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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58.3 I22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02)02-0079-07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尚书·舜典》）“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大序》由云南省首先发动的伟大的护国运动，震撼当时，影响后世，必然会从诗词中反映出来。正如《护国诗词选注·前言》所云：“这种反映，又每每是较诸官书记载或私家评议更为真实，更为公正，更少虚构诬枉的。其中不少即景生情、遇事感发之作，每可借以知人以论世，即小以见大。读其诗如见其人，述其事如历其境。”
伟大的护国运动已过去87年了，其在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及其光荣的历史地位，中外学者早有定论。但对护国运动的若干史实，以及主要领导人物唐继尧的评价等问题至今仍众说不一。从护国诗词韵语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当时社会现实动态和历史精神面貌，还可以了解当事人真实的思想感情，可以看到当时民心的向背、国家之大势所趋，以印证这段历史之是非，补佐其历史文献之不足。
一、真实反映护国运动的历史地位及其意义
诗词韵语，本是我国传统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社会历史、人民意志的集中反映。对护国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李大钊、朱德、李烈钧、柳亚子、杨赓笙等都有诗碑。请看李大钊的《乙卯残腊由横滨搭法轮赴春申在太平洋舟中作》：“浩渺水东流，客心空太息！神州悲板荡，丧乱安所极？八表正同昏，一夫终窃国。黯黯五彩旗，自兹少颜色。逆贼稽征讨，机势今已熟。义声起云南，鼓鼙动河北。绝域逢知交，慷慨道胸臆。中宵出江户，明月照幽里。鹏鸟将图南，扶摇始张翼。一翔直冲天，彼何畏荆棘？相期吾少年，匡时宜努力；男儿尚雄飞，机失不可得！”李大钊（1889-1927年），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此诗写于1916年初云南护国战争期间，作者为了响应讨袁运动，从日本横滨乘法国轮船回上海途中所作。诗中首先痛斥袁世凯倒行逆施窃国称帝，致使神州板荡，八表同昏，五色国旗（注：辛亥革命后，建立中华民国，国旗为红、黄、兰、白、黑五色，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黯淡无光的罪行。其次，赞扬云南护国讨袁的义举。最后表达作者回国参加讨袁运动的雄心壮志。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朱德（1886-1976年），早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云南“重九起义”，后又参加护国讨袁战争和护法战争。他在《拟杜甫〈诸将〉诗》中写道：“中华灵气在仑山，威势飞扬镇远关。史秽推翻光史册，人权再铸重人间。千秋汉业同天永，五色旌旗映日殷。多少英雄一时见，诸君爱国应开颜！”诗中的“灵气”，指具有革命气概的人物。仑山即昆仑山，我国东部的山脉都由它延展而来，横亘西南、华南各省的横断山脉、南岭都属于它南支的延续，当时的反清、反袁的革命力量主要在西南、华南各省，故以昆仑山来指代。朱德在《秋兴八首用杜甫原韵》其四中写道：“筹安客意住龙头，惊起神州肃杀秋。