济急剧下滑态势,实现经济逐季上升的复苏。2008年三季度GDP增速9.0%,四季度下降到6.8%,并在2009年一季度进一步下探到6.1%的谷底,此后开始逐季快速回升,二季度增长7.9%,三季度增长8.9%,四季度将达到10%左右。2009年全年预计GDP增长8.5%左右,比一季度提高约2.4个百分点。2009年的工业增加值预计增长10.5%左右,比年初1~2月份提高约6.7个百分点;全年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增长30%左右,比年初1~2月份提高约3.5个百分点左右;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计增长16%左右,比年初1~2月份提高约0.8个百分点;全年出口预计下降16%左右,比年初1~2月份提高约5.1个百分点。

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巨大冲击,首先表现在外需急剧收缩而影响我国出口增长。2008年我国出口增长17.3%,2009年预计为-18%,出口增幅下降35.3个百分点,出口增长下降影响2009年总需求增长降低5个百分点。虽然作为决定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要素之一的净出口,由于其权重不大,对我国GDP增长的影响并不很大。但我国对外贸易中有相当部分是加工贸易,其在进出口总额中占据近半壁江山,而这种加工贸易对国内投资、就业、消费等具有较大的带动作用。因此当外需急剧收缩时,出口增长大幅下滑不仅通过减少净出口直接影响GDP增长,而且也通过相应减弱国内投资(特别是工业投资)、就业、消费等间接影响增长速度。

图1 我国GDP季度增速变化趋势图(%)

在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减少的情况下,我国经济能走出最困难时期,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主要是依靠内需推动。2009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51.9%,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投资)的贡献率为94.8%,净出口的贡献率为负46.7%,折算成增长率,即投资拉动经济增长7.3个百分点,消费拉动4个百分点,出口拉动-3.6个百分点。因此,内需成为推动2009年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从内需的构成来看,投资增长率是大幅度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加大。200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5%,剔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5.2%;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增长33%,剔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1%左右,投资实际增长率提高25个百分点。消费增长则稳中趋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200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1.6%,剔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4.8%,200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计增长15.5%,剔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7%左右,消费实际增长率提高2个多百分点。从2009年投资与消费贡献率变化看,一至三季度投资贡献率从33%上升到94.8%,而消费贡献率从70%下降到53.4%。因此,2009年我国经济逐步加速回升,主要是依靠投资拉动。

这一内需增长(特别是投资需求)加速,及时弥补了外需收缩(增量为负值),从而使总需求实现14%左右的增长,支持经济增长达到8%以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并取得相应的成效。面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央政府在最短时间内出台了一系列救市措施,动作之快、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为扭转经济急剧下滑态势,及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各地政府予以积极响应,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出台了一系列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在具体操作中,注重两者的密切配合和动态调整,确保了政策的直接干预性与间接引导性的结合,提升了政策的运行效率和应对效果。而且,在宏观调控中更加注重市场预期管理。政府4万亿元的庞大投资计划,虽然与往年正常的投资增幅相比,新增投资实际上增加并不多,但及时给出的这一信号却起到了提振信心,改变市场预期的巨大作用。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始终坚持“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基本方针,不因经济暂时回暖而轻易改变基本政策取向,有效地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努力稳固经济复苏的基础。正是在这些宏观调控措施的作用下,及时有效地扭转了经济下滑态势,并在全球率先复苏。

从客观上来讲,我国经济能够在全球率先实现复苏也存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所不具备的有利条件。

首先,全球金融危机造成西方发达国家金融体系的崩溃,暴露出严重的金融“黑洞”,不仅需要向金融系统注入大量流动性,消化“有毒”资产,而且还要去杠杆化,修复金融体系。而我国金融体系相对完好,金融资产风险较小,不存在大量金融“黑洞”,也不存在去杠杆化问题(恰恰相反,是要有所杠杆化)。因此,我国应对危机的宏观调控,不仅不需要去应付和解决金融体系问题,而且还能充分利用金融体系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1~10月份,全社会广义货币供应总量达到58.62万亿元,同比增长29.42%,远远超过17%的既定目标;前10个月,银行累计新增贷款8.95万亿元人民币,预计全年信贷规模将在9.5万亿元左右,同比增长31%左右,放贷规模和放贷速度均创建国以来之最。流动性大量释放和信贷规模扩张有效地保障了投资、消费等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对经济快速反弹起到催化作用。

