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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综合国力竞争中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的当今世界，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必须坚持贯彻一整套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战略。江流、赵曜主编的国家社会科学研究“九五”重大课题的最终成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一书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对于这种文化发展战略作了认真的探索和精心的阐述。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认为当前我国面临的文化挑战，主要来自“西化论”、“新儒学”、“宗教热”等等，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战略应该针对和回应这些挑战来展开。
“西化论”者认为文化的现代化，并不是文化从古典形态历史地向现代形态转型，而是在清除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西方文化移植过来；而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新文化保守主义则把现代化的基点明确移向传统文化。针对这两种文化挑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提出：“我们的价值尺度既不是前现代文明的传统文化，也不可能是张扬后现代文明的解构精神，而只能别无选择地以工业化为主导价值尺度，以工业文明的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形态的非现代性因素。”针对不是热在宗教和文化，而是热在神学和迷信的“宗教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强调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总的指导思想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为此，就必须划清宗教文化与宗教迷信的界限，在积极利用深入开发宗教文化资源的同时，必须高筑科学精神和无神论的阵地，以抵制在“宗教文化”掩护下的封建迷信思想和各种神秘主义思潮在社会上传播。
为了贯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战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在综合我国学术界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当代中国发展的需要，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部分进行了深入的具体分析，指出和论证了中国文化中“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并体现其价值取向的重要哲学理念”，是“天人合一”、“刚健有为”、“贵和尚中”、“和而不同”以及人本主义的实践理性；指出和论证了在中国文化中道德传统蕴涵着当代价值的有“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心知报”、“精忠爱国”、“见利思义”、“克己奉公”、“修己慎独”、“笃实宽厚”、“勤俭廉正”等等。同时，该书又指出，由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农业型物态特征，这就使它不可避免地包含有重农抑商、安土重迁、墨守成规、平均主义等不适应现代文明的消极因素，以及在思维方式上重实际而轻玄想、重整体轻分析、重直觉轻知解、重关系轻实体等不利于近代自然科学的因素。
围绕着宏扬中华民族精神的目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还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一方面，它指出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埃及文化、苏美尔文化、秘斯诺文化、玛芽文化、安第斯文化、哈拉巴文化、中国文化等七个原生形态的母文化，其后，有许多文化衰亡了，而中国文化却如滔滔江河，川流不息，递生代长，从未中断过，指出中国文化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原因，就在于它能够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整合各民族文化的特质。现在，面对着全球化的变融时代，中国文化若能利用好难得的机遇，整合人类一切文化的长处，就有希望建立起辉煌的现代中国文化。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又从比较史学的角度，从世界现代化的视野中去考察和分析在16世纪以后，东方“发达”地区之所以没有像西方“欠发达”地区那样实现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其原因首先在于东方地区未能形成未来新因素的特殊机制，更没有现代科技革命的兴起，因此很难形成新的发展态势；而西方地区则形成了多层等级封建制结构、教权与王权分裂的两重权力结构、封建采邑的自足体系与新型城市自治体并存的经济结构，以及众多小国林立的多元国际结构；而且东西方之间的这种区别，早在前近代阶段就已初露端倪。例如，15世纪郑和、哥伦布与达·伽马的三次大航行之间的巨大差异在于：哥伦布与达·伽马的两次航行是被西欧中世纪后期社会经济发展对于商品和市场的需求、特别是被西欧对于东方的香料与金银的需求所刺激出来的，是被内存的经济力量所推动的；而郑和下西洋只是明代永乐皇帝企图通过“宣威海外”以提高声誉的一种政治行动，从农业型自然经济的角度来看，属于劳民伤财而又于国无补的“弊政”。而造成16世纪以后东方未能像西方那样实现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其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国传统文明宗法一体化的结构、根深蒂固伦理型文化传统的超强聚合机制和超稳定性，使我国既无法获得体制外新生力量的有效支持，也无法形成像已处于近代化行程中欧洲文艺复兴运动那样的社会效应。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在回顾近代中国经历的一个半世纪内所作的由“面向西方”到“十月革命后的向俄国学习”再到现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三次文化选择，系统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理论。从毛泽东的新文化建设论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再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论的历史发展之后，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体系是以集体主义为思想原则，以为人民服务为价值核心，以共同富裕为价值目标，以“三个有利于”为价值标准，以“三个代表”为价值实践。相信在这一整套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在当代中国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我们必将迎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创造出更加灿烂的先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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