四野萧萧风雨急，中原黯黯鬼神愁。强梁子弟三乘马，大好河山一泛鸥。同首剧怜民国土，几希幻作帝王洲！”“筹安”即“筹安会”，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御用团体。1915年，由杨度出面，联络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组成，竭力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鼓吹。此诗揭露了袁世凯及其走狗筹安客倒行逆施，鼓吹帝制，妄图扭转历史车轮，搞得神州大地像浮鸥一样动荡不安，漆黑一团。并指出如果不是护国军高举义旗和全国人民起来反对，打倒袁世凯，那么，可怜的民国土地差一点就又变成封建帝王的江山了。
柳亚子（1886-1958年），在其《诸将六首》中，赞扬云南护国起义的丰功伟绩道：“碧鸡金马霸图开，首难乘时亦壮哉！”金马、碧鸡二山在昆明市郊，这里代指昆明。诗肯定了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在云南昆明发动护国起义，功绩伟大。
李烈钧（1882-1946年），曾任云南讲武党教官，参加护国起义，任第二军总司令，出兵两广。他在《云南首义纪念日》一诗中写道：“金碧驰驱忆昔年，滇黔鼙鼓上云天。义声远播幽燕动，那得刘唐再戍边。”此诗写于1932年，为云南护国起义十七周年而作。诗中“刘唐”，指刘显世、唐继尧，护国起义后，刘任贵州都督，唐任云南都督。此诗追思护国起义的情景，并怀念刘显世、唐继尧等人。李烈钧在《云南首义二十一周年纪念》（一）中追忆道：“昔年鼙鼓震南天，此际贼氛漫北燕；若使滇黔诸将在，同心御寇定争先。”此诗作于1936年，当时国难方殷，日寇嚣张，全民哀愤！作为护国首义的领导人之一，当此之际不胜感慨，追思21年前云南护国首义，打倒袁世凯；而今则日寇侵凌，国家危难，不由想起护国首义时英雄豪杰，如果他们还健在，则一定同心协力，奋勇杀贼。
请看杨赓笙的《大观楼题壁》：“三载炎荒汗漫游，昆明池上又吟秋。却欣大义滇中举，颇恨余凶冀北留。伍子奔驰终覆楚，狄公勋业在倾周。国门生入寻常事，恼煞当年定远侯！”此诗发表于1916年9月1日的《义声报》。杨赓笙，光绪丁酉举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奔走革命，曾参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诸运动。作者于1913年参加湖口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辗转南洋一带。护国运动时，为云南护国军在南洋筹得巨款，于1916年来到昆明，唐继尧聘他为顾问。诗中抒发归国的心情，赞扬云南护国首义，借伍子胥佐吴王阖庐伐楚的典故，哈蔡锷、李烈钧等奔走入滇，领导护国运动，推倒袁世凯；借狄仁杰劝阻武则天欲立武三思为太子，改立庐陵王，使唐祚复续的曲故，喻唐继尧等发动护国起义，再造共和之功绩。
除知名人士的诗作以外，还有许多生平未详的作者，留下了不少歌颂护国运动的诗篇。如《南中——为云南首义庆祝也》：“闭塞玄黄怅望中，南中霹雳震痴聋。惊天事业先诸省，盖世功名羡数公。好为乾坤扶正气，早教魂魄夺元凶。班生愿赞从戎笔，扫穴犁庭誓始终！”此诗发表于1916年7月8日《义声报》，其作者落名滇海笠帆，生平不详。诗中赞颂云南首义护国，及护国诸将领的功劳，扶持民国正气，迫使袁世凯复辟梦破灭。并表示自己也要象汉代班超那样，投笔从戎，把革命进行到底。又如《云南举义周年纪念》（一）：“重推帝国还民国，复睹雍和享共和。义问宣昭新宇宙，彩云拥护旧山河。梅花一度春常驻，鳄浪全平海不波。从此五华齐五岳，群山罗拜仰嵯峨！”此诗发表于1916年12月23日《滇声日报》，作者白溪，生平不详。诗中的五华，即五华山，在昆明城内，云南都督府所在地。此诗歌颂云南护国首义，推翻帝制，再造共和，这是云南的光荣。五华山因成为护国起义指挥部而名著，可与五岳齐名，为其它群山所景仰。对云南护国首义而歌颂的诗篇不胜枚举，都充分肯定其在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及其光荣的历史地位。这与中外历史学者的定评是一致的。