其次,西方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已采取反周期措施,使用了各种刺激经济的手段,并形成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债务,面对危机的到来,其政策调控的空间有限,已难以推出强有力的政策手段。而在危机之前,我国为防止经济过热对需求采取了适度控制的措施,如控制信贷和加息等。而且,我国过去10年的预算赤字很低,2007年还出现盈余。因此,在应对危机中,政策调控有较大空间,有条件推出强有力的刺激计划。我国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3%,是美国经济刺激计划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两倍还多,是德国经济刺激计划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近5倍。随着政策调整,采取减税、降息、扩大信贷投放以及降低首付等优惠措施,原先有所控制的需求即刻得以释放,与强有力的刺激计划相呼应。例如居民买房、买车热情高涨,1~8月份汽车类销售额同比增长34.8%,1~9月份城市商品房销售量同比增长44.8%。

再则,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和城市化成熟期阶段,投资与消费都趋于相对稳定,除非是有新的世界新技术革命引领才出现能带动较大规模投资与消费的新增长点。而我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内生性的投资需求较强劲,“住、行”为主体的消费结构升级较活跃,因此国家经济刺激计划实施有较好的现实基础,以基础设施为主的大规模投资正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所需要的,能够取得较好的成效。

最后,西方发达国家经过长期发展,地区间差距缩小,经济均质化程度较高,在危机冲击下,各地均面临同样的问题,并相互掣肘,难有回旋的余地。而我国尚处于发展之中,地区间差距较大,经济异质化程度较高。这一地区发展差异性在应对危机中却转化为一种特殊的优势,即具有较大的增长弹性。由于中西部地区更多属于内向型经济,受危机冲击影响较小,而国家刺激计划更多地倾斜于正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的这些地区,则触发其经济高速增长,从而使区域经济增长首次呈现“西快东慢”的格局。2009年前三季度,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速分别为10%、10.3%和12.5%,投资增速分别为28.1%、38.3%和38.9%。中西部地区快速增长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东部地区增长曾一度放缓的影响。而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和城市,在走出低谷后,经济反弹加速度越大。例如,经济曾明显下滑的北京,第一季度增长6.1%,第二季度增长9.4%,第三季度增长12.8%,预计全年增长速度将超过全国年平均水平。在本次危机中经济滑落最快的广东,前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8.6%,不仅高于全国增速0.9个百分点,还提前一个季度,实现了全年增长8.5%的目标。经济出现大幅下滑的宁波,第一季度仅增长1%,在浙江倒数第一,而第三季度已达10.2%,超过浙江全省和全国的平均速度。正是这种互补与相互促进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有力支撑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反弹。

图2 前三季度西中东部地区各项指标增速比较

二、结构性失衡突出,经济回升基础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

2009年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家提出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政策方针。从实施情况看,“保增长”的成效比较显著,但“调结构”进展相对缓慢:一方面,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暴露出来的、原来被高增长所掩盖的结构性矛盾并未得到有效解决;另一方面,“保增长”更多地依赖传统的双重经济刺激(即投资刺激和信贷刺激),又加剧了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失衡,从而使矛盾进一步凸显。

1.投资结构严重失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投资起主导作用,民间投资未能及时跟进。1~8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3%,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48729亿元,增长39.9%,占投资的比重由2008年28.2%提高到43%。同期,投资到位资金132007亿元,同比增长39.1%,其中国家预算内资金增长82.7%,国内贷款增长47.4%,自筹资金增长33.3%,利用外资下降12.1%。可见,投资增长加速主要由国有投资、国家预算内投资和国内贷款推动。虽然三季度民间投资增速有所加快,但不明显,且增长较快的主要是房地产投资。另一方面,“铁公基”投资比重过高,社会民生投资明显不足。三季度我国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工程领域的投资增幅达到62.5%,远远高于社会民生投资的增幅。

2.产业结构严重失衡。今年以来,在“保增长”的同时,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重复建设问题“来势凶猛”,而且在产能过剩、重复建设的“黑名单”上,还第一次出现了风电、多晶硅等新兴产业的名字。据统计,目前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超过1亿吨,而今年以来新开工项目同比增长20%左右;水泥行业产能过剩3亿吨,而在建水泥生产线超过200条,新增产能将超过2亿吨;平板玻璃已拥有生产线203条,今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已有30条停产,而在建的生产线有近120条等。

3.资金流向结构严重失衡。一方面,新增贷款大部分流向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导致地方政府隐形负债大量增加,金融风险加剧;另一方面,大量新增信贷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股市和房市,导致房地产市场价格再度暴涨,资产泡沫增大。今年以来,一些城市的部分楼盘涨价幅度超过40%,市场风险正在快速集聚。