二、人民对护国军拥护的纪实以及对艰苦卓绝的护国战争的真实再现
从护国诗词中，我们可看到当时广大人民的意向。这些诗篇，无不充满了人民的心声、时代的脉搏。护国战争之所能得以胜利，是与民心所向、人民支持分不开的。高尔登的《随师东征赋呈协和军长》（一）就再现了护国第二军出征时，千军万马簇拥而行，人民夹道欢送，军旗迎风飘扬的热烈场面。其诗云：“千军簇拥出昆明，一片黄云识将旌。北地沐猴犹自帝，中原父老已郊迎。惭将扪
希王猛，会看收京伏邺卿。他日功名羊叔子，春寒先试带裘轻。”此诗刊于1916年4月28日《义声报》。高尔登，浙江仁和人，清末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总办，护国时任第二军总参议及方声涛梯团参谋长。诗中写袁世凯称帝不得人心；人民拥护护国军，并以李泌、羊祜比赞李烈钧。请看章慈云的《侦察阵地得句》其二：“茅庐小坐慰生民，男女围谈笑语亲。都道滇军有道义，不犹北贼惯辱人。”此诗刊于1916年5月13日《义声报》。章慈云，生平不详，大概是护国第一军的军官。这首诗歌颂了护国军纪律严明，是道德、仁义之师，再现了军民水乳交融一家亲的真实情景；同时也揭露了北洋军残暴，不得人心。再看章慈云的《北兵》：“民愤北兵海样深，那堪强逼送伤兵！担来直向吾军送，诳说滇营是北营。”此诗刊于1916年5月15日《义声报》，诗中写人民对北洋军的愤恨，把北军的伤兵抬到护国军营地。这种近乎戏剧性的史实，正好说明北军不得人心，必然失败。护国战争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周开忠在其《云南首义护国纪念志盛》中再现了这一盛况：“五色旌旗五色棚，沿街腊鼓正冬冬。游人处处纷如织，特庆共和拥护功。”“电灯如日烛如霞，彻夜笙歌十万家。共道太平原有象，独夫从此不须夸。”这组诗共8首，刊于1916年12月30日《义声报》，这是其中两首。作者生平不详。诗明白如话，表现了护国周年纪念会的盛况和人民的喜悦心情。
护国战争的胜利，来得并非容易。这是一场铁与血、生与死的较量。请看唐继尧、蔡锷、李烈钧、任可澄、罗佩金等39人，于1915年12月22日在昆明五华山光复楼，决定护国起义的会议上所宣誓的《歃血会盟誓词》：“拥护共和，我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成败利钝，与共休戚，万苦千难，舍命不渝。凡我同人，坚持定力，有渝此盟，神明必殛！”从誓词中我们看到了护国起义领导层的护国讨袁、再造共和、同生死共患难的决心。蔡锷在《护国岩铭》中，昭示了护国起义的先烈们，为国为民生死置之度外的思想。其铭曰：“护国之要，惟铁与血。精诚所至，金石为裂。嗟彼袁逆，炎隆耀赫，曾几何时，光沉响绝。天厌凶残，人诛秽德！叙泸之役，鬼泣神号。山奇制胜，士勇兵骁。鏖战匝月，逆铎大挠。河山永定，凯歌声高，勒铭危石，以励同袍！”此诗作于1916年。“护国之要，惟铁与血”，充分表现了蔡锷那种敢于斗争，毫不妥协的革命英雄气概。护国诗词中，有的则表现了护国将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如潘赞化的《东征道中同子白作》：“中原无地避强秦，沧海微尘寄一身。最喜滇南春意早，桃花万里送征人。”潘赞化，安徽桐城人，留学日本，同盟会员，护国军兴，任护国第二军总司令部参议。此诗刊于1916年5月3日《义声报》，是东征途中所作。袁世凯称帝，暴戾恣睢，故有“中原无地避强秦”之叹，然而“造物无言却有情”，春意早发的云南，响起了“新雷第一声”，首先发动护国起义，作者自己也踏上了东征之程。“桃花万里送征人”，护国必胜的乐观必情溢于言表。请看徐进的《护国之役率师入黔道中即事》：“剑气冲霄贯紫霓，神奸盗国动征鼙。一鞭摇曳三军壮，四野苍茫万树低。射日弯弓惊魍魉。追风战马走鲸鲵。年来识得长途味，昼看青山夜听鸡！”徐进，云南保山人，同盟会员，保定军官学校及陆军大学毕业，护国时任第三军第一梯团参谋长。此诗作于1916年。写护国军为国为民，士气昂扬，锐不可挡。