4.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进一步失衡。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0.5%,比上半年11.2%的增长率下降了0.7个百分点。而7月、8月和9月财政收入却分别上涨了10.2%、36.1%和33%,投资增速由32.9%上升到33.3%。国民收入中居民收入比重消费率进一步下降,政府收入和投资率继续上升。

5.所有制结构进一步失衡。在“保增长”的过程中,政府投资和新增贷款大部分流向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无法获得投资机会,融资困难,存在着被边缘化的倾向。在钢铁、煤炭等行业中,国有企业并购民营企业的现象频频发生,进一步缩小了民营企业在竞争性领域内的发展空间。特别是,今年为提振经济而制定的十大产业规划中,明确规定未来十大产业的发展,将以国有企业为核心进行并购重组,由此出现了新一轮的“国进民退”。

由于存在上述五大结构性失衡矛盾,特别是政府投资带动的需求尚未实现向市场驱动的需求转换和产能过剩严重,当前中国经济回升的基础是不稳定、不稳固、不平衡的,一旦扩张性政策退出,经济有可能出现大的波动和反复。因此,当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总体方向不宜改变。在此基础上,必须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如果此次再不抓住经济复苏的时机切实调整经济结构,中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将会存在很大隐患,而且越往后,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会越大,越来越令整个经济难以承受。

三、明年经济走势总体向好,宏观调控面临最复杂环境

对明年国内经济形势的判断是谨慎乐观:

1.投资增长仍有后劲。在4万亿元投资计划中,明年仍有5885亿元左右的中央新增投资,将带动全社会投资至少增加11770亿元;今年国家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和十大区域振兴规划,将推动明年各地和各行业争上新项目;今年前10个月新开工项目293412个,同比增长41%,计划总投资96739亿元,同比增长81.7%。预示着明年投资仍将是高增长。

图3 今年1~10月各项投资同比累计增速变化趋势

2.消费增长仍然看好。今年城乡居民收入增幅高于GDP增幅和返乡农民消费观念的转变,将有力地促进明年的消费增长;国家进一步出台扩大内需政策,将进一步提升居民消费信心;今年房地产交易火爆,将推动明年住房的装修性消费;国家投资重点向民生领域倾斜,加大社会保障、安居工程和公共福利的投入,将有助于保持内需和居民消费的持续增长。此外,随着企业效益好转,就业增加,也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

3.出口增长将逐步恢复。今年以来,我国先后七次提高出口退税率,放宽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实施人民币跨境结算,扩大人民币互换协议范围;增加出口信贷额度、扩大出口保险覆盖率。这些政策效应有望在明年得到充分体现。从明年看,由于全球经济企稳回升,加上政策的滞后效应和今年基数较低,出口增速有望实现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由负转正。

4.市场流动性依然充足。一方面,由于贷款惯性,明年的信贷规模仍将维持在一定水平,预计增长率为15%-20%;另一方面,由于出口回升和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国际热钱大量流入,以外汇占款方式投放的货币量将大量增加。因此,明年的货币增长将由今年依靠信贷投放单轮推动转变为依靠信贷投放和外汇占款两轮推动,货币供应在总体上继续充足。

5.CPI缓慢回升。明年由于经济回升、流动性充裕、公用事业价格改革和输入性通胀因素增强,CPI将由负转正。预计上半年CPI保持在3%以内,但二季度以后很可能突破3%,全年增长在3%~4%之间,其中上涨的主要因素是占CPI比重34%的食品价格。总的来看,虽然今年我们货币投放大量增长,但从历史经验看,滞后12个月的M2增长率走势与CPI走势高度一致。因此,国内出现通胀的威胁主要体现在后年,从明年看,通胀的影响仍然是潜在性的。

因此,明年中国经济仍然具有较强的回升势头,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挑战。主要体现在面临三方面的“双重挤压”:一是在出口上,中高端产品出口受发达国家“反倾销”的挤压,低端产品出口受发展中国家更低生产成本的挤压;二是在投资上,传统工业项目受产能过剩的挤压,尤其在外需收缩时压力更大,而新型工业项目由于技术不成熟,又受到高风险的挤压;三是在利用外资上,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受到周边国家的挑战和生产成本上升的影响正逐渐失去比较优势,高端的研发领域难敌发达国家的竞争,吸引外资正大幅度下降。因此,对明年的形势不能过分乐观,必须充分估计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和不确定性。