护国诗词，再现了护国战争可歌可泣、悲壮激烈的战争场面。如章慈云的《棉花坡战地》二首。其一：“纳溪城外阵云低，卅里战场一线齐。杀气冲霄腥气幂，寒风猎猎雨凄凄。”其二：“彻宵寒雨冱如丝，战士衣单冷不知。未下战场三十夜，冲锋犹是精神时。”这是一组描写战争场面的诗。刊于1916年5月9日《义声报》。“棉花坡”在四川纳溪城外，护国军与北洋军在此激战连续45个昼夜。吴芳吉的《护国岩词》（歌行），同样再现了棉花坡惨烈的战争场面。其四：“棉花坡上贼兵满，弹丸纷坠如流霰，巨炮号六棱，令地震摇人落胆！一营冲锋去，应声匝沟畎；二营肉搏去，中途无回转；三营、五营但纷崩，浩荡追随如席卷。霎时流血滟长江，马踏伏尸蹄铁软。吁嗟众士听我言：‘计今惟有向前赶！尔乃共和神，国家干，同胞使者皇天眷。三户可亡秦，况我七千身手健。连长退缩营长斩，营长退缩团长斩，团长退缩旅长斩，旅长退缩司令斩，本司令退缩听人斩。战战战，敢敢敢！”吴芳吉（1896-1932年），陕西泽阳人。肄业于北京清华学堂，平生从事教育工作。此诗作于1919年，全诗分6段，这是其中第4段。这段写护国军号令森严，有进无退，英勇作战的精神，再现了棉花坡大战中惊天地、泣鬼神且悲壮惨烈的战争场面。表现云南各族人民的优秀儿女为再造共和而不怕流血牺牲精神的还有张华澜的《挽滇军阵亡将士》：“世间义烈那有此？世间义烈竟有此！战死余生甘饿毙，饿毙余生仍战死，……伊谁首建护国旗？滇海三君唐蔡李。一军北出扬子江，一军东渡牂牁水。岳飞五百号背嵬，句践六千尽君子。沉船破釜誓不还，陷阵冲锋进何驶。兵威远震四方应，功业告成半年耳！哀哉护国第二军，国体争回身失倚，严冬无衣复无来，卧抱长枪相向死。呜呼死者长已矣，生者报国志未已。群凶构难寇粤边，虓虎病驱空拊髀！……”张华澜（1875-1956年），云南石屏人。留学日本东京师范学校，同盟会员。任护国第一军秘书。此诗为哀悼护国阵亡将士而作于1916年。诗中特别对第二军在广东遭谗被困，龙济光等“群凶构难”表示无比愤慨，对死难将士寄以崇高的敬意。
三、真实地反映护国运动的历史精神面貌
护国战争胜利后，攘功争名者纷纷自诩其能。梁启超就曾说过“护国战争是蔡锷到云南发动的，蔡锷是我派去的”谎话；后来梁氏在《唐会泽大事记·序言》中改正说：“首义发自会泽”（唐继尧的别称），“云南以一隅抗逆焉”。“上将唐公为之主帅，国之虎士，以同袍相辅。”由他自己澄清史实。
关于唐继尧反对袁世凯称帝，是积极主动，还是被动的，在史学界也是众说不一。对于唐继尧为护国起义在极端困难和险恶处境下，所进行艰苦的秘密工作而不被中下级军官理解，以至出现了：如唐反袁，则拥其为领袖；如其中立，则遣送越南；如其拥袁则杀之的种种误解。这种误解，流传颇广，以致影响到今天对唐的评价。其实，澄清这些历史之是非，“护国诗词”是可提供一些佐证的。
1915年，袁世凯为笼络收买唐继尧，特派何国华为专使，专程到云南，封唐为“开武将军”“一等毅勇侯”。何国华从滇越铁路到达昆明站时，唐继尧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并接受了袁的封侯。这不仅蒙住了专使何国华，也蒙住了袁世凯，就连中下级军官也大惑不解，正如李文汉在《云南护国亲历记》中所写：“我们对唐更加怀疑，以为他将接受荣封，置云南光荣历史于不顾。”唐继尧当时的心曲，在其诗《七月黑龙潭养疴》（三）是这样表露的：“饭罢从容理钓舟，浮生大梦尽风流。频年悲悯人空老，举世沉沦杞独忧。热血不禁真爱国，冷心翻笑假封侯。静观一悟曲肱乐，身在天风最上头。”黑龙潭在昆明北郊。此诗作于护国起义前夕的1915年7月，作者怀着一腔热血，以国家命运为念，是真正的爱国者。至于接受袁世凯所封侯爵，则是在当时险恶的处境中斗争策略需要。“冷心翻笑假封侯”足以说明是假意接受、敷衍顺从罢了，非内心所愿。接受袁的“钦命”，恰恰说明唐的高瞻远略。其时，唐继尧反对帝制的决心早已定，这从他的另一首诗《游华亭寺时甲寅十二月》中可看出，其诗曰：“如此江山画不成，万家灯月势纵横。艰难国步行犹易，混浊人心洗要清。岂是池龙甘水浅，宁知天马视山平？林中一线边城小，眼底浮名未足争！”华亭寺，在昆明西山森林公园。此诗作于1915年初，“混浊人心”暗示当时帝制之议已甚嚣尘上。作者感于时势艰难，借景抒情，表达自己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
唐继尧、蔡锷、李烈钧三位之所走到一起共同完成护国首义之勋业，这里有深厚的思想渊源。请看唐继尧的《三月与松坡诸君游昙华寺》七绝二首：“涤将心镜净无瑕，照遍人间亿万家。不是阿侬偏太苦，四方多难忍看花？”“不出斯人又一年，莫将心事问青天。春风也感苍黎苦，红遍山山泣杜鹃。”这两首诗作于1911年，从中可以看出唐、蔡两人交情之深和共同怀有忧国忧民的思想，可见他们后来能走到一起护国起义，再造共和是有深厚的思想渊源的。第一首，表明作者与蔡锷等人心如明镜，关心国家和人民。第二首，“不出斯人”句，出自《晋书·谢安传》：“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意谓谢安石不肯出山，谁来拯救天下人民呢？这里借用此意，希望有大智大勇的人来救国救民。此诗感叹国家和人民陷入危难之中，希望有才能的人出而救世，含有与蔡锷互勉之意。
唐继尧与李烈钧的友谊也是非常深厚的。这从唐继尧作于1910年的《五月送协和赴蜀》（七绝四首）可见一斑。其一云：“盖世雄才谁与俦？只应砥柱作中流。登高一笔昆明水，江海蛟龙贮得不？”协和：李烈钧字。李烈钧原在云南工作，1910年5月，四川总督赵尔巽电邀李入川，唐以诗相送。此诗称颂李烈钧才能出众，能当重任，入川可大有作为。其二云：“肝胆交情赠宝刀，偕行旧谊咏同袍。龙骧虎踞山河壮，留与他年说二豪。”“偕行”、“同袍”，语出自《诗经·无衣》，原指在军中共事，后扩大含义，凡在一起工作的友人亦称“同袍”。唐、李二人同是在日本留学的同学，又同在云南工作，交情很深。此诗表达了两人相知很久，交情深厚。在云南这块“龙骧虎踞”的热土，两人共事一段时间，可留作两个英雄相处的佳话。其四云“不必临歧作叹嗟，滇池蜀道尽中华。旷怀举世皆兄弟，处处江山总是家。”此诗是临别勉慰之辞。云南、四川同是中华国土，四海之内，都是兄弟，虽然分别，仍是一家，不必伤感等语虽是对李烈钧临别勉慰之语，也表露了作者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心胸广阔，能团结同志，广交朋友的襟怀。这是他后来在护国战争中组成和提供了一支以滇、黔、桂三省为基础，包括全国各党派的比较广泛的反袁革命力量，还注意团结和重用各少数民族的爱国头面人物和爱国侨胞的思想基础。
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在护国运动中的杰出贡献及其历史地位，“护国诗词”也对此作了“评说”。请看对唐继尧的“评说”。章太炎（1869-1936年）的《到毕节赴巴留别唐继尧》其一：“旷代论滇士，吾思杨一清。中垣销薄蚀，东胜托干城。形势稍殊昔，安危亦异情。愿君恢霸略，不必讳纵横。”杨一清，云南安宁人，明成化进士，曾三任陕西三边总制，并任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1917年，章太炎曾到云南和唐继尧相会，游宴月余。