综合上述两方面的因素,国外权威机构对我国明年经济增长普遍持有谨慎乐观的态度。亚洲开发银行预测2010年我国经济增速将达到8.9%,高盛公司预测为10.9%,经合组织预测为10.2%,IMF预测为9%,世界银行预测为8.7%。我们判断,在宏观政策调整不出现大震荡的情况下,明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将达到9%~10%,其中投资增长25%左右,消费增长15%左右,出口增长10%左右。工业增长13%左右。从态势上看,增长率将前高后低,一季度有可能超过11%。

明年是宏观调控复杂难度最大的一年。世界经济缓慢曲折、困难复杂、寻求变革的复苏之路,将对我国经济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将给我们带来不利影响,并形成一定的压力。如外需短期内难以好转,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协同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将赋予中国更大的国际责任;世界经济增长模式转变要求中国扩大内需,降低外需依赖度,从而加重国内产能过剩的压力等。但另一方面,如果能把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把压力转化为动力,将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促进。如有助于我们扩大内需,促进国内结构调整,加快国内企业走出去步伐、开辟新的世界市场,积极发展自由贸易区,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等。与此同时,国内经济中存在的深层次结构问题等,也使宏观政策处在两难的境地,存在五个方面的矛盾:一是调结构与促增长的矛盾。明年若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很有可能导致经济的第二次衰退。但如果继续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又可能进一步加剧结构性失衡。特别是在当前房地产市场过热的情况下,会导致更大的资产泡沫。二是管理通胀预期与扩大流动性的矛盾。一方面,“管理好通胀预期”需要降低明年的流动性供应,否则会给后年造成巨大的通胀压力;但另一方面,如果流动性大量减少,又会对已经形成的投资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导致大量的烂尾工程。三是实体经济增长与产能过剩的矛盾。明年加快经济复苏需要进一步推动实体经济增长,但很多实体经济部门却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而明年的出口又难以恢复到2008年水平。因此,“保增长”的结果很可能导致产能过剩进一步加剧。四是刺激政策退出与热钱流入的矛盾。明年针对发达国家救市政策有步骤的退出,中国不能无动于衷,必须进行动态微调,否则在下一轮经济调整中将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但目前美联储维持0.24%一年期基准利率,而我国一年期存款利率2.25%,已存在较大的套利空间,如果政策动态微调,即使不采取加息手段,也有可能进一步增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吸引国际热钱大量涌入,导致一方面贷款压不下去,另一方面热钱又不断进来。这将对央行的货币政策造成巨大挑战。五是稳定房市与促增长的矛盾。一方面,由于大量流动性进入房地产市场,导致房价过高,产生资产泡沫,急需进行控制;另一方面,房地产投资已成为推动投资增长的主要力量,预计明年房地产投资将达到30%~40%的增幅,并在增加财政收入、促进消费等方面又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一旦政策改变,有可能导致市场暴跌,抑制投资,影响经济和财政收入的增长。

面对上述复杂的形势,我们判断,明年我国经济发展仍将处在保增长与调结构的关键阶段,预计宏观经济政策将总体宽松,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总基调将不会改变,但财政政策将更加注重“调结构”和“惠民生”,货币政策将更加注重“适度”,“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工作方针将调整为“稳增长、防通胀、调结构、促转型”,“调结构”将被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具体来看,在促进消费方面,将会加大力度,继续落实、完善促进消费和提高居民收入的各项政策;在规范投资方面,将加强对前期投资项目的梳理,重点推进中央投资项目建设,严格审核和控制地方投资项目,并将出台鼓励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办法;在结构调整方面,将严格整治过剩行业,加大对节能减排的优惠和扶持,并以节能减排为抓手,推进结构调整;在化解金融风险方面,将实行有保有压,对基础设施工程、西部开发、中小企业等方面的投资,采取较宽松的信贷措施;对城市房地产的信贷,将持较谨慎的信贷取向;在深化改革方面,明年将加大改革力度,以改革促调整,重点将推进垄断行业改革、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和政府改革;在改善民生方面,将继续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通过多种途径来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

因此,与今年事实上的单纯“保增长”政策目标不同,明年“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等多个目标将齐头并进。从历史经验看,我国不缺乏应对经济危机的成功经验,但是对于多元调控目标的综合把控,往往会出现顾此失彼的状况。例如,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彻底走出危机阴影,但其后消除产能过剩、实现结构优化、刺激消费等政策成效却未能有实质性突破。因此,明年调控政策的把握难度明显增大,需要有更大的针对性、灵活性。

收稿日期:2009-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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