旋由贵州毕节去川东。离滇时作诗二首留别唐继尧。诗中以杨一清的事绩比赞唐继尧，暗指唐护国起义，再造共和，使日月重光；镇守云南，使边境安固。于右任《在张莼鸥先生书室观念〈东大陆主人言志录〉》：“开国多贤士，救世乃革命；唐公起西南，治军世所敬。袁氏乱天下，一隅问国政。蔡李真天人，仗剑际其盛。一旦举义旗，举国同欢庆。我读《言志录》，常常复正正。伟矣英雄人，天下仍歌咏。伤哉老元戎，并世刀难并！”于右任（1879-1964年），陕西三原人。早年加入同盟会，积极从事民主革命活动。曾长期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1964年在台北病故，诗中“并世刀”，即古时并州生产的剪刀，以锋利著称。后以喻处理事务敏快而有决断。“元戎”：主将、元帅，指唐继尧。此诗称赞唐继尧的才能，特别是他发动护国起义，再造共和的功绩。同时赞扬蔡锷、李烈钧先后来滇与唐继尧共同发动护国起义。对唐继尧再造共和的历史功勋给以充分肯定的诗，还有赵藩的《题〈东大陆主人言志录〉二首》、王伯群的七言歌行《蓂赓将军铜像完成纪念》等等。
护国诗词中也留下了不少对蔡锷历史功绩“评说”的诗篇。请看周钟岳的《送东坡都督蔡锷入京》：“南中草木识威名，六诏从无匕鬯惊。已睹官仪恢汉室，旋闻辟召赴燕京。金鞍枉沐严公驾，玉帐犹谈卫国兵。只惜寇君难在借，攀辕耆旧拥前旌。”周钟岳（1876-1955年），云南剑川人，清光绪解元。日本弘文学院毕业、早稻田大学肄业。民国成立，历任云南军都督府秘书长、中央经界总局秘书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国民政府委员等职，新中国建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此诗作于1913年，是作者送蔡锷入京时的赠别诗。诗中借严武、李靖、寇恂故事，赞扬蔡在滇的政绩和滇人对蔡的依恋惜别之情。1913年，袁世凯畏惧蔡锷的声名威望，把蔡锷从云南调到北京，封为超威将军，督办经界局，并兼统办事处处员。表面是尊崇蔡锷，实际心怀猜忌，调虎离山，形同软禁。再看李根源的《蔡松坡墓碑铭》（七言歌行）：“蔡公深沉有大志，短小精悍人莫测。甲兵十万蟠腷臆，十步百计机神疾。少小能文捷无匹，家本贫艰苦卓绝。孑身东渡海负笈，戛戛独造士官列。是时国事日殄
，思从根本大改革。同时诸子尽英畏，公独深心内蕴结。业成回国求经历，湘赣桂滇
兵术。辛亥鄂垣初起义，昆明相继重阳日。匕鬯不惊易汉帜，千军重睹庆云瑞。清帝禅位四海一，从容坐镇无敌贰。枭雄得志利专制，阳开阴阖施狡狯。慑公声威至都会，外似尊崇内猜忌。一朝洪宪显披露，剑森戟环迫拥戴。凤鸾奋翮脱擒捕，真如鹘起如兔逝。鹍鹏南徙沧溟隘，五华重树共和旆。义师声讨雷霆锐，风驰电击蜀军溃。神奸股慄知难退。积毒消如汤沃雪，六合从风涤腥秽。……”李根源（1879-1965年），云南腾冲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同盟会员，1909年回滇任云南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官，继任总办，护国之役，任广东军务院都参谋，解放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此诗对蔡锷的一生，以及学识与才能作了高度概括，并以饱满的情感颂扬了蔡锷的丰功伟绩。
请看对李烈钧在护国首义的历史地位“评说”的诗篇。如高尔登的《随师东征赋吴协和军长》其二：“宗国沈沈可胜忧？漫游湖海几经秋。千年蓬岛屠龙技，一战昆阳斩莽头。武惠勋名缘尚德，绛侯醇谨竟安刘。摧奸杀贼男儿志，不捣黄龙誓不休。”此诗刊于1916年4月28日《义声报》，是作者随护国军第二军东征时写给李烈钧的诗。诗述国事艰危，志士忧心，李烈钧从日本学成归来未得施展才能。护国军兴，李烈钧功勋卓著，并以曹彬、周勃比赞李烈钧护国讨袁的勋业。在李烈钧六十大寿生辰，冯玉祥的《协和先生我兄六秩大庆》祝词，对李一生的主要历史功绩作了简洁的概述：“协和先生，革命元勋。手到口到，推翻满清。二次革命，江西起兵。打倒洪宪，滇南北征。完成大业，北伐军兴。沈阳事起，吼不绝声。力主团结，抵抗侵凌。始终不懈，救国精诚。敬祝永寿，松柏长青！”冯玉祥（1882-1948年），安徽巢县人，民国初年，曾任旅长、师长、督军等职，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与共产党合作。此诗作于1941年，诗中充满对李的推崇与景仰心情。
当年的《义声日报》社对这三位护国运动的领导者，作了如下评价：《云南首义伟人都督唐继尧蓂赓》：“渊冲其度，潜粹其容，心弘胞与，志切大同。提师首义，奋讨元凶，光金碧之日月，调欧亚之雨风。盖中夏特挺之伟人，而媲新大陆华盛顿、林肯之雄！”该赞词赞颂唐继尧的气度才能及讨袁再造共和之功。《云南首义伟人第一军总司令蔡锷松坡》：“其肃若日，其和如春，深沉大度，机警绝伦。手提共和，力扫妖氛，一身所动，天下皆惊。衡岳间气，钟此伟人！”该赞词称赞蔡锷为人处事的才能及其对共和大业的丰功传绩。《云南首义伟人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协和》：“英雄先识，曾讨项城；滇今首义，复与同盟。总师北伐，东亚蜚声。望天人之眉宇，抱孔墨之热诚。是卷土而重来者，佥颂之为李西平。”此赞词，赞颂李烈钧两次讨袁的功绩及为国为民的热忱。这三首赞词，发表于1916年9月1日《义声日报汇刊》。
护国首义，谁是主导的问题，护国诗词中也有“评说”。马骢在《护国题词》中，根据事实，作了持平的评论：“护国首义，滇为前驱。帝制覆败，国乃复苏。谁主其事？唐蔡定谟。非唐莫举，非蔡莫图。大义克伸，群贤匡扶；居者行者，同归殊途。事实所在，不容矫诬！纪念斯役，非以侈铺。载瞻前烈，努力步趋。发扬光大，其在兹乎！”此诗写于1944年。马骢（1886-1961年），回族，曾参加辛亥“重九起义”、护国运动，1949年参加云南起义，曾任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民委副主任、省政协常委等职。
以上所举的护国诗词，除个别地方对三位主要领导人的赞美难免有溢美之辞之外，但大体上还是不违背历史事实的。而不象至今还承袭着“扬蔡抑唐”老调者那样离谱。护国革命战争是一场伟大的，同时又是艰巨、壮烈的革命战争，如果不是唐继尧事先把海内外一批批反袁志士迎接来滇蓄积革命力量，并在极端困难和险恶处境下，进行一年多的准备，护国战争能在蔡锷到滇后三四天内就打响是不能想象的。蔡锷于1915年12月20日前后到昆。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护国战争开始。早在12月9日下午唐继尧就把滇军步一团、步二团，由邓太中、杨蓁二团长率领，以剿匪为名，紧急派遣昭通方向的川滇边界。蔡锷到达昆明当天，邓太中率领的步一团，已在盐津县的老鸦滩抢占高地，和袁世凯的反动军队打响了。云南是一个贫困省，在清代，财政不能自给，依靠四川、湖北的协饷度日。民国以来，协饷断绝。唐继尧为了筹备护国起义经费，一面命令财政厅及所属各县税务局，清理财政，节约开支；一面在策划起义后，停发全省各级学校教育经费。而袁世凯则掌握着中央政府大权，云南以一省之力与他对抗，其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唐继尧的这一切准备活动，都是在极端保密情况下进行，其苦心并非是众人所能理解。正如由云龙在《会泽首义楼成诗以落之》其一所云：“颂莽谀温盛尔时，筹安民意肆奸欺。义麾一举阴霾解，方牧群雄鞭弭随。回首不堪孤注掷，若心岂必众人知！十年幕府西州路，注海倾河此泪垂！”由云龙（1876-1961年），云南姚安人。清光绪举人，北京大学毕业，留学日本。护国军兴，任云南护国军都督府秘书厅长，讨袁檄文及重要电文，多出其手。新中国成立后，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此诗作于1932年，诗中回忆当年史实，“苦心岂必众人知”，谓唐继尧在准备起义讨袁前，不露声色，对袁虚与委蛇，暗作准备，其苦心不仅不被理解，反遭怀疑，则寄予同情。再看由云龙的《谒唐会泽墓》：“飒爽英姿杳，荒荒土一丘。识时终阙憾，护国自嘉猷。仿佛卢生梦，凄凉任昉游。偏裨各树节，谁与问松楸！”此诗作于1928年，当时且如今在昆明园通山的唐继尧的墓还未修，故作者发此感叹。诗中“识时终阙憾，护国自嘉猷”，既肯定唐继尧护国功勋不可抹煞，又对其在后期识时不足，未能追随孙中山继续前进而遗憾。这也许是“扬蔡抑唐”论至今还有市场的原因之一。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唐氏也有缺点错误，但其主流是革命的。正如列宁所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唐继尧不但积极参加同盟会革命活动，而且对云南辛亥革命“重九起义”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发动护国首义，再造共和，是唐继尧一生中最辉煌的篇章。1935年12月25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在追予唐继尧国葬的命令中昭宣唐继尧“在洪宪之际，首义边疆，声讨帝制，保障民国，卒使奸人夺魄，国基巩固。”肯定了唐继尧在护国战争中的主导地位。
对唐继尧的评价，不仅仅是对他个人公不公道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单纯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极严肃的政治问题，即如何看待当时云南各族人民为国捐躯的数万烈士，以及在护国战争中数千万的用费所耗尽了云南各族人民的奶和血的问题。正如李长猛、张贡新等政协委员在“云南省政协五届五次会议”上专题发言，《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评价唐继尧的历史功过问题》所指出：“直到今天，就是这样一个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做出了影响一代的丰功伟绩的重要历史人物，却仍然被几支‘金不换’的毛锥，死死地钉在‘军阀’二字的黑十字架和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不能不是对当时云南各族人民和为革命流血牺牲的无数先烈们的一种侮辱！”
以上所涉及的，只是护国诗词中的一部分，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其中，不论是对护国运动这一伟大革命历史意义之歌颂，还是对护国运动的现实和历史的精神面貌的实录，或是对护国战争悲壮惨烈场面的再现，都真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这不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社会历史、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它是人民的心声，时代的脉搏。每每较诸官书记载或私家评议更为真实，更为公正，更少虚构诬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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